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的宪法学分析

2009年2月27日，在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刘小凯宣布：“通过法医学专家对尸体进行检验并进行死亡原因鉴定，证实李荞明系多处钝性外力打击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案发后，张厚华、张涛、普华永等人为逃避罪责，共谋编造了李荞明系在玩游戏过程中，不慎头部撞墙致死的虚假事实。”

年仅24岁的李荞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年轻的生命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就在2月27日本周五下午的17：30，云南省检察院宣布了已经是轰动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调查的最后结果。虽然这是在周末政府机关下班时间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发布会现场却依然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家媒体。人们迫切的想要知道，李荞明在看守所内意外死亡的事实真相。

在晋宁县公安局“2·08”案件情况通报会上，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说：“2009年，晋宁看守所，男，李荞明，该事件系在押人员趁民警刚巡视过后擅自进行娱乐游戏时，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有人说是。。有人说是躲猫猫。”

很显然，如果不是“躲猫猫”这三个字，或许李荞明根本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李荞明的离奇死亡，让“躲猫猫”这个原本属于南方语系的词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迅速成为2009年最流行的网络词汇。人们无法相信因为玩“躲猫猫”，一个年轻小伙竟然会当场丧命。对于公安机关公布理由的强烈质疑，直接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全国关注。而此时人们才得知，李荞明这个云南玉溪的小伙子，其实只是为了积攒结婚的费用才一时糊涂偷偷去砍伐山上的林木而被刑拘的。然而，令李荞明自己和家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进入看守所11天之后，因为所谓的“躲猫猫”，李荞明造成“重度颅脑损伤”不治身亡。而离开的这一天，距离他和女友约定的婚期2月16日仅仅还差四天。

消息传出，网络报纸对所谓的“躲猫猫”一片讨伐之声。

如果不是这个“躲猫猫”，死者家属的疑问也不会最终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众追问，甚至惊动了云南省委、云南最高检察院以及众多媒体。然而现在，根据云南最高检察院最终的调查结果，李荞明的死因并不是来自晋宁看守所以及晋宁县公安局公布的“娱乐游戏玩躲猫猫时，发生意外致死”，而是被晋宁看守所内“牢头狱霸殴打致死”。从“躲猫猫意外死亡”到“殴打致死”，仅仅15天，李荞明的死因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有一种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萍说：“我们也看到新闻媒体和广大网友对案件侦办工作的极大关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地欢迎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继续给予广泛、深入的关注与监督，谢谢各位。”

面对李荞明的死因调查，新闻发言人的感谢并非是一种常规的客套。因为就在“躲猫猫”事件迅速引起轰动之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调查组在对李荞明的死因进行调查：一个是来自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调查规格从县检察院一路升级到了省检察院；而另一个调查团则来自民间，是由省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一手组织和策划的网友调查委员会。

网络舆论，也是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网络舆论，心存敬畏之心。/尤其是对已

经形成舆论热点的事件，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及时地回应。

4名政法界人士、3名媒体记者和8名网友组成调查团，在短短几小时内就从上千名的报名网友中挑选出来。而这个委员会在组织者宣传部官员伍皓的协调下，在事发一周之后，得以实地走访了案发地点——晋宁县看守所的9号监室，而这也就是藏有李荞明真正死因的案发现场。

网友调查委员会副主任边民说：“有人怀疑有什么黑幕，我也怀疑啊，我甚至希望揭出黑幕来。”

另一位网友风之末端：“我们要先提问，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我们要去看看守室现场，第三步应该和看守民警询问一些情况。”

边民透露：“我们要求会见的时候，检察长就出来发表检察意见，阻止，反对，阻止，反对。所谓事实真相这一点，很失望，而且呢，在去之前，就抱着很多疑问，调查之后呢，是疑问更多。”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说实话这个事情毕竟是首次做，大家都没有经验。我当时确实想得也比较简单，我觉得能让我们的网民和社会公众进入到现场，就可能最大限度地探寻到真相，能够接近真相，能够给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些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

