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绍移民和宁绍会馆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

读书笔记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条理清晰。 好厉害,学到不少写作上的东西!对女性演员和观众的的叙事太让我动情了。 表演反推戏曲,从越剧切入宏观历史,微观史学才能建构出更为真实的世界。 是这样的,虽然许多老艺术家们已经离去,但她们所创造的历史和艺术永存!女子越剧,生来为女子发声!。 满足了我对越剧史研究的所有想像,书写细腻,史论详实。 丰富了很多和越剧相关历史和故事,从不同角度看了问题,但作者貌似对戏曲不是很懂,有很多错误,有些 废话有点多。 唔,全方位的展示了一些越剧史料我觉得是比她想要得出的结论更为有意义的事情。 部分顺应以求生存&声量的同时委婉反抗男性社会对女性文化的归化设计,在精英男对女性的刻奇拯救中找 到自己的叙事。 从一档名为11排13座戏曲播客的推荐中得知了姜进老师的这本著作。
结盟
打造新越剧
爱国、爱情 与色情的主 题变奏
戏班、戏院与观众 宁绍帮的移民文化
女人看戏 看戏的经济
票友与票社 捧场的性别
过房娘体系始末 越剧与现代传媒
二战后上海的政治与 文化
越剧《祥林嫂》与中 共地下党
工会事件:政治漩涡 中的女演员
“十姐妹”义演《山 河恋》:塑造新的身 份认同
筱丹桂事件: 在公共媒体 中登场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 的女子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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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分析思维导图
男班
女子
上海
城市
女性
女班
上海Leabharlann 文化越剧现代 越剧
姐妹
世纪
文化
剧
政治
性别
革命
旧上海宁波行帮的形成及其原因初探

不仅垄 断 了 上海 至 宁 波 新加 坡
、
温州
,
潮汕
。
在 旧 上 海 也是
, ,
间的航线
、
还开 辟 了 远 洋 航线 西贡
、
航 行到 日
旧
,
,
至 今上 海 繁华 的 南京 路上 营
口额
仰 光 及南 洋各地
、
高的邵 万生 南 货行
,
上 海供 奉海 神 的 天 后 宫庙 有 二
一 在南
就是 宁 波帮 开设 较 早 的商行
3
,
当 日下
暴动
,
多 巨今 己
0 多年 6
了
,
虽 然 由于 敌 我 力
,
点 陈 云 不 顾 个 人 安 危从 上 海 赶 到 出 事 向 当 地 群 众 详 细 询 问 出 事经 过
, ,
量 悬 珠 在 敌 人 残 酷 镇压 下 失 败 了
治 影 响是 不 可 估 量 的
。
但 其政
地点
并
中 国共 产 党 人 和 陈
历 史透 视
.
旧 上 海 宁 波
行帮 的形成 及其原 因 初 探
何 金海
旧 上 海是 个客 籍 移 民 组成 的大 都市
,
宁波 帮 包 括 郸 县 海
、
、
慈 溪
、
奉化
,
、
镇
据 中 重
, 1 9 1 0 年 的不 完 全 统 计 ,
0 万 的 市 民 近5
。
定海
,
象 山人
、
;
、
有 时称 宁绍帮
则指
客籍 移 民 就 占到 9 5 % 以上
历史上的区域开放与宁波商帮崛起

.
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所属鄞县、 奉化、 镇海、 慈溪、 象 山( 田) 定海 以及余姚等 7 南 、 县旅居 外埠 的宁波人 ,
在从事商贸活动 中所形成 的商人 、企业 家群体 ,其 依托组织是具有浓厚地域性特色 的同乡社 团。宁波 商帮萌芽于古代 、崛起于 近代 、辉煌于现 当代 ,其
发展历程包括古代宁波商帮、 近代宁波商帮和现当 代宁波商帮三大阶段。 古代宁波商帮包括 以日 本与 朝鲜半岛为主要 贸易对象 的唐代 、五代吴越时期 以 及北宋的明州商帮 , 构成宁波帮发展史的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主要通过四条途径 向全国各 地乃至海外伸展势力 : 一是 以金融( 从近代钱庄向现 代银行过渡) 为纽带 ,伸 向各大商埠 ; 是上海 商业 二 总店( 总公司) 在各地设立分店或联号 l 三是将经销进 口商 品或名牌 商品的经销 网络 撒 向各地 l 四是 “ 红 帮” 裁缝 把服装业 发展到各地 乃至海 外( 如海参崴) 。 总之 ,随着 区域开放 的不断推进 ,近代宁波商 帮也从小到大 、由萌 芽到鼎盛 ,由弱变强 ,不断发
一
港成为吴越国的主要贸易 口 岸, 当时的明州商帮以 蒋承勋商船 、盛德言商船等为代表 。北宋 时明州商 帮与 日本 、高丽间贸易十分频繁 。往来 中 日问的明 州商帮以米仁聪、 曾令文、 周文德、 周良史、 王满、 卢范、潘怀情 、孙忠 、尧忠 、张仲 、李 先 、等人为 代表 。明州商帮的发育 、成 长离不开开放性 的海 外 贸易, 没有这种海外贸易的兴盛 , 就没有明州商帮 的产生,也就没有后来近代宁波帮的诞生。 公元 11年 , 9 1 宁波旅 沪同乡会在上海 四明公 所 召开成立大会, 为近代宁波帮正式形成之标志。但
代的宁波( 历史上宁波有过 明州 、余姚郡 、庆 元府 , 庆元路 、宁波府 等名 称) 是对 外开放 的前 哨与重 都
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

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
刘军;王海明
【期刊名称】《东南文化》
【年(卷),期】1993(000)001
【摘要】<正>引言河姆渡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的土著的原始文化。
经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学术界虽然还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包括河姆渡遗址的一至四层,它们分别代表着河姆渡文化的四个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河姆渡后续文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姚江两岸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后发现的,在余姚前溪湖等遗址中发现了夹砂红陶鱼鳍形鼎足、泥质灰胎黑皮陶竹节把豆和有段石锛等遗物。
据此,有学者认为“在宁绍地区继河姆渡四期文化之后,似乎还存在着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第五期文化”。
