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

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减税降费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振企业居民信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

美国在2017年12月税改方案落地，预计十年减税1.5万亿美元，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减税降费。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产业竞争的背景下，中美税负孰高孰低？税制有何不同?如何改革中国税制？摘要一、中美税收制度对比：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相对独立，税收法制化程度高，以直接税为主。

中国税权高度集中，以间接税为主，法制化程度有待继续提高。

美国实行财政联邦主义，联邦、州和地方相互独立，没有上下级关系。

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州政府主要来自所得税、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地方政府主要来自财产税。

税制相对独立，以直接税为主。

中国1994年建立了中央、地方的分税制，但税权高度集中。

中国根据税收的管理和使用权，划分为中央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地方税。

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间接税为主。

税收的法制化程度不够健全，存在寻租空间，非税收入比重较大，地方自由裁量权较大，部分地方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二、中美宏观税负对比：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收入占比更高。

1）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美国减税后可能减少宏观税负平均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产生压力。

如果考虑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大量财政预算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单位队伍和建设性支出，民生支出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居民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

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

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

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在此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却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

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

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三、中美税收结构对比：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主要由企业纳税；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主要向个人征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强。

中国侧重向企业征税，2018年税收收入为15.6万亿，其中个人所得税为1.4万亿，其余接近90%的税收基本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

美国的税收结构以直接税和个人税为主体，2018年，直接税占税收比71.3%，个税占联邦财政约50%，注重调节公平。

中美企业税负对比：中国企业负担的税收、行政收费和社会保险费高于美国。

在中国，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环保税等很多税种，以及各种行政收费和劳动成本的社会保险费。

在美国，企业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较低的社会保险税。

四、中美税负对比及启示：减税清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

1）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

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

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 3.7%。

2）费用过多过杂造成企业深感压力。

2018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14.7%，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 3.4%。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与居民期待有差距，行政管理成本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5）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在综合课征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收入调节功能。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6）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7）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与消费税划转地方工作，构建地方税体系。

营改增之后，虽然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成比例以保证地方财力，但是地方税体系迟迟未能建立。

美国的地方税体系以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销售与总收入税为主体，中国可以将房地产税与消费税共同构建地方税体系。

8）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正文1中美税收制度对比一国的税制受到该国的财政集权及分权的程度影响。

中美两国经济制度如财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造成两国税收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1税收体系：美国是财政联邦主义，各级相对独立；中国是分税制，但税权集中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分为联邦、州和地方（郡县、市镇村）三个级次。

各级政府只是事权范围、管辖地域的不同，没有上下级关系，各自的权力由宪法、法律等规定，各级政府只需向本辖区的选民负责，而无需向上级政府负责。

每个政府级次都有相对独立的主体税种，形成联邦税、州税、地方税的体系，州和地方有较大的税收管理权。

此外存在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转移支付。

1）联邦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关税组成。

其中，关税是联邦政府独征的税种，州和地方政府不能征收。

2018年，联邦税收占联邦总收入96.6%，占GDP的16.5%。

其中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比重最高，为50.6%，其次是社会保险税35.2%，第三是企业所得税6.1%（图表1）。

2）州税由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收益税）、牌照税、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采掘税等组成，2018年为1.03万亿美元。

其中主体税种是销售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占税收比重为46.8%和38.0%；公司收益税占比 4.7%，牌照税占比 5.6%，房产税占比 1.9%，其他如遗产与赠与税、采掘税等占比 3.0%（图表2）。

销售税是零售税，对在州辖区内消费者购买货物和劳务征收的税。

由于销售税是州级税收，各个州的税率不尽相同，且有的州允许州以下地方政府一起捆绑征收销售税。

美国有5个州尚未开征州级销售税：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这5个州中阿拉斯加州和蒙大拿州允许地方政府收取地方销售税。

3）地方政府税收由房地产税、销售税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组成，2018年地方政府税收7654亿美元。

其中，房产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71.5%，销售税占比11.8%，消费税占比4.7%，个人所得税占比4.4%（图表3）。

联邦、州、地方税制相对独立，且比例相对稳定。

联邦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约为66%，州和地方政府占比34%；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州占58%，地方占42%。

中国的分税制是以财务管理和使用权为基础，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中央税多为稳定的税种，相对来说，地方税主体税种不明确，多为税源小、不易征管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

1）中央税是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

包括：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车船吨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还包括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缴纳所得税归中央。

2）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是收入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税种。

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

增值税由中央分享50％，地方分享50％。

企业、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

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收入，其余归地方。

3）地方税是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

包括：土地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图表4）。

就各税种的占比而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是主要税种。

其中，2018年，国内增值税占总税收39.3%；第二大税种为企业所得税，占比逐年上升达到22.6%。

进口货物消费税及增值税占比10.8%，个人所得税占比8.9%，国内消费税占比 6.8%，，契税、土地增值税和城建税占比分别是3.7%、3.6%和3.1%（图表5）。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2017年中央占比53.0%，2018年年有所上升至53.4%，地方占比46.6%。

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3.9%下降到2016年的81.7%，2017年有所回升到83.7%，2018年进一步回升至85.3%。

1.2税收法治：美国高度规范，中国税收法定有待提高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一般都伴随着税制的改革。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引发了全球的税改。

总的来说，税收的法律制度建设尽量采取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依法治税。

美国主要是以宪法为基础，以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内收入法典等为主干，以税收法规为补充，形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的法制化、规范化。

“无代表，则无课税”，税收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

违宪审查原则也是其另一特色，1895年因为个人所得税违反联邦宪法从而禁止征收。

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税收法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级次，但税收法治建设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中国是以宪法为依据，逐步形成各种税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数量众多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税收法律制度模式。

税收法律覆盖尚不完全，目前成文的税收法律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资源税法》于2019年8月26日在全国人大通过后并于2020年9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法》于2019年11月27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成为正式法律。

此外，大多数是授权立法的法规、条例等，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但是税收法定进程已经加快。

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税收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引导资源分配和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