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在讨论第二种情况之前，我们要思考的是：“执两用中”，这个“中”可不可以落在两极上？如果可以，这种在两极上的正确之点是变动的，还是不动的呢？

孔子注意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事情的两极看起来一端要优于另一端，但是实际上这种优势却不是绝对的，比如“智”和“愚”这两端。正常说来，肯定是前者优于后者，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因此人们才积极学习，渴望从学习中获得智慧。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有一篇《卡尔弥德篇》，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明智”的问题。这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虽然没有最终辨清什么是明智，但是在辩论中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双方都倾向于认为“明智是一件大好事。”这很符合我们的常识。

但是《论语·公冶长》却有这样一段话：“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认为，从智还是从愚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他肯定宁武子在君主有道时显露出智慧，在君主无道时显露出愚蠢，这就是应时而变。而且，他认为懂得适时显露愚蠢要比时时显示智慧更高一筹。因为如果面对无道之君还一定要显示出智慧，那不仅不能够救世，反而会激怒暴君，丧失生命。我们所熟知的“魏晋风度”，很多装疯卖傻的士人，其实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愚蠢来伪装自己。当然，那些魏晋士人全身避祸的出发点和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儒家显然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援引《公冶长》中的话是为了说明，儒家“执两用中”的第二种情况：事情的正确之点可以在两端，并且这个点还可以从这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说法，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像潮水有涨有落，涨潮时我们利用潮水发电；退潮时，我们利用潮水的力量捕鱼。如果，涨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捕鱼；退潮了以后却要用潮水发电，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不能找到“正确之点”。这种“执两用中”的情况就说明，这个“两”并不是完全悖反的，而可以是相反相成的。这就好比在恶人看来，恶就是善；在善人看来则相反。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所做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事，而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的。

因此，事情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圆环：起点可以变化为终点，终点也可以变化为起点。以此形成一个循环。

从这样的方向思考下去，就自然会想到老子。他的辩证法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的意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仁不仁”是他的辩证法中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两端之间的循环变化，在这一点上，要比孔子的辨证思想更加彻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儒道两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对于“中庸”都是信奉的。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为而不恃”，“功遂身退”中都蕴含着中庸的思想。

他们都看到事物的生成变化、流动不居，知道月盈而亏的道理，因此劝人要守持中道。这个正确之点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在事情的某一个端点上，但是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端点是一定还会再向另外一面变化的。

至于儒道在中庸问题上为什么会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两家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农民，观察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的嬗替就是生产的必须。他们正是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庸”的方法论。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佛教也主张“中道”。难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与农耕文明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劝人守持中道吗？

我认为，“中庸”这种方法论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周行变化无疑，但是与农耕文明恐怕没有很大的关联。佛陀在出家前是一个王子，他身份高贵，与其他身份比较低贱的种姓联系不是非常密切。他观察事物，乃是从自然规律出发的。在面对恒河的思考中，他发现人的生命无限短暂，只在呼吸之间；在数次游历中，他因见到人的生老病死而渴望得到解脱。传说，

他在一次游历中，见到了许多结满果实的芒果树，心想：“等我回来的路上，一定要请侍从为我摘一些芒果。”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芒果已经都被去时的人群给打下来吃掉了，芒果树一片狼藉。只有一棵芒果树全然无事。他感到很奇怪，于是走近去看，原来那是一棵没有结果的芒果树。于是，他悟道：“我应该要做一棵无果之树啊。”人有生住异灭，物有成住坏空，空和灭在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想要不灭，唯有不生。这就是辩证的两端相互变化的例证。“大用无用”，这和《庄子》中的某些辩证思想何其相似呢！与其说，是农耕的传统孕育出中庸的思想，不如说中庸乃是“自然”，是“宇宙”传授给我们的真知。

还有第三种情况：儒家所说的“执两用中”中的正确之点有时被认为只在某一端上，而且孔子还认为选取这一端乃是不能商榷的，不像“智”和“愚”一样可以被打通。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孔子显然认为，美和善是事物的正确之点，因此作为评价乐曲的标准。又如“礼”和“非礼”两端，孔子一定选取“礼”；“仁”和“不仁”两端，他则会认为正确之点一定在“仁”这一端。让孟子去选也是一样的，“仁义礼智信”一定都是他所选择的那一端；在“善”和“恶”中，他也一定选择“善”。这时，“执两用中”的第三种情况出现了——正确之点只在某一端之上，并且其选择正确之点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就是中庸思想最难理解的一个地方。既然儒家知道大多情况下，中庸思想中的正确之点要么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要么即使在两端也按照时殊世异可以转变，为什么在“仁义礼智信”等问题上，他们又认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因为“仁”和“不仁”，“礼”和“非礼”这些问题乃是儒家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点，就像信仰一样，是不可动摇的，至少对于儒家来说是这样。但如果是问老子，“仁”和“不仁”这两端就是可以移动的。进一步的，如果问老子，“善和不善”这两端正确的是那一端，“顺道和逆道”哪一样是正确的呢？他也一定会坚持“善”和“道”，尽管他深知“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但是对于“道”这个基本范畴，他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一旦否定，《老子》的学说就会被完全推翻了。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样的，道就是老子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并没有转圜的余地。如果我们以此批判说，他们的辩证法都是不究竟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信仰的问题，是在一切哲学问题之上的。

更远一点看，如果我们问柏拉图，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由主体选取正确之点的“中庸”之说。他会告诉我们说，在可感事物以外，还有一种事物，那就是“相”（或称“型”）。美的事物是因为分有美的相，因而是美的；桌子是因为分有桌子的相，因而成为桌子。他会认为正确之物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它们分有或摹仿正确的相。所以，那个正确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而是存在于“相”的世界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分别呢？因为柏拉图的“相论”是向外在追问的，它看到的是主客的对立，看到的是“摹仿”的意义；而中庸的思想则是内省的，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到那个“正确之点”。

但是每一个哲学流派，无论是多么彻底辩证的哲学，对于“正确”，一定在某一些问题上有自己信守不变的准则。而在这些不可变的正确之点上，我们可以寻找到的就是那个流派的信仰，这也是它得以成说的根本。

如果真有一种哲学，它游移到没有任何底线的程度，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浮萍一般的伪学问。

总起来说，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基于反思自然而形成的，以找寻事物的正确之点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它所找寻的正确之点根本上和儒家的其他主要观点相一致。它不违背儒家伦理的基本信仰，最终是为儒家立说服务的。在其他的哲学或宗教中，也有类似的中庸思想，但是它们各自的根本指向和思考基点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中庸的具体指涉方面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