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供给侧”改革：在变革中突围

过去一年，银行业利润增长进一步放缓。2016年，随着各项挑战的加深，银行的日子也显得并不好过。在银行业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之际，供给侧改革登上了舞台。

1月11日，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研究部署2016年重点任务，将服务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改善银行服务的重要内容。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伊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受关注的词汇。“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将从偏重“三驾马车”的需求管理向供给和需求双重管理的转变——也即在保证有效需求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供给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毋庸置疑，随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必将对参与经济的各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商业银行也不例外。

作为我国经济核心的银行业，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业，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下行，银行业增长也陷入泥潭。因此，银行业如何形成新供给，新动力，发挥其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既是银行业本身突围的需要，也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这种背景下，银行业如何应对和发挥供给侧的作用也受到关注。 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说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我国银行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处于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转型期，金融供给的问题却日益凸显。 “其中最明显的正是供给规模与经济发展不匹配。更为重要的是，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北京银联信银行业观察家钟加勇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总体上，银行业偏爱“速度”、“规模”情结。

数据显示，2015年1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98.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93.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比上月低0.5个百分点，比2014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7089亿元，同比少增234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384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6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27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501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95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17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42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1671亿元。月末外币贷款余额8407亿美元，同比下降4.9%，当月外币贷款减少262亿美元。

“这个数据显示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各自所承担的使命不同，所侧重支持的结构也有所不同。”钟加勇表示，国有大行的贷款一般与之对接的是国有大型企业，如果其短期贷款减少，这说明国有企业活力不够，经营压力加大。而中小银行与之相对接的一般为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或小微企业或居民按揭贷款等，它所支持的侧重点广泛而琐碎。

一直以来，银行资金供给结构不合理颇为市场诟病。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但占有金融资源的达65%。据央行测算，中国银行业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覆盖率约25个百分点。

“银行的信贷结构也显示出我国的经济结构。以大型化、集中化为表现特征的银行资源供给结构与小型化、分散化的民营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相匹配。”钟加勇强调，无论国有大行还是中小银行都没有真正从市场的脉络进行信贷资源的配置，这样肯定会阻碍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发挥。 事实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金融过度论”，过度发展的金融业将挤占其他更具生产力行业的资源，导致经济整体生产力增长放缓，阻碍经济增长。对此，有分析人士也指出，过度发展的金融体系会鼓励金融机构向更多的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其中就包括众多偿债能力有限的主体，造成经济主体过度负债，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这也许就是提出经济结构要供给侧改革的原因。”钟加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银行来说也意味着调整，传统经营理念、信贷资产结构等都需要调整。

挑战与机遇 新形势下银行业的发展难言乐观，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大势所趋。虽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也无所不在。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下行加之“供给侧”改革的深入，银行不良率上升将毫无悬念。

事实上，从2013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业不良指标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据银监会2015年前三季度公开信息，我国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延续“双升”局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较2015年初新增2396.44亿元，不良贷款率1.59%。

这样的势头颇受市场关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银行不良率确实一直处在上升阶段，原因有很多方面，最主要还是因为当前宏观经济面的下行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一方面，随着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盈利进一步恶化，银行资产质量也将因此承压；另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传统落后的产业结构将被淘汰，由此将产生更多产能过剩的行业，而这也将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的隐忧。 “当然银行不良暴露也给了银行转型的机会。”钟加勇告诉记者，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改革增加商业银行现有的供给能力，解决地下钱庄盛行、企业融资难等信贷供给不足的领域；二是针对“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消费升级、国企改革等新机遇，商业银行应主动对接，并围绕着“信用中介、服务中介”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钟加勇也提醒，“供给侧”改革的实行，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金融脱媒和企业走出去，这也为商业银行在全牌照经营和加大海外布局方面预留了更多发展空间。“从业务布局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争取涵盖保险、信托、证券、租赁等全牌照子公司的资格，挖掘业务发展潜力，减少金融脱媒以及利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从产品看，信贷业务投行化明显加快，发债业务、资产证券化、融资顾问等新兴业务将成为常态，‘服务中介’的职能更为突出；从国内外市场看，中国企业走出去意愿走高，对相关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较为旺盛，国际业务将成为未来业务发展的新蓝海。”

可见，这种新理念给银行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银行业如何通过自身转型升级，如何发挥供给侧的作用仍是未来实现持续发展，降低金融风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内容。

发力“供给侧”改革 于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动力；于银行，“供给侧”改革则是其从危机中突围的保障。

那么，在供给侧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下，银行应如何适应供给侧改革所提出的具体要求？

对此，在钟加勇看来，一方面，银行对经济的供给侧要发挥市场作用；另一方面，银行要以供给侧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此外，银行要以供给侧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从对经济的供给侧发挥市场作用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告别短缺，很多行业出现过剩，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投资拉动，还是货币政策的刺激，其边际效应都越来越弱。“所以银行要在供给侧上发挥作用，改变以往在需求一端做文章，必须在供给与需求两端着力，对市场供大于需的行业要通过银行信贷来限制，对需求不足的行业要用信贷来扶持。银行信贷资金的重心要转移到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上来，避免以前那种对过剩行业只要是大而不倒，信贷就永不停歇，使得市场过剩加剧。”

从优化产业结构作用来看，基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附加值低，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产业比重偏高，而绿色低碳产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比重偏低的现实情况，钟加勇认为，银行的信贷导向要按照市场真实需求来配置，向那些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绿色低碳保护值高的产业倾斜，使市场的生产与消费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而在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方面，近些年，“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实体企业融资供给受到限制，那么就会带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将导致国家经济不稳定。“所以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但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自身的发展也是自不待言的。”钟加勇强调。

当然，就银行本身而言，也同样需要经营理念的创新和业务方面的不断拓展。比如，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日益深入，将出现一批新兴行业与新的金融需求，这就要求商业银行针对不同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以信贷业务为例，钟加勇坦言，未来，银行信贷业务将朝着日益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对大至战略布局，小至营销拓展、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主动介入能力亦提出更高要求，其中消费、国企改革等新兴领域应尤为引起关注。 毋庸置疑，随着需求额多样化加深，对于产品的差异化程度的要求也随着提高。“针对零售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针对国企改革等新领域提供“一对一”方案，针对养老、教育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调整对“僵尸企业”的信贷政策。”钟加勇表示，此外，城镇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搭乘城镇化的快车拓展业务的新领域，也应注意开发相关配套信贷产品，制定住房信贷、消费信贷等相关政策。

在新形势下，银行的传统经营理念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成为阻碍银行业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在银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同样需要摒弃传统经营理念。“目前，中国商业银行部门职权利益化、协调成本高等‘部门银行’特征仍需改善。商业银行要尽快构建起‘流程银行’的经营体制，以业务流程来重构组织架构，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全面推进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从整体上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钟加勇指出。

日前，银监会在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认真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工作任务，着力整合银行资金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着力防范重点风险守住风险底线。一是全力以赴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二是综合排查治理重点风险，严守金融风险底线；三是深入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四是进一步提高监管有效性；五是全面加强党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