进入80年代以来宁绍平原上先后又发掘了绍兴马鞍遗址、绍兴仙人山遗址、宁波江北慈湖遗址、奉化名山后遗址、象
【总页数】11页(P92-102)
【作者】刘军;王海明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5
【相关文献】
1.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J], 陈民镇
2.一部解析良渚文化的最新力作——读刘恒武著《良渚文化综合研究》 [J], 王心喜
3.良渚文化兴衰原因初探 [J], 杨楠
4.良渚文化与凤鸟关系初探 [J], 杨菊华
5.宁绍平原史前农业初探 [J], 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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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移民和宁绍会馆

宁绍移民和宁绍会馆■周德华一、宁绍移民盛泽古称合路,乃吴根越角之地,一衣带水,与浙江比邻。
明中期以后,盛泽手工织造业发萌,绸市渐兴,四方商贾及劳苦移民纷至沓来,其中以浙江最多,浙省下三府中以嘉兴、湖州居多,两者多从商,如清代汪永亨、张益源两家最大绸庄均是从湖州迁来(其祖先是徽商,湖州则是个中转站)。
湖州的丝织业比盛泽早,也有熟练织工到盛泽从织传授技术。
杭州府离盛泽较远,除经商外,杭州、湖州还带来纺绸的织造技术,后世闻名于世的盛纺,其实脱胎于杭纺。
民国年间,盛泽全镇有四五十家丝线作坊,招牌上挂的全是杭线作(店),至于手工织造用的机配作如梭、筘、打棒、皮结等亦皆由杭人开设的工场制作。
但以上三府距盛泽较近,来往便捷,未曾建过同乡组织。
钱塘江以南的上八府中,以宁波、绍兴两府移民最众,大多定居。
宁波府临海,历来为商港,宁波人头脑灵活,经商意识强,清初蒋姓商人创办了吴江县内第一个钱庄——天成锠钱庄,可与全国各大商埠通汇。
其后,其他钱庄亦多有甬商独资或参股。
宁波人经营的第二个行业是药业,甬商洪北堂于清光绪年间来到盛泽,在花园街闹市创办洪养和堂药铺,前店后工坊,出产丸、散、膏、丹,冬天还有膏滋药。
批零兼售,代客煎药,送药上门,生意做到江浙边境小乡镇。
继而又在南十字弄开设连锁店——养生堂。
此两老药铺虽经多次所有制转换而犹存,被列为江苏省百年老店。
北大街长庆坊的存天德药铺亦是甬商所开设,双开间门面房,前店后坊。
此外,天生堂、天生德、同天成、益寿堂、仁寿堂、泰山堂、太和堂、同心德等药材店亦系甬商所设,大致宁波人所设的药材店占全镇的四分之三。
宁波人的第三个行业是醃腊咸货业,盖因宁波是渔港,因而盐醃海产如咸海蜇、咸海蟹、咸带鱼、咸黄鱼、咸鮝鱼、拷子鱼等源源不绝而来。
也有宁波人直接涉足丝绸业,民国年间甬商尚仰峰开设成昌春绸庄、周绍昌开设周绍记绸庄、徐占元开设信泰源绸庄,其中成昌春绸庄还颇具规模。
此外在棉布业、棉纱业和丝行业也有涉足。
百年辉煌——“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

杰出代表,宁波帮创业史是宁波人历 展对外贸易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由
史的重要篇章。特别是近代以来,宁 此使宁波自古以来就与海外和中国其他
波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在各个领 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并
域的杰出成就,抒写了中国近代史上 形成宁波一地悠久的重商主义传统与尚
的百年辉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 实、务实的价值取向。
波商人不仅在北京、天津、营口等北方 商埠势力有所加强,在上海、常熟、汉 口等南方商业重镇,更是引人注目。其 中创办于嘉庆二年(1797)的上海四明 公所成为众多旅沪宁波人的精神家园。
崛起之路
鸦片战争后,洋货与外国企业纷 纷涌入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趋于 瓦解,商机敏捷的宁波人抓住近代中国 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迅速由旧式商帮 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群体、并借助传统 家族同乡关系和近代上海崛起的地理优 势,雄称中国商界达半个多世纪。与此 同时,除工商业外,近代宁波人在其他 社会领域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从而有 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历程。 史称“钻天龙州遍地徽州,还让宁波人 奔上前头;山东蛮子、绍兴师爷、福建 郎、江西唱班,赚得宁波人铜钱活神仙”。 近代宁波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清代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

清代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颜晓红【摘要】清代浙江山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口,他们开山种地、做工经商,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多种经营活动,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为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商品化的特征,但这种开发也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期刊名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4)005【总页数】6页(P83-88)【关键词】清代;浙江山区;经济开发;生态变迁【作者】颜晓红【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人文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清代是传统农业大规模扩张的最后阶段。
在此阶段,由于各区域地理条件、农业发展的历史基础等社会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开发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也呈现新的历史态势。
