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
水库污泥评估方法分析报告
水库污泥评估方法分析报告水库污泥是指在水库中沉积的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的混合物，是水库富营养化和污染的结果。
水库污泥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农业、工业和城市生活的废水排放以及大气降雨中的污染物。
水库污泥具有高含水率、有机质和养分含量高的特点，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
因此，对水库污泥进行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二、水库污泥评估方法水库污泥评估是在分析水库污泥中的化学成分、微生物、毒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对其风险进行全面评估的过程。
常用的水库污泥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化学分析、生化分析、微生物学分析、毒性鉴定和稳定性评价等。
1. 化学分析化学分析是对水库污泥中各种元素和化合物的含量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原子吸收光谱法、离子色谱法和分子光谱法等。
通过化学分析可以获得水库污泥中重金属、有机物、养分等的含量，进而评估其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风险。
2. 生化分析生化分析主要是评估水库污泥中的有机质含量和有机质的性质。
常用的生化分析方法包括总有机碳（TOC）测定、有机质分子量分布、底物降解实验等。
通过生化分析可以了解水库污泥中有机质的含量和构成，判断其对环境的污染风险。
3. 微生物学分析微生物学分析是评估水库污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一种方法。
常用的微生物学分析方法包括细菌计数、真菌计数、细菌多样性分析和酶活性测定等。
通过微生物学分析可以了解水库污泥中微生物的类型和数量，进一步评估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4. 毒性鉴定毒性鉴定是评估水库污泥对生物的毒性效应的一种方法。
常用的毒性鉴定方法包括生物学指标测定、优势种生长实验和急性毒性试验等。
通过毒性鉴定可以评估水库污泥对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生活的影响程度。
5. 稳定性评价稳定性评价是评估水库污泥在不同情况下的分解和转化特性的一种方法。
常用的稳定性评价方法包括干湿循环试验、温度和湿度实验和固化试验等。
通过稳定性评价可以了解水库污泥在环境中的转化和分解过程，判断其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风险。
练江流域(汕头)段底泥污染物分布特征及污染评价
境效应等) 来综合评价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对环境的潜
在危害ꎬ 该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Ｃ ｉｆ ＝
Ｃ ｉｎ
Ｃ ｉｓ
(５)
Ｅ ｉｒ ＝ Ｔ ｉｒ Ｃ ｉｆ
[５]
ＲＩ ＝
ｎ
Ｅ ｉｒ
ｉ ＝１
＝
ｎ
Ｔ ｉｒ Ｃ ｉｆ
ｉ ＝１
＝
ｎ
Ｃ
Ｔ ｉｒ
Ｃ
ｉ ＝１
(６)
测值ꎬ 按表 １ 判定ꎬ 若无ꎬ 则按表 ２ 判定ꎻ Ｃ ｓ 为评价
因子 ｊ 的背景值ꎬ 宜以河湖未受人类行为干扰( 污染)
和破坏时河湖底泥中实测值的平均值为背景值ꎻ Ｃ ｊ 为
评价因子 ｊ 的实测值ꎮ
表 １ 底泥氮磷污染程度分级( 有背景值)
２ ３ ３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法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法通过考虑不同影响因素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１ ０ < Ｓ ＴＰ ≤１ ５
中度污染
系数ꎬ 反应其毒性水平和生物对其污染的敏感程度ꎬ
Ｓ ＴＮ > ２
Ｓ ＴＰ > １ ５
重度污染
２
３
４
Ｈｇ、 Ｃｄ、 Ａｓ、 Ｃｕ、 Ｐｂ、 Ｎｉ、 Ｃｒ 和 Ｚｎ 所对应的毒性相
应系数分别为 ４０、 ３０、 １０、 ５、 ５、 ５、 ２ 和 １ꎻ Ｃ ｉｆ 为单
总氮、 总磷、 镉、 铅、 锌、 铬、 铜、 镍、 汞、 砷ꎮ
含水率 检 测 执 行 ＨＪ ６１３—２０１１ꎻ 颗 粒 组 成 检 测 执 行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３—２００６ꎻ 有机质检测执行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６—
底泥疏浚生态环境效应的后评价研究
底泥疏浚生态环境效应的后评价研究作者：杨春懿马广翔顾俊杰顾佳艳何国富孔维鑫杨根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年第03期关键词：底泥疏浚;水质;沉积物;底栖生物;微生物多样性0引言底泥是众多污染物的汇聚地，在一定条件下，底泥污染会再次向水体释放，带来二次污染[1].当外源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时，内源污染物的释放已经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底泥疏浚作为降低底泥污染的一种工程措施，可以有效去除内源污染物.这一工程学措施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践[3].但疏浚工程会受到水体条件、施工季节、疏浚方式以及现场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可能造成沉积物再悬浮、污染物释放、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受损、微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对水体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底泥疏浚适宜深度的探讨[4]、疏浚后水体水质的变化[5]、内源污染物释放的过程机理[6-7]等方面.