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东学西渐_传播学本土化的新视野_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再认识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再认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传播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传播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往往受到文化背景和地域特点的影响。
因此，对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行再认识尤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现象，以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一、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现象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是指根据不同地域、国家和文化背景的需要，将传播学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过程。
例如，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学研究中，会关注不同地区特有的传媒环境、传媒制度和传媒行业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研究旨在理解和解决本地传媒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二、本土化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1.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多地关注本地区的传播实践和问题所在。
通过深入了解本地文化和传媒环境，研究者能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理论支持。
这有助于本地区传媒从业者和管理者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
2. 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还有助于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播。
通过传播学的研究和理论支持，本土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本地文化的特点和文化产业的特点，提出相应的传媒策略和方法，提高本地文化的可见度和影响力。
3. 推动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有助于推动传播学理论的创新。
通过将传播学理论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研究者可以发现新的问题和现象，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
这有助于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三、如何进一步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要进一步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传播学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
2. 关注多元文化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也变得日益复杂。
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向作者：许澄姚冰李倩来源：《传媒》 2017年第11期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3 0多年的历程。
在这段时间内，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飞速发展，无论是从高校的学科设置上来讲，还是当前业界对于传播学的重视来讲，传播学都足以成为一门显学。
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将会对学界和业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传播学发展迅速，但是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依然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为主导，呈现出实用主义倾向。
无论是从传播学的学科建构还是话语体系来讲，中国本土传播学都处于劣势。
这种状态不但不利于中国本土传播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的文化安全，更不利于改变当前国际传播中我国的弱势地位。
如何引进、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最终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本土传播学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和中国传统话语逻辑的传播学体系，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尝试通过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开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方向。
这其中以云南师范大学李丽芳教授、邱昊和谢晓霞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这一尝试。
由他们主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一尝试的系统总结。
该书以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为切入点，结合传播学、民族学、符号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在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文化载体和符号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如何表征少数民族文化意义，并在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中进行意义传播和意义建构的。
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原创性。
近年来，以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传播学者，开启的华夏传播研究，将研究视点根植于中国本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探索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对象、范畴、框架、问题和方法路径，在推动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即指将源自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放在我国的文化背景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改造和发展，形成适合我国文化语境、学科框架和传媒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传播学本土化是我国学者强调民族特性产物，是追求学术独创性的结果，包含着学界的抱负和努力，希冀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能在世界传播学研究中利用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赢得一席之地。
而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的各种形态抱有普遍的关注，往往根植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但是传播学的本土化呼声也渗透着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非理性态度。
首先，“科学无国界”，不可能存在某个国家的某种学术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适性，为全人类共有和共享。
另外，我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尚不完备，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本土化”研究难免带有情绪化因素。