浙江山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陈桥驿: 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J]. 中国社会科学, 1983, (4): 207-217.吕锡生. 明清时期畲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 (2): 90-91. 刘秀生. 清代闽浙赣的棚民经济[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1): 53-60. 郭润涛. 钱塘江流域山区与平原产业结构的比较[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2): 31-42. 朱自振. 明清东南山区农业的商品化发展与特点[J]. 中国农史, 1993, (4): 27-37.张祥稳, 惠富平. 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J]. 中国农史, 2006, (3): 13-21.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六卷[M].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叶建华. 浙江通史: 第八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尤其是张建民先生提出的许多观点, 如流移人口的流移特性与山区开发、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外地商人控制山内商品生产及其消极影响等等, 使笔者深受启发和教益.的基础上,对清代浙江山区资源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作一综合论述。
【doc】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州府人口变化分析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州府人口变化分析第33卷第5期2011年1O月湖州师范学院JournalofHuzhouTeachersCollegeV o1.33No.5Oct.,2O11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州府人口变化分析彭敏(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内部战争,其持续时间长,造成了许多地区的人口锐减.湖州府位于战争的地理要冲,人口损失尤为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后为了恢复经济生产,湖州府推行"招垦"政策,来自各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湖州.这些移民既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亦带来了一些问题.关键词:太平天国;湖州;人口;移民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34(2011)05—0005—05湖卅I府,隋置州,因地滨太湖得名.元成宗元贞六年(1295年),废州置湖州路;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改湖州府.至清末时,湖州府管辖归安,乌程,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共7县.府治归安,乌程.湖州一直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早在宋朝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湖丝"衣被天下",也成为外商竞购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地处江南的湖州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粮食漕运中心,人文荟萃,科甲辈出.清朝乾隆,嘉庆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日益集中和激化.江南作为全国的财富主要来源地,所承担的税额一直以来就比较高,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人地关系逐渐紧张.[1](P102)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人均耕地日益减少,许多小户靠耕地无法养活自己,被迫外出谋生,于是又产生了流民阶层.L2此外,不时的灾荒,苛刻的政策和外敌的入侵,都使得整个社会越发显得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到达江南地区时,江浙的农民反抗斗争已如火如荼.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带的湖州,战略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湖州身处长江中下游平原,东濒太湖,南接杭州,西依安徽,北接江苏,是南通百越,北接勾吴之要冲,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湖州也担负起屏翼杭州的重要任务,而控制了湖州,也就是保障了杭州的大西北,同时湖州也是太湖南岸的北边防线.太平军如想夺取整个江南并控制这个富庶之地,攻下湖州府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一,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湖州府人口的锐减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一路上势如破竹,而江南的繁华对于太平军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了抢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补充自己的财源,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因而成了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区,战争历时长,战况激烈,人口死亡亦多.r3](H."