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的牛奶消费
老照片：上世纪40年代的“魔都”上海，街上店铺卖什么清晰可见
老照片：上世纪40年代的“魔都”上海，街上店铺卖什么清
晰可见
上海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早在宋代就有了“上海”之名，1843年后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本组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的上海，那个时代的上海已经充满商业化的氛围。
图为上海街头一家钱粮元宝批发部。
图为一家估衣商店。
估衣是市场出售的旧衣服或原料较次、加工较粗的新衣服。
街边的店铺招牌密密麻麻，街上行人来来往往，非常繁华。
图为一家卖衣服的店铺，门口挂着的风衣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图为一家叫同德米号的店铺，估计是卖米的。
图为一家同孚米号，长长的条幅很吸引人。
图为一家药铺，这家药铺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了，这座建筑整体风格比较超前。
图为大经绸缎局。
这家绸缎局从外面看去整体比较新，建筑风格偏向西化，在当时比较超前。
40年前上海人的生活
40年前上海人的生活上海是文革重要根据地，又是张、王的基地，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主要指的是物质和物资供应。
另一方面，上海人出名的会精打细算，会巧作安排。
所以，表面看来，上海的情况相对于其它地方会好些，甚至好得多。
“绝对情况”，则可以通过下述具体事项知悉。
当时的月收入：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
大学刚毕业：本科48。
5元，大专约42元。
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
实际上当时拿一百多的工人也不少，各个老厂都有，纱厂上年纪的女工，工资也在一百以上，但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私营厂定的工资。
这些老工人绝大部分解放后没有加过工资（到七十年代）。
上述资料说明了几个问题;1、脑力劳动不被重视，到文革时已发展到薪酬部分倒挂，有个身边的例子：邻居两口子都是解放初工作的工人，工资70左右，丈夫考上了大学，带薪读书，（40多元/月）可毕业后工资反而比原来少了十来元，从此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2、56年全面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城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到文革时已降至近乎无法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城市固然在用剪刀差剥夺农村，但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3、当时的制度是无法长期运转下去的。
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念叨的当时的退休劳保制度，是建立在后续劳动者成倍增加，平均工资急剧下降的基础上的。
到文革后期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不可能再成倍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平均工资也已降到了底。
而政府完全没有为劳动者储存下养老基金。
所以改革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1．“衣”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
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
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
从1912~1915年《申报》广告看民国初年上海市民文化与生活特征
