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教育史》结课论文

论道家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但以往人们较侧重对儒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而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人误认为道家没有教育思想。实际上，道家思想中蕴藏着极其宝贵的教育思想，道家以其深邃的大智慧，以独特的言语和方式实施着其教育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滋润着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在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道家思想亦能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关键词：因材施教创新启发

一、自然无为，顺应时势

“道”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根本规律，它内在于万物之中，支配着万物，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特性，人类必须遵循这一特性，以之作为基本的行为原则：“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以下凡引此书，省略书名）在这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事物的内在规律，顺应时势，而不主观妄为，才能获得成功，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对此，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作品《淮南子》、《吕氏春秋》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淮南子》说，无为绝非“漠然不动”，“听其自流”，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吕氏春秋》告诫说：“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顺其类”。这就告诉我们，只有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内在规律，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务实中求应变，在应变中求进取，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功立业，不断走向成功。

这些主张对于我们自觉地转变教育思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革向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例如，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学不能只是进行纯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而要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需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承担责任，为解决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出谋划策。又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文化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打破大学以培养少数“精英”为己任的传统目标，与社会生产和经济过程相结合，培养出能适合社会需要的多种多样的人才。这就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但迄今为止，传统教育还以其强大的惯性在教育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教育改革的力度和步伐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重温道家所提出的顺应规律、顺应时势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上更自觉地顺应时势，认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从而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规律，改变传

统的教育模式，承担起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各种人才。

二、“各便其性”，宽容兼收

由自然无为的原则出发，道家又提出了物各有宜，顺应本性的思想。庄子认为，万物有其特性，不同的个体各有自己的本性和长处，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和保持各自的特性。他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庄子·至乐》）这就是说，鱼有水才能生存，而人在水中却要被淹死。他们相互各有特性，好恶本来就不相同。因此，先圣充分认识到他们各自的差异性，因其特性而用之。《淮南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强调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品质和处事的特点，“轻者欲发，重者欲止”（《泰族训》）。人的才智各有差异，各有所用：商汤、武王虽然是圣主，但却不能像熟悉水性的越人那样，驾着小舟浮游于江湖之上；伊尹虽然是贤相，但却不能像惯于游牧的胡人那样，驾驭烈马，驯服野马；孔子、墨子虽然学问博通，但却不能像山居之人那样，在草木丛生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因此，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培养人才、任用人才，使他们“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齐俗训》），使他们自由地发挥各自的长处与顺应个性、因材施教的原则相联系的是宽容的气度。既然物各有性，物各有宜，那么，就应该宽容不苛，接纳各种人才，兼收不同的思想。故《老子》又告诫人们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二十七章）。《淮南子·主术训》亦强调应该充分认识不同人才各自的特性，使天下之才“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无可弃者”。这就是说，高明的人能够以宽容的胸怀理解和接纳各种人物，善于因顺各人的特性而施教，故能够教育和拯救不良者，使人尽其才，而无被遗弃之人；能够顺应物情，使物尽其用，而无被遗弃之物。

这种人各有性、因材施教、兼收并蓄、宽容不苛精神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长期以来，我们不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学安排和管理上实行一律化的要求，以一个模式培养各具特性的教育对象，以一种标准衡量和评价各具特长的人才，不顾教育规律而主观妄为，人为地进行强制教育，从而阻碍着学生发展各自的本性和优势，不利于培养创造精神，更不利于拔尖人才的成长，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埋没了在某些方面不足但又在另一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才。重温道家“各便其性”，因材施教的训诫，或许能帮助人们走出误区，这些主张充分肯定了主体价值活动的多元化倾向，是充满辩证法的智慧之言，它启示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根据各种不同类型教育对象的特点，确立不同的培养目标，制定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让学生多元发展。道家倡导的因性而行、宽容兼收的思想正与现代先进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学知、学做、

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是现代教育所应有的四个支柱，而所谓“学会发展”就是强调教育要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所谓“学会共同生活”，就是强调要教育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互依赖性，学会在共同活动中与人合作共处。这体现出现代社会向教育提出的新任务。纷繁万端的大千世界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个性和人生，不同的个体有着各自的长处和特色，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铸造了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尊重并宽容地对待这一切，这是衡量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吸收道家智慧，充分认识和发挥各自的特性，以此指导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有助于充分满足主体的能动意识和创造精神，促进人的现代化，推动个体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加速中华民族从异质文化中吸收新鲜血液，吐故纳新，融会中西，再造民族文化的辉煌！

