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公务员的比较

宏观的角度对比科举制与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一引言与介绍人世间，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不管过去还是未来的，现实的情况是：在行政管理方面，西方的制度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行着一种管理精神上的垄断。

我们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建立一种现代科举制度，把官员的选拔范围扩大，使得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信仰……,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进入国家管理层，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形式，打破西方的精神垄断，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答案是未知的，但我们可以从科举制的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

从汉代的察举，辟除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其选人范围与标准都是相当狭隘的。

满足不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人才的能力受到广泛的质疑，直到隋朝，科举制使管理机关的面貌焕然一新，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为朝廷招揽了大批人才。

唐朝以后，科举制更加完善，考试程序简化，选拔标准客观真实、人才有的放矢等优点一目了然，尤其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已与任官制度紧密相连，形成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达到它的发展巅峰。

虽然科举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舞弊，捐官等不良现象，八股取士的制度也被广泛批评，但它依然有着上千年的生命力，显然优于它之前的一系列选官方式。

根本上说，它表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的亲和力，高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以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1>笔者认为，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它所存在社会的其它政治制度，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闪光点。

回顾现代公务员制度，仅仅发展了二百年的时间，现在基本处于成熟期。

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有着不可勿视的诱发作用，它是其直接推动力。

19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在《中国游记》一书中首次对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表示赞叹；另一位传教士德万多萨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与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在1570—1870年间，用英文介绍中国官员制度的书籍就达70多种。

〈2〉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甚至说：“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涉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都归于中国。

〈3〉不少美国学者也表示，中国的科举制让美国人看到“政党分肥制”的丑陋与弊端。

综上，我们已从上面的介绍中看到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国科举制的变体，二者同宗同源。

下面就开始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二者的异同，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精髓。

二、中国的科举制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比较研究1、技术的层面对于任何一种制度，技术都是它存在的基础，首先从支持它们的物质手段谈起。

对于科举制，无论是乡试，会试、殿试都有专门负责组织考试的机关；考题也都出自事先成立的机密小组；监考时更是出派大批人力物力，除了用木板将考生隔开，还采用了弥封（糊名）、誉录、军人监视、考场封锁等控制手段；考试结束后，试卷统一由“学政”评判，殿试则由皇帝亲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

从这个角度说，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发展下，科举制的技术支持已相当完备，现代考试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都已基本含概。

今天，现代公务员考试继承了它的一些特点，而且动用了一些现代技术，如监视器、基渎卡以及电脑阅读系统，另外在题目的设置上也渐趋合理。

其次，对于科举制与公务员制度，专门的学校都是与其相辅而行的。

本质上说，科举制下的学校目的首先在于保持贵胄对庶人的某种区别，次在为思想训练和学科重点提供一般示范的途径。

从宋代的太学，到明清的国子监，都意在“学校储材以待科举”，后来甚至规定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

换句话说，学校变成了科举的必经阶级，变成了官僚养成所，失去了原来存在的价值。

比较而言，现代公务员制度下的学校，尤其是西方已相当成熟，如法国的国家行政学院，其专业化程度，教育水平都发展到一个较高阶级，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素质，又具有普适性的全面素质，符合了行政机关的需要，它与科举制的共同点是在于学校的对口性很强，完全出于统治层的需要，而且这种学校设置有足够的社会支持面，成为一种有效“入仕”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它们增强了国家管理的整体水平和决策的水平。

我们还应该着力说明的是科举制学校的最大特点不只是着眼于从学校选出了多少官吏，而更强调吸引了多少人踏上了读书求官之路。

以唐朝为例，每年进士不过几十人，但何止成千上万的学童，从接受启蒙开始，就受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教育，他们自然是政权的衷心拥护者。

〈4〉如今，我们行政管理方面的学校也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得不承认，从这些学校走出的学生有其优势性的一面。

2、制度化的层面（1）科层化的维度这是韦伯的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我国科举制官僚体系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共同特征。

对于中国古代管理系统，科层化是一种统治制度，官员入仕之后，便处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被分成三六九等，随着他们的表现可以向上层迁移。

这种金字塔是较稳定的，同时保持了整个官员系统的连续性。

但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员为了权力的扩大，不择手段，只对上负责，而决策是否理性化，人民的反应如何对于官员不是十分重要。

再加上当时的考核制度只留于形式，这种科层制最终只能成为腐败的温床和低效率的基础。

随着文明的发展，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科层化设计在权力约束，淘汰机制，承诺与分工体系等方面日臻完善，各级公务员各负其责，尤其在日常事务方面依然保持了其传统优势。

