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的著作较多，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

，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天元人三策关于天人三策的作者问题是班固伪造的，而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这种观点以2000年十月在《南京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伪作》最具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班固的伪作。当然，天人三策，即使不是董仲舒最原始的作品，可能经历过班固的加工，但也不能草率认为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作品。

其次关于天人三策的写作时间问题。先后产生过六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建元元年二月说，建元元年五月说，元光五年说，

学界对对策时间议论很大。司马光提出建元元年说，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这一说法。建元五年说由齐召南提出。等等，各有所持

综合比较。元光元年说证据比较充分，没有新的资料前提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时间。

写作背景

当时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休生养生息的政策。经过五六十年的修身养息，到了汉景帝末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到汉武帝初期。社会却两极分化严重。地主豪强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却处于贫穷中，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武帝向社会征求对策。董仲舒在这时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

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农民在赋税沉重的情况下，有的卖子孙，有的人为盗贼，有的成为乞丐，因此，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汉武帝为了维持统治。实现国家的强大与繁荣，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缓解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

写作内容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

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縻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烂熟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

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

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不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

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

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一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

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若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

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以上即为《天人三策》内容，其中第一策适应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一整套治国理论，第二策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了秦朝以刑法之天下。厚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治之本，在第三策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与政治观点，而且为了大一统社会的思想统治稳定，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思想内容

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胆提出了“更化”的主张，为汉武帝一改前期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策主要回答了，天元，符命，灾异，性情，阴阳，刑德，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等问题。第二策论述了，帝王为什么要有劳有逸，有俭有奢，仁义教化和刑罚杀戮有什么不同，两者如何结合，办太学以养士求贤，行选举以反士卿以致政，以及汉武帝虽劝孝悌，崇有德，但不加于百姓的原因等问题

第三策阐明的，天人古今的关系，道到底是什么？财力均部，则民可加足……的原因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庞大的，它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目的则在于整治。因此他的哲学被概括为天人感应说。但是，天人感应说不是董仲舒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但董仲舒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加以发展。天人感应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宣扬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宣传君

权神授，另一方面要求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即“神道设教”，概括言之，曲民而伸君，曲君而伸天。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概括为性未善论。既是对性善论的否，又是对性恶论的修正，他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进行了简单讨论，在《春秋繁露》中人进行了具体论述

春秋繁露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蕃”与“繁”古字相通。《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创作背景：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

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

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武帝讲文治，修武功，举贤良对策笼络人才。董仲舒围绕天人关系和大一统问题，回答武帝策问，颇得汉武帝的赏识。由此，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使儒学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服务。董仲舒以阐发孔子《春秋》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也应运而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中。

内容简介：（一）为臣之义在于忠诚无僭越

1.为人臣者不得有损君主的绝对权威。诸侯不得专执，不得专地，不得舞天子之乐等，都是此意。为人臣者必须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天子的指挥，不得蔑视更不得损害王权。如“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得专讨也。”陈夏征舒犯弑君之罪，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有讨贼之义，本应肯定，但《春秋》贬之。是因为在没有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同为诸侯国

的杀伐，是僭越君权的行为，是为“专讨”。

2.为人臣者应该绝对忠于君主。《春秋繁露·王道》曰：“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根据《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代桓而立，始终有还政之意；祭仲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惜冒骂名危险，以郑国大局为重；卫叔武在卫君被逐期间代君位，卫侯复国而还政；宋孔父、仇牧和晋荀息，都是在国君遭遇危险时，不惜杀身成仁，为主捐躯。《春秋》在记载中对此有褒扬之意，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忠诚的行为。

3.为人臣者应该知权，即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有利于君主的行为方式。《春秋繁露·王道》曰：“鲁隐公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所谓执权存国者，以祭仲之事最具代表性。《春秋》桓公十一年载：“宋人执政祭仲。”《公

羊传》曰：“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祭仲在宋国威逼下，“出忽而立突”，使国家变亡为存，行权者的动机和效果都有利于君主，是谓“知权”，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目的。

（二）攘夷狄意在先治诸夏而后统一夷狄

董仲舒认为《春秋》褒扬中国礼仪文明，反对夷狄侵扰中原，因此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曰：“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至为王事者。”齐桓公存邢、卫、杞，是抵御北狄；召陵之会服楚，是对南蛮的反击。董仲舒对这些“攘夷狄”的举动给予肯定。《春秋》成公十五年载：“叔孙侨如会晋士、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曰：“竭为殊会吴？外吴也，竭为外吴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仲舒接受并发展了此种说法。《春

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董仲舒认为这是王道的体现，即王者要统一天下，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然后统一“诸夏”，最后将蛮夷戎狄收入王者版图，这也正是孔子为后世王者统一天下设计的方略。董仲舒将《春秋》攘夷、外夷狄之义解释为王道，主张分步骤实现统一，也有劝谏之意，因为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天下早已统一，但周边落后民族的侵扰依然存在。攘夷具有深远意义。

（三）王道、人道实际共为一套和谐治国之理念所谓“人道”，是指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准则；所谓“王道”，是指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的理论和制度。记叙鲁国242年历史的《春秋》完备地体现了人道和王道，这是董仲舒对《春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春秋繁露·玉杯》曰：“《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挟而王道备。法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

成为采。”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曰：‘杞柏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其中体现了王道制道，为新王立法。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包含着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理论准则，《春秋》的每一条经文，经文中的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字词都蕴含着孔子的治国理念，孔子著《春秋》就是为了后来的继周者王朝设想的政治蓝图，《春秋》也为汉朝统治者确定“汉道”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