从工程效益来看，底泥疏浚对污染水体的治理效果是疏浚研究与应用的重点，但国内外学者就疏浚治理后能否长期改变水体污染状况的问题仍存在争议[8].研究表明，疏浚效果保持时间最长可达20年，若没有严格的外源污染控制手段，效果可能只保持几个月，而大部分工程实践结果显示，疏浚效果大约可保持1～2年[9].目前，针对底泥疏浚效果的后评价工作尚不多见，此外，从研究对象来说，国内底泥疏浚大多以湖泊为主，尤其是浅水湖泊，对河道疏浚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山东省某河段底泥疏浚工程为研究对象，对其2年后的疏浚效果进行跟踪监测，开展后评价.通过分析水质变化、新生沉积物营养状态、底栖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变化等，探讨该河段整治效果的保持情况，为其后续长效维护提供依据，同时补充国内现有河道底泥疏浚工程效果评价的案例.1材料与方法1.1 研究区域与布点河段整治及疏浚示范工程于2015年9月竣工，工程清淤长度约1km，河宽350～500m，疏浚深度约10cm，处置总方量约4104m3（水下方）.根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共设11个采样点，分布如图1所示.1.2 样品采集与测定采样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每隔半年取样1次，共5次，共采集水样55个.于水下0.5m处采集水样，采样时要求船体处于下游，采样人员在船体前部且尽量远离船体处采样，水样装于500mL聚乙烯采样瓶中，4℃下暗处保存带回实验室.采用XDB0201抓斗式采泥器采集表层约5～10cm的样品，采样后将样品分别装入10号聚乙烯密封袋，并排尽空气，样品风干后研磨过筛.采样点位均采用GPS手持机进行定位，此外，为确保采集、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样品质量，每10个样品设置1个平行样.水样测定总氮（TN）、氨氮（NH4+-N）、总磷（TP）、化学需氧量（CODCr）4项指标;沉积物中测定TN、TP、总有机碳（TOC）、有机氮4项指标，测定方法均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4版），同一断面采样点的测定结果取平均值.沉积物样品中底栖生物的采集使用XDB0201抓斗式采泥器采集表层约5～10cm的泥沙样品，1次采样量为5L，采样面积为1/16m2.采集的泥样先倒入40目的铜丝分样筛中，然后将筛底放在水中轻轻摇荡，洗去样品中的污泥，最后将筛中的渣滓倒入塑料袋中，并贴上标签，将袋口缚紧带回实验室分检.微生物多样性分析采用高通量测序法，对沉积物原样进行细菌基因组DNA提取和检测.通过0.8%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DNA提取质量，同时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对DNA进行定量，以16SrRNA基因的双V区（V3—V4高变区）片段细菌通用引物进行PCR扩增，读取核苷酸种类，在IlluminaMiseq平台测序，此部分委托派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2结果与讨论2.1 水质评价结果根据《山東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山东省环保厅，2010年12月），本研究河段定位为“景观娱乐用水区（Ⅴ）”，执行Ⅳ类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图2为不同采样时段CODCr、TP、TN、NH4+-N在各监测点的含量变化.2.1节分析了支流A、上游和中游（疏浚区）中各污染物含量的变化关系.其中，CODCr和TN含量的变化较为一致，前两次采样结果显示，疏浚区的CODCr含量明显低于上游来水（p<0.05），且能够达到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2018年11月起，疏浚区的CODCr含量开始高于上游来水，但总体差异不大，能够达到水质要求，这可能是受到支流带来的污染物影响.方差分析显示，各时期疏浚区的TN含量与未疏浚区均无显著差异（p>0.05），但疏浚区的TN含量高于上游来水，且均远高于地表水Ⅳ类的要求，反映出疏浚对该河段TN污染的控制效果未达预期.这是因为底泥疏浚在短期内可能对营养盐有较好的控制作用，但长期观察效果有可能减弱[10].5次采样结果显示，疏浚区的TP含量均低于未疏浚区（p<0.05），且同样伴随有支流A 的较高浓度TP输入，但仍能维持在0.15～0.2mg·L–1，表明疏浚对维持河段的TP含量具有较好的作用.Ryding[11]对瑞典某湖泊疏浚后进行了长期跟踪，发现疏浚后初期水体中的总磷和溶解性磷分别下降了50%和73%，但在2年后又恢复到疏浚前的水平.但本研究中疏浚两年后，即便TP在支流和上游水体汇入的影响下，仍能达到地表水Ⅳ类的标准.且2019年6月起，差距减小，这可能是受到此次采样前下游橡胶坝（图1）排水工程的影响.NH4+-N含量的变化没有明显规律，这可能与NH4+-N的去除主要通过硝化作用进行有关，且往往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主要受到光照、水流流速等因素的影响.童敏等[12]在研究温州市牛桥底河底泥疏浚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时发现，工程结束后，水中TP、TN及NH4+-N 的含量随时间推移“先升高，后降低”.本研究中的NH4+-N含量在2018年6月达到最高，随着疏浚工程结束逐渐降低，但较上游并未有显著降低（p>0.05）.总体来说，该河段疏浚区水质在疏浚后3年出现水质指标（CODCr、TN）高于未疏浚区的情况.疏浚河段水质出现反复的原因一方面与疏浚工程效果维持时效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源源不断的外源（本研究中主要为支流A）输入有关，同时也印证了疏浚河段的长效维护必须以截断外源污染为前提.2.2 新生沉积物环境效应疏浚工程残留的污染物、疏浚过程中沉积物的再悬浮、新生表层沉积物污染物的释放以及外源污染物的持续汇入等都会影响底泥疏浚的效果.因此，在疏浚实施后分析新生沉积物的环境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不同采样时段疏浚区和未疏浚区的TP、TN、TOC含量和碳氮比（C/N）变化如图3所示.