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制度成功原因分析
日本明治维新制度模仿成功原因分析 张环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在日本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是日本的有
识之士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进行的一次制度变迁，维新人士通过从西方移植先进的制度形式并加以创新，从而开启和促
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其原因在于维新之前日本无论在正式制度方面还是在非正式制度方面都与所模仿和移植的制度
存在相容性和互补性，符合了制度变迁的规律。
【关键词】明治维新；制度变迁；制度模仿；制度互补；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有它的内在规律性，制度变迁并不总是成功的，
其形成的新制度也并不总是有效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固然有例
如西方在亚洲侵略的重点是中国和印度从而为日本创造了喘
息的机会，以及西方国家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等有利的国际因
素，但最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符合了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即虽然明治维新的制度变迁有着明显的制度移植的特点，但是
日本当时无论在即存的经济制度还是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
式制度方面都有着与引进的制度相辅相成的互补之处。
一、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
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
资源的可获得性扩大了人们的可行性行动集合；通过影响产权
分配、减少经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交易
的达成；通过提供创新的激励机制等从而影响经济绩效。但制
度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由于制度的规模效应及制度间的互补性
等原因，某种制度包括无效率的制度一旦产生便将会在一定的
时间内持续下去。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制度差距主要表现
在制度的效率方面，由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在落后国家长
期存在造成了经济绩效的低下。因此，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经济
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改变现存的低效的经济制度。
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制度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
润”，而这种“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实现，即只
有当制度创新与变迁有利可图时，人们才会发动制度创新与变
迁，但是，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制度变迁所能实现的潜
在收益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变迁发生的起点为制
度的非均衡，即制度的需求与制度的供给存在差异，而后发国
家的制度非均衡通常表现为制度短缺，即随着经济和技术等因
素的发展，带来了经济中相对价格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潜在的
利
润，从而导致了对能够实现这些潜在利润的新制度的需求，
制度需求是对经济环境变化的自然反应，不存在实际发生的成
本与代价。而制度供给有着明显的外部性，通常伴随着搭便车
现象，因此，制度供给通常由国家来承担。制度供给意味着规
则、习惯的重新确立，[1]必然伴随着成本和风险，对后发国家而
言，由于受到资源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制度供给的滞后情况
尤为严重，从而制度变迁的时滞现象更加突出。根据戴维斯和
诺思的理论，制度变迁的时滞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1）认知和
组织的时滞，即从辨识潜在利润的存在到组织最新创新团体所
需的时间。（2）发明时滞，即发明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需的时
间。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可以通过对先进国家有效制度的
模仿来缩短这一时滞。（3）菜单选择时滞，即在所有可选择的制
度安排中选择一种最能满足创新最大化的安排所需的时间。
（4）启动时滞，即从选择最佳的制度变迁方案到实际产生制度
变迁之间的时间间隔。[2]
制度模仿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制度变迁的模式，后发国
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缩短制度变迁
的时滞，促进本国的制度变迁，以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
是，在进行制度移植的过程中，要注意制度的互补性及路径依
赖的特性，如果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制度变迁的内
在特点，原有经济社会中没有新制度移植的土壤，那么盲目的
制度移植就不可能会成功，甚至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制度的互补性。制度的互补性包括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
性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制度通过两种途径
产生互补，第一种途径是人们在不同域①协调其策略，结果产生
的制度是人们单独在不同的域分别作决策所不能导致的。这种
制度间的关联可以创造出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参与人
从中获得租金，从而促进这种关联的延续。第二种途径是即使
人们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能在相关域之间协调其策略，但其决策
仍然会受到其他域现行制度的影响。[3]制度间这种互补性的存
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决定了后发国家在没有
相关的互补性制度存在下，只模仿其中的单个或一部分制度，
而放弃制度体系和结构中其他制度的构建或模仿，那么新借鉴
来的制度必定会与该经济中原有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相冲突，新制度可能无法实施并难以奏效。
2.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在博弈的各个域中，制度变迁的速
度往往是不一样的，通常说来，社会交换域中的非正式制度变
迁往往比组织域中的
制度变迁来得缓慢。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
度间相互影响，以文化和习俗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为制度的变
迁提供了连续性，[4]即制度变迁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的性质。后
发国家在进行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
生变化，但是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积淀，其
可移植性通常较差。所以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
如果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
正式制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正式制度只有在
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通过分析可知，看出制度移植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所引进
的制度与本国现存的各项制度间的紧张程度，而这种紧张程度
取决于所引进的制度与现存制度间的偏离程度。紧张程度越
小，制度移植就越容易成功。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制度移植
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在于其选择了适当的制度进行移植，另一方
面在于江户时期就存在了可以使新制度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二、明治维新制度移植成功的原因
（一）审慎的选择所移植的制度
前已提及，后发国家在进行制度移植时要尽量选择与自身
基本制度相容的制度。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形成取决于其初始