三、超越传统，勇于创新

道家强调应该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去了正常的状态，庄子说：“屈折礼乐，＠①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老庄还揭露统治者以仁义礼法作为获取名声的工具，导致了道德虚伪，故他们反对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可见，道家是在批判儒家仁义礼智之学的基础上提出教育思想的。《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里的“为学”，指的就是仁义礼法之学。老子认为，学习儒家的仁义礼法之学将妨碍对于大道的体悟，不足以认识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使人产生智诈，增益情欲，故主张“绝学”、“弃知”。这里完全否定了仁义礼法之学，固然有其片面之处，但却蕴含着超越现有的文化传统、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启示人们冲破既有的、僵化的知识的束缚，不为传统的知识所累，摒弃智诈，保持纯朴的本性，发挥直觉思维的创造功能，去探寻更高的智慧。

魏晋玄学家郭象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独立思考精神，主张“因众之自为”，反对统治者固执己见，禁固民众的思想。他斥责“以得我为是，失我为非”的文化霸权，强调“物无定极，我无常适，殊性异便，是非无主。”（《秋水注》）万物殊性，无有“定极”，以权威者的一己之见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当然是主观偏执的态度。这对于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封建专制文化是一种深刻的批判。道家上述思想肯定了主体的自主创造能力和独立思考、超越传统的批判精神，这与现代教育思想十分合拍。有学者认为道家的批判态度与当代美国的“再概念化”学派对唯科学理性的概念化的批判有相通性，这是有道理的。西方当代精神科学教育学的代表斯普朗格亦强调现代教育应注重培育人的创新精神，认为教育不仅是传递文化的过程，而且是触及灵魂深处的过程，教育不仅要从外部规制成长者，还要解放出成长者内部的力量。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是从成长者内部解放

出各自自由地决定伦理立场的那种力量。教育效果终究是取决于个人的完全自由的内在性的觉醒。但是，在我国教育界，对培养批判创新精神的重要性还未获得教育工作者普遍认同，“权威型”教育还较普遍地存在。教师希望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去探索问题，喜欢学生在学术观点、思想方法上的认同、归一，这是较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教学思想；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传统思想及研究方法代代相传，一脉相承，感受不到推陈出新的时代气息。这些现象严重压抑了青年的创新精神，阻碍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质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因此，道家那种超越文化传统和权威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更新有着特殊意义。它启迪我们摆脱现有知识的压迫，勇于改造和超越陈旧知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多给他们一些独立思考、观察和分析的机会，为他们开辟进行创造性学习的广阔空间，将培养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摆到突出的位置上。

四、“不言之教”，效法自然

从教育的角度而言，所谓“不言之教”，是指教育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范，通过身教来体现教育要求，使被教育者得到启示，在潜移默化中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老子倡导“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认为，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方法有着无可比拟的实际效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教育者“无为”、“好静”、“无欲”等实际行动产生着道德示范和道德导向的作用，从而唤起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或行为向好的方面转化，在道德实践中，将教育内容逐步地内化为自己的品德。

道家还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或“效法自然”，即通过观察或概括自然的现象或规律而体悟大道，以之作为人类立身处世之道。这亦可视为“行不言之教”的另一种形式。有人由“效法自然”而得出道家无教育思想的结论，这实在是囿于字面的一种看法。我们以为，老子这里所说的“自然”，已不是那种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而被赋予了特定的道德意义。例如，老子以“无为”、“无私”来概括自然界那种无意志、无目的的本质属性，将其称为“玄德”。他说：“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他认为人类只有效法天地这种“不自生”的无私品德，才能长存而不败。老子还要人们像水那样，柔弱利他，“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象江海那样，兼纳百川，处下不争：“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十六章）。效法自然的教育方法生动直观，自然贴切，教育材料丰富多彩，便于人们随时从天地自然中领悟道家所倡导的道德要求，获得道德新知，受到道德启示，并将其化入为人处世的实践中。

