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现代化[美]乔纳森·克雷里叶青译

83 视觉现代化 [美]乔纳森·克雷里 叶 青译 我首先想探讨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方法可以用来划分视觉及其相关的技巧和话语。有趣的是，把视觉和视觉性提升到理论层面的许多做法都拘泥于长期以来那些重要的西方视觉传统模式。对于西方视觉传统而言，显然有时确实需要在整体上制定出具有延续性的主流理论框架，例如从柏拉图时期到现在，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或任一时间。我并不是极力要反对这些有着各自作用的视觉模式，但要强调的是被霸权主义建构出的模式所扼杀的一些重要断点。有趣的是，19世纪出现的摄影和电影院，完成了西方在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的进步，其间相机暗箱发展成现在的照相机，而这个普遍的说法也在不断的变化。这意味着在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很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了解观测者和外界关系的重要前提。这里可以列举出一打或更多电影史或摄影史方面的书籍，其中第一章都不可避免讲述在人类文明长期发展过程中，认知世界的最初工具是17世纪诞生的相机暗箱。 由于没有更恰当的词语，我们只好说长期以来这些模式同时服务于左派和右派的思想。一方面，有些人提出要不断接近真实地反映世界，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望远镜和摄影技术都同样追求能够完全客观地再现“自然的图景”。另一方面，也有人把相机暗箱和剧院笼统看成是一种不断确定和规范观者状态的权力技术。 我要做的两件事彼此相互关联：1）根据历史特征概要地阐述相机暗箱的视觉模式；2）在19世纪早期（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观测者的本质特征和视觉的构成要素方面所推出的全新理论，是如何导致上述视觉模式的崩溃。如果在19世纪后期需要把剧院或摄影同相机暗箱放在一起进行认真比较，如果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格森等人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便会发现，相机暗箱所属的社会、文化和科学环境与这种器具事先设定好的视觉状况格格不入。至少两千年来人们知道，当光线透过小孔射进黑暗封闭的山洞时，倒影会显现在对面的墙壁上。像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得、培根和达芬奇这些互不往来的思想家都注意到该现象，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和人的视觉作用是否类似。 经验主义事实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产生意象（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千真万确），而相机暗箱是社会层面的产物，所以把两者区别对待是非常重要的。相机暗箱不是简单的一个机械呆板的器具，也不是多年以来需要不断提高改进的技术条件，它属于一个更大、更严密的知识系统和观察主体系统。如果我们想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就必须意识到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将近两百年间，相机暗箱的结构和光学原理相互融合，已形成了一个主流模式，从而可以描述出观测者的状态和潜能。 显然，这个经过不同形式的阐述，可以引导人们通过对外界的观察得出正确的推论。在那个时代，就像在笛卡尔《屈光学》，洛克《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兹对洛克的批评文章中，通过合理的推论可以看出相机暗箱不仅很自然地成为了认识论中的核心部分，并且就像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作品所反映的那样，它还在技术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复杂的权力技术，它规范观测者去认识什么是感知“真理”并制定了一整套关系准则来使得他们失去自主性。 我想说明的是早在19世纪，作为视觉模式和视觉功能的相机暗箱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了。

乔纳森·克雷里（Jonathan Crar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本文译自《观看的位置：看电影的方式》

（1995）。 84

在新技术和新实践中，科学、哲学和视觉对于观测者的描述、想象和设定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里我想简明扼要地陈述变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 第一点，就17和18世纪相机暗箱的情况想多说几句。首先无论是在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经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著述中，它都是确保人们掌握世界客观真理的工具。无论对于经验现象还是内心反省，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例如在洛克看来，相机可以让人从空间看到一个观察主体的状况。1他还认为17世纪相机里出现的房间这个意象非常重要，它通常是法官的议事室或重要人物人所呆的地方。2这样一来，他使得原本被动的观测者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权威性，从而确保观测者能从本质上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并摈弃那些不合规定的东西。 理查德•罗蒂指出，作为一个理念的主要创始人，洛克和笛卡尔认为在人脑“这个内在空间里，清晰而明确的思想受到‘内置眼睛’的审查，„„同时人的知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被观察的客体。”3在笛卡儿看来，相机暗箱证明了观测者是如何“仅仅通过大脑的认知”来认识世界的。在空空的大脑里，人的自我获得了安全感，而这恰好是认识外部世界的前提条件。笛卡儿在《第三沉思录》中声称，“我闭上眼睛，停止聆听，不理会自己的感官。”4

