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观后感

《国家命运》观后感

——回忆我参与的航天事业

阿思奇

央视播出的《国家命运》和之前播出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等记述“两弹一星”事业发展历程的电视剧，给年轻的一代新鲜的精神食粮，给老一代“两弹一星”功臣情谊绵长的回忆，而带给我们这些听说过、看到过、跟着这一壮举成长的一代人，又是万分的激动。而我，不仅仅是第三类人中的一员，还是为我国运载火箭和核打击战略出过绵薄之力的一个，看了这样的传统教育电视剧，自然别有一番回想和体会。

孩提时代的“卫星”梦。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那时，自己还只有10岁，因那年父亲随胡耀邦同志到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因此对苏联的新成就倍感鼓舞，那时我们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感到十分振奋和自豪。但对“卫星”概念最深刻的，是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到处各条战线都在创造新的指标，谓之“放卫星”，以至于以后的国庆、五一的游行队伍中，都有“卫星”的模型彩车，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学生知道了——那就是“卫星”！1959年，我上了初中，我们的学校原名“奋斗中学”，是傅作义将军创办的，教师的水平较高，学校组织了航模小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制作飞机模型，我就是校航模组的成员。在课余时间里，我们初中学生用桐木板制作弹射飞机模型，我还利用边角料做了四片三角形的稳定翼，粘在一只头部削尖的火箭杆的尾部，再刷上银粉，

做成了一个火箭的模型。我还把家里的空牙膏袋收集起来，在炉子上熔化了，浇铸在用砖刻出来的模子上，铸造出米格飞机的毛坯，再用锉和刀打磨成线条优美的模型。并且那时我做模型，已经把机翼的后掠角加大了，因为我觉得要飞得快，机翼就得向后撇——尽管那时我还不懂空气动力学。我做的这些航模虽然很简单，但它寄托了我的航天理想。航模小组的高中学生制做装了发动机的飞机模型，用蓖麻油做燃料，打火后牵引航模飞到几十米高，在全国都是先进的，于是出席了全国教育群英会，国家奖励给学校初级一架弹射滑翔机和一个跳伞塔，我们小组的成员轮流驾驶滑翔机，其余同学就拉起两根10米长的橡皮筋向前拽，等皮筋绷紧了，飞机后边扳卡棍的人一松手，飞机就向前冲了。因为把握不好操纵杆，飞得不是高就是低，没等适应，其他同学的拥上来抢座位，所以我最多飞过几次，高度也不过5、6米。跳伞塔是用很粗的树干接起来的，上边一个三角架，可以把降落伞打开后吊上去，跳伞员要坐上吊带，被拉到28米高的塔顶，再按口令脱钩降落下来。我因有恐高症，一直没有敢坐那伞衣。

青年时代的航天理想。1963年，我们学校到北京东郊的双桥公社支农收稻子，那片稻田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射电天线，那时我国还没有发射运载火箭和卫星，要这个射电天线干什么，我们不理解，当时估计是接收宇宙射线，进行天体物理研究。那个时代，军事工业和高技术研究的保密十分严格，关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运载火箭研究的事一点消息都没有。1964年10月的一天，同学们都在上晚自习，忽然听到院子里乱哄哄的，我就出门制止（当时我是高三的班长，还

是校民兵连长），可听说是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高兴的对大家说：“不上自习了，上街庆祝去呀！”出校门到西长安街也就100多米，我们跑到大街上，去抢《人民日报号外》，蹦着、跳着喊口号，那个兴奋劲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我们只知道钱学森是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对于那一代科学家的具体分工并不清楚，听物理老师说，要把火箭发射到大气层外，要克服地球引力，火箭必须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当时，班里物理学的最好的同学罗昭骥就开始读《相对论》了，我那时也参加了北京市的数学小组和航空小组，订阅了刚创刊的《航空知识》，做完了波波夫的《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两本习题集，还能参照《航空知识》的飞机照片画三面图。当我把画在1号图纸上的“轰5”的三面图送给航空小组主讲老师、北京航空学院的鲍教授看时，他说很好，鼓励我报考北航。从大跃进时期起，学校的学生便经常参加社会实践了，对于大城市的中学生，有许多接触工业的机会，加上看报纸、杂志，对工业的门类和科学技术的门类有一点认识。当时我是本着热爱国防事业的心情，来关注我军的装备水平的，班上也有一批男生对飞机、舰船、火炮感兴趣，经常议论。尤其是我担任了校民兵连长，经常到西城区兵役局开会，还接受了集中训练。我步枪打得准，就是那时在西便门的太平湖射击场接受“郭兴福训练法”军训练出来的。当时世界出现了亚非拉新兴运动，首先是古巴，接着是越南，都爆发了抗美战争。我那时代表西城区的青年学生到古巴大使馆、越南大使馆递交声援信。那时的我，心思早跑到越南丛林里去了，觉得与其上大学，还不如直接当兵上前线和“老美”干一仗