通过以下方式推动传播学本土化：引介西方传播学经典理论，编写传播学普及教程；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开展本土化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证实传播学的经典假设；召开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西学东渐是指欧美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现象，对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具有以下的启示：
1.加强对外汉语教育。
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需要加强对外汉语教育，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
2.借鉴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模式。
西方国家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很多先进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学习，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3.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统。
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统，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跟随西方文化。
4.开展文化交流。
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文化展览、艺术演出、学术研讨会等，加强与各国文化的交流，促进文化互鉴，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
5.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和认可中国，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
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融合论。
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
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
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
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
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
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历程与成果分析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历程与成果分析作者：陈玲来源：《新闻世界》2008年第11期【摘要】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经历几十年的摸索，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颇丰。
整理、分析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诞生与发展，理清其研究内容，对于如何定义传播学本土化、预测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诞生与发展内容发展前景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大陆。
在中国积沉千年的文化典籍中，也存有对传播现象的经典描述。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对传播学的中国特色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在虚心学习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努力分析研究我国文化古典中蕴藏的传播原理，逐步建立东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西方传播学共同发展、改变现今西方传播学“一枝独秀”状况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播学本土化的诞生与发展山东大学杨永军先生在《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造》一文中曾将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分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缓慢前进时期三个阶段，借鉴杨先生的分类，我将本土化研究的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稳步前进时期、细致研究时期。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传播学开始大规模被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在这一时期被提出。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①余也鲁因此被一些学者界定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人。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30余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
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
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
Some Ideas on Study of Loca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作者： 梅琼林;罗慧
出版物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9-83页
主题词： 传播学;本土化;行政取向;人文方法;科学方法
摘要：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而'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出则更晚.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了我国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从那时起,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就成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可以说,本土化问题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20年过去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传播学在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矛盾.本文试从这些矛盾入手,探讨矛盾解决之道及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以期能促进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
新闻传播大讲堂第八讲观后感
新闻传播大讲堂第八讲观后感看了新闻传播大讲堂的第八讲，那可真是收获满满，就像发现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宝藏，得好好唠唠我的感受。
这一讲一开场就像一块磁石，一下子把我给吸住了。
讲师的风格特别接地气，一点都不那种高高在上、满口专业术语让人云里雾里的感觉。
他讲的故事和案例就像身边发生的一样真实又有趣，感觉像是坐在街边的小板凳上听一位见多识广的前辈在侃大山，但每一句话又都充满了知识的干货。
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新闻传播在社会事件中的影响力。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能推动很多事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之前有些不被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经过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挖掘和报道，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大众的眼前，然后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终得到了解决。
