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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理论问题：1.唐宋变革论：日本：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

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

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

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

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

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

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

⑴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

⑵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

⑶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

⑷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

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

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

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

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

这一说以仁井田升、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⑴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⑵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

中国：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

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

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

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

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

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

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

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

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

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

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

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

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

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2.南朝化：最早提出南朝化的是陈寅恪先生。

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篇中说：“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

”他的意见是，隋唐的财政制度本来是属于北朝系统的，到后来，唐朝放弃了这一系统，转而采用了当年南朝曾经采用过的旧制度。

唐长孺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唐长孺主要论据有以下几项：1、唐代均田制承自北朝，但后来破坏了。

中唐德宗时始实行两税法，庄田制大为发展，这个变化与南朝衔接（他曾著有《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2、唐府兵制承于北朝的部落兵制和征兵制，后来也趋于瓦解，高宗、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是对南朝兵制的继承。

（南朝兵制发展的趋向是由世袭兵转向募兵。

）3、两税法中的计亩征税和田亩列于户资，原是南朝成法，而北朝的均田制禁止土地买卖，自然没有计亩征税之法。

4、折纳，即田租折以布帛钱币，罕见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北朝，却见于南朝。

5、力役，唐代和雇之法，此前仅见于南朝。

6、科举制以文学取士，这一点上承与南朝风气。

7、唐代经学、文学、书法，均承于南朝。

唐长孺先生的学生牟发松又发挥了老师的观点。

他认为南朝化实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

因为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时大量采用了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

这实际上是来自于陈寅恪的观点。

陈氏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隋唐礼乐制度主要是在北朝到隋唐这一阶段从南方、河西、关陇三个地方来的。

其中关陇属鲜卑野俗与当地汉文化的混合品，对于隋唐影响甚微。

河西文化是指永嘉之乱后中州士人避地河西而带过去的汉晋旧有文化。

对隋唐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东晋南朝的文化。

也就是说，东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主要经由东晋南朝再传至北朝隋唐。

这样，继承了汉魏传统的南方文化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

不过，陈氏在这里没有用南朝化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起自于北方的隋唐政权要继承南方的传统？陈寅恪在财政问题上的解释是：“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趋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

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

盖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承继北朝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

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

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

比如说北朝的均田制，源自于鲜卑族，体现了农村公社的精神，培育了大批的自耕农。

这是违反了汉晋南朝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趋势的。

发展趋势不应该是自耕农越来越多，而应是佃客越来越多。

这一点，他在几十年前写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

关于北朝历史的不正常，牟发松的态度更鲜明，他认为北朝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而已，北朝得以统一仅因军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

（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对陈寅恪以来强调南方重要性的观点也有不同意见。

钱穆说：“近人陈君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举唐代开国，其礼乐舆服仪注，大体承袭南朝。

然礼乐制度，秦汉以下，早有分别。

史书中如职官田赋、兵制等属制度，封禅郊祀舆服等属礼乐。

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辨此甚明。

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

陈君混而不分，仅述南朝礼乐，忽于北方制度，此亦不可不辨。

”这对于陈寅恪的观点有一定的冲击，但对唐长孺先生的观点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唐长孺也认为唐代前期的许多制度都是沿袭北朝，只是中期以后才出现了南朝化。

强调北朝重要性的还有田余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