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与传统文化研究

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与传统文化研究王国维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化名人,他的诗学思想与传统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介绍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谈谈王国维的诗学思想。
王国维提出了“以诗为体”的观点,强调诗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
他认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所在,是人类情感和思维的高度集中体现。
他还进一步指出,“以诗为体”的文学艺术观念可以延伸到其他艺术领域,例如绘画和音乐等。
这种观点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诗歌对于整个文化的重要性。
王国维还提出了“诗意”的概念。
他认为,“诗意”是一种超越诗歌形式的审美体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他将“诗意”与传统文化中的“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诗意”是一种自然、纯粹的感受,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
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使人们更加重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表达。
另一方面,王国维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
他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主张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其融入到现代社会中。
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易理》、《古文观止》等重要著作,不仅使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得到了重视,也对于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研究和阐释,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学批评。
他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次思想和价值观,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和方法。
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学批评也具有重要意义。
他通过对诗歌形式、内容和审美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歌创作和欣赏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结起来,王国维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文化名人,他的诗学思想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人格立场”和“文学哲学”。
一、“人格立场”的哲学思想王国维的“人格立场”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人格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和基础,所有的价值观都必须建立在人格的基础之上。
他强调了个体的独立重要性,认为个体的精神状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的这种思想处于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立场,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有所类似。
“人格立场”哲学思想的主要体现为对人的个性化及其革新和自我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他强调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表达自我的自由,认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实现自己的追求。
他认为人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除了“人格立场”哲学思想外,王国维的“文学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哲学的表达方式,是展示人类价值观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王国维在文学哲学中强调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他认为只有当作家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呈现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文学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就和价值。
三、结语因此,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其“人格立场”强调了个体的独立和意识自由,且强调了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核心。
而其“文学哲学”则是一种将艺术与哲学相结合的思想,强调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必须在以人格为根基的环境下发展艺术和文学。
他的这些思想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国维_红楼梦评论_与古典文学理论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古典文学理论张 哲 俊中国的学术从古典时期转向近代,是不能和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分开的。
从古典到近代的转折之中,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便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应当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国维第一次以西方的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以悲剧的美学概念和理论分析研究了《红楼梦》,使得《红楼梦》研究走向了近代。
然而现今学界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评价似有不妥之处。
一些学者认为王国维以西方的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因为悲剧理论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的文学,但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则不一定合适。
中国文学似应以中国文学理论加以研究。
另外尚有一些学者认为《红楼梦评论》在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方面,也显得较为生硬,似有生搬硬套的痕迹。
即尚未把西方的悲剧理论完全融化,并加以运用和研究,因而并不一定是成熟的学术著作。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近代学术奠基性的著作,对此一著作的评价似应谨慎。
《红楼梦评论》的近代性贡献是多方面的:一,在研究方法上,王国维有意识地批判了考据之学对作品研究的弊病。
他认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
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①王国维对考证之学的批评,正是出自于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角度。
但不能由此认为王国维对考据之学完全是持以批判的态度,他本人在《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之中,进行戏曲史研究的时候,就是通过文献的考证研究方法,尽力去复原戏曲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了很强的客观性。
二,《红楼梦评论》在批判考据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又建立了理论研究的近代性方法。
《红楼梦评论》以理论作为研究作品的基础,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悲剧理论成为了研究的基本思维。
因而《红楼梦评论》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由此理论研究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和《红楼梦》研究分不开的。
王国维史学研究方法

王国维史学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
2. 细究每个问题:在具体做法上,王国维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建议查阅王国维的相关书籍或咨询史学专家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研究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研究《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它不仅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式,还引发了文学评论领域的一场剧烈变革。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写作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演变历程。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此种时代背景之感受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文化不断涌现。
在清末大量引入的西学,以及其留洋学习的经历,都对其作品的创作构成了重大影响。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王国维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认为中国文学需要一场变革。
在《红楼梦评论》一书当中,王国维充分汲取了西方美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的思想,这在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中当属首创。
他将西方文学评论中的一些概念、理论、批评方法等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为中国文学评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运用西方文化理论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他从历史、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对这部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性问题。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学评论方式。
