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解读民国知识分子的武斗
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
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突显出知识分子转型后的不可忽视的特征。
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标签：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晚清民国年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
其社会角色与从事的职业已不再类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涉猎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对于其社会地位，宏观上来说呈现一定的政治边缘现象，而在以知识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层次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
一、社会角色的转变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居首位。
但是到了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颠覆，他们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阶梯，无法像传统士大夫一样科举进仕来获得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功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在新形势下获取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有的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威，或成为近代商业的经营者，有“绅商”之名，或靠打击其他派别迎合权力斗争之需，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
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士绅集教化、伦理、祭祀、宗教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体，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威。
但是到了20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新形势之下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学术，而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
如政府官员、商人、律师、记者等等，涉及到各行各业。
在邓若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有明晰的调查。
邓若华对民国后期常熟地区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其抽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常熟这一地方知识精英的职业构成情况.这些知识分子有当地行政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医生、工商业者，外地行政人员，律师，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地方武装首脑，人民团体领袖等等。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第一篇：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天津而言，自开埠之后，城市化便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
至民国，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都市。
在天津城市化过程中，报刊成为最直接记录、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载体。
在报刊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本文以民国时期天津《北洋画报》为例，分析城市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一、媒体人的国家想象《北洋画报》由冯武越创办于1926年，前后共有五任主编：张?I 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蘧。
虽然五位主编风格不同，使《北洋画报》在定位与风格上有些差别，但总体上都体现了《北洋画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的宗旨。
在传播时事方面，《北洋画报》创刊人及其诸位主编都采取直面社会的态度，对于民生凋敝、外国势力肆虐等社会现实并不避讳，会安排一些版面用来刊发抨击社会现状的文章，如1927年1月5日刊登《很有用意的两个人名》：“迩来东亚病夫，病势沉重，周身发热，头脑昏迷，四肢麻木不仁，皆因下部溃烂，作赤色之故。
其东西邻人，以债权关系，睹状异常不安，深恐病夫一旦不起，则将大受损失，因派医士二人，为之诊视。
其一名为‘助分立’，得此人之助，则病夫可以截而为二也。
其一名‘乱（京音，应读如烂）波生’，谓彼来则祸乱将除之以生之谓也。
二人均主张将病夫剖而为二，谓如此尚有一线希望，下部虽已不堪问，而上半截或不再受影响而得生存，此种斩钉截铁之医术，不知其何所本，病夫子孙，不忍亲睹病夫生受腰斩之罪，业已一致反对云。
”该文深刻揭示了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现实，并对当局进行嘲讽。
刊发这样的稿件，足以昭示《北洋画报》媒体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态度，以及对时事的反应，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反思。
除了刊登抨击类文章，《北洋画报》的媒体人也会从传播正能量的方面考虑，刊登一些具有积极因素的新闻事件，目的是为了引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以期达到民族强盛、国家兴旺的终极目的。
民国知识分子作文800字
民国知识分子作文800字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社会面貌，新旧杂陈。
中华民国，在烽火中诞生，在转型中成长，在传统与现代封建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激烈碰撞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改变着中国。
民国社会，有太多的惨案，有太多的悲剧。
这固然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与列强宰割，更是由于同胞的无知与麻木。
鲁迅先生讲的好：“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人血馒头的奇怪药方是中国特有的故事，闰土式的人物不是个案。
在一个“有抢就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文人的书生气和工农暴力革命的不适应性或多或少的显露着，一些民众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承受着来自“草根阶层”的压力，连瞿秋白也曾伤感地说：“我竟成‘多余的人'啊！”他们对祖国，对民众的爱哪怕是真实的，民众也不见得会“领情”，出现了“吃力不讨好”的郁闷事。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爱，爱的痛苦。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让他们倍感耻辱，但国人的冷淡与愚昧更使他们痛彻心扉！和其他朝代一样，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也有步入官场的，但从政的学者虽然居于高位，终究与“圈内集团”隔阂难消。
无论是欲“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胡适，还是被称为“一国之魂宝”的翁文灞，抑或是自认为“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的何廉，他们都有“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的苦闷。
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造就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有的做了御用文人，充当军阀和独裁者的走狗；有的“流入怀疑的颓废”，意志消沉；有的出走海外，去异国他乡发展事业；有的矢志救国，任劳任怨，不离不弃。
从主流看，知识界所高举的是“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民主”“科学”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一切正义的知识分子永恒的追求，他们追求真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三十八年，江山易色，但那个时代所高举的民主、科学、爱国、进步之旗帜永不褪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闪耀着它耀眼的光芒。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抗战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抗击外侮的重要阶段。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勇敢地冲锋陷阵，还在文化抗战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一、知识分子的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为封建，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创作，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关注较少。
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者残暴的侵略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逐渐展开。
他们认识到只有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地抵制日本的侵略。
因此，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积极宣传抗战意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二、知识分子的宣传与组织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各种方式向人民宣传抗战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为国家的解放而努力。
他们通过文学、报纸、杂志、演讲和宣传海报等形式，向人民传达抗日的口号和思想。
