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doc
现代法治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现代法治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李海青
【期刊名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在实践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在理论上参透法治的内在逻辑.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模式,体现为从宪法到普通法律再到行政法规等一整套层级化的规则体系;法治本身要求公共权力分为“论证与达成规范理由的民意表达、整合与确认”、“已确认的法律规范的执行与实施”与“运用规范理由的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三种职能.这种功能性分立尽管与部门的分立紧密相关,但绝不是纯粹部门化的;法治可以有效地设定整个政治与社会的规则框架,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力相互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法治的关键与精髓在于这种平衡;法治要呈现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必须在制度的完善合理、运行的切实有效、法治文化的建设三个方面形成相互作用的良性反馈循环.
【总页数】6页(P96-101)
【作者】李海青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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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结构逻辑
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结构逻辑作者：左伟尘来源：《兵团党校学报》2020年第03期[摘要]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结构具有内生的“四要素”：党、国家政权和人民三个核心硬要素以及民主集中制核心软要素。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人民通过党的领导来运行国家政权，人民依靠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和国家政权都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党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也保障了党的领导，二者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又保持适度距离，保持适度距离的力量来自于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联通党、国家政权和人民，维系党、国家政权和人民的整体性。
党、国家政权、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四要素”结构是中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密码，是分析中国政治运行的一般工具。
[关键词]人民;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3—0042—06[作者简介]左伟尘，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右江民族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建起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生结构并进行有效和有力运转。
中国革命胜利后党成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为了人民的福祉必须要巩固和运用政权，由此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制度。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国家政权和人民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 [1]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人民。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背后的学理基础是正确处理党、国家政权和人民三个核心硬要素在民主集中制核心软要素的柔性联结下的结构关系。
为了更深入探讨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本文基于党、国家政权和人民三个核心硬要素和民主集中制这个核心软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结构化的“四要素”说，并以此来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运转的有效性和有力性。
协商民主：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治逻辑
序， 再好 的民主制度也难 以实现 ， 更谈 不上价值 的实 现问题 。 民主 的程序选择 包括两个方 面的 内容 ： 一 是 程序 的价值偏 好选择 ， 二 是程序 的技术 过程选择 。 程 序 的价值偏好选择与 民主政治本 身的价值取 向有关 ， 但并不是 完全取决于之 。 从本质 上来说 ， 程 序的价值
一
主是 “ 以对 话为中心” 的。 因而 ， 我们可 以把协商 民主 理解为公 民 自由平等地通过讨论 、 审议 、 对话 等方式 ， 参与公共决 策和政治生活 。
（ 二） 现代 国家建构 徐勇教授认为 ， 现代 国家 的建构是 民族 国家和 民 主 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 ， 换句话说 ， 民族国家与民主
（ 一） 民主程序的价值偏 好选择
民主政 治有 ｊ大要 素 ： 价值 、 制度和程序 。价值 决定 民主政治 的 目标取 向与合法性 基础 ， 制度决定 民 主政治 的结构 与功能 ， 程序决定 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 和手段 。 在价值 与制度基本确定 的情况之 下 ， 程序 的 选择具有 至关 重要 的作用 ， 直接影响着价值与制度 实
、
国家是现代 国家 的双重特性。 徐 勇教授对 民族 国家 的 定 义是 “ 由统一的中央权 威在其领 土边界 内实行 自主 治理 ， 并有共 同民族利益和 国民文化的主权国家 ’ 。 他 提出 ， 构建 民族 国家 的核心是 主权 ， 而主权所反映的是 国家内部 的整体 与部分和国家外部 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 。 民主国家则强调要 以人 民意志为基础即主权 在 民的原则来构建 国家制度 ， 主要反映 的是 国家 内部 统治者与人 民、 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 。因此 ， 民族 国家 实际Ｊ 二 涉及 的是公共权力 的行使范围 ， 并强调加强 国 家的控制力 ， 同时表现主权 对内的最 高属性 以及对外 的 自主 陛。 而 民主 国家实际指的是公 共权 力和社会个 人权 利的关系问题 ， 强调提升国家 的合法性 ， 呈现一种 “ 强国家 、 强社△’ ’ 的社会结构模式 。 。 在现代 国家建构 中 ， 民族 国家建构与 民主 国家建 构是 相互依存 的 。民族 国家所 具有 的领土 主权 和行 政 实体 ，是 民主 国家 主权在 民和人们 权利实 现 的基 础 。同时 ， 民族 国家建构 与民主 国家建构 也存在不平 衡 之处 ， 这也使得 现代 国家建 构 出现多样性 的结果 。 二、 国家建构 中发展协 商 民主的原 因探 析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_林尚立
作者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把人定位为天生的政治动物， 还是定位为天生的社会动物， 其现实存在 一定是在四种力量规范下形成的： 一是自然， 二是组织， 三是制度， 四是价值。 现 实的人是这四大规范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同时也是创造这些规范的力量。 人类 社会发展以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核心取向， 人类历史从古代迈入现代的根本标志 就是： 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于是， 人成为现代社 会与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 由此， 人的观念、 权益与行动， 就自然成为社会与国家 建构与发展的决定力量。现代国家认同问题就是由此形成的。 可见， 现代国家对国 家认同的需求，不是源于国家的整合性与统治性，而是源于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简单讲，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 ， 其反映的是人 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对国家而言，它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进而决定着国家的 稳定与繁荣。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时代，人对国家的认可与服从， 一定不是国家强
④ 只有到了现代，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才实现了 。 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
