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本问题

郭沫若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８期）　版本研究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本问题　

孟文博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２６４２０９）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在新的世纪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长期以来都有的研究文本版　本考证问题，即学者们习惯于在没考证清楚研究文本具体是什么版本的情况下便对其加以引用或研究，结果便造成引文使　用的不＇－３甚至研究结论的偏差，这已然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在对于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研究中，这种现象非常　常见且具有代表性，把这其中典型的错误资料引用例子列举出来，有利于我们认清这一“瓶颈”，并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加　以重视和突破。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版本考证；郭沫若；文艺思想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２２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６７—０４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在新的世纪正与时俱　进，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的方　向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便是以往从某种现　实需要出发，以具体思想或者观点筛选史料、提炼　史料、阐释史料的研究方法正逐渐退出学术舞台，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意识形态的固囿中蜕脱出　来，以更纯洁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考察历史，　从历史最原始的面貌出发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得　出更为真实公正的结论。这种研究方略显然更科　学、更客观、更合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对史料的进　一步搜集、校对与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而长期以　来，这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　时至今日，已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薄弱　点，他们以极为认真的态度细致入微地从原始文　献中搜集整理各种有价值的文本，加以考查分析，　为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众多学者们所从事　的这一个工作是一个面的扩充和量的积累的过　程，而在纵的历史流变方面，针对众多现代文学、　文论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所进行的考证、汇　校－１－作，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却是非常欠　缺。最能标志这一工作成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汇校　本，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总共只有七部出版，　分别是《＜女神＞汇校本》（郭沫若著，桑逢康汇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文艺论集＞汇　较本》（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版）、《＜棠棣之花＞汇校本》（郭沫若　著，王锦厚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　版）、《＜死水微澜＞汇校本》（李劫人著，龚明德汇　校，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　１月版）、《＜围城＞汇　校本》（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５月版）、《＜女神＞校释》（汇校本兼注释本，　陈永志校释，华东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月版）、　《边城》汇校本（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　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７月版），另外还有两部关　于鲁迅作品的校读研究，即《＜鲁迅全集＞校读记》　（鲁迅著，孙用校读，湖南人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　版）和《（两地书＞研究》（鲁迅许广平著，王得后校　对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　自然，由于一些作品在最初发表之后，没有再　版或者收人到其他文集中去，因此不存在版本考　证和汇校的问题，但是也必须承认，在现代文学领　域，确实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再版或者收入不　同文集时曾被作家修改过，甚至是多次的、较大幅　度的修改，其中还不乏大作家的经典代表作，像　《雷雨》在学界公认就有初刊本、初版本、开明选集　本、“剧本选”本、“戏剧二版”本等众多版本，而巴　金的《家》甚至有十个版本。在现代文学领域为什　么会有这种现象？早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我国的　近现代社会，曾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不断变革的　状态中。作家的思想必然受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　化，对自己的著作加以修改，这是极其自然和无可　非议的事情。”而除了这“社会的影响”之外，作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６　作者简介：孟文博（１９７７一），男，山东巨野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　学的研究与教学。　