疏浚区沉积物的TP含量为0.06～3.10mg·g–1，未疏浚区为0.07～7.84mg·g–1.前3次采样中，疏浚区及未疏浚区沉积物的TP含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在2019年6月出现激增.现场调研发现，在此次采样前，当地有关部门曾打开河段下游橡胶坝进行排水作业，给疏浚区带入了大量上游较远区域的沉降物，造成沉积物中的TP含量激增.疏浚区沉积物的TN含量为1.29～4.94mg·g–1，未疏浚区为1.46～4.75mg·g–1，两者的TN 含量并无明显差别（p>0.05）.在生态系统结构较完善的水土界面，死亡的动植物残体中的氮经过氨化、硝化及反硝化等一系列反应，一部分可重新回到水体中，一部分以气态形式逸散到大气中，还有一部分仍留在残体中，因此，沉积物的TN含量能够维持平衡.而在进行底泥疏浚过程中可能会破坏水土界面的生态系统，导致沉积物中死亡动植物的分解受到影响，这可能是沉积物的TN含量不稳定的原因之一[13].疏浚区沉积物的TOC含量为8.58～66.62mg·g–1，未疏浚区为5.13～40.66mg·g–1.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TOC含量随着时间推移表现为先下降后升高.需要注意的是，在前两次采样中，即疏浚工程结束后2～2.5年，疏浚区沉积物的TOC含量高于未疏浚区，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并在2018年11月低于未疏浚区，此后，虽然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TOC含量有上升趋势，但始终低于未疏浚区.疏浚区沉积物的C/N为3.02～23.03;未疏浚区为1.80～20.89.2019年11月前，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C/N均未显着区别于未疏浚区（p>0.05），但总体上，其比值随着时间呈明显下降趋势.一般来说，C/N值越高，有機质越难被降解.当比值为5～6时，一般被认为是新鲜的或易降解的有机质组分;当比值高于10时，则被认为是难降解的有机物[14].因此，该研究河段C/N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疏浚区新生沉积物中的有机质随着时间推移从较难降解的外源性有机质逐渐向着易降解的水体自身有机质转化.王若冰等[15]对丹江口库区的研究发现，氮矿化速率受沉积物含水率和C/N的影响.赵彤等[16]指出沉积物中的氨化作用潜力也可以用C/N进行表征，C/N值较高则氨化作用受到抑制，沉积物潜在硝化速率（PNR）较低.这说明，随着疏浚区沉积物C/N值的下降，河段新生沉积物中氮的矿化速率可能逐渐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沉积物中营养盐的负荷水平.2.3 生物环境效应2.3.1底栖动物生物量分析底栖生物及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与沉积物联系密切[17]，沉积物中的污染物质会显着影响底栖生物及微生物的种群数量及群落分布[18].而底栖动物长期生存在水体底部，并且由于其较差的移动性，故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变化.疏浚对水生生物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底栖生物影响显着[19].疏浚对水生生物的短期影响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密度和生物量的降低或减小.本研究共采集底栖生物隶属5科8种.其中寡毛纲颤蚓科包括霍普水丝蚓（LimnodrilusHoffmeisteri）、瑞士水丝蚓（LimnodrilushelveticusPiguet）、苏氏尾鳃蚓（BranchiurasowerbyiBeddard）;双翅目摇蚊科包括红裸须摇蚊幼虫（Propsilocerusakamusi）、伪施密摇蚊幼虫（Pseudosittiasp.）;毛翅目原石蚕科包括白条石蚕（Apsilochoremasutchanum）;鞘翅目长角泥甲科包括长角泥甲科幼虫（Elmidae）;广翅目大蜻科包括大蜻科稚虫（Macromidae）.根据鉴定结果，沉积物中大型底栖动物基本消失，主要为摇蚊科及颤蚓科.姜苹红等[20]研究底泥疏浚对月湖的底栖生物的影响时也有类似结果.摇蚊科主要为红裸须摇蚊幼虫（Propsilocerusakamusi），长15mm左右，广泛分布于河流及湖泊等有机污染严重的水体中;颤蚓科主要为霍普水丝蚓（Limnodrilushoffmeisteri），属于环节动物，在水体中呈红色，体长35～55mm，常在污染最严重的水体中形成优势种群，因此常作为重度污染水体的指示生物[21].表1为疏浚区与未疏浚区大型底栖生物平均密度及生物量.前4次采样中，疏浚区均未发现颤蚓科底栖动物，直到第5次采样时即疏浚工程结束后第4年在表层沉积物中发现了颤蚓科底栖生物.该河段底泥疏浚工程显着降低了表层沉积物中颤蚓科的平均生物量及密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河段的水质状况.戴雅琪等[22]研究发现，疏浚后底栖动物的种类增加，但生物量和密度减少，可能是由疏浚后优势种的适合度减低，其他种的适合度相对上升造成的.未疏浚区夏季摇蚊类增殖较快，密度比达到55.5%;秋季摇蚊类的比例有所下降，原因可能是夏季温度较高，摇蚊大量增殖，而秋季蚊类发育成熟后羽化，造成其密度减少了24.2%.疏浚区各季节摇蚊类的密度比都很低，在5.9%～21.7%.这可能是因为，底泥疏浚后对原有沉积物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其生存和繁殖[23].生物量方面，未疏浚区沉积物含有丰富的氮、磷和有机质，浮游生物的数量和生物量相对较多，有利于底栖动物的生存和繁殖，疏浚区的生物量明显低于未疏浚区[23].但由于本次底泥疏浚工程为表层沉积物的10cm，并未完全破坏沉积物的理化环境，这可能导致了本研究河段疏浚区和未疏浚区的生物量相当，甚至由于疏浚改善了河段的沉积物环境，出现疏浚区生物量高于未疏浚区的情况.这也表明了，当疏浚深度控制在一定范围时，能够创造出适宜底栖生物生存的环境，有利于底栖生物生物量的恢复.总体来说，该河段疏浚区水质在疏浚后3年出现水质指标（CODCr、TN）高于未疏浚区的情况.