的地理情况即生产的原始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有意识
活动的结果。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由于气候比较湿润，土地肥
沃，个人或家庭可以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
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组织生产独立支配所获取的成果，这就
使得在这些区域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
度、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个人价值高于社会
公共价值。而在亚细亚、俄罗斯和拉美地区，由于人们进行生产
的原始物质技术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人们在进行原始的耕作时
必须要联合起来发展灌溉系统等公共设施，这就使得在这些地
区发展出了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主义经济制度，公有意识占统
治地位、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5]
日本处于亚细亚的边缘，国土面积狭小，人们在进行原始
耕作时面临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其基本制度具有典型的集体
主义制度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在进行政治体制的移植时不能
采用英美的模式。日本政府在1871 年派出的全面考察西方世
界的岩仓使节团在对欧美各国的宪法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并加以比较后，得出了尽管英、法、美在当时最为繁盛，但其政
治体制不适合日本国情的结论。大久保说：“民主政治……实乃
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
。在日
本，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
的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
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订法宪典章”。宪法应“上定军权、下制
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
爵”。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德国的情况和日
本的国情极为相似，其统治经验和专制主义制度尤为值得日本
效仿。木户明确地表示，“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而“建国之大
法，唯在专制”。维新者决心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
主义的统治。而且后来的情况也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
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6]日本
选择的普鲁士道路无疑是符合日本的基本制度的，这样引进制
度与原有制度间较小的紧张程度促进了日本制度移植的成功。
（二）江户经济和明治经济在制度框架上存在连续性
明治政府除了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外，最为重要
的是还引进了西方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制度等的经济制
度。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国内市
场和商品经济，而且有了一定的货币金融制度基础，具有公司
功能的原始形态的共同企业也已经出现了。正是由于这些制度
基础的存在，日本的制度移植才能够顺利进行，并产生了有效
率的新制度。
1.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日本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
成狭长状的岛国，拥有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使得每个地域都
有自己的特产物，[7]从而促进了地域间的分工，构成了地域间商
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另外，德川幕府时期特殊的制度结构也促
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德川时期的制度可以概括为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的主要内容有兵农分离和石高制。兵农分离使领主从
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社会各阶
层的人都必须各尽其职，不能逾越身份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
业，并且使商人、武士聚于城市而农民聚于农村，这样武士与农
民既按身份分离也按地域分离，这一体制形成了大量的消费群
体，也成为社会分工关系的起点。
石高制是幕藩体制的经济支柱，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石高制用米来表示所有土地的标准收获
量，以米谷产量为基础征收年贡，而且为村税制而非人头制。即
便是不生产稻米的地区也要把其生产物换算成稻米，用石数表
示，用作住宅的非耕地也必须用稻米交纳年贡，因此会导致农
民尽可能多的种植稻米，这就必然导致了其他物品生产的不
足，农民必
须用稻米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同时，大名和其家臣
所获得的唯一收入也是年贡米，因此也要用稻米换取货币并购
买其他的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各领国必须将一部分稻米换成
货币以汇往江户作为“参觐交代制”的费用。这必然会造成本领
国稻米的供给大于需求，这就需要将一部分稻米运往由大阪、
京都和江户组成的中央市场上出售，促成了日本以稻米为中心
的全国商品流通网，从而稻米不仅是作为粮食，更作为重要的
货币等价物发挥着商品流通介质作用。稻米市场的形成又促进
了其他物资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使得江户时代出现了大量从事
与稻米贸易相关的商人。[8]由此可见石高制对于日本明治前期
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江户时代日本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货币和度量衡的统
一极大地降低了商品流通中的交易费用，对于市场经济的实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
交通运输网络，建立了以江户为中心，连接各藩的五条交通干
线，即五街道。与此同时，北陆- 津轻海峡- 江户的东线海运和
下关- 濑户内海- 大阪的西线海运也已形成。交通的畅达，促
使了“一物一价”价格体系的形成，使全国性的商品流通更为活
跃。由此可见，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雏
形，为以后明治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提供了制度基础。
2.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方面。尽管士农工商这种身
份制度存在，但武士与农工商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较小，注重
业绩的价值观得到了提倡。具有公司功能的原始形态的共同企
业在日本也已经出现了。在17 世纪，在贸易活动中出现了由船
主、投资者和进出口商相互合作的资本结合方式，例如进出口
商从负有责任的投资者那里取得资金，而后将一定数量的资金
支付给船主进行经营，如果船只获利，利润可在上述参与人之
间进行分配，如果因海难出现损失，则进出口商无需还本付息。
18 世纪后，日本又出现了商人之间的长期共同经营。同族间的
商品资本结合形式更为普遍。例如，三井家各子女并未将创始
人八郎兵卫留下的遗产分割，而是将财产统一使用，各家对拥
有对经营发表意见的平等权利，并对总资产负有无限责任。这些初始的共同企业形式虽然还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
但是它们的出现为明治时期公司制度的移植准备了条件。
3.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在幕府时期，由于实行石高制，农
民和士族等需要把多余的稻米换成货币以购买其他生活用品，
各大名也需要将一部分稻米换成货币以汇往
江户作为“参觐交
代制”的费用，这一活动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德川幕府的货
币制度力图以“三币”即金、银、钱三种货币为基本货币来实现
全国性统一，并以三币间官方规定的交换比率和货币价值为依
据来实行这种制度。小额货币在流通中尤其活跃，各藩发行的
纸币对幕府货币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该时期日本国民所形成
的国权货币观和对纸币流通的习惯性，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在银行制度方面，江户时代业已存在的从事存款、贷款、票
据和汇兑业务的机构，如“两替屋”、“挂屋”和“札差”等，从事该