网友调查委员会几乎是被云南省委宣传部恭请进去的，又被云南警方礼送出来的。这个一度身负众望和备受赞赏的真相调查团，由于最终没有接触到真相，而遭遇了来自法律瓶颈和网友质疑的双重尴尬。“民间调查团”是否在干预司法？业余人士是否有能力揭露真相？仓促组队仅仅半天的调查过程是否有闹剧走秀之嫌？然而就在这一切的争论还未休止，甚至已经超越对李荞明死因本身的关注之时，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民间调查团结束调查的一周之后，云南省检察院就于本周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伍皓认为，“我想通过这一次，有社会公众和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虽然说他们没有得出一个司法结论，但是对司法的公开透明，对司法进程的加快，将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2月27日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萍宣布“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晋宁县公安局局长达琪明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晋宁县公安局分管看守所工作的副局长闫国栋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

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相关负责人被问责，公安厅向死者家属公开致歉，而李荞明的死因最终也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向公众宣布。当“躲猫猫”这个充满离奇色彩的事件在经历了整整15天的纷扰和戏剧性变化后，最终以一份来自云南最高检的司法鉴定而尘埃落定时，人们所赢得似乎并不是轻松和欣慰。“为什么在李荞明的躲猫猫事件中，公众对于司法机关报有如此强烈的不信任感？”“为什么在民间调查团之外应有的监督机制，没有起到应尽的作用？”甚至“为什么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给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在一片的议论纷纷之中，一场发布会似乎并不能结束由李荞明所引发的所有疑问。

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刘小凯向媒体透露：“检察机关在对该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晋宁县看守所存在牢头狱霸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等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问题，已向公安机关提出整改建议，并将进一步加大对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

直到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的本周，李荞明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只是这张身份证上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而在晋宁县看守所的9号监室里曾经所发生的一切，也由于这里的摄像头损坏长达半年，而无法向人们展示事实的全部真相。对于年纪轻轻却已遭遇不幸的李荞明来说，如果摄像头没有损坏，也许就不会发生所谓的“躲猫猫事件”，而对于希望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公众来说，恐怕在李荞明之死的背后所需要修复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而所需要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有这张已经褪色的身份证。

法治语境下的“躲猫猫”事件

杨玉成

【学科分类】法律社会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被监管人员李荞明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里和普华永玩“躲猫猫”游

戏而死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寻常百姓家小孩子玩的“过家家”把戏中，我想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俗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则

就是新闻了。原因是人咬狗违反常理，超出了人们可预期的常识和心理承

受度。

一则那“躲猫猫”游戏地点是人们躲之尤恐不及的因涉嫌违法甚至犯

罪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看守所（见文末注），在看守所里能“闲情逸致”

地玩“躲猫猫”游戏并非常人所能为；二则看守所乃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看守所里发生如此蹊跷的死人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

置疑实则是必然的常态。

谁都知道看守所要依法司法与行政，所谓依法司法与行政就是司法行政机关任何一项行为都有要有法律的授权。法律规定应为而不为是违法，法律规定不应为而为之或法律没有授权而为之也是违法。李荞明是在什么情况下玩的“躲猫猫”游戏？“躲猫猫”游戏是看守所组织的活动，还是李荞明和普华永“心情舒畅”到自发地而为之？监管的警察是否在现场？是否有失职行为？抑或是其他“不当”行为？在国家日益走向法治化的今天，在法治语境下审视“躲猫猫”事件，作为行政机关的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应当接受和经得起民众的这种扣问。

第一，“躲猫猫”游戏是否存在？普华永是否真是在“躲猫猫”游戏中过失致李荞明死亡？在此过程中，作为司法行政当局的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是否有过失？抑或是违法甚至是相关司法行政人员存在犯罪行为？

因为关涉相关证据的取得，也因为在相关证据的取得过程中，关涉到晋宁县看守所即云南省晋宁县公安机关的利益，也更因为“躲猫猫”事件发生在晋宁县看守所控制和司法行政的场所和范围之内，根据现代法治的回避理论，晋宁县看守所即云南省晋宁县公安机关有回避的必要，应当由有权威性的第三方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躲猫猫”进行独立的调查，只有这样的调查结论才更有权威性和更令人信服。

第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代议机关处于核心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威性最高。就“躲猫猫”事件来讲，由全国人大牵头，例如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任主任，组成包括由具有代表性的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法律工作者、民意代表等参加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就权威性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恰当的。

第三，在“躲猫猫”事件中，民众所关心的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司法当局是否存在违法行政问题，抑或是相关人员处置不当的渎职问题，甚至是犯罪问题。

