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悖论的森林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T R A N SL A T I O N S译林外国文学大奖点击177在悖论的森林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2008年12月7日，勒克莱齐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

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

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实际行动。

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式，另外一种交流式。

我们会给自[法国]勒克莱齐奥著孔雁译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

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

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

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

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

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

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

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

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

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

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

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

那屿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

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

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1782009．02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

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

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

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嘲起的封闭区。

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

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一去梦想，去把这砦梦想写入文字中。

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

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

这些故事允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

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

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

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

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

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

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

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

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问藏书室。

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

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r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自．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于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

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卜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

这本书我爱不释手。

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

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奄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

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

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

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E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

对于这些人来说，最莺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

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

”(《作家和意识》)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

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T P．／W qSU汀10N S译林外国文学大奖点击179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

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缯。

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

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

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

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暂哄、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

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自由活动的特权却导致了悖论。

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生活的森林中心那棵长满了尖刺的树：他，还有她，忙碌着写作，在编织着梦想，他们难道不属于那幸运而又幸福的少数人吗?让我们暂时停顿下来，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情况——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这种境地。

很久以前，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时代，那些没有地位的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仆人、佃农，或者在启蒙运动时期从非洲的海岸被抢劫来，又在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等地被卖掉的那些人，都面临这种境遇。

那就是，即便是现在当我向大家演讲的时候，仍然有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仍然有些人处在语言的另一端。

我深受达格曼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不倾向于葛兰西的战斗性或者萨特幻灭的赌注。

当我面对那些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讲话的时候，文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奢侈晶，文学创作所源自的思想和形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感受到不适的原因。

当然，我们愿意影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慷慨地邀请他们参加文化的盛宴。

为什么这会这么难呢?那没有文字的民族，正如人类学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全位交流的式，那就是通过歌曲和神话故事。

而对当今我们这个工业化社会来说，为什么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我们必须重塑文化吗?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即时而直接的交流方式中去吗?我们很愿意相信在当今时代，电影充当了这个角色。

或者流行音乐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因为它有着自已的节奏和韵律，还有舞蹈加以助兴。

当然还有爵士乐。

在其他地区，卡里普索歌曲、玛洛亚音乐和塞卡舞等也都是交流表达方式。

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

最杰出的法语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很久以前就在索邦种学院对学者们的迂腐炫学发起了挑战。

他用从大众语言中挑出来的话当面嘲弄他们。

他在为那些饥饿的人说话吗?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

他描述了那些压榨农民和工人血汗的人的无止境欲望，一个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革命的矛盾，就像一个忧伤骑士的壮丽出征，活在作家的意识当中。

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

即便一位艺术家遵循了这条美德，也并不意昧着他绝无问题。

他的反抗、他的否定和他的诅咒无疑都倾向一侧，即权势语言的那一侧。

也许有几个词或者几句话例外，但其余的呢?那是一卷长长的可以擦掉重写的羊皮纸，一段优雅而遥远的拖延。

有些时候还有幽默，但并不是绝望的礼貌，而是那些深知自己不足的人的绝望，是非正义的激流退去时显露的海岸。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已不再自以为是，以至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或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给生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们只不过是见证生活，见证悖论森林里的其他树木。

虽然作家愿意做生活的见证人，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只不过是一个窥视者罢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成为了生活的见证人：但丁写了《神曲》，莎士比亚写了《暴风雨》——以及艾梅塞泽尔对该剧的出色改编。

故事中，凯列班跨坐在炸药桶上，威胁要1∞2009．02与他所鄙视的主人们同归于尽。

的确有一些无懈可击的见证人，例如写作了《腹地》的库尼亚，还有普里莫列维。

我们在《审判》或者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柯莱特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创作的爱尔兰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

彼得马西森的《雪豹》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中闪耀着世界的美丽，那是无法抗拒的美。

威廉福克纳的《圣殿》和老舍的《初雪》描述了世界的邪恶。

达格曼的《蛇》让我们看到童年的脆弱。

作为见证人的最优秀的作家，是不知不觉中做了见证的，也许他并不情愿。

悖论在于，他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过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因为在控诉时，他无法在场，所以他会感到心痛，甚至是绝望。

托尔斯泰也许能够向我们展示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国带来的苦难，然而，历史却得不到任何改变。

杜拉斯写了《欧瑞卡》，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

然而，只有那些被奴役的人们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反抗，与非正义作斗争。

在巴西，在法属圭亚那，在西印度群岛，有着马龙人的反抗；在海地，有着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行动起来：毕竟，那才是作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