同时，科层制与新兴的事业部制的有效结合，集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弥补了科层制决策的效应，信息传输方面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改良的科层制是先进的。

（2）官员分工体系的维度。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官员分工体系的安排都是有意设计的，只是过去是“正官”与“力笔之吏”，现在是政务官与事务官。

科举制下，正官往往都是考试出身，他们被皇帝派往各地任职，并且往往只有他们才有升迁的机会。

各衙门的办事员，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官都是由一些不规范的途径产生：有的是正官“自辟僚属”，有的是通过关系推荐产生，有的是科场淘汰之人，明朝时“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

”〈5〉就是真实的写照。

他们往往终身从吏，无法升迁。

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在这方面恰恰相反，它考任的对象都是事务官，政务官往往是选举产生，这就弥补了科举制的两大不足：一是事务官管理水平与效率低下，二是政务官们不需对民众负责，往往目空一切，缺乏了必要的权力约束。

由此可见，两种制度虽都具有选官的功能但考任对象却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出，尽管现代文官制度对政务员与事务官的划分更是合理性，但事务官的常任“危机”仍然不好处理，一旦它们蝇营狗苟，互相勾结，也会像过去时代的“衙蠹”一样，损害到管理机制的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负担。

（3）文职化与合法化的维度回顾历史，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的西汉盛唐时期都存在着一种“军而优则仕”的管理体制，军人依靠战功控制着中央或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但他们往往缺乏办事能力，有勇无谋，尤其是规则的意识缺乏，不利于国家管理职能的履行，而科举制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将文武取士分别对待，尤其强调官僚体系的文职化色彩。

这是一项创举，不仅消弥了军事力量对日常行政工作的影响，而且更广泛，更有针对性地招揽了人才，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现代公务员制度很好地借鉴了科举制的这个特点，并很好发展了它，尤其是它的合法化是科举制无法比拟的。

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务员法，详细规定了公务员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使公务员的各项工作都能代表国家，不受其它力量的干扰。

总之，无论是文职化与合法化，它们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使公务员的机构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使其工作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可谓异曲同工之妙。

3、文化与哲学的层面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科学制的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君国本位）的传统理念，而西方文官制的基础是强调个人本位，二者都是排斥小共同体本位的。

笔者是认同这种论断的，并且想再从文化方面加以补充。

中国人的文化是相信权威的，科举的本质就是打着君国主义的旗帜来笼络人才的，并且科举制的运行过程中是过分强调统一的：一份试题，一种指导思想——儒学，一种共同的命运——学而优则仕。

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一种非常实用的整合工作，它是强有力的全民动员手段，激励大众的学习热情、工作热情，可以整合社会规范，统一意识形态。

有人说，科举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并不过份，因为它所赢得的社会效应的确超出了其选拔官员的初衷。

相比之下，如今的西方公务员制度也是意在使每一个工作者的个性融合起来，因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活动不能像跳迪斯科这样张扬个性，要有条不紊，要保持相对的稳定。

换句话说，虽然现代公务员制度与科举制的哲学基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落脚点是相似的——追求一种统一（西方即使是形式上的）。

三、新式科举制在中国重新兴起的现实可能性经过我们对上述两种制度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传统科举制作为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其闪光点不仅是星星点点，而是普遍意义上的。

那么在它退出历史舞台一百年之际，能不能经过改良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呢？笔者认为这恐怕不易实现，原因如下：首先，我们在技术上和制度上发现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这是浅层或中层上的类同，而非根本上的。

它们二者植根的土壤有本质差异，科举制势必要求一种全民族人们的一致认同，全社会形成统一的价值标准，而在现代这种统一根本无法达成，文化以及追求的多元性改变了客观环境。

其次，科举制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现实条件很难达到。

载体是各级握有实权的正官，而非笔吏幕僚，而公务员制度选拔的往往是吏与僚。

在这个角度上说，科举制并没有优势。

最后，从人的因素考虑，精英是在逐步散失的，不能保证他们仍然留下政治领域。

从指导思想上看，马克思主义与科举制只有在形式上可以统一，用科举制作为国家根本管理制度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

综上，科举制度即使与现代性有交互性，重获新生也是相当困难的。

只能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但绕开深层次的变革，脱离现实环境而用它去适应今天的行政管理是天方夜谭，借鉴是唯一正确选择。

四、结语我们应该承认，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科举制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的东西，与其有惊人的相似，但重新拾起它又是那么的虚幻。

企图用它来改变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设想也是那么的不实际，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必为我们的文明忧虑，它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主宰，未来也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