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人民币印钞史(1947-2016)

70年人民币印钞史（1947-2016）一、最早的人民币通胀1947年7月，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期间，解放军节节胜利，当时的各大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中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提议，应该考虑组建中央银行，并制定统一解放区货币的措施。

关于中央银行的名字，当时很多人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等，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总经理何松亭建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一名，以体现人民特色，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

1948年12月1日，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以当时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行在全国解放区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券”。

为区别于以往各解放区银行所发行的地方纸币，这种纸币最初被称为“新币”、“人民券”、“中国人民银行券”等，直到1949年6月，才被正式定名为“人民币”。

由于当时战争持续进行，人民政府支出远大于收入，入不敷出，唯有印钞。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949年4月人民币发行总量607亿元，7月底就达到了2800亿元，到了11月底，迅速增加到20000亿元，到了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发行量已经增至49100亿元。

当时，西藏、新疆、东北、内蒙古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东南区域，人民币尚未大范围使用，在此情况之下，一年时间印钞量暴增80倍以上，可想而知是个什么结果。

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倍，其中天津市的面粉、小米、小麦、纱、白细布这五种商品的综合价格更是上涨了103.7倍。

鉴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大大影响了新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将全国行政和军事人员的编制和待遇、财政收支、国营贸易、物资管理与调配、现金管理、私营企业管理等进行统一，并严格按照计划调配，由此形成了计划经济的最早雏形。

二、惨痛的代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整个国家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相继纳入人民币的流通区域。

然而，由于战争期间的纸币印刷过多，人民币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而且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新版人民币。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版人民币，并确定新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00——这就是“第二套人民币”。

从1955年迄今从第二套到目前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中国先后发行了4套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的时候，其兑换比例却一直确定在1:1——换句话说，截止到2015年，没有改换过面值的人民币已经走过了60年。

按照新人民币额度计算，1955年当年中国的货币存量（现金存款）合计是182亿元。

伴随着经济发展，此后的1956年、1957年人民币的货币存量增加到191亿元和218亿元，增长速度尚属正常。

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领袖的脑子发热要“超英赶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伴随着经济上的狂热，人民币供应量开始了罕见的“大跃进”，1958年、1959年，供应量分别激增到363亿元和474亿元，增长率达到了66%和30%，创下6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记录。

“货币大跃进”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一片狼藉，农民大批的“非正常死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19万，党史专家金冲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承认，三年间全中国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

三、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印钞大革命“货币大跃进”的惨痛后果，导致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随后连续3年连续实现人民币资金回笼，到1965年，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人民币的供应量被控制在572亿元的水平。

经历这一轮货币大跃进，再加上此前国民政府法币系统、金圆券系统和第一版人民币的通货膨胀恶果历历在目，领导人对于货币滥发的恶果产生了深刻的警惕。

从1960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领导人都十分注意控制货币供应量，此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始终稳定在每年7%左右。

即便最高的1966年，人民币供应量增长率也不过15%左右。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坛一片混乱，但货币供应却始终受到约束——从1966年的663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1182亿元，年增长率在7%左右，由于货币供应受到约束，不管怎样，民众对于未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明确预期，所以社会形势虽然动荡不安，但物价却基本保持稳定，这算是信用纸币时代的一个小奇迹——当然，这也是强力控制的计划经济的特点。

下图是1955-1978年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情况。

四、通胀肆虐期很多人认为，2000年以来是人民币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那只能说明你年纪尚轻，没有经历过人民币真正严重的通货膨胀。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对1949年至1976年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后续的拨乱反正、昭雪翻案，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明和书面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上的赎回行为。

所以，农民们的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城市工人涨工资了，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老干部昭雪补偿损失，在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财政透支、印刷人民币的形式来“摆平”的，因此人民币供应量在这两年开始大幅度提速。