他运用西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的一些优秀元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学评论理论和批评方法。
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评论的发展。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演变历程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注重感性、直觉,而缺乏理性、思辨。
这种文化传统导致了中国文学评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无法真正意义上深入探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
因此,他提倡借鉴西方文化理论,推动中国文学评论的现代化转型。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积极接受并融合了西方文化理论。
他认为,西方文化理论在逻辑、条理、深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学评论的不足之处。
他强调将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学评论模式,推动中国文学评论的进步与发展。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11自动化2班宋宇光111102101 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出土有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称之为甲骨文。
1899年,开始认识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
可以这样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是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是使甲骨卜辞成为一种新的学问的奠基人之一。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且看他的自述:“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
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数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余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无足以就正宏达者。
惟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书契考释》,于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维复于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记·殷本纪》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赅。
)乃与《大荒经》称正同。
今年复考上甲微以后六世,系统与《世本》略殊。
后复见一骨折为二者,合之,乃证明此事。
”关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王国维有《哈同氏之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其中“余亦有考释”。
“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
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
”从王国维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对甲骨学研究的独创性贡献,主要在于用甲骨卜辞这种考古发现来探讨和印证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
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
《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是王国维依据甲骨卜辞所见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而撰写的。
共考定龚、孟、雍、亳、曹、祀、雇等处地名,并指出“此八地皆在大河南北千里之内,又周时亦有其地,殆可信为殷天子行幸之地矣。
”这篇文章与王国维主要用文献和金文资料所写的《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考》以及《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等文,对包括都邑在内的方国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1857-191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其学术思想涵盖文学、哲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深受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他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更对西方哲学有着独特的洞见。
本文将对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论述,探讨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
他广泛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和《大学》等经典著作,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道德、伦理、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想。
他也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包括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思想。
这些哲学思想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精神文化的内涵王国维强调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观念,他认为文化是精神与道德的表达,是一种社会精神的载体。
他主张要从文化的内涵中辨明文化的真正价值,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人的教化与启迪的作用。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是非夜航,兴哲保身,修身是斯文之本,兴国是雅思之经,三者无一者存。
”可见他提倡修身、兴国、兴哲的理想,以培养道德修养,推动国家兴盛。
2. 诗教一致的美学观念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提出了“诗教一致”、“神与形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真正的诗意在于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文学之中,也融入到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处世态度之中。
在他的美学观念中,诗与教合一,以文学教化人心,正所谓“授名其道,帮助其辅”,并将这种美学观念贯穿到他的诗论、绘画论等各个学术领域中。
3. 大美的追求王国维在美学上提出了“大美”的观念,认为真正的美应该是“大美”,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美。
他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而不只是形式的装饰。
他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神韵、人生境界进行独到的分析,强调大美的内在品质和高尚价值,从而提出了“大美”的美学理念。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

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结束本次访谈时,裘先生表示,“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重要的 历史研究方法,将继续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广大历史学者能 够积极探索和应用这一方法,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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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重证据法”一般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证据来源相 互印证、补充和说明同一研究对象或问题的方法。这些证据来源可以是文字资料、 考古发现、口头传说等,研究者通过比对、分析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以期更全 面、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3、重视口述传统:在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问题时,口述传统往往是一种重 要的证据来源。口述传统不仅具有传承性,还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因此可以与 文字资料相互印证,更好地揭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特征。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4、证据间的关联性: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需要不同证据间的关联性。不同 的证据可能来自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通过 分析这些,可以更全面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参考内容
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文学、 艺术和社会现象的研究。这种方法强调同时使用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验证研究 对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视角。
基本内容
“二重证据法”的内涵在于,一是运用内部证据,即直接来源于研究对象的 资料,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或社会现象的本身;二是运用外部证据,即从外部 获取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如历史文献、文化背景等。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 通过对比和分析这些证据,可以更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的事实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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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学术从来都是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代有一代之主题。