据《新京报》2009年02月24日报道（特派记者涂重航），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处刘震说，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内“躲猫猫”游戏致被关押人员李荞明死亡事件发生的当天，就由晋宁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涉嫌伤害致人死亡的普华永伤害致死案进行立案调查。

无论调查的结论如何，按照司法案件的刑事管辖权，晋宁县公安局应当给出案件的调查结果。

但是，无论云南省晋宁县警方何时公布调查结论，对这种“结论”真实性的调查和审查才是民众所关心的。

因为事关云南省晋宁县警方的利益，当事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是现代司法的常识，云南省晋宁县警方不能在关涉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由此也说明组成独立有权威性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必要。

第四，关于云南省委宣传部组建的网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2009年2月19日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名单公告》中称：“自从《关于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刊发，社会各界踊跃报名，至截止时间，共有510余人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了报名。我们从报名人员中随机进行了选择，组成了“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我们相信委员会能够独立、公正地完成调查，不负众网民和社会公众的重托。”

公众和广大网友注意到，网上目前已有“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活动的视频存在。视频显示，“真相调查委员会”基本是在云南省晋宁县警方安排的情况说明会上听情况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没有接触到当事人，也没有到看守所调查询问相关人员，是云南省晋宁县警方的“一面之词”。而且公众和广大网友也注意到，“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

后基本是“禁声”状态，云南警方向“真相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什么“纪律”，不得而知。

公众和广大网友有理由相信，云南省委宣传部初衷是好的，但“独立、公正地完成调查”却令人怀疑。原因是，一、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本身的独立、公正性令人怀疑。云南省委宣传部是否是接

云南省委指示“奉命行事”不得而知。云南省委宣传部在没有相关机关或

人员指示的情况下，自行组建“真相调查委员会”，起码在目前的党政体

制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是“奉命行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使命是

什么？是为了平息民众和广大网友的“合理怀疑”，还是为了“独立、公

正地完成调查”？如果是后者，就目前看，其实是“强这个调查委员会所

难以担当”；二、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本身没有

权威性。他们没有超越晋宁县警方的权力，晋宁县警方让他们看什么，听

什么都是晋宁县警方安排的。他们甚至没有调查的权力，基本处在受人摆

布的状态，他们象一个被人牵着线的木偶一样在行事。这样的所谓“真相

调查委员会”有什么权威性？能“调查”出什么“真象”？

在“躲猫猫”事件中民众和广大网友期待着具有独立和权威性的第三

方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权威性的调查，期待着全国人大和地方

人大有所作为。

第五，关于云南省委宣传部。

在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要各得其位，不要越位，也不要错位。

据《新京报》2009年02月24日报道：“昨日（23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检察院证实，司法调查结果今天还不能公布。此前，云南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称，24日前后将公布司法调查结果。”

这就怪了！云南省委宣传部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它竟然能左右和确定对外公布司法调查结果的时间！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此前民众和广大网友也注意到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员的言论，什么控制舆论等等，有点太直白了，与我国现行法律及公民权利不符。

民众和广大网友也希望云南省委宣传部相关人员能够经常找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汇编来读一读，否则在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这样的部门越位错位的傻事会层出不穷。虽然这样的部门不负行政责任，只受党纪约束，但终究会贻笑大方，让天下人笑话。

第六，“躲猫猫”事件不应当有什么“秘密”存在。应当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应当还民众以知情权，还当事人以公正。

就一个县级的司法行政机关晋宁县看守所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县级的司法行政场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轮不到这个县级公安系统的看守所来进行案件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因此，在“躲猫猫”事件中根本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秘密”。所以，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的所有司法行政行为，民众及广大网友都有知情权，晋宁县警方也有义务接受民众和广大网友的监督，应当主动和配合相关方面给出令民众和网友信服的结果和结论。

公权力归根结底是人民赋予的，亦必然要受到人民的监督；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的监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法治社会是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要保证社会各方面以及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确保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机制的有效实现，使当事人的救济机制顺利进入程序；国家也应当保

证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机制得以展开和实现，相关行政机关不得以不合理的理由加以阻挠。

总之，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里发生的“躲猫猫”被关押人员李荞明死亡事件，倍受民众和广大网友关注不是偶然的，从“孙志刚”到“华南虎”再到“躲猫猫”，无数次民众想象力受到突破和冲击，反映出公权力公信力的缺失。在“保障人权”入宪，要把我国建设成法治国家的今天，公权力如何受到有力的制约和率先垂范地实现法治，在民众中树立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使任何问题都能在法治的语境下得到公正地解决，确实是值得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所有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