浙省自发逆肆扰以来,通计各府,惟杭州,湖州两府各属受灾最重".l4湖州位于天京的外围,乃太平军和清军出入浙江的要道,故其不可避免成为主战场之一.1860年2月,太平军为实施攻杭救京方案,第一次由李世贤部进入湖州地区,以后几度用兵湖州,并于1862年5月攻下湖州府.天京陷落后,湖州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一个大据点,众多重要将领荟萃湖州,幼天王一度还准*收稿日期:2011—02—02作者简介:彭敏,在读硕士,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湖州师范学院第33卷备在湖州建都.在湖州地区,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也反反复复,伤亡也尤为惨重.在湖州府属七县中,又以长兴,武康,孝丰,安吉"受祸尤烈".①长兴县.根据葛庆华的研究,战后长兴土着约存7万人,而曹树基根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和嘉庆八年(1803年)的长兴县人口数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推断,战前,即1858年长兴县人口约为47万.这样一来,则战争期间长兴县的人口损失率达到85.同治年间记载称:"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②由于这一判断是根据战前的在籍人口数作出的,而战前的在籍人口可能并末包括全体人口.实际人口的损失率大大高于在籍人口的损失率.安吉县."自庚申(1860年)至壬戌(1861年),贼往来不记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得,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③.同治三年(1864年)清查户口,土着户仅存3500户,残存的土着人口最多只有1万左右,人口损失超过92.孝丰县(后并人安吉县)."咸丰六年编排保甲,实在男丁十四万有奇,女丁及老幼并十五万有奇."④同治十年(1871年),孝丰县土着户仅存2557,男女大小丁口7366,而1858年孝丰人口在3O万左右,战争中人口损失率达97.5.这也与光绪《孝丰县志》卷8《祥异志》的记载相符:"昔全盛时El三十余万,而今则落落星辰,散布四隅者仅八千余,不及三十之一也".一些村镇的人口损失还不止此数,甚至于有些村落的人口损失率达到99.武康县(后并入德清县).武康"素瘠多山,又当贼往来皖浙道路之冲",故人口损失极为惨重.同治三年(1864年)粮储道杨昌洁攻克武康,看到的是"井舍烟稀,鸡犬绝声,遗民百不存一,所复各城疮痍无有过于是者."⑤道光七年(1827年)户24473,口102104,至1858年人口约莫11.6万,因位置与孝丰毗邻,人口损失预计也在95以上.德清县.该县同治十一年(1872年)人丁行查未报,故其人口损失情况不详.由于地处水乡,远离通往杭州的交通要道,故人口损失稍少于毗邻的武康.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将领高连升克复德清,"县人生还者不过十之二,三".嘉庆八年德清县合计男女丁口为39.1万,估计至咸丰元年人口可达46万余人.⑥中国移民史》中估计同治四年德清县的人口大约尚存6万余人,可推得战争中土着的损失率达到87.乌程,归安县.乌程,归安两县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较西部诸县要小.乌程,归安两县因丝织业兴盛,与外界联系较多,百姓战时多迁避外地避难.加之地处水乡,可以用船载负全家,"托命于小溪汉港,丛芦密苇之间",获保全者较多,所以,"水国被害较轻,户口十或全其五六".⑦同治十一年乌程县"实在人丁"36.1万,归安县人丁"行查未报",光绪二年编查保甲,城乡共计69211户,254739口.预计两县的人口损失率约为6O左右.总之,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前,湖州府人口约有285万左右.战后仅存不到70万,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属七县人口损失215万,人口损失率在75左右.战争期间的损失人数是惊人的,可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这一部分的损失因素是多方面导致的.第一,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1864年,湖州保卫战前,清军派郭松林,李朝斌等攻打长兴城,太平军守将襄王刘官芳也毫不畏惧,并燃烧火药桶,双方都死伤惨重,"死于城下者尸积成堆".[5](P763~湖州保卫战中,太平军打死打伤中外联军总计也近万人左右.第二,清军的屠杀.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而满清为了扑灭太平军起义,搜刮百姓,大肆屠杀汉族百姓,即使对叛乱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清军攻克湖州以后,在湖州城内大肆屠杀,被屠杀的百姓《浙西减漕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55页.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序》.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光绪《张氏宗谱》载:"吉县全盛时户口不下二十万". 光绪《孝丰县志》卷4《户口》.秦湘业,陈钟英《平浙纪略》.民国《德清县志》卷4《食货?户口》.秦湘业,陈钟英《平浙纪略》.第5期彭敏: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州府人口变化分析达15000人左右."清军入城后,滥杀未逃走的不幸的非战斗人员,无辜的居民不分男,女,儿童均遭屠洗".『6j(第三,由于饥馑而造成的人口减少.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间,浙西北的不少地区在太平军和清军占领中数度易手,战事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计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1)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他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特别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又爆发蝗害,灾民纷纷渡江,不下数万,粮食越发显得不足.