痛快。我和同学关庆德一商量，就跑到西城区兵役局报名，体检的时候查出我有红、绿色弱，不符合参军条件，而老关身体全部合格，参军分配到海军航校当了潜艇水兵。为了弥补从军不成的遗憾，我把高考志愿表上全部都填了军事和军工院校，结果被国防科委所属太原机械学院兵器制造专业录取。其实，我最喜欢的兵器设计专业。自小，我就与机关大院的警卫连混熟了，那些警卫员对首长的子弟很热心，教我们使用手枪，教枪械的分解和组装。那时的警卫员都是“一长一短”，长的三八式步枪，短的是驳壳枪或手枪。那时我常玩的就是勃朗宁。上了中学，遇到不爱学的生物、历史课，我就在书皮上画各种兵器，从手枪到步枪、冲锋枪到坦克、军舰，画满了就在作业本上画，乐此不疲。那时兵器杂志很少，许多东西都在保密范围内，我主要是在电影、连环画上扑捉兵器的影子，试图对兵器有更多的了解。高考的各所军工院校专业繁多，自己一时也弄不明白，除了受色盲的限制不能报考的无线电、化工等专业，我都想报，也没考虑自己的程度和院校的等级，只是在哈军工、哈工大、北航、京工、西工大、西军电、太机、南炮等学校填了各色志愿。尽管考的不理想，总算可以正规学习兵器制造专业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老关也考上工商管理学院，但他还是依然选择了参军，可谓“投笔从戎”，也算实践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的志向。

太原机械学院是一个常规兵器学府，只有四个系和十几个专业。其中，一系是特种装备设计与制造系，有火炮、枪械、子弹、炮弹设计与制造几个专业，当时制式火炮主要是120榴弹炮、85加农炮、

100高、57高和舰炮、37高等，枪械主要是65式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这些专业属于绝密级，要政治条件最好的学生。二系是特种制造装备设计与制造系，即生产兵器的专用机床的制造专业，又分冷加工和热处理等专业，属于机密级。三系是自动控制系，有无线电通讯、指挥仪和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四系是特种化工系，有火药、炸药设计与制造专业。除了运载装备（如履带车、轮式车、舰船、飞行器），其它军队需要的兵器几乎都学。我们学院的毕业生分布也很广，有到国防科委所属的军队研究所的，也有到五机部所属的研究所的，更多的是到五机部和其他军工部所属的工厂的。分到航天领域的很少，记得1966年我院学生会主席就分到九泉火箭发射基地，让我羡慕不已。遗憾的是，我们入学还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的秩序全乱了，除了间歇的自学，大部分时间也都参加了派性活动，专业知识所会甚少。大学毕业时，还因内蒙搞的“内人党”冤案，把父母都打成了“新内人党”，等于是反革命了，加上军代表支持“太机四野”，扣下我一个人待分配。半年后，我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下放到山西阳高县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永远地脱离了军工系统。在劳动锻炼中，来到阳高县的100多个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所学的专业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也就是火箭、原子能专业，这些专业和我们比较接近，而且更艰深，他们成为我再学习的好伙伴。从闲谈中，从他们的教科书中，我学了许多新东西，甚至还有法律、气象、水利、土建方面的知识。可惜的是，因为那时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茫然不

知，很多时光消耗在打扑克、下棋上了，浪费了自学的机会，特备是力学、数学和外语没补上，严重地制约了同学们日后的发展。

将系统工程运用于国防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管理科学、系统科学成为一个新领域，需要有数学基础的研究人员。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当时山西省要做国家重点能源重化工基地整体规划，这个规划的新意是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学美国的经济计量学，把规划中的各种要素按经济关系编制成数学模型，再运用多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计算出来的参数进行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我们编制的模型是国内第一个宏观经济数学模型，效果不错，也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对各地区和全国运用经济数学模型做规划和预测很有基础作用。与此同时，航天科技的泰山北斗钱学森教授也提出“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全国兴起了研究、掌握、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的热潮。由于“三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性理论，能适用于各个领域，因此最先掌握“三论”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很快就把它运用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国家科委童大林、中国社科院乌家培、张守一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王慧炯、李泊奚、民主人士冯之俊、清华大学赵纯均、航天部710所的宋健、李广元、于景元都出了许多系统工程的成果，一时间，不懂“系统”就别讲话，言必称“系统”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我的数量经济工作把“三论”都用上了，充分利用统计信息和政策信息，是编制模型的基础，许多数据有历史遗留的不准确和个别异常，需要进行甄别和调整，使得参数尽可能贴近真实数值；模型的结构要有逻辑