疏浚河段水质出现反复的原因一方面与疏浚工程效果维持时效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源源不断的外源（本研究中主要为支流A）输入有关，同时也印证了疏浚河段的长效维护必须以截断外源污染为前提.2.2 新生沉积物环境效应疏浚工程残留的污染物、疏浚过程中沉积物的再悬浮、新生表层沉积物污染物的释放以及外源污染物的持续汇入等都会影响底泥疏浚的效果.因此，在疏浚实施后分析新生沉积物的环境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不同采样时段疏浚区和未疏浚区的TP、TN、TOC含量和碳氮比（C/N）变化如图3所示.疏浚区沉积物的TP含量为0.06～3.10mg·g–1，未疏浚区为0.07～7.84mg·g–1.前3次采样中，疏浚区及未疏浚区沉積物的TP含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在2019年6月出现激增.现场调研发现，在此次采样前，当地有关部门曾打开河段下游橡胶坝进行排水作业，给疏浚区带入了大量上游较远区域的沉降物，造成沉积物中的TP含量激增.疏浚区沉积物的TN含量为1.29～4.94mg·g–1，未疏浚区为1.46～4.75mg·g–1，两者的TN 含量并无明显差别（p>0.05）.在生态系统结构较完善的水土界面，死亡的动植物残体中的氮经过氨化、硝化及反硝化等一系列反应，一部分可重新回到水体中，一部分以气态形式逸散到大气中，还有一部分仍留在残体中，因此，沉积物的TN含量能够维持平衡.而在进行底泥疏浚过程中可能会破坏水土界面的生态系统，导致沉积物中死亡动植物的分解受到影响，这可能是沉积物的TN含量不稳定的原因之一[13].疏浚区沉积物的TOC含量为8.58～66.62mg·g–1，未疏浚区为5.13～40.66mg·g–1.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TOC含量随着时间推移表现为先下降后升高.需要注意的是，在前两次采样中，即疏浚工程结束后2～2.5年，疏浚区沉积物的TOC含量高于未疏浚区，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并在2018年11月低于未疏浚区，此后，虽然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TOC含量有上升趋势，但始终低于未疏浚区.疏浚区沉积物的C/N为3.02～23.03;未疏浚区为1.80～20.89.2019年11月前，疏浚区新生沉积物的C/N均未显着区别于未疏浚区（p>0.05），但总体上，其比值随着时间呈明显下降趋势.一般来说，C/N值越高，有机质越难被降解.当比值为5～6时，一般被认为是新鲜的或易降解的有机质组分;当比值高于10时，则被认为是难降解的有机物[14].因此，该研究河段C/N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疏浚区新生沉积物中的有机质随着时间推移从较难降解的外源性有机质逐渐向着易降解的水体自身有机质转化.王若冰等[15]对丹江口库区的研究发现，氮矿化速率受沉积物含水率和C/N的影响.赵彤等[16]指出沉积物中的氨化作用潜力也可以用C/N进行表征，C/N值较高则氨化作用受到抑制，沉积物潜在硝化速率（PNR）较低.这说明，随着疏浚区沉积物C/N值的下降，河段新生沉积物中氮的矿化速率可能逐渐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沉积物中营养盐的负荷水平.2.3 生物环境效应2.3.1底栖动物生物量分析底栖生物及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与沉积物联系密切[17]，沉积物中的污染物质会显着影响底栖生物及微生物的种群数量及群落分布[18].而底栖动物长期生存在水体底部，并且由于其较差的移动性，故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变化.疏浚对水生生物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底栖生物影响显着[19].疏浚对水生生物的短期影响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密度和生物量的降低或减小.本研究共采集底栖生物隶属5科8种.其中寡毛纲颤蚓科包括霍普水丝蚓（LimnodrilusHoffmeisteri）、瑞士水丝蚓（LimnodrilushelveticusPiguet）、苏氏尾鳃蚓（BranchiurasowerbyiBeddard）;双翅目摇蚊科包括红裸须摇蚊幼虫（Propsilocerusakamusi）、伪施密摇蚊幼虫（Pseudosittiasp.）;毛翅目原石蚕科包括白条石蚕（Apsilochoremasutchanum）;鞘翅目长角泥甲科包括长角泥甲科幼虫（Elmidae）;广翅目大蜻科包括大蜻科稚虫（Macromidae）.根据鉴定结果，沉积物中大型底栖动物基本消失，主要为摇蚊科及颤蚓科.姜苹红等[20]研究底泥疏浚对月湖的底栖生物的影响时也有类似结果.摇蚊科主要为红裸须摇蚊幼虫（Propsilocerusakamusi），长15mm左右，广泛分布于河流及湖泊等有机污染严重的水体中;颤蚓科主要为霍普水丝蚓（Limnodrilushoffmeisteri），属于环节动物，在水体中呈红色，体长35～55mm，常在污染最严重的水体中形成优势种群，因此常作为重度污染水体的指示生物[21].表1为疏浚区与未疏浚区大型底栖生物平均密度及生物量.前4次采样中，疏浚区均未发现颤蚓科底栖动物，直到第5次采样时即疏浚工程结束后第4年在表层沉积物中发现了颤蚓科底栖生物.该河段底泥疏浚工程显着降低了表层沉积物中颤蚓科的平均生物量及密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河段的水质状况.戴雅琪等[22]研究发现，疏浚后底栖动物的种类增加，但生物量和密度减少，可能是由疏浚后优势种的适合度减低，其他种的适合度相对上升造成的.未疏浚区夏季摇蚊类增殖较快，密度比达到55.5%;秋季摇蚊类的比例有所下降，原因可能是夏季温度较高，摇蚊大量增殖，而秋季蚊类发育成熟后羽化，造成其密度减少了24.2%.疏浚区各季节摇蚊类的密度比都很低，在5.9%～21.7%.这可能是因为，底泥疏浚后对原有沉积物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其生存和繁殖[23].生物量方面，未疏浚区沉积物含有丰富的氮、磷和有机质，浮游生物的数量和生物量相对较多，有利于底栖动物的生存和繁殖，疏浚区的生物量明显低于未疏浚区[23].但由于本次底泥疏浚工程为表层沉积物的10cm，并未完全破坏沉积物的理化环境，这可能导致了本研究河段疏浚区和未疏浚区的生物量相当，甚至由于疏浚改善了河段的沉积物环境，出现疏浚区生物量高于未疏浚区的情况.这也表明了，当疏浚深度控制在一定范围时，能够创造出适宜底栖生物生存的环境，有利于底栖生物生物量的恢复.。
