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开放：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新开放：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的利用。

而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前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加强――后者才能将中国经济引领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果说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和开放则是中国经济高速前行的两翼。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既离不开改革的深化，也离不开开放的推进――“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两者缺一不可。

自1970年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利用自身条件和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将“利用外资”和“出口推动”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做到了极致。

2000年以来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对“引进来”有所补充，从而使双向开放的格局得以确立。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很高，但不同领域发展并不均衡：如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落后于商品出口；海外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引进外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仍是低水平的：姑且不论资源、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仅从经济角度看，主流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本土价值创造和获取方面作用有限，值得反思。

另外，自身收入提高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继续前行，必然面临来自多领域、多方位、多层面的竞争；更严峻的竞争和更多的约束条件将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沿原有的轨迹进一步提高。

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亟须完善，具体过程则应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形势，应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也应在目标和战略方面有新突破。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的利用的话，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前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加强――后者才能将中国经济引领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经济向开放要增长，向开放要发展的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着眼点在于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利用；下一阶段，则应更多地强调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国际竞争力是多层面、全方位的概念，其核心是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

可以说，企业国际竞争力是联系外部市场和资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纽带。

本土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

部分本土企业在高度竞争的产业环境中脱颖而出；它们在低成本制造和国内市场营销方面建立了优势，若能抓住机遇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同时更多地利用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将跨越性地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另外一些企业在具有垄断性的、
受政策保护的产业环境中成长起来，在借助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做大后，它们急需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做强。

前类企业主要在制造业，而后类企业主要在服务业（如金融和电信业）――对两者而言，国际化都是其竞争力提高的必由之路。

很明显，前者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将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投资与运营，而不仅仅是出口；而后者也将更多地通过国际投资实现服务的跨境提供。

这两方面正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短板”，亟须加强。

就竞争领域而言，中国企业面临从低端向高端经济活动的跨越――这既包括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也包括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升级。

显然，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意味着更激烈、更国际化的竞争。

在低附加值领域，中国在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附加值领域，中国将不得不与发达国家竞争。

前者是比较优势之争，收入的提高将使中国的优势逐渐消失；后者是竞争优势之争，并不受区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对中国而言，在来自高、低收入国家竞争夹缝中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在于企业竞争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

政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主体，但却对国际商业竞争的成败影响重大。

其作用表现在：其一，企业运作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国际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其二，一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影响企业运营、交易
成本及竞争力；其三，政府相关政策可以对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提供具体的协助和扶持。

国际竞争力其实是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也是相关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此为核心，贸易、投资、金融开放等国际经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出口促进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相关国内政策工具可以更好地协调配合，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制胜，为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服务。

目前，中国企业在出口和海外投资两方面都面临来自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

这方面，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为本土企业“撑腰”关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沿袭“发展型国家”理论，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新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发展》一书中指出，不同于日韩早期经验，“发展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今后，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无疑仍将持续，但其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必然会极大加强。

近期工信部提出推动建设全球电子产业巨头的目标，无疑反映了中国政府着眼关键行业和全球竞争，推动本土企业海外布局，培育世界性“冠军企业”方面的积极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面临一个从强调“进”到强调“出”，从强调“卖”到强调“买”的“战略反转”。

如果说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中国资源的匹配曾经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那么，中国经济下一阶
段的高速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海外资源的匹配。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的，既包括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也包括人才、知识等专有资产。

前者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后者则主要在发达国家。

进入发达国际市场与当地企业同台竞技，对中国企业而言，自身升级是关键，与外国企业的战略合作，乃至股权参与也是重要的战略选项。

例如，欧债危机就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收购或战略合作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品牌和技术方面的不足，正是欧洲企业之所长――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如何将资金上的优势转为企业国际化的胜势，通过战略和组织协同实现双赢是关键。

战略协同方面，将欧美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中国企业的低成本制造能力相结合，将欧美企业的知名品牌和中国企业的国内营销渠道相对接，将是主要方向。

以资金实力或金融支持为前提，传统加工贸易模式中从事代工的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发达国家品牌所有者而向价值链高端挺进无疑将成为其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