自清代末年,西学东渐、中西融合,成了那一时代的中国文化主题,如这一时期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吴宓,倡导“文学界革命”的梁启超,均是把中华之学术与世界之广泛文艺相结合,用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对文学的研究,王国维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他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他研究文字学,金石学,音韵学,到后期对于甲骨文、钟鼎文寻求古代史资料,第二个时期:对于西方美学的接受,把中国的古代文学与康德、叔本华美学哲学思想相联系。
这一时期王国维的几种重要思想如悲剧说、喜剧说、形式论和境界说都是在继承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得来的,以西方和中国的美学思想为指导,思辨与考据并用,进行文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是王国维从事西方文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我国传统文学批评大多采用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方式,语言表达简洁,偏重于直觉和经验,注重考据。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首部将西方哲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立足点的文学批评,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与传统文论审美鉴赏理论相结合。
王国维把学术本身作为目的,借用西方的理论整理研究中国文学隐隐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学术体系。
王国维认为外来思想有助于促进学术发展。
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再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借用西方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诗学、词学、小说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学术方法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继“索引”“繁琐”“考证”等方法后提出的又一全新的文学研究方法。
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用西方美学的理论阐释《红楼梦》,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研究红楼梦在《静安文集自序》,他打破了传统的索引派观点,认为文艺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自然人生,绝非某写特定历史人物的实录,叔本华说过“在同一个个体中,同时再现个人的特征,与族类的特征。
小说与戏剧中的人物也是如此。
在文艺作品中,个人也总是属于人类的,另一方面个人在人类中显露自己。
”王国维据此反对把红楼梦作为考据之学,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
纵观此书者之说:约有两种,一为述他人之事,一为作者自写其生平也,并驳斥这两中说法:“苟以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会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至谓《红楼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的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之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比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王国维主张采用叔本华悲剧美学来研究文学,借助叔本华悲剧理论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叔本华认为悲剧分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
种,由于运命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
根据叔本华悲剧分类,第一种,有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心者,第二种,由于运命者。
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任务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而第三种悲剧较前两种更高。
“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他用“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观之世界性视野来分析《红楼梦》,并具体结合宝黛悲剧的分析,认为《红楼梦》毫无疑问属于“悲剧中之悲剧”: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嬨,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
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俱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
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通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也,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叔本华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通过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突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局限。
在文章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悲剧美学”为美学建构的思辨基点。
在1905年写的《静庵文集自序》中就曾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
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己提出绝大之疑问”。
有层次、有组织地论述了《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之价值等,这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考证的批评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红楼梦评论》是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实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
王国维在另一部著作《人间词话》中也以西方美学为立足点来中国词话,其一开始即提出核心概念“境界”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点:“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然后逐层深入,阐释“境界”概念,逐渐区分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举例说明何为“境界”,他还以时代为序对历代的名家作品进行评论,最后王国维对诗词的风格体式流变线索作了寻理,也论及文学发展规律和诗词创作的某
些具体问题。
这己超越传统话语形式的随意、散漫式的评点方式,而融入了西方式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系统的内在架构。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开门见山地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直接把“境界”这个范畴作为诗词批评与创作的最高原则和最高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困在第九则中,王国维说:“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之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这里,他把“境界”放在“兴趣”、“神韵”等古典美学系列性审美范畴中,再加上西方美学的理解与体悟,认为境界就是“探其本”。
由此,王国维明确肯定“境界”这个概念在艺术美中的本体地位。
在“删十三则”中,他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
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而且,他还运用西方主客二分的方法来认识这个本体,他把意境分为“意”与“境”两个原质,认为这是“情景关系”在“意境”中的进一步阐发与突破。
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己。
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
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这即是一种“物我无间”、“与天冥合,的状态。
王国维举画竹为例说:“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是以君子取焉。
……善画竹者亦然。
彼独有见放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龄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
”以我寄托于物,将审美主体能动地与审美客体化而为一,即我与物“相契于意”。
而且,王国维发端于“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是以饱含真切的人生体验为先决条件。
他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但这种人生体验决不局限于一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之莫基己的身世之感,而是要透过有限的生命时空来寻求更为普遍的人生内涵,在审美的自我观照中实现自我超越,进入人生的理想境界。
其核心是通过审美静观所达到的超然的审美心境,一种由终极关怀引导的终极体验。
这种境界就是人生的解脱,也就是最终克服了“欲之我”,而达到“物我合一”,完全自由、纯美的终极之境,即是“意境两忘,物我一体。
高蹈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的审美状态。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进一步探讨了人生与“境界”的关系,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由此,王国维借用叔本华悲剧美学思想谈论人生之苦解脱,解释中国诗词,是王国维运用西方美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