比如在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战后仅三十名幸存,大多数人是在深山中饿死的.l7l(∞第四,战争期间瘟疫的爆发对人口的影响.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④.战争是这次瘟疫的直接的主要因素,难民生活无着,路途奔波,本来体质就差,加之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瘟疫.早在咸丰六年,苏南的难民营中就有疫病爆发.这次瘟疫始于同治元年五月,先流行于安徽宁国,广德一带,然后向四周蔓延,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超过了战争本身,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也是这次大瘟疫的流行区.如在湖州,"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l8_(H."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战争导致的民众体质下降,环境恶化,恶劣生存条件下的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人口流动频繁以及国家和社会救济能力下降等,这些都导致乃至促发了原本就存在于江南地区的霍乱等疫病的爆发和流传,致使在战争的作用下,发生了全区域性的特大疫灾.⑨二,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州府的招垦和移民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余年,波及甚广,战后的苏,浙,皖三省破坏尤为严重,"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I)关于这一地区土地抛荒的情形和人口"半真空"的状态,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_7】('江南地区的战后俨然已是废墟一片,然而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土地的大量荒芜,人烟稀少势必会影响到朝廷的收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生产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为保障.为了迅速恢复残破的经济,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年)谕令各省招垦荒田.湖州府被清军再次收回以后,在地方大吏督促下,先后设立了"劝农局","招垦局"等机构,负责招垦事宜,并制定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以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如左宗棠收复浙江后,"招宛,邓,襄,随之民来孝垦荒".lg]受到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从四面八方涌人到这片区域,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耕种,建立新的家园.这些新移民的构成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军事性移民,包括湘军,淮军裁撤的散勇.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十二万名湘军(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队).而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约二万五千名曾国荃最精锐的军队连同其将领一并退役,可能他们已经掠夺了足够的财富,说什么也要解甲归田了.剩下的十二万人分期①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②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③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O2年第5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④王韬:《搜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湖卅I师范学院第33卷退役,大部分在1864~1865年进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为还需要这些人来守卫安徽江西地区,以防止太平军残余死灰复燃._I』(这些兵勇有一大批就地安置,留居江南各地,进行劳作.湖州府属各县也有关于这些散勇的记录,如德清县"同治四年(1865年)客民散勇来邑垦荒".①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遣散的太平军战士.当时《申报》曾报道:"皖浙大吏以国课攸关,招徕客民开垦,期间应募者,非漏网余匪,即遣散游勇."[.第二,各地受吸引而来的移民.这些移民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温台等地的省内移民也占一部分.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着,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地处湖州府西北的长兴县,"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②据民国年间调查,长兴县外来移民,"以河南籍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本地籍占百分之四十弱,余均台,绍,温,金,湘,皖,江北等籍"._g安吉县则"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⑧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战后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④湖北人明显要比温台客民为多.