第３４卷第６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６Ｄｅｃ 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０８［作者简介］李燕（１９９６—），女，湖南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２０１９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高峰雁（１９７２—），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从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申报》广告看民国初年上海市民文化与生活特征李 燕１，高峰雁２（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２．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期刊中心，河南郑州４５１４６４）［摘 要］从内容上看，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的《申报》广告大致可分为日常生活类、医药类和娱乐类。
对这３类广告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透视民国初年上海市民的文化与生活特征，表现为消费多元化、生活方式西化、传统观念和新式观念碰撞、公共空间扩大等。
［关键词］《申报》；广告；上海；市民生活［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９．２９；Ｋ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７９３（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９２－０５一、前言《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的报纸，以文字和图案的方式记录了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年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当前学界对《申报》的研究主要涉及《申报》的理论、业务，《申报》报道的历史事件、群体形象和上海地域文化等。
广告作为《申报》的一个重要版块，当前学术界对其研究也很多，如林升栋［１］关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申报》广告史料的研究，王儒年［２］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庞菊爱［３］关于跨文化广告与市民文化变迁关系的研究。
许纪霖、王儒年［４］通过《申报》广告研究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宋婷［５］的关注点在于《申报》香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徐媛［６］从《申报》广告看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文化。
上海名媛的一天
上海名媛的一天“女人的美是不可方物的！”无论在哪个方面，无论从哪种角度，女人们都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引力，让世人流连，却无法留住。
而特殊如民国这样的年代的上海名媛们，她们身上更加散发着一些扑朔迷离的浪漫情怀和传奇色彩。
王敏彤陆小曼让我带你走进上海名媛的一天！那时的钟表是挂在客厅的，7点钟响，下人们准备好了早餐，敲响小姐的房门。
听到下人们的声音，名媛们起了床。
房门后的架子上准备好了温水，毛巾的旁边，摆放了“力士”香皂、凡士林护发膏、。
除服饰外，“能生发永无脱发之患”的凡士林生发膏、“皮肤白嫩全靠它”的力士香皂，“保能齿齿洁白，永无腐朽之患”的所梳敦嗜牌牙膏……都是名媛们的新宠。
洗漱好，名媛们下楼，陪着父母兄长吃完早餐，父兄们拿着报纸商量时政，探讨今日行程，母亲静静在一旁坐着，名媛们少有的乖巧。
以“美食家”张爱玲为例，可见名媛们的饮食是很丰富的。
20世纪初期，上海引进了大批的洋货，面包、牛奶成为了名媛们的餐桌必备，优雅的少女，不会从“油条”开始，不油不腻不沾手的面包、营养丰富的牛奶、大小得当的鸡蛋，一时间备受追捧。
8:00名媛们真正的一天，从化妆开始。