注：看守所与拘留所都是羁押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关押的是涉嫌犯罪的未决犯和刑期或余刑一年以下的已决犯；后者关押的人员与犯罪无关，是行政拘留人员。因为被关押的性质不同，按我国法律规定，两者人员不允许混合关押。据《新京报》2009年02月24日报道：“（死者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昨日（23日）说，他还希望晋宁警方能将此前罚没儿子拉树的四轮农用车还给他。‘毕竟我家最大的支柱都已经走了，把车还给我们，还能拉点农用肥。’”可知李荞明很可能是因为涉嫌犯罪被逮捕，否则就是混合关押。普华永“躲猫猫”事件前涉嫌犯罪在晋宁县看守所关押无疑。（辽宁，杨玉成）

“躲猫猫”事件呼唤独立调查制度轰动互联网的“躲猫猫”事件，让一个由官方牵头组织的“网民调查委员会”一夜成名。可也仅仅过了

一夜，这个委员会就已草草收场。一天走马观花的考察，一份并未超出警方通报的报告，流星般的网民调查委员会非但没有解开“躲猫猫”之谜，反而带来新的问号。

在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布后，许多网民质疑，这样一个由地方宣传部门组织的网民调查委员会是否合法？委员会既无权威性、又无专业性，以致调查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这样的调查与作秀何异？应该说，上述质疑不是毫无道理。但笔者还是认为，这并不能抹煞官方组织网民参与调查的积极意义。

官方邀请网民针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调查，本身就是公众与官方良性互动的结果。虽然相关组织工作匆忙，调查也未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昙花一现的调查委员会，毕竟体现了官方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官方邀请网民参与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也反映出官民双方都认可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必要性。

目前，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对重大公共事件是否应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尚无明确规定。可是，在中国法制不断健全，执政者努力打造“阳光政府”，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意识日趋强烈的今天，构建独立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凸显。

近些年来，由于在一些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中缺少及时、权威的调查，公众得不到可信的调查结论，致使一些个案最终酿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以两年多前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和去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为例，两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普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引发谣言而起，再加上当地行政、司法部门处置不力，未能及时向公众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结论，从而酿成了严重破坏地方稳定的事件。再看云南晋宁县的“躲猫猫”事件，其特点与大竹、瓮安两事件的导火索大同小异，一件发生在看守所内的死亡事件，至今拿不出令公众信服的证据，晋宁县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也未见比大竹、瓮安高明多少，没引发更大的乱子，实属侥幸。

这几起事件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当发生引起公众广泛质疑的事件后，缺少一种能够迅速恢复公众信心、并得到公众信任的调查机制。这无疑是制度设计的缺失。中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期，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有利于实现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稳定。如果国家能够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启动权威独立调查，那么再有公民非正常死亡，并引发社会强烈质疑时，公众也许就会等待独立调查的结果。这样的话，谣言满天飞的土壤就不复存在，大竹事件和瓮安事件的悲剧也许就不会上演。

对司法部门来说，独立调查更是一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制度。拿“躲猫猫”事件来说，由于案件发生在司法部门管辖范围内，由司法部门自己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的权威性多多少少会打些折扣。而如果有独立机构进行调查，显然更有利于还相关部门以清白。从这一角度观察，晋宁警方检方未能允许网民委员会观看事发录像、接触案件嫌疑人，虽说有一定法律依据，但还是让人遗憾。既然心里无鬼，何不大大方方向网民代表们展现所有证据，何

苦白白错过一个向公众自证清白的大好机会呢？

在互联网社会，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传播，任何个案都有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并被公众赋予更高的意义。对个案处理不重视、“躲猫猫”，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最后往往还会伤及政府的公信力，甚至酿成更严重的社会事件。这次云南省相关部门邀请网民参与调查，虽未能揭开事件真相，但至少是认清了其中利害。而由官方组织民间人士进行独立调查，更是具有破冰意义，也为今后构建可能的独立调查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窦含章）

天下杂谈："躲猫猫"比"周老虎"的进步

一个还有4天就要结婚的青年离奇在看守所中死亡，令人痛心。查清事件真相，既是对家属负责，也是任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政府的本分，这既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事件成为网络热点后，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根据最新消息，在15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有8人是网民和社会人士，其中主任和副主任均由网民担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