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题目：现代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研究
姓名：王大振
学院：机电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现代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研究
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全部成果。狭义上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文化构成要素中，精神文化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包括哲学和其他具体学科、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是人类文化的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的反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由人类创造，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接受。
高校的本质规定性就是“通过先进文化传承创新和文化启蒙把个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同时以自觉的文化创新去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因此，大学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建设，以培养合格人才为根本任务，培养出人才要受到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具有谋生立业的本领，更要有思想、文化、道德的自觉意识，能自觉地树立起对国家、民族使命的担当和责任意识。
所谓大学的文化使命即：大学依据时代的文化主题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合理需要而担当的、与其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来培养人才的本体价值相一致的重大社会文化责任。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大学的文化使命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也是经过大学自身的考量之后才认同并愿意自觉担当的重大社会文化责任。因此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反映时代的文化主题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合理需要——合理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违背大学的文化本质属性；第二，与大学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来培养人才的本体价值相一致；第三，文化使命担当的过程也是大学自身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因此，每个时代的大学都必须自觉思考时代的主题和社会的需要是否合理，在纠偏救弊的同时，把握时代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并结合自身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来培养人才的本体价值发挥，来考量并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
1.3
在民族国家仍将长期存在的全球化进程中，大学的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其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大学所传播和传递、改造和创新的文化主要还是基于本国本民族。因此，大学对于各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使命的担当，对于民族国家的整体进步，特别是精神文化的繁荣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对于目前仍处于迟发展社会的现代中国来说，大学担负其文化使命亦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转型、道德风尚的敦化、民族精神的形塑三个方面。
高等教育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发展的成果。高等教育天然担负着保存、传承和创造高深文化和专门知识的使命。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职能，强调高等教育对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作用，既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履行好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对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提升作用，有助于高等学校在更高层次上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大学的文化使命，对于大学自身的文化本性的持守，对于民族文化的转型、道德风尚的敦化、民族精神的形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的大学只有坚持其文化本质，自觉担负其文化使命，才能实现自身的成长和成熟，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
大学文化传承职能的实现
(一)将文化传承创新融入育人全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通过文化使命的担当，大学不断地加深对其自身文化本质的认识，并以此为准绳去衡量外界社会对自己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否合理。一旦大学将时代的主题和社会的需要定性为合理的，大学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追赶到时代的前沿，唯此才能担负起引领社会进步的使命。甚至更多的时候，大学要自觉把握时代的脉搏，思考社会的未来需要，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时的大学才真正无愧于世俗的教会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道德良心和文化希望。
其次，大学担当文化使命，对道德风尚的敦化有表率作用。《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梅贻琦先生是对大学的“新民之效”认识最为深刻全面的。他在著名的《大学一解》一文中曾论述道：“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1.2
大学的文化本质使我们明白，大学担负着永恒的文化使命，也唯有这永恒的文化使命标志着大学的文化性存在，标志着大学持久的魅力——卓越和不朽。对大学自身而言，大学文化使命具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首先，大学的文化使命要求大学恪守其天职，忠实于自己本体价值的发挥而不能旁涉太多——譬如越俎代庖地从事着琐碎的世俗事务，或是不自觉地陷入别有用心者的圈套之中，否则大学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本体价值，就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一旦大学意识到自己偏离其天赋的轨道，它就必须迅速抽身，并以此警告自己要竭尽所能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主要是通过育人来实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教育本质是育人，以“文”化人。高校要以育人为核心，育人是大学立身之本。大学研究、传承和创造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育人的过程。文化传承创新最根本的是通过育人来实现，通过育人将优秀和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再则，从消极的角度看，大学要担负其文化使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付出某种代价。而文化使命担负的结果本身，也能够用来衡量大学在其自身成长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如此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大学完成对自身的定性与定位，为其长远的发展与定位铺陈好阶段性的准备。由此看来，大学的文化使命担当其实也是大学自身成长的重要途径。