“贵妇名媛无不乐于久用”的美容膏，“使枯憔之肌肤变成温润秀之织手”的蔻丹，“皮肤亦显光彩”的双妹牌化妆品。
雪花膏、护肤品、蔻丹、胭脂，是女人们的皮夹“长住客”。
9:00名媛们的美好时光都是和小姐妹一起度过的，逛街、美食、坐着黄包车看江看海，都是名媛们“玩剩”的潮流。
民国的上海，是乱世少有的繁荣之地，歌舞升平、莺莺燕燕，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总发达的水平，名媛们有良好的家室，优良的修养，顶起上海的经济一头。
12:003个小时的娱乐，名媛们精力耗到了极致，所以，名媛们在12点回到家，陪着独自在家的母亲吃午饭。
古人“一日两餐”，直至民国时代，“两餐制”演变成为“三餐制”，古人说“朝曰饔，夕曰飧”，民国时期，富人家开始实行三餐制，中午属于加餐，加上一点小酒，一些主食，女人们在家开心的准备，等待着男人们回家。
民国时期的饮食文化变迁
民国时期的饮食文化变迁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也是饮食文化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动荡、文化变迁等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于饮食文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民国时期的饮食文化变迁，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食物供应的变化在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食物供应链条变得更加完善。
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改良技术的引入，提高了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
此外，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农产品得以迅速运送到城市，市场上的食物品种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二、食物口味的变化与此同时，民国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在饮食文化中。
随着西方风味的引入，中国人的口味开始多元化。
传统的炒菜、醋制品等菜品也逐渐被新式西菜取代，西餐厅在城市中兴起。
民众开始尝试吃西式的糕点、面包等烘焙食品，对于奶制品的需求也增加。
三、餐饮方式的变化在民国时期，人们对于餐饮环境的需求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传统的饭馆和小吃摊逐渐被装修精美的餐厅所取代。
餐厅内部充斥着西式的装饰品和家具，营造出西方餐饮氛围。
此外，饭馆开始提供更多的服务，如点餐、送餐等，使得就餐变得更加便捷和舒适。
四、饮食文化的社交意义民国时期的饮食文化也开始带有更多的社交意义。
富裕阶层借助饮食场所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餐桌上的菜品和餐具也开始成为一种炫耀的方式。
此外，人们开始用饮食作为社交的媒介，通过邀请朋友共进美食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
五、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然而，随着改良食品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的进步，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民国时期，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益，采取不正当手段生产和销售食品。
不合格的食品成了一个潜在的健康威胁。
六、外来饮食文化的冲击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饮食方面也不例外。
西方快餐文化迅速传入中国，汉堡、炸鸡等西方快餐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这些快餐从外观和口味上都与传统中国菜品大相径庭，对中国饮食文化带来了冲击和变革。
民国的毒牛奶和毒奶粉
肉出油 多，能代 替植物 油 ，所 以猪 肉贵于羊 肉 ，肥 肉贵
