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团中央

再见，团中央 引子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永远的怀恋。再见，北京。再见，团中央。 一 我不喜欢北京。 不喜欢北京，是因为从我踏上北京的土地开始，扑面而来的是猝不及防的狼狈和无助。在北京南站坐地铁，整整六列地铁过去，拎着两个行李箱的我依然被挡在门外。每一次地铁开来，我就被簇拥着涌往车门口，脚尖刚上去，又被拥挤的人群挤出来。七年前，因为对上海拥挤的恐慌和厌恶，我选择了逃离，七年后，我又来到北京重新体验这种焦虑。 不喜欢北京，是因为我举目无亲地生活在窘迫的环境里。好不容易坐上地铁到了北航，迎接我的是破败不堪、灰尘满布的宿舍，这是一个很久没有住过人的仓库，没有椅子，没有梯子，甚至上铺的床边竟然没有栏杆，想想在睡梦中万一跌落就可能永远睡去的惨状，我实在无法爱上这里。 不喜欢北京，是因为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就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好几天，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想着自己为什么来北京。我不拒绝吃苦，也不害怕吃苦，甚至我相信自己将来会怀念这一段艰苦岁月，但是在床上躺着的那个片段，我不可能会爱上这里。两周之后陪着兄弟前往北大三院急诊。看看从挂号排队到检查输液六七个小时的时间表，看看医院走廊里随地躺着休息的病人家属，看看输液室里找不到座位只能站着输液的患者，这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城市。 不喜欢北京，还因为要跟家人分开。来北京的动车上，我写了一条状态：动车启动，心情并不轻松。明天将掀开另一段难得难忘的成长，但是美好并不能相互覆盖，就像幸福不能相互替代。今天生平第一次噼里啪啦打闹事的儿子，打完又忍不住各种愧疚心疼。我在儿子耳边小声说：宝贝儿，爸爸明天、后天还有以后的很多天都不会再打你了。儿子泪眼婆娑用同样的小声说：为什么不打我了？你打我吧，你不要走。我不想缺席儿子成长的每一个细节，也不想错过每一段都无法重来的时光，也不愿意牺牲亲情主动换取所谓锻炼或者机遇。 喏，写了这么多，看来我确实不喜欢北京。 二 我不喜欢团中央。不喜欢团中央，跟团中央没关系，只是不喜欢团中央的自己。 我在学校里很清楚我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可以跟学生读书比赛做演讲，可以谈心谈话谈理想，可以讨论就业做规划，可以坐论天下谈思想。但是，在团中央不一样。这里不需要我谈心谈话，更不需要我报告演讲。如果说在学校需要我活力四射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体现自己的价值，在这里我需要收敛锋芒保质保量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我不知道自己来了能干什么，有什么用，能帮什么忙。好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暴露缺点。 我来了之后就开始写稿子，但是写得痛不欲生，倍受打击，充满挫败。第一周的第一篇稿子，那些散养的文字被轮番修理之后，稿子剩下三个字：同志们。第二周的第二篇稿子写完，领导说因为时间关系，稿子就不念了。第三周开始参与一个重要的报告，花了一个月写到第六稿，处长王良决定亲自操刀，看着面目全非另起炉灶的第七稿，我在想前六稿存在的意义，我感觉我浪费了别人的生命和时间。当然，良哥会宽慰我，说前六稿是有意义的，是第七稿的基础，是不断确定方向的过程，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因此而开心。 有些事儿办不好，有些事儿不会办，我过去缺的和忘的那些课程开始重新补课，复印、扫描、写方案、打电话、发通知、做日程、搞培训，这个过程中的自己一直战战兢兢，因为，我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干不好。在一次次的被修改和被帮助的过程中，自己的自信也一点点被修理和清仓。 我不是来帮忙的么？不应该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么？不应该是添砖加瓦、锦上添花甚至是雪中送炭的么？即使不能出彩，至少也不能出丑。现在，我是来添麻烦的，我是来接受锻炼和训练的，我是来提升自己的，我不是一个奉献者，而是一个索取者。我知道我在成长，在锻炼，在提高，也应该满怀感恩享受成长的过程，但是如果我对别人没有贡献，我会内疚和自责。没有存在感，自然也就不快乐。 于是，我不喜欢自己，我觉得我来错了。我想逃离，想早点走，我甚至想在宿舍里挂一个倒计时牌，算算什么时候能离开，能解脱。喏，写了这么多，看来我确实不喜欢在团中央的自己。 三 不管喜欢不喜欢，不管开心不开心，时间就这么走到了四月底。 一次，在从南京到北京的高铁上，翻阅了几本高铁杂志，有篇文章谈论中国道路，写得不透不爽不痛不痒，看到后来干脆翻出纸笔花了30分钟奋笔疾书，围绕这个主题重新写了篇文章。回到北京，看看觉得还挺满意，就准备五四当天发到我自己的微信公共账号上。 五一放假前，良哥说青年节要在学校部的官微上策划内容发出声音。我把稿子打印了一份放在良哥桌上，假装漫不经心提了一句，如果你们找不到东西发，这篇稿子看看能否凑个数。 良哥当然不会听我的，他根本没有想着拿这篇文章凑数。他准备精心策划，隆重推出。5月3日晚九点，在他的授意和指挥下，团中央学校部官方微信发布文章《青年节里谈中国》。团中央官方微博次日转发，团中央官方微信在三天后头条发布，并且加了四个让人羞涩不已的字：深度好文。