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文化团体和学术机构，积极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更多的爱国人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知识分子的文化抗战除了在宣传方面的贡献，中国知识分子还通过文化抗战为国家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抗战主要包括文艺创作、出版、科技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知识分子们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武装人民的心灵，通过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和电影作品，让人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悲壮和英勇。
此外，知识分子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提供支持，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知识分子的实战参与除了在宣传和文化方面的工作，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到战场的实际战斗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报名参军，成为了中国军队的重要一员。
他们勇敢地与敌人作战，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争的年代，知识分子们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投入到战斗中，尽自己的全力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奋斗。
五、战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高。
【1927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 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
【１９２７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XX、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宇的稿子。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
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栽在《而已集》里。
但我到了上海，却遇�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以上两段话分别出自胡适和鲁迅。
前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7至1929年，胡适称之为“一生中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后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8、1929年，鲁迅称之为“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同样在上海又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两位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竟然感到如此巨大的差异。
按照常理，从两人的境遇推断，应该是胡适留在上海而鲁迅离开，但历史呈现出的结局却跟推理完全相反。
作为孤立个案，胡适和鲁迅的选择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本文所论述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如何选择了现代上海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又是如何挑选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并非偶然性所能回答的。
由于“老上海”在世纪之交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点，它的位置也不断被研究者放大，被描述成当年知识分子的首选城市。
1927年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似乎非常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但从微观层面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知识分子与具体城市的关系远没有今天这么密切。
第一，他们具有频繁的流动性，往往游移在好几座城市之间，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长期定居于某座城市。
仅就1920年代来说，知识分子就在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之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集体迁移：前期，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以及上海)；从中期开始，形成迁往广州的潮流；1927年武汉政府的短暂时期里也曾聚集不少知识分子；中后期，主要集中在上海。
美文必读：《书生的骨头》(作者：詹谷丰)
美文必读：《书生的骨头》 （作者：詹谷丰 ）博主的话：终于找到詹谷丰的《书生的骨头》，这篇文章虽然长了一点，不过实在值得一读，它可以给人精神大补。
建议有兴趣的人仔细读一遍。
书生的骨头作者：詹谷丰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1928年11月29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
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
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刘文典代理校长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问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
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
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
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
即使刘文典被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
民国时期的“白领阶层”——《民国知识人》中的历史透视
２ ０ １ ７年第 １期
民初 的 中 国社 会 中去 考 察 。虽 然 中 央 政 府
会 ， 体 现 了社 会 与 国 家 的 关 系 在 知 识 层 面 上 的 新 结 构 ”［ Ｊ （ Ｐ ｌ ０ 。
制 定 了较 Ｙ ｊ完 善 的 教 育 规 划 ， ， 但 它 却 没 有
设， 并最终成 为政 府公 权力统摄下 的知识 分子。从新型知识分子这一人生历程 中 ， 可 以管 窥近代教育 、 政 治、 都 市等 社
会 变迁中诸多不为人知 的深层面相 。 ［ 关键词 ］ 知识人 ； 新 教育 ； 乡村 ； 都市
［ 中图分 类号 ］ Ｃ ９ １ ２
［ 文献标识码 ］ Ａ
系 统 考 察 了 “知 识 人 ”在 “废 了 科 举 以 后 ”
者 的 一 份 人 文 关 怀 。
一
、
新教 育制度 与 新知识 人 的产生
而踏 出乡村 、 进 城并 参 与都 市 文 明场 域这
一
１ ９ ０ ５年 晚 清 政 府 正 式 宣 布 废 科 举 ， 使 历 时 千 余 年 的 科 举 选 官 制 寿 终 正 寝 。 与 此 同时 ， 新 的 教 育 体 制 也 开 始 建 立 起 来 。 新
学 制 的 核 心 是 小 中 大 三 级 的 学 校 教 育 制 度 。 相 比于 ￣ ｓ ｔ － ｅ ｇ ：从传 统 乡村 到 现 代 都 ｎ ｈ － 的完 整 生命 历
程 。 作 者 通 过 “知 识 人 ”这 一 群 体 人 生 轨
迹 的 时 空 转 换 ， 揭 示 出 近 代 中 国在 文 化 教
王金 龙
（ 南开大学 历史学 院， 天津 ３ ０ ０ ３ ５ ０ ）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民国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
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
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
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
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
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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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民国知识分子的武斗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
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
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
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竞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
章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
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
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语
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乃师之小学，也继承了乃师之怒火。黄
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
激辩。黄侃忽奋臂攘袖，一记黑砂掌袭向昊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
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
载此次冲突。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因为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
侃进来就发飘，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
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不厉害。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
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好消减摩擦。
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在文心之
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
《真人废名》记，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
高声辩说。有天辩论声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
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
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
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