６７　自身阅历的增加，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发现，　或者是为了使作品更趋完美等，也都可能是其进　行修改的原因，巴金就曾这样说过：“作家写东西　又不同学生的考试卷子，写出来后不能改。作家经　过生活，有些事情过去不了解的，现在了解得比较　充分了，就有责任说出米。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　不让我进步？”㈦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浩繁的历经修改的　作品来说，这七部汇校本和两部校读研究真可谓　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客观；ｂ－面大致有二：一是近　百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乱动荡，作品出版后散佚　流失较多，搜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二是１９９３年　由《＜围城＞汇校本》引出的一场官司和一场论争，　对学界和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使之后十几年内　对作家作品的汇校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主观方面的原因更不可忽视，目前学界在相当程　度上还弥漫着某种浮躁的氛围，许多学者依然习　惯于从宏观上进行长篇大论，却对自己立论的文　本材料不加以严格地考证和认定，结果就很容易　造成引用的错误或研究结论的偏差。可以说，像汇　校本这种研究资料的欠缺只是制约学科向纵深发　展“瓶颈”的表层反映，而更为基本的层面，则在于　学者们缺乏版本考证意识。　在这七部汇校本和两部校读研究中，有四部　是关于郭沫若作品的，比鲁迅还多出两部，这源自　于他自身的创作特点。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化　史上的巨匠，他一生所涉猎领域之广泛，成就之斐　然，为平常作家学者所难望项背，因此被誉为“球　型天才”。同时，郭沫若在历史纵向上又是一个非　常复杂而“善变”的作家，他横跨晚清、民国、新中　国初期和文革四个历史阶段，其思想观念总是随　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　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上，同时还体现在他对同　一篇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修改上，尤其是其对自己　文艺论著的修改，相对于其他作品的修改来说更　为频繁，而且幅度更大。郭沫若在修改自己的文艺　论著后，从不加以具体说明，而篇尾却依然延续最　初版本所注明的时间，因此如果要研究郭沫若的　文艺思想，就必须首先对其文艺论著的版本加以　严格考证，否则便很容易造成各种失误。对此我们　不妨先看下面这个例子：　学者鄂基瑞、王锦园于１９８１年在《文学评论　丛刊》第８辑发表《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　探》一文，是文革结束后较早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　的文献，在当时影响较大，后来此文又被收录到上　海书店出版社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出版的《郭沫若研究　文献汇要》。在这篇论文中两位学者这样论述郭沫　若关于艺术功利性的问题：　和艺术无目的论相反，他认为艺术本身　是具有功利性的，真正的艺术必然要发挥艺　术的功能。但是，假使作家纯粹以功利主义为　６８　前提来从事创作，功利的效果反而有限。因为　作家惯会迎合时势，虽能收到一时的成功，而　在艺术上却未必真正有所建树。相反的，“文　艺如由真实的生活源泉流出，无论它是反射　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都会有功　利主５Ｌ＿的效果。“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　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这些话写在　距今五十八年前，今天读起来仍然富有生命　的活力。只有联系郭沫若当时整个文艺思想　和创作的实际进４５－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符　合实际的结论。如果仅仅凭借片言只语，轻易　断定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者，那是既不公平也　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由注释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所引用的材料来　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文艺论集》中的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据当时推算，确实是　“五十八年前”。然而在“五十八年前”的１９２２年８　月４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ｔ，－Ｊ－，其内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文艺论　集》所收录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却有着相当大的不　同，也就是说，当这篇文章在被收入到解放后的　《文艺论集》时，郭沫若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两位学者所引用的内容，在最初版本中是这样的：　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　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　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　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个作　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　

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　生命。　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从前我也曾怀　抱过来；有时在诗歌只中借披件社会主义的　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　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　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文艺本是苦闷的　象徵，无论他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　的文学。　正如两位学者所强调的：“只有联系郭沫若当　时整个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考察，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他们所引用的材　料，恰恰并非郭沫若“当时”“创作的实际”，两位学　者是在没弄清版本问题的情况下，错误的引用了　材料，其结论自然与实际情况有偏差。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就有学者以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为例，提出过“现代文学研究　需要注意版本”的问题【１１，只是一直未能引起学界　的广泛注意，结果从９０年代到新世纪，很多学者　在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时，还在因忽视版本考证　工作，造成错误地引用资料而得出错误的研究结　论，不能不说十分遗憾。对此，我们可以再看以下　几个例子。　１　９９４年，《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其中收录了刘纳女士非常　富有创新意义的论文《重读＜李白与杜甫＞》，这篇　论后又被收录到文化艺术出版社于２０１０年出版　的《郭沫若评说九十年》，被看作是九十年来郭沫　若研究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影响自然非常大。然而　就是这样一篇被广为称道的论文，其中也存在着　材料引用错误的问题。刘女士在这篇文章里就郭　沫若“对李白‘附逆’的罪名做了充满理解的开脱”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所注意的是郭沫若　熔铸进了个人情感的评论立场。他不能容忍一个　诗人在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切实的表现，他却宁愿　为一个诗人因天真的热情站错了队辩护。