分离。所以马克思说， “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现代才有， 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只
⑤ 这里所说的 “政治国家 ” 就是国 ” 是现代才有。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
家制度，就是现代国家体系，它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用于保 障个体与社会权益、维护和推进整个共同体发展的制度体系。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 ，人与国家是一体的， 国家决定人的现实存在； 在 “现代国 结论： 在 “古代国家” ，人与国家是二元存在的， 人的自主性决定国家的现实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 家”
⑥ 。 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 “这种人， 市民社会的成员， 是政治国家的基础、 前提 ”
重构府际关系与国家治理_林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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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根蟠. “封建”名实析义. 史学理论研究，2007（2）.
［14］ 斯大林.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 人民
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 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为了加强 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1］
显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的府际关系， 实际上是 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平衡、 地方自主与全国统筹协调 的府际关系。 但在实践中， 这种府际关系先后遇到两次大 的冲击：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 基于计划经济和党的一元化 领导所形成的党中央高度集权的冲击； 二是改革开放之 后， 地方分权使地方成为创造地区发展的主体力量， 并在 追求本地区利益过程中走向诸侯化， 形成了诸侯割据的不 良局面。 前者的冲击削弱了地方， 后者的冲击掏空了中 央。 于是， 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为中国未来国家建设 必须面临的重要战略课题。
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的国家建设经历了这样一个基本 议程： 确立共和、 实现统一、 建立制度、 创造发展。 在不 同的国家建设议程下， 府际关系都有相应的设计与安排。 但这种设计与安排， 一直摇摆于两组政治选择之中： 其一 是联邦制与单一制的选择； 其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 选择。 这种摇摆的背后， 实际上存在着现代国家府际关系 建构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既要适应政治民主化对多元自主 的要求， 也要适应现代化对国家内在统一的要求。 所以， 这种摇摆实际上是在平衡这两种要求， 使得府际关系能够 最大限度地照顾到这两个方面。
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政府要有效治理国家， 就必 了深刻变化： 社会日益自主， 在成为财富创造主体的同
国家认同的宪法构建：实现机制与实施路径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３（２０２０）国家认同的宪法构建：实现机制与实施路径丁 轶目次 一、制度与文化：国家认同的两重维度 （一）制度认同 （二）文化认同二、四位一体：国家认同的宪法实现 （一）“权利—权力”机制 （二）义务机制 （三）叙事机制 （四）象征机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的宪法实施 （一）社会主义认同：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构建 （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四、结语摘要 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有效整合其国民的过程，宪法在此意义上成为国家认同构建的一大重要制度资源和载体。
基于理解国家的不同方式，国家认同可以分为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种。
相应地，国家认同的宪法实现机制主要体现为“权利—权力”机制、义务机制、叙事机制和象征机制四类，我国宪法中的序言、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家标志这四大部分构成了上述机制。
在终极意义上，国家认同的宪法实施是一种以宪法总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为中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总体认同对象、以社会主义认同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为二元的实施模式，其核心在于形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并在现代政治框架内打造出一种“厚宪法爱国主义”。
关键词 国家认同构建 实现机制 实施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厚宪法爱国主义”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认同的构建问题一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国民能否对国家形成一种恰当的归属感与依附性，并在此基础上自愿服从和支持国家的统治活动，·５·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群主义政治义务理论后期进展跟踪研究”（项目编号：１６ＣＺＸ０６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已经成为国家建设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无疑“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１〕。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现代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它涉及到一个国家如何在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塑造共同的认同感，以促进整体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
本文将探讨，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首先，政治权力的角色。
政治权力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作为国家行使政权的机构，通过各种手段来推动国家认同的建构。
例如，在教育体系中，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来强调国家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传承，以此培养和巩固国家认同感。
政府还可以通过宣传和媒体来强调国家的团结和共同目标，以凝聚民众的认同和减少分裂因素。
政治权力的使用和干预，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历史和文化是国家认同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其独特的标志，也是塑造国家认同的基础。
通过回顾和研究国家的历史，可以强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
通过挖掘和传承文化传统，可以增加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促进了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使人们对中国的认同感更加深厚。
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传承和倡导，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最后，民众参与和社会互动的意义。
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不是单方面政府的行为，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互动。
通过民众的参与，可以促进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凝聚。
例如，举办国家庆典和活动、发表国家旗帜和国歌、参与社区建设等，都可以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
民众之间的社会互动也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
