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性文化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

从两性文化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皇甫世奎（长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长安大学外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摘要：在传统的两性文化背景下，《白鹿原》中的三位女性:白灵、田小娥、冷大小姐以其不同的方式对既定命运进行了反抗。

她们试图超越悲剧的追求虽然最终归于毁灭，但却揭示了民族生命的深层动力，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

……《白鹿原》被认为“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秘史”。

而小说中两性文化的悲剧在女性形象上的体现，她们对悲剧的反抗，以及超越悲剧的追求，无疑对强化和丰富《白鹿原》的主题——历史文化与人、探索隐秘的民族灵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礼记•昏义》中有这样的论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有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两性结合不是出于两性相悦的人欲的需要，而是追求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天理，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爱”与“被爱”的观念，每个生存者在“性”的面前完全丧失了自主地位。

这是《白鹿原》中体现出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悲剧。

在此基础上，忽视人性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观念也就必然产生。

在“夫为妻纲”的社会里，“父母之命”也就是“父亲之命”。

作品中白嘉轩、冷先生、鹿三这些封建家长无论贫富贵贱都强烈地维护着这一观念。

而在这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它突出了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并起着维护封建纲常秩序的重要作用。

遵从父母之命就是孝，违背父母之命就是不孝。

从文化的本意看，孝是子辈对父辈的尊敬与关怀，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否定的内容。

“然而这决不是给父母一种命令儿女的权利，或一种可以制定法律并任意处置他们生命或自由的权威。

”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意味着子辈对父辈的绝对服从和父辈在子辈身上享有绝对的权威。

在这种孝道观念支配下，“父亲之命”绝对合理。

所以个人一旦要求获得性自主权利，就意味着对家长的不敬、不孝;父亲一旦失去了性权利的控制，也就标志着其绝对权威的丧失，表明了纲常秩序的破坏。

白鹿原上青年一代的命运被牢牢地控制在父权的阴影下。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封建家长们顽固地坚持“父母之命”，这是父母性意识在处理儿女婚姻时的不自觉的流露。

作为生存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生命的一环，白嘉轩等父辈们同样没有享受过性自主的权利。

但是这种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意愿和权利可以在儿女身上得到，所以孝义的媳妇是白嘉轩“最称心、最完美的一个”是“无可挑剔的好女子”，是“无可弹嫌的好媳妇”这种感觉完全属于白嘉轩自己，因此，“父母之命”是父母对自身性权利丧失的一种变相补偿。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两性观念支配下，女人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人的本能对这种文化的反抗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结局仍然是悲剧性的，但它使我们看到了人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

二1.白灵的出走寓言白灵是白嘉轩惟一的女儿，母亲生她时“头顶有一声清脆的鸟叫”“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1](P76)Ⅰ这种神秘感注定这个女儿来到人世间不同凡响。

她从小就有反叛意识，不缠足,要与男孩子一样上学念书，白鹿原的人们觉得“这个女子怎么不像个女子”。

而她的老师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她十分灵聪，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遍成诵。

她接受新学,纯真的心里极少有封建礼教的阴影。

在城里读书时,遇上军阀混战，竟然去抬死人埋死人。

而她一跃成为彻底的反叛者,实际上是从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开始的。

把握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开始了反抗父亲的行为。

她从城里抬完死人回来，白嘉轩把她锁在家里，准备正月初三把她嫁出去，媒人早已上门定下日子了。

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走我的尸首。

”然后用撅头在墙上挖开一个窟窿，逃走了,并在墙上留下了一行字“谁敢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1](P207〜208)Ⅱ如果说她的这次出走是对爱情有了第一次自由纯洁的选择，那么她和鹿兆海的相爱以至分手就已经超出了冲破封建文化束缚的范畴,更接近于人性的彻底解放。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的持久的程度。

”[2](P73)白灵和鹿兆海的相知相爱，更预示了这样一种现代性爱的实现过程——在理性的自觉支配下，实现了灵与肉的彻底结合。

新的文化内容的塑造在一代人的艰难求索中开始了。

纵观白灵的一生，很难找到她个人的过失、甚至性格上的缺陷。

但她最后却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没有人需要为她的死负责，只在20年后给她家的门上挂一块“革命烈士”的牌子就算给她盖棺论定了。

完美的毁灭总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惟其如此，她命运才更具悲剧性、更值得反省Ⅲ。

如果说白灵是高贵的、完美的、理性的一个人物，那么田小娥就是如野草一样的卑贱却生命蓬勃的另一个,她感性、泼辣，具有原始的欲望和冲击力，并以此方式对传统的两性文化宣布着自己的存在。

2.田小娥的穷途末路田小娥在还是一朵“玫瑰正含苞待放”的时候,就被给了一个“六十多岁快奔七十”的郭举人做“养生”的工具。

对于这种强加给她的性剥夺，她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反剥夺。

她对黑娃的挑逗与真心相爱,完全是苦难人生中的一种生命需要,与世俗观念和传统文化全然无涉。

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既不能见容于鹿三，更不能得到白嘉轩的认可,然而他们却坚贞地固守着贫困生命的一方绿洲，蛰居于村外的破窑洞里。

为挽救黑娃的生命，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小娥被鹿子霖引诱而堕入一个巨大的阴谋。