这体现了封闭的大脑漆黑一片，其内容和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如果笛卡儿采用的方法中有一部分暗示了仅依赖人的视觉是无法准确地认识世界，惟有通过相机暗箱才能从完全客观的外界图景中寻求到知识。和相机孔径相对应的是每一个经过精确测量的点，通过该点可以很好地反映和再现外部世界。根据自然法则，即几何光学原理，相机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正确的视角。这种单眼用的机械装置所反映出的真实性不容质疑，所以难怪人们偏爱它，而不愿意根据身体的感觉去认知世界。 单眼的，而不是双眼的。用一只眼，而不是两只眼。事实上，直到19世纪，双眼的差异，即双眼所看到的图景略有差别，才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在生理学和解剖学上，视觉的功能不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作为一个难题，双眼装置被忽视了或基本不予重视。另一方面，单眼模式就不需要解决每个眼睛所看到物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像透视和几何光学那样的单眼模式是文艺复兴时制定的准则，由此可以根据系统化的常数来构建视觉世界，而且为了确保能形成同质的、统一的和清晰的空间，必须消除那些不协调和紊乱的成分。 最后，为了结束讨论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式框架，我们必须知道相机暗箱是和内在化的空洞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测者表面上是有着主体意识的人，但同时因为他和外界相隔离，所以成为了一个半封闭的客体，对他来说，相机暗箱就是一个意象。它对被安置在一定位置和层面的个体起着规范制约作用。只有当具备自主性的个体保持自我意识，不受外界影响时才能看清视觉世界。从相机暗箱可以看出个体的一元视角是准确的，但事先设定的外部客观真理却制约着他的感官经验。令人吃惊的是在19世纪早期，这个模式突然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视觉模式。我想谈谈这个变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视觉话语和视觉实践中新引入的术语：人体，它不包括我前面谈论过的传统视觉理论和光学理论中的原理。歌德1810年出版的《色彩论》一书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人体视觉中的核心问题，而我将在其它地方详细讨论该书。5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光的形成理论与牛顿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是它阐述了在主观视觉模式中，生理密度是产生视觉的基础。在歌德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而能动的观测者形象。观测者拥有视觉经验，但问题是主体的视觉经验和外部世界并不相吻合。歌德主要研究的是和视网膜余象（afterimage）密切相关的经验以及在颜色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整个欧洲，他是余象研究的鼻祖。他们联合研究的成果表明在生理作用和外部刺激时，视觉是不可再细分的混合物，并生动地阐述在视觉中身体所起的能动作用。 虽然在谈论科学家，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发现了身体有“视觉”能力，而如果忽视视觉上一些不可思议的强度和兴奋度，就不能理解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通常的情形是，当 85

人们盯着太阳看时，会感到炙热的阳光照在身上，同时阳光也普照大地。在长时间盯着太阳看时，有三个著名的视觉研究者要么永远失去了视力，要么视力严重受损：万花筒和立体视镜的发明者大卫•布卢斯特；视觉持续性的研究者约瑟夫•普雷图；现代数量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古斯塔夫•费希纳。在费希纳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狂热地研究太阳光。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早期，我们从特纳的晚期绘画中，也可以看到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在视觉上对绘画作品非常苛求，所以在画中可以发现画家在视觉上的尝试，例如让画中人迎着刺眼的阳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人们去欣赏感官上令人兴奋的绚丽阳光。相机暗箱所具有的象征性的界限不复存在了。 很显然，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留意并记载下了余象，但它们没有纳入到光学领域，或者只处于边缘地带。它们被看作是虚假的、怪异的和骗人的幻觉。这些在19世纪早期被认为是虚假和歪曲地在反映人体的余象，如今成了构成视觉不可或缺的要素。也许更重要的是，最能产生视觉的人体颠覆了相机暗箱所依赖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界限。伴随着人体的发展变化，视觉反映的客观物体的范畴也在扩展，使得视觉发生错位，只停留在单一的内部世界层面上。这也导致了双极机制的消失。第三点，主观视觉是很暂时的现象，它阐述的是人体内发生的事情，因此其概念消解了主观认知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到19世纪20年代，我们很好地拥有了独立的视觉模式。观测者掌握了新知识，懂得如何获取力量，与此同时主观视觉也赋予他们崭新、独立和能动的视觉。在19世纪，生理学为两种相互关联的观测者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不同于后来比较专业的心理学，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心理学在学术上没有正式的定位，它只是把不同领域中互不相关人员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就像去勘测、考察和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两种人有着同样的激动和好奇。这种新的认知形式，取决于和眼睛视觉过程相关的新知识，心理学真正的重要性就在于为此提供了一个认知平台。福柯指出19世纪的心理学彻底摆脱了18世纪的旧模式，此时人已从超验主义层面过渡到经验主义层面。6人们发现人体的物理和解剖结构以及身体功能，尤其是眼睛的功能都在制约着知识的获取。同时乔治•坎圭汉姆注意到作为19世纪的新学科，人体先在地具备创造性：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进行工作。7 甚至在17世纪20年代的初期，全欧洲都在对余象从数量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余象的研究包括其持续性以及变化情况：它们持续多久，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一切是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的。与歌德总是根据生命的持续时间来研究余象不同，人们从眼睛应激性的程度进行广泛研究。研究人员计算眼睛何时开始疲劳，何时开始出现膨胀和收缩，以及眼睛活动的强度。他们研究双眼视觉的收敛和适应情况，外物图像和视网膜弯曲之间关系。 眼睛的外表特征成为统计信息研究的领域：根据颜色的变化和光线进入眼睛的方位来界定视网膜。同时人们还测量视觉能力以及眼睛所能观察到的周围物体的范围，区分直接视觉和间接视觉，发现视觉中的盲点。传统的光学理论研究的是机械光学系统的透明性，而现在人们认为人眼有不透明性，不仅具有不同功效和能力，而且对于正常和病理学上的视觉还拥有不同的具体参数。最著名的实验包括在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普雷图计算余象的平均持续时间，即视觉的持续时间大概是三分之一秒，后来令人吃惊的是赫姆霍尔兹计算出神经的传输速度居然慢到每秒钟90英尺。这两个数据更加使人意识到视觉和外物会暂时出现断裂现象，继而提出可以从外部影响视觉过程。 显然，研究眼睛做出反应所需时间以及何时当眼睛出现疲劳而需要刺激，意味着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主体如何做出调整来适应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创造性的工作要求优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来保障劳动的合理性。从经济角度看，重复性动作需要手和眼睛能迅速协调一致，这就要了解人体的光学和感官能力。在新的工业生产模式中，视觉注意力不集中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已研究出的成果表明，从本质上看视觉是个数量上的概念，知觉和外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这些视觉术语不仅是抽像的，还会相互转换。在19世纪，一个最让人费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