大王滩水库底泥调查与评价报告
大王滩水库底泥调查与评价报告大王滩水库是为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配套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5136万立方米，总投资2.37亿元。
库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境内，设计灌溉面积48万亩，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的配套工程之一，也是新乡市农业生产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
2013年7月以来，河南省水利厅邀请了郑州市大王滩水库管理中心联合开展“大美河南”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调查了解大王滩水库现状、治理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在河南省水利厅、郑州市水利局指导下，由河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与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共同组成了调查小组。
6月30日至7月2日，大美河南社会实践队对大王滩水库进行了底泥调查与评价报告编撰工作。
本次底泥调查活动历时5天，完成了3个多月的底泥统计和评价工作，获得了第一手客观数据信息。
一、活动背景河南省是农业生产大省，是农业人口大省，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利用率较低。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郑州市水利局发布的《郑州市水资源现状报告》数据，郑州市区全年用水总量3.64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3.36亿立方米。
截至2011年底，郑州市共有有效灌溉面积226万亩（不包括郑州市城区),人均有效面积15.3亩。
农田灌溉以机井灌溉为主，单户农民单田单亩灌溉面积为0.7亩，而机井每亩灌溉面积仅为4~6棵树。
根据《郑州市“十二五”期间水资源保护规划》显示，郑州市人均用水总量为10.25立方米，而郑州市实际人均灌溉面积仅为5.04立方米。
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和污染不合理利用，导致“用水不均”现象严重，而作为郑州市“两大水源”中的“水源地”—位于新乡市西部和辉县市东北部交界处的大王滩水库为其主要饮用水源和城市供水基地。
二、调查方法底泥调查主要采用现场采样和数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通过现场采样分析，掌握底泥的水质状况。
每一次采样都会在大王滩水库周边进行，采集的样品用专业回收容器进行密封处理，待取样后按照要求将其装入袋子进行回收，再利用回收后作为底泥检测用。
水污染关于调查报告分析总结
水污染关于调查报告分析总结随着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水资源的日益稀缺和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
中国也不例外，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给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水污染问题的调查分析和总结。
一、中国水污染现状当前，我国水污染问题还比较严重，许多湖泊、河流、地下水源已经被严重污染。
据国家环保部披露，2017年中国的47个主要城市中，仅有5个城市的水质达标。
其中，饮用水水源地I至III类的面积仅占全国饮用水水源地面积的19.6%。
同时，农业生产、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给水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城乡生产和生活的污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降入水体，导致水体严重受污染。
二、造成水污染的因素（1）农业污染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日益发展，因为肥料、农药等高污染的农业生产原料随之增加，农业对水环境污染的贡献率也在提高。
养殖池塘、菜田、水果种植等都给水体带来了威胁。
（2）工业污染工业是造成水污染的人为因素之一，尤其是化工、光电子、冶炼等行业，大量排放化学废水、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大的污染了水体环境。
（3）城市污染城市污染也是造成水体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包括城市生活污水、城市生活垃圾、城市工业和交通排放等污染方式，城市的污染已经是全球的环境危机之一。
三、如何解决水污染问题（1）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针对城市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和农村山区污水等不同类型的污水，可以建设不同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
同时，推广更加环保和节约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产品加工方式。
（2）强化市场监管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严格监管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操作规范，对污染企业实施行政、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监管和惩罚措施，建立环境治理标准和环保监测系统。