在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个家族的冲突中，她不幸又一次充当了性的工具。

她心甘情愿地按照鹿子霖的设计拉白孝文下水，卑劣的手段潜伏着报复白嘉轩的心理根据。

对白孝文，小娥逐渐从性玩弄而改变为真心相悦，从单纯欲的诱惑而发展为情的交流，这促成了她对鹿子霖的勇敢的惩罚,对白孝文变态的爱。

在白鹿原人的眼里，小娥是一个淫乱的女人，一个破鞋，她因此惨遭鹿三的杀害。

她是死在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强大与血淋淋的凶残里，更是死在男子中心主义所建立的性占有、性剥夺里。

但是无论命运对她怎样不公，在历史的重轭下,她却始终不曾屈服。

在历史所能提供给她的有限空间里，在人生所划定的搏击场上，她惟一拥有的武器，也只有性。

在她所能理解的程度上，为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确立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她找不到别的武器或手段。

她也当然不能明白，性报复所伤害的不只是男子,而同时还是女性自身。

她当然更不能知道，她其实是罩在了一张既定的社会之网中，她的身份，她的名声,早已注定了她只能当一个妾，当一个婊子,以至于暴死在谋杀里。

她借鹿三之口向原上的所有人发出质问：“我到白鹿原惹谁了？我没偷旁人的一朵棉花，没扯别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没戳过一个娃娃。

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

族长不允许俺进祠堂,俺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许俺呢？[1](P464)Ⅳ白鹿村人从没想过也不可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

但是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对此作了回答：“社会上对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这里除了含有动物性的嫉妒外，“还以对于性的迷信为重要分子,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习（应为“乱”?）的恋爱必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

”[ 3](P205)Ⅴ确实如此,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从这种“非常习的恋爱”开始的。

所以白嘉轩们自然要以绝对的权威来维护这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家族群体扼杀人性的生存秩序。

人与鬼、镇压与反抗的激烈冲突在白鹿原上展开。

3.冷大小姐的困兽之斗冷大小姐的父亲冷先生是白鹿原上有名的中医，以其高超的医术和医德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与白嘉轩、鹿子霖一起被认为是原上的能人。

他为两个女儿的婚事可谓是用心良苦，既考虑到对方的家世、人品、学识,又照顾了自己的面子和家族利益。

他曾说他家的女子是从一而终的。

可惜他看上的女婿鹿兆鹏是反抗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的斗士之一。

鹿兆鹏对这桩婚姻的反抗是观念式的,他所反对的未必是冷大小姐这个人，换了任何一个女人，他都会反对。

他反对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包办婚姻本身。

但他没有白灵那样的勇气,一封信就解除了那没有爱情的婚姻。

他被父亲三记耳光抽进了洞房,使冷大小姐成了鹿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并从此之后和他空有夫妻之名。

冷先生要女儿恪守妇道,鹿子霖怕把她休回去对不住冷先生。

在父亲们的利益权衡中，冷大小姐耗费着青春的生命。

她没有爱，没有关怀,没有尊严，她所忍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欺骗和孤寂使她只能用性幻想满足自己本能的渴望。

循规蹈矩的她在公爹鹿子霖酒醉失德时既觉得羞愧，又初尝男女之间那奇妙的感觉。

她所接受的价值观念使她认为公爹的行为犹如吃草的牲畜，但她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而在于她对公爹的醉话、失德言行既害羞又忍不住渴盼。

“她无力阻隔那些诱惑而又十分清楚这些全部都是罪恶”⑴（P529)Ⅵ欲望最后战胜了理智,她主动向公爹暗示、表白，但乱伦的恐惧使鹿子霖断然拒绝、斥责了儿媳;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斥儿媳为吃草的畜生。

冷大小姐的生存意志被彻底摧毁。

同白灵和小娥相比,冷大小姐的命运更为悲惨。

她既不能像白灵那样走向一个全新的积极的进步道路，也不能像小娥那样绝少受到礼教和道德束缚的“自然人”她是传统文化柔顺的遵从者——遵上、唯命、安分、克己、守成。

从她父亲到鹿兆鹏再到鹿子霖，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安排，或者玩弄她的命运，只有她站在自己的命运之外，无能为力。

如果说她的性幻想,她对鹿子霖的暗示也是一种对既有命运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实在是犹如困兽之斗，更凄惨,更可悲。

传统的文化氛围决定了她这个柔顺的女子必然的命运——在沉重的精神压抑和人的本能的尖锐的冲突中，从精神变态走向精神分裂，最后丧生在顾全名节的父亲的虎狼药下。

三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矛盾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

”[4](P21)Ⅶ从两性文化的角度看,也反映在他对其小说中的女性身上。

无论是白灵的积极反抗,还是小娥的极致反抗，以至冷大小姐的困兽之斗，结局无一例外的是毁灭，虽然在她们身上不难看到作者的欣赏、喜爱和同情。

但历史也在进行着超越悲剧的追求。

不管是白灵明确自主意识的追求,还是小娥本能支配下的叛逆，都潜藏着强大的社会与文化的力量，交织着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观念的尖锐冲突。

这些被毁灭的女性形象显示了新的性爱文明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向前发展使然，也是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历史文化内容的沉淀。

从一定意义上说，她们真正揭示了民族生命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