通过不同地域、种族、宗教的民众交流和融合，可以促进国家认同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民众的参与和社会互动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方面，对于国家认同的凝聚和和谐至关重要。
总结起来，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
政治权力的使用、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倡导和民众参与的意义，都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只有通过政府、民众和文化传统的综合努力，才能促进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凝聚，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国家认同视域中的中国精神_陆保良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2 期国家认同视域中的中国精神陆保良（菏泽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摘 要：中国精神是指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文化学与中国哲学学科视野中的中国精神研究，与时代往往存在疏离感。
而政治学学科视野中的中国精神研究，又往往缺少应有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意识入手，能够使我们从跨学科的视角,完整、准确了认识中国精神。
在国家认同视域中，中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情感式体认，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现实利益的契约式同意，也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道德式承诺。
国家认同视域中的中国精神研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关键词：中国精神；国家认同；文化；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5)02-0089-10收稿日期：2015-01-08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CLSZ01）: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派社会政治思想研究；菏泽学院科研基金项目（XY14BS08）：中国精神与国家认同研究。
作者简介：陆保良（1973-），男，山东鄄城人，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DOI:10.16284/37-1401/c.2015.02.012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形象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
人们想急于知道，崛起的中国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贡献，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前兆？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又取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即中国精神。
有关中国精神的特质，当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文化学与中国哲学学科视野中的学者往往把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中和思想等当作中国精神的特质①，而对科学、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等精神却少有人提及，这显然忽视了中国精神内在的超越、创新维度，也忽视了中国精神的动态发展过程和时代特征，难免与时代存在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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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data/71483.html【关键词】国家认同/国家建设/国家结构体系/现代国家/中国国家认同不论是把人定位为天生的政治动物，还是定位为天生的社会动物，其现实存在一定是在四种力量规范下形成的：一是自然，二是组织，三是制度，四是价值。
现实的人是这四大规范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创造这些规范的力量。
人类社会发展以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核心取向，人类历史从古代迈入现代的根本标志就是：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于是，人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
由此，人的观念、权益与行动，就自然成为社会与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决定力量。
现代国家认同问题就是由此形成的。
可见，现代国家对国家认同的需求，不是源于国家的整合性与统治性，而是源于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国家的使命就是协调冲突，从而使聚合起来的人们能够共存，共同发展。
然而，人类最初的聚合往往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形成的共同体，要么是“部落’’，要么是“族群’’(ethnicgroup)。
由于支撑“部族国家”的力量直接来自维系部族的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共同文化传统以及共同心理所形成的文化资源，所以，格罗斯又将这种国家视为建立在“文化—民族”基础上的国家，他认为这个“文化—民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ethnics)。
很显然，在“古代国家”中，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可以说完全基于人们所秉承的共同文化，人们对自身族群身份的认同与其对国家的认同具有内在一体性。
至于被征服的部落和族群对征服国家的认同，则基于征服的政治逻辑而形成，这其中除了强力因素之外，也有文化的因素。
群的人们或不同族群的人们，基于对作为共同意志产物的国家主权的认同而汇聚在一起，(12)共同支撑主权下形成的国家制度，并使其成为维护和保障个体与社会的有效力量。
人们把在这样国家建构逻辑中汇聚在一起的全体人民，称为民族(nation)，(13)并将由此所形成的现代国家，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显然，这种民族是基于国家制度的政治安排所形成的，有人将其视为“国家民族”，以区别支撑“古代国家”的“文化民族”。
(14)在现代政治逻辑中，这个“国家民族”与拥有现代国家主权的人民是同义语。
(15)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国家建构逻辑，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自主，从而使人摆脱了对组织或共同体的依赖，在“纯粹私有制”的基础上成为社会领域独立的个体。
由这样个体所构成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也称之为“现代社会”。
现代国家就是应这种现代社会而产生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产物。
(16)同时，拥有独立自主的现代人，不像前现代人那样是以天地自然为其生存的最后底线，而是以特定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生存保障为其生存的最后底线。
这两点决定了，当今世界的任何人都必须有国家的归宿。
虽然现代人的独立与自主赋予其选择国家的权利，但没有赋予其不选择国家的自由。
这种自主选择背后就蕴含着国家认同。
从这个角度讲，国家认同也是现代人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所在。
正如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国家认同“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
(17)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中存在的个人，不论其法律上拥有多大的自主与自由，其与生俱来的种族属性及其生命成长的最基本社会形态属性则是无法选择的，而这些属性往往构成每个人建构其国家认同最基本的心理与文化背景。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可能随意创造一样，每个人的国家认同建构也不是随意的。
于是，在民主的前提下，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转换为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及其对民众的塑造(或者说对公民的塑造)的问题。
从这种转换出发，任何国家要塑造广泛而深入的国家认同，其前提和基础不在于对公民的塑造，而在优化塑造公民的国家结构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制度。
否则，再强大的公民教育与公民塑造，也维护不了国家的持久统一与稳定。
美国教授Susanna Barrows就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不能用刻意强制的手段，否则负面效果将可能在长久之后爆发，南斯拉夫就是一例。