关系，反映经济实践的行为模式，就必须达到系统性，成为完整的体系；规划应该是可调控的，因此必须符合控制论，建立调控机制。由于我在农村、工厂、工业局都工作过，对这些经济关系和经济管理方式比较熟悉，所编制的模型基本过关，成功率较高，建模进度较快，很得恩师张守一教授的器重。后来，在我进入国家统计局后，我又把钱老的“三论”应用到统计科学研究中，形成了把“统计信息论、统计系统论、统计控制论”作为统计学科的基础理论加以研究和建树的观点。1983年，为研究国家税制改革，编制了《财政模型》，这个模型在投资、固定资产形成、生产、效益、税收、财政收入、国家投资和企业投资各环节形成的循环关系基础上编制了模型，能计算出企业所得额，再用税率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变动调节，从1%的税率逐次增加到100%的税率，看哪个税率下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结果得出的是36%的税率下企业投资能力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这个结果报送国家税务总局后，经国务院会议研究采纳，1984年在全国试行。1985年，考虑到大型国营企业的要求，又人为地降低了3个百分点，以33%的税率一直使用到2005年，在20年的时间里，国家财政收入由1600亿元增加到31650亿元，20年翻了近20倍。可见用模型进行系统分析的作用有多大。由于共同从事经济数学模型工作，我与航天部的专家有了较多的交流和学习机会，我还派自己的学生到710所参与课题研究，学习他们的经验。那时，钱学森副部长与我院的张光鉴同志共同发起研究《相似论》，我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也就搭上了向钱老学习的机会。钱老的夫人蒋英教授是我姐姐、姐夫的同

事，因此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就认识她，记得有一天我带外甥出门，刚好蒋英老师下班回家，我们一路聊着走到笔管胡同，看见满大街站满了人——那天是周总理遗体火化的日子，我们一起目送总理的灵车从面前驶过，蒋英老师满眼热泪，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总理，总理！”也是这个缘故，我们到八号楼钱老的家时，她对我很亲切。我做财政模型的课题组里，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刘晓生，是航天部老部长刘纪源的堂弟，他带我到过刘部长的家，于是我得识刘部长。1987年，我调到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工作，航天工业部需要建立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我应航天部统计处王小红处长的请求，给航天编制了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把航天系统的统计工作和资料管理进行规范和系统化。作为酬谢，航天部部长刘纪源同志请张塞局长和我到五院参观了刚研制出的神州1号飞船，又到卫星发射指挥中心观摩了一次卫星发射实况。那年，为适应战备工作的需要，第二炮兵请我们国防经济研究会的同志编制一个对X国核打击的战争受损模型，我用了近一年的工余时间完成了这个模型，当“二炮”举行课题审查鉴定会时，我请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同志出席，张塞同志是系统控制模型专家，一直领导全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和应用工作，当他听完我在远望楼宾馆做的汇报和审查组一致通过了模型鉴定后，对主持鉴定会的二炮装备部部长杨东胜将军说：我都不知道阿思奇还会搞军事模型……。我所做的这些“业余”功课，对我国的航天事业和核战略有过微薄贡献，算是圆了自己国防梦和航天梦。

为运载火箭基地出谋划策。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我得知国家

计划关闭20基地，把运载火箭发射基地迁到低纬度地区，当时我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主持工作。洋浦经济开发区本是为了吸收外国技术和投资，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而设立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项目一直没引进来，大片土地闲置，造成发展商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我从海南的自然条件和洋浦的现实情况考虑，觉得把洋浦转换成运载火箭发射基地的条件不错，除了纬度低外，它还有几个有利因素：一是地势开阔，人烟稀少，5公里范围内没有大型项目，有利于防爆；二是基础建设有一定基础，进场快，建设周期短；三周边交通运输方便，洋浦港尤其适于海上运输火箭；四是运载火箭燃料液氢可以从天然气中制备，而南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航天部一院院长龙乐豪同志，龙院长似有此意，并介绍我与老部长的秘书吴东同志联系。于是我向吴东同志汇报了我的建议，邀请老部长刘纪源同志前来考察。在海南，我引领刘部长遍游全岛，看哪个地方适于火箭发射，当然那时我重点推介了琼北地区的东、西两侧海岸，即洋浦半岛和文昌。刘部长回京后，又介绍总装备部的同志前来海南考察，我在洋浦向领队郝希凡处长介绍了洋浦的情况，参观了开发区。虽然总装备部最终选择了文昌作为运载火箭发射基地，但这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能来海南，已经达成了我的本意。

“两弹一星”的成功壮举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也进入老年人行列，回顾我国发展高技术的艰难历程，我衷心希望年轻的一代、年幼的一代不要漠视这段光辉的历史，不要忘记中国崛起的历程，不要忘记为

我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做出奉献和牺牲的前辈，以继往开来的豪情壮志建设我们的国家，在奋斗中享受这没有战争的宝贵而幸福的时光。

作者简介：阿思奇，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人，1947年生，1968年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1982年晋升工程师，1986年晋升经济学副研究员，1990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入选国家级软科学家，1994年晋升经济学研究员，1995年任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兼国务院国际比较专家小组成员及办公室主任，1997年任海南省统计局局长，1999年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