这使我　想起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多年前，年轻的郭　沫若曾经论证过艺术家与政治家可以‘兼并’：‘一　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　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然　而实际上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年前”　发表于《创造周报》第１８号上的《艺术家与革命　家》原文中所写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一切热诚的　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热诚的艺术家也便　是纯真的革命家”，只是到了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　期编篡《沫若文集》时，郭沫若才在下半句“热诚的　艺术家”前面加上了“志在改革社会的”定语。刘纳　女士对这句话的引用是基于她在前文中所讲到　的：郭沫若认为李白“从永王却是出于‘报国忧民　的诚意’，即使投错了门槛，也该以‘天真’原谅”。　显然，“出于‘报国忧民的诚意…而“从永王”的李　白，正属于“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因此　在这里引用这样一句话也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倘　若刘纳女士再仔细读一遍郭沫若在“在写作《李白　与杜甫》四十年前”所发表的论文原文，会发现他　在当时所着重强调的，并非艺术家的“志在改革社　会”，而是艺术家“藉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他认　为“无论若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生关系的事情。更　无论艺术家主张艺术是为艺术或是为人生，为什　么都可以不论，但总要它是艺术。刀说是杀鸡的也　可，说是杀人的也可，我们总要求它是刀然后才能　承认，这是易明的事实。”郭沫若进而论到：“艺术　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　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藉以宣传的是　不是艺术。假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　他自然是个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　宣传革命，也就是实行家挚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　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在这　种论调的基础上，郭沫若得出“一切热诚的艺术　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的结论，就很自然了。当　然，刘纳女士此处材料引用的错误对于整篇文章　来说是无伤大雅的，但是这样不经严密考证的资　料引用毕竟有违学术规范的严谨，且与其论述本　身也并不能完全相契合，不能不说是一处令人遗　憾《的瑕疵。　再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学者魏红珊的《郭沫　若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这本书于２００５年８月　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是较新的研究成　果，在郭沫若学界也具有很大影响。魏女士在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时，写下了这样一　段话：　他以表现主义的表现“自我”而自然地将　艺术和人生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思想为指导。　提出了艺术和人生天然联系的理论主张：“艺　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　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的人生是徒然　的人生…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　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识的　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　有很大的效果”他所要求和用以衡量艺术及　艺术家的标准是“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　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在这里，郭沫　若不仅认定艺术和人生具有天然联系。而且　强调艺术作用于人生的特殊规定性。他主张遵　循艺术本身的规律，以艺术自身特殊的功能，　有效地实现艺术为人生的使命。艺术不仅要　反抗丑恶、反映现实，而且要表现理想、指导　人生，尤其是要去鼓舞人们的反抗意识。　６４）　查看注释，这段话三句引文中的第一句和第　三句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版《郭沫若全集》　中的《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　态度》，第二句出自《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事实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版《郭沫若全集》是　根据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４年陆续出版的《沫若文集》扩　充编印的，来自于《沫若文集》的部分均未加以变　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郭沫若全集》中所收录　的很多作品也并非郭沫若最早在各个报刊上所发　表的原文。魏女士在此处所引用的这三句话，都不　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理论主张”，而是他在　５０年代经修改而得的。这三句话在最初版本中的　原文分别是：　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　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　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论国　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１９２２年８　月４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文学自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彼非社　会的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或厌人的Ｍｉ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作品．　其于社会改革上，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　效果，就此效果而言。不能谓为不是“社会的　艺术。”《儿童文学的管见》（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民铎》月刊第２卷第４期）　可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强调的是艺术　对“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而到了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