于瘦 肉 ），２ 块 大洋 能买１ ０ １ Ｏ 斤花 生油 。从 购 买力上 看 ，一块 大洋大约相 当于现在人 民 币５ 元 以上 ，一块 Ｏ 八 角大洋则将近 １０ ０ 元人 民币。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现在
卖毫洋 （ 国前期 广 东通行 的货 币，比大洋购 买力稍 民
斤半 卖 。
据我所知 ，民 国宁波的牛奶配送站也喜 欢兑水 ，
Ｉ３年７ ８ 的 《 ９ ４ 月１ 号 宁波 大报 》副刊 上 登 了一 个笑
话 ，说 当地 一 个 牛 奶 站 的老 板 跟 孩 子 对 话 ，孩 子说 ：
低 ）５ ，而 当时广 州城 内每 斤面粉就 卖到 毫洋６ 。 分 分
谱 的 东西 ，那么最后加 工 出来的奶粉肯 定也 不会 多么
真正靠谱 的鲜 牛奶 ，除非去奶农 家里 ，而且还得 亲眼
看 着奶 农挤 奶 ，因为奶 农也往里 面兑 水 ，一斤牛奶 当
一
靠谱 。看 一下价 格就 知道 ，１２ 年 １ 月５ 《 州民 ９５ ０ 号 广
国 日报 》第八版有 “ 生隆 吕牌 ”奶粉 的标价 ，每 斤 只
我 不 是 专 业 人 士 ， 不 知 道 长 期 服 用碱 面 儿 和 白 灰
看质量 。我订 过两块钱一 斤的 ，稀得不成样子 ，在瓶 子里装 着 ，上层 跟下层 的颜 色都不一样 ，一 看就 是兑
了很 多水 ；也 订过三块五毛钱 一斤的 ，看上去挺稠 ，
喝着 也没 有 怪味 儿 ，搁奶 锅 里一加 热 ，居 然会 结块
块 八毛 大洋 订３ 斤牛 奶 ，谈 不 上便 宜 ，不过 ０
上海历史——上海百年之最(一)【1901～1920年】
上海歷史——上海百年之最（一）【1901～1920年】1901～1905年有汽车之始。
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时从香港带来两辆汽车，此为上海(也是中国)有汽车之始。
最大的外商地产商。
1901年，英商哈同洋行开业。
至1931年时，拥有地产449.098亩。
第一张汽车照会。
1902年1月30日，工部局发出第一张汽车特别临时照会，按马车月捐银洋2元。
第一所新式私立学校。
即爱国学社。
1902年11月16日由中国教育会创办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
第一次学潮。
是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的“墨水瓶风潮”。
校方以教师座位上放有一只墨水瓶为由头，开除进步学生，遂激起全校学生公愤，宣布全体退学。
第一家大型私营造船厂。
即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02年由朱志尧创办。
第一次足球比赛。
是1902年圣约翰书院与南洋公学的足球对抗赛。
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制造厂。
即大隆机器厂。
1902年由严裕棠创建。
第一家广式糕点食品店。
即利男居茶室。
1902年创设。
第一家外商绢丝厂。
即怡和丝厂，1902年由英商创办于杨树浦。
第一家卷烟厂。
即浦东卷烟厂。
1902年由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创办。
第一部横式排版的中文图书。
即严复著《英文汉诂》。
190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本小说杂志。
即《绣像小说》。
1903年5月27日在上海创刊。
第一家肥皂厂。
即中国肥皂矿烛公司。
1903年由跨国制皂企业英国联合利华有限公司设立。
最早有电梯设备的楼房。
1903年，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开始兴建，至1905年落成。
第一所幼稚园。
即上海西门外庆安里的“幼稚园”。
1903年由吴馨与吴朱哲创办。
中国第一个红十字组织。
即万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904年3月10日创建。
首次发行欠资邮票。
1904年3月16日由江海关首次发行。
第一家机制皮革公司。
即上海硝皮公司，1904年成立。
第一个地方自治机关。
即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1905年10月16日成立。
七十年代物价
70年代物价我在网上神游时看到一篇文章是讲70年代的物价的，摘自如下。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山西大同、榆次，记得物价极其稳定，多少年都不变，但是许多商品是凭票供应。