（3）提高公民意识和环保意识公民意识和环保意识是解决当前水污染问题的关键，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需要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和推动公民积极投身到环保行动中。
河湖生态调查评估报告
河湖生态调查评估报告河湖生态调查评估报告是对特定河湖生态环境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估的文件，主要用于了解和评估该河湖的生态状况、问题和发展趋势，为保护和恢复该河湖的生态功能提供科学依据和措施建议。
根据调查评估的内容和目的的不同，报告的长度也会有所差异。
下面是一个长度超过1200字的示例回答。
河湖生态调查评估报告一、引言河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对生态系统维护和水资源调配有着重要作用。
为了解和评估某一具体河湖的生态状况，本次调查评估报告对XX河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保护和恢复生态功能的建议。
二、调查方法与结果1.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多种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包括实地考察、水质采样与测试、生物样本采集、植被调查等。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全面了解该河湖的水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等指标。
2. 调查结果通过对XX河湖的调查与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水质状况：XX河湖水质整体较好，但发现了个别区域的水质超标现象，主要是由于附近农业和工业活动的污染排放导致的。
建议加强对这些区域的污染源管控和治理。
（2）生物多样性：XX河湖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多种湖泊生物如鱼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等都有较好的分布和繁殖情况。
但也发现了某些物种数量锐减或濒危的情况，可能是由于栖息地破坏和捕捞过度造成的。
建议加强对重要物种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与监测。
（3）植被状况：XX河湖植被覆盖率较低，湖泊周边植被的退化和河床的淤积对湖泊的水质和生态健康有一定影响。
建议进行湖泊河床的清淤和湖泊周边植被的恢复与保护。
三、问题与挑战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对XX河湖的生态状况进行了问题和挑战的总结：1. 水质污染问题：农业和工业活动的污染排放对部分区域的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需要加强源头治理和污染物排放的监管与减排。
2. 物种数量锐减与濒危问题：部分物种数量锐减或濒危，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破坏和过度捕捞，需要加强对物种的保护和重要湖泊栖息地的恢复与监测。
河流底泥重金属污染现状分析及评价——以湘江衡阳段为例
第29卷第6期2008年12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o ur nal of Hengya ng Normal Univer sity No.6Vol.29Dec .2008河流底泥重金属污染现状分析及评价———以湘江衡阳段为例唐文清1,2,刘 利3,冯泳兰1,曾荣英1,许金生1,张 幸2(11衡阳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系,湖南衡阳 421008;21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湖南衡阳 421008;31衡阳市环境监测站,湖南衡阳 410082)摘 要: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影响着河流底泥环境和健康质量。
本文以湘江(衡阳段)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对区内18个监测点底泥的7个指标(Cu 、Zn 、As 、Hg 、Cd 、Cr 、Pb )进行监测调查,参照国内有关标准,建立了适合该区域的底泥污染评价标准,运用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对检测结果进行污染程度评价。
结果表明:湘江衡阳段底泥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为281456,达到5级,为重度污染,其中松柏断面的底泥污染最为严重,说明河流底泥重金属含量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集约化程度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河流底泥;重金属;污染;评价;湘江中图分类号:X144;X 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313(2008)06—0055—05 随着湘江流域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三废”的排放及居民生活垃圾污染和含重金属的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都逐渐上升,导致该流域内底泥中重金属含量不断增加。
目前,湘江流域已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重金属具有毒性和持久性,为河流底泥中污染最严重的一类。
在自然环境中过度积累,导致河流底泥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甚至空气污染,污染结果不仅造成一些水生生物的灭绝;由于它们不能被土壤微生物降解,在土壤和植物体内不断积累,通过生物链最终人体内积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如人体摄入过量的锌则会出现胃肠炎、贫血、高血压、冠心病,摄入过量铬会导致肝肾受损、鼻穿孔、肺癌等等[1]。