这就好像是给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问题开了一盏聚光灯，让它们无处遁形，不得不被重视起来。
这让我意识到新闻传播可不只是简单地报道新闻，那是在发挥着改变社会的大力量呢。
还有关于传播方式的创新部分，简直是脑洞大开。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传播如果还守着老一套，那就像骑着自行车去跟火箭比赛速度一样，肯定不行。
讲师提到的一些新的传播方式，把新技术和新闻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像给新闻穿上了一身酷炫的高科技铠甲，不仅能够更快速地到达受众那里，还能让受众更乐意去接受和分享。
我就想啊，原来新闻还可以这么玩，感觉自己之前对新闻传播的理解真是太狭隘了。
从这一讲里，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新闻传播者的责任。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写稿子、拍拍照片就完事儿的。
他们就像是社会的瞭望者，得时刻保持敏锐的眼睛，发现那些值得被关注的事情。
同时，还得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不歪曲、不夸大，真实地把事情呈现给大众。
而且，还得是个智慧的传播者，用合适的方式把信息传递出去，让不同的受众都能理解。
总的来说，新闻传播大讲堂第八讲就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心中对新闻传播的很多疑惑和不解。
让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更多的敬意和向往，也让我明白，这个行业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只要敢想敢做，就能用新闻传播的力量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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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期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专业2003级全体研究生 “东学西渐”:传播学本土化的新视野301 “东学西渐”:传播学本土化的新视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专业2003级全体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四川成都 610072)收稿日期:2004-11-10作者简介:本文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2003级全体研究生。
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与历届研讨会相比,是一次规模最大(正式和列席的人数达280人,共收到论文130多篇)、档次最高(如与会者中有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联合国全球新闻与媒介职业教育网Jour Nety 主席、大众传播研究国际协会I A MCRy 主席等国内外众多资深学者)、内容最丰富、效果最好的一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围绕“传播学研究———融合与创新”这个主题,对传播学本土化,新闻传播教育、新闻实践的传播学审视、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新兴传播媒体、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危机公关与国际传播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从提交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与争论看,既有传播学理论和范式的基础性研究,也有对解决传播实践中的棘手问题的策略探讨;既有对传播学传统理论的再审视,又有对传播学前沿问题的原创性发掘;既有宏观上的梳理与把握,也有个案的实证统计分析;既有对历史上传播经验的理论提炼、借鉴,也有对传播未来走势的科学预测以及运用传播理论解决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研讨会打破了我国传播学界“言必称西方”的惯例,开始注意对东方(例如日本、新加坡等东方国家)传播理论的考察以及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下面对几个主要的专题探讨情况作一简介:一、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传播学本土化是这次大会重点探讨的问题。
传播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进到中国大陆以来,两岸三地的传播学者一直在探索传播学的中国化问题,并为此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得到了一个共识,即传播学的中国化有两大任务: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国外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传播问题;二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传播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
在如何完成第二个任务的思考上有两条思路:一是普通的思路,即从全部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文献中系统收集、整理、提炼传播理论;另一条是1997年11月林之达研究员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新思路:考察我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什么特殊困难、特殊矛盾,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特殊困难、化解这些特殊矛盾而取得惊人的传播效果的。
根据新思路,他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面临的第一个特殊传播困难、特殊传播矛盾就是:如何跨越万丈文盲、半文盲深渊,把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传播并深入到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广大民众中,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播效果?经过几年的考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们探索出克服这一特殊传播困难、解决这一特殊传播矛盾的办法。
当本次大会决定让他作这个专题的主题发言时,他就接着报告他在新思路上的第二个探索成果,即揭示了在极不平等的传播关系(传播者地位卑下而受传者却至高无上并掌握着传者的生死祸福大权)中,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播者们是遵循哪些传播原则、采用哪些传播手段、创造了哪些巧妙的传播方式方法而取得惊人的传播效果的。
有的学者把传播学中国化放在东西文化相互冲突的背景下来考察,如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通过比较古代东西方书面语言所引起的社会、心理的不同变革,指出,面对网络传播,西方语言“尽可以维系原有拼音文字的传统”,而中华文化却“处于强势的英语对方块字的挑战”,我们的社会性结构将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题中之义。
张建珍30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5卷助理研究员考察了电视话语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冲突与合谋,使文化传播呈一体化的趋向。
四川大学李苓教授认为,哈罗德・拉斯韦尔、默顿的功能主义传播范式忽略了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历时性变化,丧失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也就是说,外国的传播理论不能解决中国传播实际问题。
在分析了转型后的中国实际,她提出“在四重语境的框架下”考察传播媒介,才可能揭示传媒与社会共生与促动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小琴打破传统的西学东渐的思维定势,反向考察《传播学视野下的“东渐西学”》,打开了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二、关于新媒体的讨论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诸如手机、互联网、甚至是在线游戏等新兴的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因而网络传播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