行业的商人也大量存在。另外，为了维持行业间的信用和互相
监督，大钱庄之间还建立了同行业公会。[9]日本江户时期存在的
市场、公司以及金融等制度虽然很不成熟更谈不上完善，但毕
竟为西方各项经济制度的引进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减少了
新制度运行的摩擦和成本，促进了新制度的生效。
（三）町人思想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引入提供了意识形态基
础
意识形态属于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绩效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1）意识形态节约了交易成本，参与人用它来与外界进行协
调，使决策过程简化。（2）意识形态对于产权分配的公平性等提
供了一种评判标准。町人思想强调四民平等，提倡经济自由，注
重经济理性，这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町
人重视经营理念，虽然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重视道德
与协作的经营理念与欧洲商人以个人为中心的理念不同，但与
资本主义体制并无相悖之处。另外西学的传入也对意识形态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1744 年~1852 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
共177 人，译书总数约为500 部，有些学者甚至开设私塾传授
西学。后来，更有些有为青年亲自到西方学习，后来有相当一部
分人成为了维新的主力，如井上馨、涩泽荣一、伊藤博文等。西
学的传入对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
们深受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改变了思维模式，比
较容易接受新制度的运行模式和规律，这些不仅为以后维新的
展开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而且有助于新制度的顺利运行。
（四）独特的双重结构促进了两种制度的融合
日本经济的双重结构是有泽广巳在1956 年提出来的，是
指以国外移植技术为中心，基于官僚制性质合理性组织的大规
模资本主义经营和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中小规模家庭共同体
式经营并存的状态，指的是从松方通货紧缩后的企业兴盛时期
到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现代”与“传统”并行发展的独特现象。[10]
但实
际上，日本的双重结构不仅体现在松方通货紧缩之后日本
的经济结构上，还体现在之前的幕府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日本的
文化上。从1192 年的镰仓幕府开始，幕府既与朝廷并存，幕府
成为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将军掌握全国的军政大
权。但是尽管天皇朝廷名存实亡，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天皇仍然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皇神授”在日本人心目中具有根深蒂
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将军掌握实权，天皇朝廷
掌管着意识形态的日本封建社会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日本的
维新派利用这种二元政体存在的矛盾，提出“王政复古”的口
号，推翻了幕府的统治，一方面利用天皇的威望使维新合法化
从而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维新政府直接掌握了国家的大权，
使维新的各项政策得以进行。维新人士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
艺术”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利用意识形态减少制
度变迁成本的思想。
在文化方面，日本地处亚细亚的边缘，其文化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欲摆脱中国文化
的羁绊却又不可能完全挣脱，想加入西方文化圈却不得其门而
入，于是造就了日本文化介于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和
西方文化之间的周边文化特征。[11]周边文明受到中心文明的影
响和压力，不存在自身文化独立的内核，但是在它发展历程中
的每一个阶段以及其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又都保存有本民
族的特征，即它一方面在努力吸收对改善自身文化质量有利的
大文明的文化因子的同时，又努力维持区别于他民族文明的民
族个性，时时处处都融合着外来文化和日本本民族文化。这就
决定了日本善于学习和改造的文化特征，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双
重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
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
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
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日本文
化的这种特征，促进了制度移植过程中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从而减少了前文提及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
三、结语
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为日本经济
的现代化扫清了一切障碍。明治维新是制度变迁成功的典型之
一，其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如当时面临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顺
应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需要，得到了广
大人民的支持，以及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体
制时结合日本的经济现实对其进行了选择和修
改，做到了“借
助而不依赖”，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克服和
纠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与偏差等。[12]本文仅从日本原有的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存在的有利于制度移植的方面对其进行
了考察。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改革之中，后发优势说明了我国
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而明治维新时期虽然与今天
的时代特征等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其经验仍然有是非重要的借
鉴意义。即我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过程中，
要结合我国现有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实际情况，有选择
地学习和吸收，同时需要注意相关互补性制度的建设并进行适
当的制度创新，从而促进改革顺利的进行。
【参考文献】
[1] 郭熙保，胡汉昌.论制度模仿[J].江汉论坛，2004，（3）：10- 14.
[2] 国彦兵.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3]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4]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
[5] 李新，沈志义.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调整[J].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2007，（4）：70- 77.
[6] 杨栋梁，江瑞平.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3.
[7] [日]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8] 左学德，王晓燕.日本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J].北方论丛，
2007，（5）：104- 109.
[9] 车维汉.论日本江户经济遗产对明治经济发展的贡献[J].日本学刊，
2001，（3）：106- 119.
[10] [日]中村隆英，高尾煌之助.日本经济史（第六卷）[M].北京：三联书
店，1997.
[11] 周颂伦.关于明治维新的三个问题[J].日本学刊，1989，（1）：17- 20.
[12] 王宾.浅析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2000，（12）：16-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