水体调查报告
水体调查报告水体调查报告一、引言水是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加速，水资源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污染和短缺问题。
为了解当前水体状况，本次调查旨在对某地区的水体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评估。
二、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实地考察、水样采集和化学分析等。
我们选择了该地区的主要河流、湖泊和地下水源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对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指标进行分析，来评估水体的健康状况。
三、水体污染状况1. 水质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水体普遍存在污染问题。
主要表现在水质指标方面，如溶解氧含量、浊度、氨氮和总磷等。
其中，溶解氧含量普遍偏低，说明水体中存在着有机物的过度分解，导致水中氧气不足。
此外，浊度较高，说明水中悬浮物质的含量较多，可能与附近农田的农药和化肥使用有关。
氨氮和总磷的超标也暗示着水体受到了农业和工业废水的污染。
2. 水生生物水生生物是水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估水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调查发现，该地区的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
一些对水质要求较高的鱼类、甲壳类和水生植物已经消失或大幅度减少。
这说明水体的污染已经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四、污染原因分析1. 农业活动农业活动是该地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量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导致了农田中的污染物流入水体，对水质产生了直接影响。
此外，农业废水的排放也对水体造成了污染。
2. 工业排放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直接排放或通过排水管道进入水体，对水质造成了严重威胁。
工业废水的处理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使得水体污染问题进一步恶化。
3.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如果处理不当，就会直接排放到水体中，引发水质污染。
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足，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加剧。
五、对策建议1. 加强环境监管政府应加强对农田、工业和生活污水的监管力度，确保相关排放标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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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
任务来源：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专项
主要完成人：周怀东郝红王雨春吴培任吴世良
获奖等级：应用二等
内容简介：
本次《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对全国水系（主要是水源地） 906 个监测断面的底泥重金属和营养物质进行了检测和质量评价。
对底泥样品的铜、锌、铅、镉、铬、砷和汞七项重金属指标，以及总有机碳、总氮、总磷等营养组分进行了分析测试。
尽管工作量大任务紧，检测工作中严格质量控制，以保证数据质量。
在高质量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全国土壤背景值》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分别以十个水资源一级区和全国省级行政区为区划单元进行评价和统计。
工作报告形详细描述了各水资源区和省级行政区底泥七种重金属以及营养组分的含量特征、质量状况和空间分布特点，同时以地理信息系统图件形式对成果进行了直观表达。
本次工作对全国范围水系（水源地）底泥质量状况的调查和评价，在我国尚属首次。
通过系统工作对我国水系，特别是大型供水水源地底泥的重金属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状况有了全面的认识。
水体富营养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次工作还进行了底泥营养组分（有机质、氮、磷）含量的等级评价。
通过本次工作，初步揭示了我国水系（水源地）底泥重金属污染状况，为全国水资源规划提供了科学数据和技术依据。
同时，本项目在全国尺度下开展底泥调查，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我国的水环境管理和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发现发明及创新点 :
本次《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最主要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在全国尺度下进行统一的水系底泥重金属和营养组分质量状况的环境评价，填补了我国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次工作的监测重点是大型集中供水水源地，因此工作成果不仅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水资源规划提供了大量科学数据，同时对我国用水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次工作对全国十大水资源一级区（水源地）的 906 个监测断面的底泥重金属和营养物质进行了检测和质量评价。