但讨论话题已不是单纯的网络媒体而是基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媒体”———如网络电视、网络广告和网络文化等。
雷建军博士生在《网络电视节目形态分析》对网络电视节目的各种形态及其走势作了较为具体全面的分析。
钱丽芳纵观国内网络游戏市场,在《虚拟财富———中国网游业迈不过的坎》一文里分析了国内网民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态度后提出了她对虚拟财富安全的独特看法和建议。
在网络文化与艺术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分析了网络传播中的四种文化走势,孔祯详教授揭示了网络文化传播中诸如人文缺失等负面影响后提出,为了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意识,应开展积极的网络教育与网络文化的重建。
今年是数字电视发展年,网络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电视形态,受到与会学者的特别关注。
雷建军博士具体而全面地分析了网络电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趋势。
吴信训教授不仅分析了数字电视的态势,而且提出应当制定有利于“内容服务”这一个瓶颈的政策与策略,以解决数字电视发展面临的关键关键问题。
中央电视台的李菁和清华大学的刘惠芳在《互动电视剧的设计研究》中归纳出了“叙事形互动电视”的设计原则。
清华金兼斌副教授考察了《媒介使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杨瑞明副研究在《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平等”》、四川大学张艳在《全球背景下德国互联网络传播的地区化》里把网络研究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上考察,为本土的互联网研究带来了很价值的参照系。
三、关于媒介产业与经营管理的讨论在涉及媒介产业与经营管理的论文中,学者们在着眼于宏观描述和趋势预测的同时,也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了微观层面上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探讨,并提出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王国珍博士和张剑平教授的《中国传媒产业的“入世”分析》将我国传媒产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作“入世”假设,指出W T O规则,对于推动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迎击国际传媒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的意义;陈欢对动式I M C的未来走势的科学预测,陈信陵教授对国内外公共频道进行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丁和根副教授考察了《传媒管理创新的内涵及功能》后,提出了一些促进传媒管理效率和效益以提升传媒竞争力的一些新理念、新举措。
胡小云副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五十年左右时间的日本广告传播效果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指出日本广告传播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广告传播效果研究;实证方法较多的被用于微观操作研究领域,四川教育学院冯钢副教授的《娜拉出走之后———媒体资产重组上市后的尴尬》以《成都商报》为个案,从资金融通、体制培育、资产重组三方面探讨传媒上市后的困境及产生他们的体制性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新华社对外部的高蓓等则以路透集团、彭博资讯为例,对媒体多元化经营战略进行探讨,指出媒体多元化战略本身无所谓好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采用的战略是否适时适度,是否能提高媒体的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王轩以上海时政新闻周刊受众调查为依据,从时间维度、消费角度、受众阅读行为来分析其在传播市场运作上成功的五种素质,对国传媒管理者很有参考价值。
孔祥军教授在《传媒经营的问题及其消解》分析媒介打造经营链上的三个视角和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模式,指出在新环境下,媒介新科学管理理论应以“现实性视角”为出发点、以“科学管理”为框架,并对三个视角和管理模式进行整合。
李岚博士通过一项关于中国广电传媒产业价值链现状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当前广电传媒产业价值链构建的现状和运作前景,以及传媒企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和内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商建辉助教在《中国传媒在境外的市场态势与发展策略》一文里考察并概括了中国传媒在境外传媒市场的发展态势:借船出海、发行海外版、频道落地、输出版权、兼并收购;并提出三点发展策略建议:整合海外华人传媒资源、塑造中国传媒的公信力、建立产业化的运作机制;中国社科院张丹助理研究员的《境外传媒的中国攻略和我们的对策》讨论入世后第12期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专业2003级全体研究生 “东学西渐”:传播学本土化的新视野303 境外传媒加快进入中国的步伐及表现特点等问题,认为,与其消极应对,不如开门迎客,充分借鉴国外强势传媒成功的国际化运作经验,做强自身,组建跨地区跨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发展本土文化,培养本土人才,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同时与境外传媒加大合作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增强我国传媒业的国际竞争力。
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的《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与展开》从宏观管理的视角,深入地探讨了媒介生态学学科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研究方向,认为传播生态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媒介生态发展的规律,从而正确的解释我们的现实环境,并运用媒介生态学的方法对北京报业生态环境做了一个综合案例研究。
四、关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的讨论和以往相比关于文化传播的发言,重点还是在文化传播的基础性建设研究。
方法上重视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民族精髓的研读,在边缘性题材和特殊文化现象的开掘上,在社会文化大背景相依托下,考察了诸如吕家河口头传播和云南民间舞蹈文化。
至于跨文化传播的讨论,则更多地在全球化或者称国际传播的背景下,考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
蔡敏副教授对《当代传媒文化审视》后认为,一是现在的“传媒时代”,传媒影响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二是图像传播及其影响力占据着中心地位;三是“注意力”进入经济学范畴;四是受众对传媒内容及形式的选择与接受,倾向于更加简易的模式。
中国教育电视台林安芹分析了大型舞蹈《云南印象》这一典型实例后认为,文化产业是大众传媒时代民间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必须遵循民间文化地域性、语境化的特征,重视民间文化内容和市场规模的研究。
云南大学单晓红副教授也选取了云南少数民族作为阐释对象,她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电视表达》一文里认为,在文艺性和商业性电视表达中,少数民族女性成为“被看”的对象、猎奇的“猎物”,或以神奇的美丽提升着电视媒介的娱乐功能。
郑保章副教授和王爱玲讲师探究了媒介主导的流行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相似形关系中发现,媒介在制造文化流行的同时也在逐渐偏离现实文化格局,对现实的颠覆也日益加剧,并制造着与现实文化运行相悖的“偏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