以瑞士及法国的某些地区为例，留给地方某种程度的自我发展空间，并不见得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不利。
而且，民族认同既有由上而下的方式，也有由下而上的途径。
(29)她的这种观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结构体系对国家认同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和重要作用。
简单讲，国家结构体系是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所形成的结构关系总和，是支撑现代国家并保障其稳定与活力的基本结构体系。
这个结构体系出发的原点是人。
作为国家成员的政治人，首先是现实的存在，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其次是历史的存在，即处于历史的规定性与历史的创造性之中；最后是精神的存在，即处在用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观照现实之中。
人是国家的尺度，基于人的三种存在，国家结构体系就必须从三个维度来安排和优化。
这三个维度就是：空间的维度、时间的维度以及超越时空的价值的维度。
马克思的伟大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深刻分析了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如何借助历史的资源为其现实的革命建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创造新历史、新政权、新国家。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国家政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32)因而，要建构现实的合理性，就必须建构现实在历史中的合理性。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让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可能，但这却是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力。
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与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林尚立从价值的维度看，国家结构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将当代人类基本价值合理地安排进具有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社会之中，并使其成为社会认同、国家遵从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
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得到普遍的认同：(34)“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35)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建构是任何统治的内在要求。
这个逻辑放到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既是为了思想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统治与统治制度本身，即为了统治本身以及统治所需要的制度体系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和牢固的社会基础。
所以，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建构相应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而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必须对基本的价值形成合理的结构安排，明确价值的优先顺序。
这对于引导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协调整个社会的观念与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表明，核心价值的缺乏或者价值顺序的混乱往往是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潜在根源。
托克维尔指出：“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
”(36)显然，这种整体性就来自价值与思想体系内在结构的合理性与有机性，而其内在逻辑，不仅取决于价值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的现实逻辑。
综合上述分析，国家结构体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从人们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发展状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国家认同。
但必须指出的是，从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来看，由于现代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所以从整体上讲，国家结构体系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
例如，人们完全可以用公民权利的普遍范式来影响国家结构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当然，对于个体来说，在其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国家结构体系所产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既然国家结构体系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相互塑造的关系，那么对国家建设来说，不论是国家认同的强化，还是国家结构体系的优化，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关于正义观念与社会基本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能够提供很好的理论佐证。
罗尔斯指出：“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
”“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
在此直觉的概念是：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37)可见，正义观念与社会基本结构之间是相互决定、相互塑造的，这与国家认同与国家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正如“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持久的，它的正义观念就可能稳定”(38)一样，一个结构体系合理的国家是稳定的，与其相应的国家认同也自然是深入与巩固的。
四、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从古到今的西方政治学基本理论，都将培育与制度相适应的公民作为政体建构与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
所以，不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卢梭、孟德斯鸠以及现代的罗素、杜威等等，都无不强调任何政体都要守住政体的基本原则，都要建构公民教育的基本体系。
在孟德斯鸠看来，所谓政体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政体得以支撑和运作的国家价值取向与精神基础，(39)其现实的承载者就是公民，而配置的途径就是公民教育。
在这样的学说和理论下，公民对政权、制度与国家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构与政体性质相适应的公民教育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
这个经典的西方政治理论至今依然成立。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将国家认同的建构完全寄托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教育与宣传上。
实际上，对国家认同建构来说，这种宣传教育不是本，而是末，真正的本在于这种宣传与教育所服务的国家制度是否为创造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
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政治的时候就发现，美国国家结构体系中地方分权布局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产生具有深刻的影响：“我最钦佩美国的，不是它的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
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祖国的存在。
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
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
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