不仅在西部的安吉和孝丰等地充斥客民,南部的武康县也同样是客民"纷至沓来,视为利薮"o[3](P448)乌程,归安两县"洪杨乱后,湖南人随湘军来此垦荒者甚多".粗略地估计,至光绪十五年,湖州府西部三县的客民人口可能达到7万,整个湖州府则应当在12万左右.这些移民迁来以后,开垦土地,日聚日多,逐渐形成土客杂居的局面.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各地移民迁居于此,希望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三,移民给湖州府带来的影响(一)随着移民的到来,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开发加快,对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湖州府,尤其是西部三县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外来移民的迁入,及时满足了本区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移民成为垦辟荒田,恢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⑤,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花生,玉米,番薯等.苎麻,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⑥而且,两湖和河南的移民还带来了他们家乡的重要菜蔬,例如空心菜和白花菜等.[(二)移民也促进了本区城镇文化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浙皖两省交界的泗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泗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⑦外来移民也丰富了湖州的文化,各地移民迁居湖州的同时,也带来了原籍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土客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吐故纳新.例如在生活习俗上,两湖及河南移民带来了饮食风格的变化,原来喜甜,淡的湖州居名也逐渐变得能够接受咸和辣的口味.入冬后,湖州人,尤其是西南三县的人一般都要加工或购买民国《德清县新志》卷4《食货》.《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民国《南浔志》卷三十.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第5期彭敏: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州府人口变化分析年糕,糍粑,大量腌制咸菜,如辣菜,雪菜,豆角,辣椒等蔬菜品种,以及留待过春节使用的咸鱼,腊肉等肉食品,这些也是受外来移民的生活习俗逐渐熏染的结果.伴随大量移民而来的是各地方言也涌了进来,改变了原来湖州的语言格局,出现了方言}昆杂的局面.境内大致有吴语,官话,闽语三大类:吴语系统有宜兴话,湖州本地话;官语系统有河南话,苏北话,安庆话,湖北话;闽语系统是分布于少数地区的温台话,即所说的平阳话.(三)由于移民成分复杂,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对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战后本区域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秩序混乱,土匪猖狂,帮会横行,与此密不可分.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①.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他人的土地田产,或抢人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斗殴争论之事频繁发生,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安,武,孝三邑之匪,公然掳人毁屋,居民迁避一空.安吉之石羊里者,即石莺村,为匪类聚会之所.土民早闻风逃徙,附近各乡镇亦皆逃至湖郡.连樯而下,络绎不绝".g]以至于有些土着流亡者,一旦生还,反至无所归宿.田为人有,屋为人居,力不能夺,讼不能胜,乃不得已而亦舍己芸人,占别家之产以自活.l11_参考文献:[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靳志朋.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社会的冲击与影响[J].衡水学院,2009(6).[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E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J].复旦,2000(5).[5]胡长龄.俭德斋随笔[M]//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6册).台北:神州国光社,1952.[6][英]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EM].王维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El研究[M].葛剑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沈梓.避寇日记(卷3)[M].//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9]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J].史学月刊2003(1)[10]颜晓红.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与生态环境变迁[J].南京林业大学2007(3).