此外，大学担当文化使命，对民族精神的形塑起催化作用。没有大学，民族精神依然可以形塑，但需要在长期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实现。而在战争等强大外力摧残的情况下，历史可能会中断，而民族精神亦可能会被淹没，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消逝，与此不无关系。玛雅文化的失落固然因为直接的黄热病，但是其民族精神中的长期封闭、与世隔绝，造成免疫力的下降，委实不是值得思虑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的。但是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南开大学的“旧新月异”的开拓精神，乃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精神，虽然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但并非此前国人的普遍共识，这些校训所透射的精神虽然也没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具体表述进行直接的对接，但它们对于我们结合曾经有过的民族危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和今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现实，而重新形塑我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这些优秀大学担当文化使命的具体历史，既延续了民族文化命脉，又在此基础上为民族精神的“复活”和勃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许正是在这意义上，那些以民族精神的彰显来体现自身价值的知识分子，才被称为“民族的脊梁”。大学担负文化使命的活动本身，也为民族精神的形塑起了催化作用。
首先，大学担当文化使命，对民族文化的转型起引导作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首要地和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北京大学诞生于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变法图强”运动中，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办学宗旨。如果我们考虑当时京师大学堂之同类于汉代的太学等政府最高教育部门的话，就不难领略大学的设立本身之于当时清政府的重大意义了。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发展化约为文化的问题，才有维新变法中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很明显满清政府是想通过大学来担负起中国文化转型进而走向富强之路的。后来的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为北大教授，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虽然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机械，而且当时学人对于“新旧”的理解固然也过于刻板，但北京大学对“文化转型”所发挥的导向作用则是不可小觑的。陈独秀通过《青年杂志》率先发出号召，各种革新团体和进步报刊随即纷纷成立，如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国民杂志社”及其《国民》杂志，新潮社与《新潮》杂志、“北大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等等，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可谓北京大学从事文化革新、服务于“传统文化”转型的第一次杰出表现。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历史分界线，北京大学所担负的文化革新的使命功不可没。而这仅仅是大学担当文化使命对于民族文化的转型所起到的巨大引导作用的一个例子。后来的清华、南开等大学以及抗战时期内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并自觉担负起文化使命，从根本上说形成了引导中国文化转型的合力。因此，大学担当文化使命，对民族文化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大学的文化本质是历史地存在的。它决定了大学对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担当责任与使命时都必须遵循的文化底线，否则大学就有被役使甚至被异化的危险，由此可以断言，大学应该坚守其文化本质。因此，可以说大学的文化本质决定了它的本质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即通过对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来推动或引领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大学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意义
1.1
谈及大学的文化本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即“文化是大学之魂”。王冀生先生直截了当地说：“文化性或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和传承、研究、融合、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从历史来看，大学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即从事着代表当时最高级专门学问（宗教神学）的传授和研究；而在古老的中国，各种名称的“大学”同样进行着代表当时最高级专门学问（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传授和研究。两者最后的历史归宿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历史起点都是欲图对人类的文化进行保存、传承与创新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宗教神学，而是孕育着宗教改革、及至后来的启蒙运动的人文教育。步入近代，科学教育则在大学里“一统天下”。目前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三足鼎立。历史轨迹表明，文化是大学得以发展所凭藉的重要土壤和服务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倚重力量。从逻辑来看，人类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人类社会关于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的经验积累最终都反映为文化，而这种文化既不能亦不必通过生物遗传机制来获得。而借助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人类能够更快更好地进化，而不是像低级动物那样仅仅依靠代际之间遗传和变异的交互机制实现物种的进化。这也就是近些年来，诸多学者提出教育与文化“共生同源”的内在逻辑。而大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其天职就在于对最为高级专门的人类文化进行必要的甄别、选择、创新之后再传承再创新……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就同时决定了大学的历史演化、决定了大学的使命就在于通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培养新人，并使这新人投入到新的文化创新活动中去，如此实现人类文化的高度发达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也许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张应强教授认为，提升人性、教化社会、泽被人类是现代大学文化使命的核心和根本。从现实来看，今日大学己经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虽然它广泛地参与到经济领域当中——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中国，大学官场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但这两种现象都改变不了也不该改变大学的文化本质。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就是要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机构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密切合作，从而实现社会的更加进步。倘使大学不顾及自己的文化本质，而旁鹜于经济市场之俗务，或是孜孜于干禄之钻营，那大学就泯灭了自己的天性，难以堪当引领社会进步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