采样断面覆盖了全国主要水系，约占全国 1073 个大型集中式水源地的 85% 。
底泥样品分析测试，使用先进仪器，按国家颁布的技术标准方法进行。
严格的
实验室质量控制程序有效保证了数据质量。
通过对高质量数据的系统分析和评价，本次工作对全国水系（水源地）底泥重金属污染状况和营养组分水平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我国底泥质量状况和水环境安全研究方面获得了新知识的积累。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普遍较环境背景更为富集，底泥重金属含量超环境背景值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底泥重金属污染的综合评价（单因子否决）结果显示，全国 906 个底泥监测断面中，有 732 个底泥重金属超过环境背景值，占全部断面的 80% 。
•尽管水系底泥通常具有重金属富集的特性，但从本次调查获得的底泥重金属绝对含量来看，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含量普遍接近生态风险阈值，特别是镉等毒性危害严重的元素含量普遍较高，因此，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质量总体上可能处于具有潜在危险的“亚健康”状态。
•全国 906 个监测断面中，底泥重金属超背景最普遍的元素是总铅，共有 420 个断面超背景，占监测总断面的 46.4 ％。
参评 7 项重金属“超背景率”顺序为：总铅（ 46.4 ％）＞总镉（ 43.4 ％）＞总汞（ 40.8 ％）＞总锌（ 33.8 ％）＞总铜（ 21.6 ％）＞总铬（ 11.9 ％）＞总砷（ 9.6 ％）。
•调查评价结果（单因子否决）显示，全部断面中有 329 个断面底泥至少一项重金属指标超过最低毒性阈值（《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占全部断面的 36.3% ，表明我国水环境安全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底泥重金属污染问题。
•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污染最突出的是镉污染， 906 个断面中有276 个超标，约为总断面的 27% ；其次是汞、铜、锌和砷，超标率分别约为 10.5% 、 7.2% 、 6.7 和 5.8% ；铅污染最轻，超标率仅为 1% 。
•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污染超标（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基本情况和分布格局的基本趋势与历史只资料相同，如底泥汞超标问题仍然集中在松花江、海滦河等水系。
本次也揭示出我国水系底泥重金属污染的新问题，如东南地区和珠江区的水系底泥重金属污染问题变得突出。
•镉污染成为我国水系（水源地）底泥重金属污染的主要问题，其中东南诸河和珠江区最为严重，东南诸河区和珠江区底泥镉超标率分别为 60% 57% ，上述地区水系底泥的总镉含量也远高于我国水系底泥总镉的平均水平。
东南诸河和珠江区的底泥重金属污染是水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需要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南诸河区和珠江区水系底泥重金属污染情况较为严峻，除镉外，上述两水系还存在底泥汞、铜、锌等重金属的污染情况。
•全国省级行政区中，底质监测断面重金属综合评价全部超背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宁夏、青海、甘肃、上海、山西、天津和北京（样本较少）。
从单项重金属超背景情况看，除汞污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外，其它重金属污染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东北三省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省市主要为铜、镉、铬、铅超背景，江西、广东、上海、江苏和福建等省区主要为锌、铅、砷超背景；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和陕西等省区主要为铜、铬、铅超背景；云南和广西主要为镉和汞超背景。
•全国水系底泥重金属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的平均“超标率”为 36% ，各省区中底泥重金属超标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广东、湖南、云南、江西、贵州、广西、江苏、辽宁和河北等11 省区，其中浙江、福建、广东超标情况最为严重。
•全国所评的 871 个泥监测断面中，总有机碳底含量小于 2.60% 的一级断面占评价断面总数的 69.1% ，含量在 2.60 ～ 3.90% 之间的二级断面占 15.7% ，含量在 3.90 ～ 5.20% 之间的三级断面占5.2% ，含量大于 5.20% 的四级断面占 10.0% 。
•全国所评的 658 个底泥监测断面中，总磷含量小于 730mg/kg 的一级断面占监测总数的 60.0% ；含量在 730~1100mg/kg 之间的二级断面占 27.5% ；在 1100~1500mg/kg 之间的三级断面占 7.6% ；大于 1500mg/kg 的四级污染断面占 4.9% 。
•全国所评的 619 个底泥监测断面中，总氮含量小于 1100mg/kg 的一级断面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68.3% ；含量在 1100~1600mg/kg 之间的二级断面占 15.0% ；在 1600~2000mg/kg 之间的三级断面占5.7% ；大于 2000mg/kg 的四级断面占 11.0% 。
•总体上看，水系（水源地）底泥营养组分的含量水平处于相对清洁的状态，大约只有 10% 的断面底泥营养组分处于与水体重度富营养化相关的含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