[1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Huzhou'SPopulationChangeAroundtheWar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 PENGMin(SchoolofLiberalArts,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ChinaOceanUniversity,Qin gdao266i00,China)Abstract: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isthefirstmajorinternalwarinthemodernChinese his—tory.Itlastedalongtime,andtherefore,thepopulationwasgreatlyreducedinmanyregions.H uzhouissituatedintheimportantstrategiclocation,SOthepopulationdeclinedrelativelymoreserio usly,butthisDhenomenonresultedfromvariouscauses.Torestoreeconomicproductionafterthewar, Huzhoucarriedoutareclamationpolicy,andanumberofimmigrantsfromdifferentplacesbegantoset tleinHuzhou.Theimmigrantsnotonlybroughtsufficientlaborforceandpromotedtheadvanceme ntinecon—omy,cultureandlife,butalsobroughtaboutsomeproblems.Keywords: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Huzhou;population;immigrants [责任编辑陈义报]①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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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移民和宁绍会馆■周德华一、宁绍移民盛泽古称合路,乃吴根越角之地,一衣带水,与浙江比邻。
明中期以后,盛泽手工织造业发萌,绸市渐兴,四方商贾及劳苦移民纷至沓来,其中以浙江最多,浙省下三府中以嘉兴、湖州居多,两者多从商,如清代汪永亨、张益源两家最大绸庄均是从湖州迁来(其祖先是徽商,湖州则是个中转站)。
湖州的丝织业比盛泽早,也有熟练织工到盛泽从织传授技术。
杭州府离盛泽较远,除经商外,杭州、湖州还带来纺绸的织造技术,后世闻名于世的盛纺,其实脱胎于杭纺。
民国年间,盛泽全镇有四五十家丝线作坊,招牌上挂的全是杭线作(店),至于手工织造用的机配作如梭、筘、打棒、皮结等亦皆由杭人开设的工场制作。
但以上三府距盛泽较近,来往便捷,未曾建过同乡组织。
钱塘江以南的上八府中,以宁波、绍兴两府移民最众,大多定居。
宁波府临海,历来为商港,宁波人头脑灵活,经商意识强,清初蒋姓商人创办了吴江县内第一个钱庄——天成锠钱庄,可与全国各大商埠通汇。
其后,其他钱庄亦多有甬商独资或参股。
宁波人经营的第二个行业是药业,甬商洪北堂于清光绪年间来到盛泽,在花园街闹市创办洪养和堂药铺,前店后工坊,出产丸、散、膏、丹,冬天还有膏滋药。
批零兼售,代客煎药,送药上门,生意做到江浙边境小乡镇。
继而又在南十字弄开设连锁店——养生堂。
此两老药铺虽经多次所有制转换而犹存,被列为江苏省百年老店。
北大街长庆坊的存天德药铺亦是甬商所开设,双开间门面房,前店后坊。
此外,天生堂、天生德、同天成、益寿堂、仁寿堂、泰山堂、太和堂、同心德等药材店亦系甬商所设,大致宁波人所设的药材店占全镇的四分之三。
宁波人的第三个行业是醃腊咸货业,盖因宁波是渔港,因而盐醃海产如咸海蜇、咸海蟹、咸带鱼、咸黄鱼、咸鮝鱼、拷子鱼等源源不绝而来。
也有宁波人直接涉足丝绸业,民国年间甬商尚仰峰开设成昌春绸庄、周绍昌开设周绍记绸庄、徐占元开设信泰源绸庄,其中成昌春绸庄还颇具规模。
此外在棉布业、棉纱业和丝行业也有涉足。
绍兴府移民中以绍兴县、嵊县为主,次及相邻的上虞、新昌和诸暨三县。
绍兴移民之最早记载见于弘治《吴江志》:“每岁秋获之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富家借以空房一间,每五日抽分其一日之卵,以灰盐腌之,可以致远,其鸭粪于田中,田又肥沃。
”生态养鸭,主客皆利。
清顺治四年(1647年),盛泽建镇,康熙以后社会渐趋稳定,而丝绸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绍兴移民之迁入有增无减,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
绍兴移民络绎不绝而来的原因不外乎谋生而来,绍兴本地向有三水六山一分田之说,人均耕地少,常闹饥荒,逢凶歉之年,食不果腹,乃大量外出逃荒,而盛泽则是平畴沃野,米价又低,市镇上丝绸及其他各行各业繁荣有广阔的劳动力市场,而周围农村则重织轻耕,农村机户专业化程度较高,育蚕之外通常是妻络夫织,有大量闲田可供耕植。
于是绍兴移民前来填补农村劳动力的空白。
笔者于1984年访问镇郊盛虹村农妇王茶花(时年69岁)一家,获知其祖父辈兄弟五人在绍兴种薄田数亩温饱无着,乃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家迁来务农。
由于绍兴人的勤劳,在农村大多能自食其力,过温饱生活,少数人勤俭操持买进田产,造了房屋,成为“奌王”(绍兴俚语,在“王”字上加一奌,成为“主”字),意即从长工(雇农)上升为富农或地主,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乏其例。
绍兴人在农村除从事耕作以外,还有放牧及捕捞。
旧时盛泽豆腐港绍兴籍农民家家有小划子船,耕而兼渔,捕到鱼就到镇区河道内叫卖。
流入市镇的绍兴籍移民主要从业于丝绸后整理行业,也即练坊、染坊和轴坊的手工三坊。
由于绍兴丝织业之发韧早于盛泽,其后整理技术成熟,乃因势利导在盛泽开设此三类作坊,承接丝绸后整理加工业务,如邵力子胞兄邵伯谦在红萼浜开设过染坊。
这三坊除坊主清一色是绍兴籍人士外,所有把作师傅和勤杂辅助人员亦非绍兴人莫属,盖因此行业劳动强度大,操作环境艰苦,如夏天高温熏蒸,寒冬敲冰担水,还赤足涉水在河内漂洗绸匹,须得有体魄和耐力,而盛泽地区原住民,从织从商足矣,无法承担,也不屑承担。
于是数百年来,盛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分工,绍兴人垄断了该行业,壁垒分明,招徒雇工非绍籍莫属,绍兴籍人士自称为“绍帮”,这种局面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才改变。