两个官微的微信加微博，浏览量节节攀升，彼时微信还不重视版权，各种直接复制重新发布的公众号数不胜数。 文章火了。出乎预料，猝不及防。 火到有所谓“公知”到处搜索我的个人微博然后疯狂围攻我，这些人以为我是团中央培育的新写手。他们围堵叫骂了两三天，可惜我微博用得少，看见的时候围攻高峰已过，有人赤裸裸给我留言：徐书记，我们骂了好几天了，你出来回应下呗。我只是默默敲了十个字：我虚心接受，你开心就好。看我如此淡定，这群妖魔鬼怪自讨没趣就慢慢散去了。 后来走在团中央的机关大楼里，隔三差五会有不认识的人开口搭讪，说五四那篇稿子是你写的？恩，写得真好。给别人打电话，自报家门，对方会沉默一下，说你就是谈中国那篇文章的作者么？央视主持人张泽群以及很多很多我原来仰望的人，也在这之后跟我成为了微信好友。有一天，团中央宣传部吴德祖处长电话给我，开口第一句是：著名的徐川同志你好，我是吴德祖。受宠若惊。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台下静静地做他的听众。 好了，我炫耀这么多，难道是虚荣么？必然是。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可以为我所在的这个集体做点贡献。我的存在，大约是有价值的，这无疑是让人开心的。 四 一天午饭后，良哥在三楼的走廊跟我开玩笑：要不再来几篇？或者把你弄成个大V吧。我笑笑，说不要了，见好就收，急流勇退。 我想得比较透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旦被赶上了架，就要背负很多责任和使命。大V不容易，要承受很多人的攻击和辱骂；大V有责任，毕竟网络世界确实挺乱，网络呼唤正能量，那就要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所以，我丝毫没有犹豫，面对诱惑，勇敢说不。 可惜，我遇到了良哥。 他是在跟我商量，但是他只想商量开个什么专栏。专栏其实也不用商量，因为他也定了，叫《半月谈》。我努力地转移话题，哥，何必呢。咱俩是老乡，相煎何太急，将来到北京，我还来看你。他回我：什么破诗。专栏必须写。我据理力争，无果。然后，我说，要不栏目名字换换，比如叫《月月红》，又红火又大气还有规律。他笑了笑，给我四个字：滚一边去。 于是，我们就愉快地结束了这场谈话。于是，就有了学校部官微的专栏《半月谈》。后来，就陆续有了《青年节里谈中国》、《儿童节里谈教育》、《端午节里谈文化》、《建党节里谈信仰》、《建军节里谈英雄》以及《从“一诺千金”说开去》等等。后来，我就有了过节恐惧症。 五 其实，团中央待久了，还是很好玩的。 共青团的氛围到哪儿都是热情似火，激情涌动，不拘小节，氛围轻松。团中央也是一个不太讲究阶层和级别的地方，学校部第一次给新人开会就强调不许相互吃请，不许收受财物，不许称呼职务，称呼领导可以叫老师，也可以叫哥，这里简单而轻松。 在这里，你可以在餐厅里随意地遇到团中央的各位书记大佬，当然也可以跟团中央第一书记面对面吃饭，如果你愿意。 刚来的时候，我去吃早餐，看到满满的食堂里有两张空桌子，我一边不解地看着周围拥挤的人群，一边就舒服地坐下了。一会儿，过来几个领导，秦宜智书记坐在斜对面，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我对面，我们相视一笑，就开始聊天。 他说，小伙子，新来的吧，原来哪个单位的？我说是啊，新来的。我是南航的。他说，哦？南航，南航有多少团员啊？我说，两万六，本科生一万八，研究生八千。他笑笑，那你们比国航人多啊。我笑笑，额，领导，我这个南航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说，哦，哈哈哈，我以为是开飞机的那个南航。我继续补刀：额，领导，我们也开飞机，我们有飞行员，当然主要是研究飞机。他说，哦，哈哈哈，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徐川。他说，我叫徐晓。我说，哦。 走廊里，良哥说，你丫跟领导聊的很开心么。我说徐晓是谁？良哥笑笑：滚。 回去百度。徐晓，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跟别人说，徐晓书记真厉害，一眼能看出我是新人。后来才知道，那两张桌子是书记们的固定据点。只有新人才会坐在那里，然后愉快地跟书记们一起吃饭。 六 在团中央就出差过一次，到高校去调研。跟我同行的是全国学联驻会主席满泽阳。小满很成熟，少年老成，沉稳干练。 一到目的地，来迎接的同事已经在外面等着。但是，他们当时就傻眼了。因为，不知道哪个是我。于是，他们犹豫了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毅然决然奔着满泽阳就伸出了双手：徐处，你好！小满大骇，忍住没笑，伸手指了指我，恩，那个才是。他们沉默了一下，调头冲我过来：徐处，你好！ 回去路上，我和小满都在考虑一个事儿，究竟是谁的脸长得有问题？当然我们还考虑一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就换换身份进行调研，是不是也很刺激。 七 其实，北京待久了，也是挺好的。这里有朋友，也有文化。 这里有朋友。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时候，我高中的兄弟茂松开车来看我，给我送小洗衣机，陪我置办生活用品，安排我一气儿看了三四场电影，给我找黄牛买票看国安的比赛…… 陪伴我的还有康康，在这个半年里，我们相依为命。在学校时毕竟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来这儿就彻底成了没大没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