行不言之教、效法自然的意义不仅限于道德教育方面，它对于我们改革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亦不无启迪。传统的教学主要侧重于知识的传授，老师讲得多，

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少；在辅导答疑的活动中，教师“有问必答，和盘托出”，而不注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不注意让学生自问自言；而在检查教学效果的考试中，又是死记硬背的内容多，反映学生能力的内容少。在这种以言教为主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成了贮存和传达教师之训或教科书之言的录音机、传声筒，成了存放知识的仓库，因而难以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各种能力的培养。

而行不言之教，效法自然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在这一教育过程中，靠教育单方面的灌输是不能奏效的，而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效法自然”的方法不仅引导学生走出书斋，拓宽视野，以物为师，从实践中学习，而且激发他们热爱自然，细致观察，独立思考，努力从各自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中去体悟新知。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进行观察、思考、学习的活动主体。“行不言之教”则通过教育者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激发学生去思考、去体悟，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从中获得启示。这一方法还启示教育者，要以各种方式激发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不能再满足于以“一言堂”的形式向学生灌输知识，不应一成不变地占据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助学生在某些教学活动中担任主角，实现教育由权威型向民族型的转变，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努力实践，畅所欲言，让教学的双方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相长、互相促进。

五、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道家认为，“道”是难以用言语进行描述的，因为凡是语言所能够表述的，必然是具体的事物，也就有着局限性，而不是“道”这一宇宙万物的本体。因此，《道德经》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言意关系成为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言，指语言；所谓意，指玄妙之道。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始于庄子，他将二者理解为工具与目的关系，既承认“言”对于“意”的作用，又反对执着于“言”，他以筌、蹄（工具）和鱼、兔（目的）为喻以阐明这一道理：“筌者所以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言”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或获得“意”即玄妙之道，正如捕得鱼、兔便可抛却筌、蹄这些工具一样，在获得了大道（“意”）之后，就要抛却、忘记、超越“言”这一工具，不能再执守于“言”。三国时的玄学家王弼进一步展开了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他承认语言和物象对于人们体认和表述“意”（大道）的作用。他将《庄子·外物》中的“得意忘言”和《周易·系辞》中“立象以尽意”相结合，提出了“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思想。这里所说的“象”，指卦象，也泛指一切可见之象，用以象征一类事物；言，指语言、文字，即卦辞爻辞；“意”，指意义，即卦象或事物所包含的意义，或指“道”这一本体。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周易略例·明象》）“道”虽然不可为象，不可言说，但它又须通过具体的事物得以表达：“故言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在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周易略例·明象》）。从言与象的关系来看，象是本，言是末，“言”是用来明“象”的；从象与意的关系来看，意是本，象是末，明“象”是为了得“意”。因此，如果囿于物象和语言，就会舍本求末：“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言或象的作用如同捕兔所用的蹄、捕鱼所用的筌一样，只是帮助人们把握事物之“意”或体悟大道的工具，故决不可执着、停留于此，在认识上把握了事物之“意”或体悟大道之后，则可忘却语言或卦象这些工具。这就是说，不能将注意力停留在言语等表面的形式上，而要注意透过形式，体悟到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本质规律——大道。得意忘言的主张启示教育工作者，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言”来获得“意”，即通过传授具体知识而使学生掌握获得知识的能力；通过学习具体知识而体悟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决不能将教育局限于传授具体的知识，让学生成为死记硬背的书柜。也就是说，教育应该从传统的“知识型”教育向现代的“智能型”教育转变。著名物理学家劳厄曾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他说：“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无非是一切学过的东西都遗忘掉的时候，所剩下的来的东西。”这与道家得意忘言即注重体认世界本质规律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中心意思无非是说，教育的目的应该主要是培养能够使人终身受用的能力。传授知识虽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授来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引导学生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才能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上的论述足以说明，道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精华，道家文化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源泉，受道家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科技文化人才灿若群星，这一现象决非偶然。因此，从道家文化宝库中吸取智慧，继承、弘扬其思想精华，进而作出新的诠释和发展，这对于我们转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吕锡琛：论道家人生智慧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6年第4期

〔2〕杨启亮：《道家教育的现代诠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3〕崔相录：《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4〕单柄梓：更新教学思想，培养创新人才，《东南大学高等教育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