数百年来,盛泽本地人从织从商,绍兴移民主宰五色三坊业原也相辅相成相安无事。
20世纪20年代前后沪苏等地丝织行业采用电机织造,后整理行业相应跟上,局部采用机器及染化料,使成品绸质量大为提高。
是时,盛泽出产的绸匹相形见绌,形成滞销。
盛泽绸业界人士呼吁后整理行业,跟上步伐,进行革新。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手工业行业不可避免带有循旧保守的一面,必然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民国12年(1923年)底,绸商汪仰真等鉴于苏杭湖等地采用整理轧机提高绸缎质量,盛绸因手工整理质量较次,而使客商啧有烦言(《新盛泽报》民国12年12月11日),乃筹设华新整理公司于善嘉桥,迨机器安装即将开业之际,先遭到练轴两业的反对继而染业亦加入,以绝绍人生计为由,进行罢工,并动武毁坏机器,为使事态平息,县镇及当地士绅出面调解,以肇事者赔偿经济损失,华新整理公司中途夭折而告终。
民国19年(1930年)初,盛泽志成整理染厂又遇类似遭遇。
其实吴江县政府虽认为“振兴地方新事业起见,似不应妨碍其(志成整理染厂)发展”。
但又慑于“该镇染练踹坊业工人一千余名之多,其生计亦应设法维持”,乃饬盛泽商会及第三区公所召集双方调解,最后以“志成”为顾全乡谊起见,自愿让步息讼,由各坊赔偿损失二千三百元而草草了事。
(《江苏省政府公报》375期9页)。
由于行会势力的抵制,盛泽丝绸后整理行业难以推广新机器新技术,而长期处于落后的手工操作状态。
30年代盛泽电机织造业兴起后手工染整作坊更不相适应,“志成事件”的九年以后才在绍帮内部孕育出革新萌芽,时势所迫,大成昌精练坊局部采用机器生产,开始摆脱落后的手工操作。
以后各坊仿效,始有起色。
绍兴人在盛泽的第二个主业是运输业,即水上航运和陆上搬运,绍帮主宰了盛泽的航船业。
航船又称快班船,为典型的绍式乌篷船,开往嘉兴、新塍、南浔、黎里、芦墟、陶庄、震泽、濮院、王店、苏州、湖州、无锡、上海等地,搭客载货,短途者朝发夕返,中长途者二三日一个来回。
航船通常以船主姓氏命名,如张家班,李家船等。
近代,盛泽最著名的是华家班(船)。
船主华顺裕(1895-1965),绍兴下坊桥斗门人,出身贫苦,少年时只身到盛泽谋生,进灰练坊当徒工。
华顺裕身材魁梧,粗手大脚,穿44码尺寸鞋子,人称“大脚顺裕”,为人勤快。
沦陷时期丝绸生意清淡加工业务不足,华乃另谋出路,买进一条旧船,搭上三四个同乡开辟芦墟班航船,大约三天一个航次,小试成功后,再延伸至上海近郊之泗泾、七宝。
抗战胜利后再延伸到上海,泊于南苏州路盛泾里口,装出丝绸和大米,运回日用百货、人造丝和染化料、日用杂品。
1949年改为28吨机动船兼可搭客,停靠黎里、芦墟、西塘、俞汇、闵行等码头,此时期最为兴旺,华家航班底共有20人,在沪上设立账房办理收发货及客运、收账业务。
绍兴人士操持的第三个行业是豆腐店坊,一头毛驴,一副石磨,一座炉灶足矣,投资不大,通常是夫妻老婆店,甚至没有店门,摆个摊头而已。
豆腐店坊磨夜起早,虽是辛苦,下午还抽空挽着篮子上街叫卖茴香豆腐干。
1950年7月盛泽工商业登记时盛泽全镇尚有豆腐店坊17家,其中14家为绍兴人开设。
稀有行业中的数家轿行,全是绍兴人开设,备有朱漆描金雕花大轿,还附有吹打乐人和掌礼。
遇到丧事,则在轿上套个白布罩可以抬人送丧。
而吹打乐人则改穿素服或奏哀乐或念佛号诵经,当地人称为“绍兴道士”。
盛泽香烛作坊全是绍兴人操持。
经营绸庄、丝行也必有绍兴籍人士,如鲁荣子开设升盛绸庄、洪锡堂开设恒丰泰绸庄、倪大椿开设锦丰绸庄、沈秩泉开设祥记绸庄、孙云豪开设永达绸庄、孙养正开设大福绸庄、章严开设天和祥绸庄、戴荣坤开设戴荣记绸庄、陆谓生开设同德昌绸庄等,民国年代大致占盛泽绸庄总数的十分之一。
绍兴人投资开设小绸厂也有数例。
数百年来,绍兴籍人士逐渐融入盛泽社会,然而在日渐的融合过程中还保持其本土特色,绍兴人自称“绍帮”。
绍帮人和本帮人和睦相处,既泾渭分明,又相得益彰,沈云在《盛湖竹枝词》中打趣云:美丽天然岁比登,居民筋力百无能。
饶他越客反为主,赢得人称小绍兴。
绍兴移民不绝而来,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才中止。
估计在盛泽镇乡总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绍裔人。
绍兴话成为盛泽第二方言,即使土生土长的盛泽人也能模仿讲几句绍兴话,说的有板有眼,有些绍兴俚语俗话也掺杂在盛泽本地方言之中。
盛泽的戏曲文化素称发达,越剧在盛泽大行其道,民国期间,镇上两家戏院轮番演出,长盛不衰,上海越剧名角在盛泽的票房收入不菲。
《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盘夫索夫》等折子,盛泽市民耳熟能详,《十八相送》等各段随口唱得,直至如今镇上众多业余戏曲团队中唯越剧独大,有6个之多,常到附近乡镇农村巡回演出,乐此不疲。
至于绍剧(俗称绍兴大板)可以在傍晚的船埠旁听到,那船夫酒后畅胸捋臂,引颈高唱,粗犷高吭,引人驻足。
绍兴当地有句谚语谓:“不吃干(霉)菜汤,难过钱塘江!”意即吃霉干菜是种磨练,颇有哲理。
绍兴人带来的霉菜文化影响深远。
盛泽城乡纷纷仿效醃晒贮存,霉菜烧肉成为立夏到端午的家常菜肴,扩及吴江全县,乃至苏州。
绍兴人还带来了臭卤甏,派生出臭毛豆荚、臭豆腐干、臭千张、臭桶底(沉淀于桶底的老豆腐)、臭菱和臭苋菜梗等系列臭卤食品,据说夏天吃臭卤食品可以防止发痧。
近代,绍兴人融入盛泽社会后,其上层人物和商人等已列为长衫辈,即使丝庄店铺的店员也忝列在长衫辈之内,除口音外无分轩轾了。
至于城乡的农民、渔民、船工、作坊师傅则穿着短衫短裤,与本地同阶层无异,只是在头上多了一顶黑色烟毡帽。
烟毡帽和乌篷船是绍兴人士留在盛泽的两大特征,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消失。
二、宁绍会馆与绍兴会馆宁绍会馆,又名静安公祠,位于西肠圩之南海角湾。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宁波、绍兴两郡诸商公建。
馆为祠庙建筑,面南临河,前有门楼戏台,中间广庭,条石铺地,甚是宽阔,两侧廊庑,北为大殿供奉宁绍商人之本土保护神——宋工部郎中张夏,清雍正三年(1725年)被敕封为静安公,故名。
殿后有议事厅,两厢另有办公及住宿用房,后部还附有殡舍。
宁绍会馆当年处于盛泽之极南地,远离镇区,四周被农田包围,鸠占鹊巢,周边农民入侵用作打谷场地,以致尘土飞扬,廊庑庭院堆满砻糠稻草,有碍观瞻,妨碍会馆之日常活动。
光绪六年(1880年)冬,宁绍两郡会董公议勒石永禁,碑文刻道:“本会馆大殿翻新,甬道两旁议事厅等处理应清肃,不准打稻牵砻,堆积稻草,致有灰土扬布,殊为亵渎,有失壮观,非昭诚敬,理宜刊石永禁,各自恪遵是幸!”惜乎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