1979年底，广义的人民币供应量为1555亿元，1980年进一步增加到1933亿元，增长率高达24%，此后的连续三年人民币的供应基本都保持着20%以上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多印钞票的结果，就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

不过，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中国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吃饱肚子，民众的生活水平有切切实实的提高，这一次不算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北京大学学生还打出了“小平你好”这样的横幅。

由于198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影响并不恶劣，接下来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一直保持这么高的货币供应量，从1984年到1990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长开始驶入快车道，此后几乎每年的广义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是1984年和1986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甚至达到了39%和31%这样的惊人增幅。

连续多年钞票超发的恶果在1987年到1989年以一场恶性通货膨胀显现出来，官方公布的CPI系数是20%左右，实际上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

五、如何从制度上遏制通胀面对社会上物价暴涨的潜流暗涌，中央政府决定全面取消凭票供应的物价管制和价格双轨制度，这次改革措施被明确称为“物价闯关”。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抢购行动，见什么买什么，有人一下子就买几百公斤的食盐，商店里只要有东西，基本上都被抢购一空。

为了抢购物资，人们纷纷到银行提现，银行发生了挤兑，这下银行可傻眼了，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得过来？前面的人人领不出钱来，后面排队的人就着急了，一些地方银行因为不能及时支付，民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都给推翻了。

这场由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提现行为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的国务院正式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要求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要发扬吃亏在前共产主义精神，否则将给予纪律处分……直到今天，许多年龄稍长的人仍然能够记起那个疯狂的抢购年份：电风扇能转圈就被抱走，电视机见人影的就有人要、录音机能放声的就被买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经披露这次“物价闯关”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明确指出，问题来源于“现在票子发得太多……”1989年到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

然而，吸毒上瘾的感觉很美妙的，2年紧缩期还没过去，政府就再度进入到熟悉的印钞轨道，在时任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票子发得太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以20%、甚至30%的速度增发，1993年创下激增37%这样增长率。

毫不意外的是，中国在1993年-1995年再度经历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官方统计的CPI就达到24.1%，消费品物价翻番的比比皆是。

要想真正控制政府滥发钞票的冲动，首先是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财政赤字，不能国有企业想要贷款，中央一声令下，那就要多少中央银行给印多少；不能说某个重大社会问题要解决（比方教育、医疗），又是中央一声令下，中央银行哗啦啦的印出来钞票送过去就行……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其中规定了中央政府财政出现赤字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终于制度上落实下来了。

从此，中央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要想花钱，要么靠增加税收，要么靠增发国债，只有这两条路。

六、任何通胀，成本必由底层人承受不能否认的是，任何通货膨胀的后果都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

比方说“下岗”职工问题，就是因为以往的国有企业经营遇到问题，不管是不是浪费严重，不管生产的产品是不是适销对路，领导只要到政府那里一哭穷，说职工生活困难，干嚎两声就可以从中央拿钱过日子，现在忽然发现这一招不灵了，于是就让自己的职工下岗……此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改革，都与政府不能再随随便便搞财政赤字有关。

不过，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还是沿用以前的老办法，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赤字透支，持续超发人民币，恐怕问题会更严重——用经济学家周其仁后来的话来说，如果没有1990年代中期的那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

”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由此确定了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增长率开始摆脱以往的模式。

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在1994年确立了以GDP为地方政绩导向的行政激励机制，这使得各地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重点——尽管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却从此开始崛起。

下图即为1979年至1999年中国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长情况。

由上图可以看出，人民币M1的供应量，从1979年底的994亿元亿元迅速增加到1999年底的4.58万亿元，增长46倍；M2的供应量，则从1979年底的1555亿元暴增到1999年底的72.58万亿元，暴增了77倍。

如果进一步观察M2的增长率状况，并将其与GDP增长率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长期大大超过GDP增长率，这最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一直保持至今。

七、新世纪的新规模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WTO，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崛起，出口产业兴旺发达，并逐渐变成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国，中国制造打遍全球无敌手，变成了“世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