日常用的咸盐、酱油、醋、豆腐都是8分钱一斤。
馒头5分一个，烧饼7分一个，红糖月饼一毛一个，以上三种均收粮票2两。
猪肉分三级，分别是7毛8、8毛7、9毛4一斤。
冬储大白菜每斤5厘到1分。
标准粉一斤1毛8分5 。
牛奶2毛6一斤。
理发也是2毛6。
洗澡是5分。
饭店的东西也便宜，白皮面8分一碗，3两粮票，桃花面三毛八一碗，3两粮票，那可是一碗十分好吃的面，一种很大的碗，面是近半尺长的刀拨面，相当于现在半斤面条，上面有一块大约一寸宽二寸长的烧肉、两个炸丸子及调料汤。
过油肉、苜蓿肉都是4毛3一盘。
汽水1毛一瓶，冰淇淋1毛5一盘。
后来工作原因去了北京，哪里物价也不高。
豆汁3分、米粥3分、卤火烧1毛2一碗，肉包子1毛一个、啤酒1毛一杯。
在合成纤维厂食堂，炒素菜5分一个、炒肉菜1毛一个，茶蛋1毛一个，粉肠1毛一段，特别好吃的烧茄子2毛一盘、汆丸子2毛5 一碗，小香槟3毛3（退瓶1毛5）一瓶。
冰棍3分一根，冰糕5分一根，雪糕1毛一根。
北京的饭店只要是让中国人进去的，价格也完全可以接受。
带肉的水饺1块4一斤。
全聚德烤鸭8块一只，东风市场（东来顺）涮羊肉2块一盘，考羊肉串2毛一串，莫斯科餐厅奶茶3毛一杯，烤鸭加苹果3块8一份。
那时作者是学徒工，工资是每月23块，加上10块补助，共33块。
一般工人一级工33块8，二级工38块5。
很多人一直在怀念以前的物价，其实是怀念错对象了，举例说猪肉那时是7毛8-9毛4一斤，现在了是10-13元一斤，翻了大概17倍。
而工资了那时二级工38块5，算是中收入了。
如果把工资翻17倍，也才644.5。
我想各位看官基本明白了。
其实我们应该怀念的是什么了，是那时的房子。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民国时期上海的牛奶消费王书吟发表于2013-12-31 06:49民国时期上海的牛奶消费，与西人进入有极大的关联。
开埠之初，上海的牛奶及奶制品都是为满足外侨的饮食习惯而生产销售的。
1933年第75期《良友》杂志上刊登的幼童喝牛奶图片。
1926年第7期《良友》杂志上刊登的宝华奶粉广告。
1932年第65期《良友》杂志上刊登的上海蓄植牛奶公司牛舍与榨乳室。
民国时期上海的牛奶消费，与西人进入有极大的关联。
开埠之初，上海的牛奶及奶制品都是为满足外侨的饮食习惯而生产销售的。
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在上海等地设立租界，侨民纷至沓来，作为西人重要的日常食物，牛奶以舶来品身份随西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以进口奶制品为主的牛奶市场受西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华人开始食用牛奶。
当时中国本土牛奶行业极不发达，由于此时消毒设施和冷链设备还不够完善，上海市场上贩卖新鲜牛奶的乳场不多，国人食用的乳制品几乎都是进口奶制品，如雀窝（即今天的雀巢）、熊牌、鹰牌、勒吐精、好立克、爱兰百利等品牌，进口种类包括乳粉、乳油、奶酪、干酪、炼乳等，且数量巨大。
据统计，1923-1927年间，中国每年平均从国外进口5000吨乳制品，1928年增长至7000吨，在牛奶输入国中排名第五，1929年亦排名第六，仅次于英国、菲律宾、荷属印度、英属印度及其他荷属地。
随着生鲜牛奶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市场需求的增长，牛奶本身的营养价值日益受到关注。
上海的报刊和杂志上开始大量出现分析牛奶化学成分的科普性文章，牛奶被作为一种滋补品、而非一种单纯的食品或饮品向读者宣传，当时的医生相信，牛奶对肺痨、贫血、营养缺乏等症状有良好的疗效。
西医鼓励生病的人多吃半流质的食物，推荐诸如牛奶、饼干、果子等西化食物，而非传统食用的粥类或米糊。
经由知识分子与牛奶商大力推广，从1910到1920年十年间，上海饮用牛奶的人增加了一倍。
然而牛奶价格不菲，几乎可列入奢侈品的范畴，一些普通工人家一天的收入不够买一瓶牛奶。
因此牛奶消费者大多是租界中的外国人、买办阶层以及经济宽裕的中上等人家。
租界监管与分级考核自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乳场管理规则》以来，牛奶就被纳入食品卫生监管范围。
租界当局一直对乳业的卫生状况密切关注。
通过制定对牛只、牛棚、牛奶消毒、产品包装、从业人员等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租界牛奶的生产销售。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是1925年由美国引入的“标准A级巴氏杀菌法条例”。
“巴氏消毒法”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忒（Louis Pasteur）发明，将牛奶在62.8℃的温度中加热30分钟，生奶中的细菌被杀灭，而牛奶本身的口感和品质不会变化。
这一消毒方法只需消毒机即可完成，原理简单，操作较方便，因此很快风行沪上。
对沪上牛奶分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6年工部局经行的牛乳分级考核，按检查结果将市售牛奶分为ATT级（特级）、A级、B级三个等级，并颁发给牧场甲、乙等级牌照。
甲级乳场生产经过消毒的可以直接饮用的牛乳，定价颇高；乙等乳场只能够生产较为便宜的生乳。
ATT级牛奶标准规定非常严苛，要求牧场所有牛只均为纯种牛，且不得有结核病和流产病，牧场设备、环境、饲料，甚至员工健康状况都有极为严苛的规定。
当时申领到ATT执照的牛奶公司只有由英商可的牛奶拆分出的最高牛奶公司以及华商经营的丽园农场和洁园农场。
经过现代卫生观念体系洗礼的牛奶被塑造成统一的形象：装在透明的统一样式的玻璃瓶里的乳白色液体，玻璃瓶口包扎着消毒纸罩，上面印着生产公司名称与代表着牛奶等级的字母。
每一瓶、甚至每一滴牛奶都经过消毒处理，呈现出稳定而统一的外观与品质。
因高额利润的驱使，往生牛奶里掺水、淘米水和豆腐浆的情况时有发生。
更有甚者，在变质牛奶里勾兑碱粉或者刷墙用的白灰膏，借以遮掩坏牛奶的酸腐气味。
由于卫生问题太过突出，租界一度下令禁止华人牛奶棚和小贩的牛奶在租界出售。
卫生局亦在华界下大力气治理，卫生巡查和巡捕一旦看到沿街叫卖牛奶的小贩，就会上前查问执照，并用随身携带的牛乳表检测牛奶密度，如果无照掺水，便连人带货一并送至捕房判刑罚款，判罚金额往往是售卖牛奶金额的数倍之多。
但稀释牛奶所赚的利润实在太高，加之售价仅为正规牛奶场价格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黑牛奶”的行情依旧可观。
至1920年代中期，受“与洋商争利”的商战思潮和实业救国精神的影响，许多留洋学成归来以及国内的有志之士掀起自办乳场及乳品公司的一轮高潮。
至1930年代初期，随着牛乳行业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牛奶制品的价格逐渐下降，不再仅仅出现在高档的百货商店和药店，而是向普通的食品店及南货店拓展。
花样百出的广告营销牛奶出售地点变化的同时，各家牛奶公司为吸引顾客，在广告营销上可谓用尽十八般兵器。
洋商低调地炫耀自己洋货的品质优势；华商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强调自身的国货属性；取得政府认可A字资格的牛奶商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高于一般生乳的卫生属性；鲜牛奶则祭出“新鲜纯净、滋补力强”的法宝对抗速溶奶粉制品。
几乎所有的牛奶广告都呈现出一种与美好生活和健康体魄或明或暗的联系：代乳粉广告中奶粉罐总是与一个白胖活泼的婴儿相配；强调“冬令进补”的鲜牛奶将自身与老山参、燕窝等传统滋补品比肩而列，仿佛推销的不是牛奶，而是一种健康洋气的生活方式。
除了在报刊杂志的平面广告上下足功夫，牛乳商还致力于营销手段的推陈出新，纷纷推出各种赠送样品、礼品、免费试饮等促销活动：宝华干牛奶“破天荒大赠送”，买牛奶送咳嗽药；勒吐精代乳粉奉送“样罐及育婴指南书一册”；惠民奶粉为方便父母喂养婴儿，特赠送德国进口的优质调粉盅；蜻蜓牌炼乳则丰富赠送品类，可挑选上等饭碗、福建筷、开罐刀等实用家居品。
在1934年“妇女国货年”里，上海生生牛奶公司现场示范“真牛秀”，牵来一头奶牛到国货展销会现场挤牛奶，向观众解说饮用牛奶的好处。
各牛奶公司通过拓宽渠道，细分消费群体，将牛奶送到目标客户的手中。
1935年，上海著名的牛奶公司自由农场发起牛奶普及的三大活动，即儿童饮奶运动、学校饮奶运动以及机关饮奶运动。
自由农场将瓶装消毒牛奶由不同渠道分送至家庭、校园和政府部门。
其中政府部门采用四分之一磅牛奶混合四分之一磅红茶，两者冲调后再加以白糖用罐头装好分送。
另配饼干两块。
借用自由农场总经理尤怀皋之言，此举可方便“机关里的公务人员，不必出门，就可进用茶点”。
此外，华商几大乳场联合开设“MILK BAR”，中译名为“银河奶府”，类似于今天的牛奶专卖店，联合经营牛奶冰、鲜牛奶、奶酪、奶茶等各类牛乳产品。
华商与洋商之争至1941年日占时期，上海各大工厂企业均被日本接收。
日本将牛奶视作重要的军需物资，一方面解散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但沿用了租界时代牛奶卫生标准，同时组织成立“中国农牧公司”，将上海著名的大规模外资牛奶场如“可的”、“模范”等尽数收归其下，并建立日资牛乳株式会社，通过行政权力操控整个上海牛奶市场。
由于物资奇缺，日伪政府大量收购牛奶以支持军队供给，因此许多小型牧场应利而起。
市面上的牛奶则是严格限定供应，数量极少，且价格高昂。
牛奶在1930年代进一步普及的趋势被突如其来的日本入侵所打断，生产的原奶几乎尽数被掠为日军供给。
很长一段时间内，牛奶只提供给婴幼儿和病人，且必须开具“三证”，包括户籍证、生产报告、医生证明书方可定量购买。
因此当时有“战时无牛奶”的说法。
二战结束，好不容易将日本人赶出上海，中国商界本以为可有喘息之机，然而欧美各盟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以“救济”为名将二战期间剩余的大量军需物资倾销至中国。
民国政府默许甚至颇有积极倾向的支持态度，使得海关大开，一时间沪上成为美货充斥的天堂。
由于奶粉的便携性、易保存性，使奶粉成为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军食物，善发战争财的美国积压了大量包装严密精致的铁罐奶粉，这些穿着铁甲钢盔的奶粉由欧美各国远渡重洋踏足上海港。
据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上海分署统计，仅1946年3月间，由美军拨给的剩余物资中就含有“干牛奶”一万吨。
据不完全估算，自1945年始至1949年，上海每月舶来美国克宁牌（kilm）牛奶罐头一千余箱。
面对如此汹涌的“牛奶狂潮”，战后上海成立了大量的牛奶救济站负责分发大宗进口牛奶。
在国民政府牵头设立的资助上海难民的平价食堂里，包含一盆牛肉、三个馒头、一碗汤和一杯克宁牛奶的救济餐只需200元法币（折合人民币4角左右，大约是现在一颗口香糖的价格）。
而难民要求可以果腹的大饼油条、米饭面条却因价格过高而难觅踪影。
一些难民甚至因为牛奶不易消化，三餐尽食而罹患肠胃疾病。
文人针砭时政嘲讽当局只知供应牛奶，不考虑中国的穷人“牛奶和饼干福薄难以消受”。
失去国家政府保护的市场更被廉价牛奶及牛奶制品所充斥。
根据时人回忆，克宁、金山等舶来品牌的奶粉商临时搭设摊点沿街叫卖，以“美国进口，卫生营养”为卖点，现场冲饮的奶粉只需五分钱一杯，价格较豆浆低廉很多，昔日向往完美食物的百姓不再因囊中羞涩而“望乳兴叹”。
民国政府的不作为助长了美国的倾销行为。
面对疯狂的局面，以经营鲜牛奶订饮为主业的本土牛乳商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冲饮奶粉便捷卫生的特性，加之令人讶异的低廉价格与舶来品的耀目光环，连民族资本家所持“支持国货”这一爱国金牌在大打价格战的洋货面前也黯然失色。
随着倾销加剧，本地牛乳场的定饮量急剧下降，然而无论多少老饮户退订，牛奶每天还是要从牛身上挤出来，即使将滞销的鲜牛奶制成白塔和奶酪，最终也难逃囤积的命运。
因此在“五穷六绝，连牙膏肥皂都有黑市”的上海，也发生过类似美国大萧条时期“雪白的牛奶被倾入密西西比河”的经典奇观——刚刚挤出的新鲜牛奶被倒入苏州河，流向黄浦江，最终汇入大海，融入联通彼岸的太平洋。
通过尘封的档案，还能看到当年奶农和牛乳商们不堪回首的记忆：为了维持经营，他们不得不杀掉奶牛，用卖牛肉换来的钱维持乳场运转。
然而所得的金圆券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不得已继续杀牛卖牛——这种恶性循环直到杀掉最后一头牛为止。
这一状况并未随着上海的解放而终止。
在建国初期，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上海乳业的危机并未消减，上海牛乳业供大于求、“杀牛养牛”的尴尬处境依旧。
直至1950年6月新政权出于政治性考虑，颁布“奶粉禁止入口令”，禁止外国奶粉进口中国，加之通货情况逐步稳定，上海市牛乳业经营状况略有好转，规模也逐步恢复至民国时期上海牛乳业的鼎盛时代。
据占上海乳业半壁江山的“上海市牛乳场联谊会”的统计，该会25家牛乳场拥有牛只共计2048头，每日产牛乳约27025磅。
按照每日每人半磅的供给量，可供上海5万余人饮用。
这与1930年代上海日产鲜奶2万-3万磅的数据非常接近。
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随着新政府介入牛乳业公会纠纷的裁决与1950年代上海乳场公私合营改造的全面完成，上海的牛乳业将翻开另一页崭新的篇章。
当然，那又是另一则关于牛奶与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