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论衡·儒增》）

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

序所赋予的。对于这一点，由于秦王朝因秦始皇的暴力统治激起民众反抗而迅速灭亡，引起了汉初思想家的关注和探讨。到汉武帝时，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使得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变得更加巨大，使问题更加突出。这两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汉王朝的稳固必然会强化中央集权，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而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如果加以滥用，又会极大地危害中央集权的稳固。因此，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巩固新兴大一统封建国家、如何巩固西汉王朝这一时代的大问题。

董仲舒之所以成为西汉时期的大哲学家，就在于他面对时代风云变幻，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大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回答。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进行探讨与回答。这一探讨与回答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董仲舒对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作了认真的汲取。在他看来，要想避免秦王朝的覆辙，就必须寻找一种制约大一统国家君主至上权力的机制，防止由于君主权力的滥用而造各种社会矛盾的紧张和激化，导致大一统国家的动乱和崩解。另一方面，董仲舒又积极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合理性、永恒性。他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久存在找到哲学上的根据，从而把大一统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凝固化、永恒化，把与这些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相联系的伦理道德凝固化、永恒化。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董仲舒面对时代进行哲学的思考，力图从哲学上回答时代的大问题，这本身无疑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面对时代的两大问题，董仲舒感到仅仅从现实的人自身出发是难以作出回答的：西汉王朝的长久存在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保证，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也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制约机制，而现实的人自身毕竟是有限的。因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找到一种无限性的东西。这种需要找到的无限性的东西，在董仲舒看来，只能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的观念，是中国先民通过“绝地天通”而形成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特别是“天命”观念，曾经深入人心，影响很大，即使在孔子那里也还有“畏天命”（《论语·季氏》）的主张。因此，董仲舒要重新找回这个具有无限力量的“天”，把自己的哲学归结为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特别是董仲舒所面临的如何制约大一统封建国家君主的无上权力，防止这种权力无限制的滥用，保证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在今天看来，要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

但在二千年前，在中国封建社会还在上升、还在显示出生机与活力的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不可能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和历史的限制来看问题。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要使这个框架永恒地维系下去。董仲舒也是这样的思想家。他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框架内找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力量，也不可能构想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机制。于是他只好去发现另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实现的，而是在人的观念中纯粹构想出来的，是通过幻想的力量来实现的。这就是“天”的观念的重提，“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董仲舒对“天”的观念的重提和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有其哲学史的根据和时代思维的特点。利用“天”的力量来制约君主权力，是墨子想出来的办法。秦汉之际的思维模式讲天、地、人相统一，又使得“天”与“人”之间有了一种

更密切的联系。正是这样，董仲舒通过对思想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整合，提出了一整套以制约君主权力为目的的“天人感应”理论。但在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天的人文化”进程之后，原本具有无限性的“天”被限制了。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时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荀子更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因此，董仲舒重建“天人相与之际”，最为关键的就是重建“天”的无限性。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董仲舒重建“天”的无限性，在于把天人关系重新神秘化。一方面，他把“天”加以神秘化；另一方面，他也把“人”加以神秘化。这就在“天人相与之际”建立起一种极为神秘化的关系。

（一）“天人同构”

董仲舒把“天”与“人”加以神秘化的关键，在从秦汉时代天、地、人相统一的思维模式出发，提出了一套天人同构论。指“天”与“人”或在数量上具有一致性，或在类型具有相似性。

一方面，董仲舒认为“人”在形体上与“天”有共同的数量关系：“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与“人”之间这种相一致的数量关系，用董仲舒的话说，是“人副天数”（《人副天数》）。另一方面，董仲舒认为“人”的精神现象也与“天”在类型上相对应：“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数》）这种人的精神现象与“天”在类型上相对应，用董仲舒的话说，是：“其于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董仲舒认为，既然天与人同构，那么在“天”与“人”之间就可能进行无限制的类比推理，以获得关于天人问题的新知识。在这种推理中，他一方面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自然现象以社会的属性，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人格神的“天”；另一方面又把社会关系神秘化，以人格神的“天”作为社会关系的根据，从而把“人”神秘化。

（二）“天”的神秘化

董仲舒对“天”作了新的规定。这种新规定承继和发挥了先秦哲学中将“天”神秘化、神圣化的资源，通过天人同构将“天”进一步人格神化，塑造出一个主宰万物、支配人类的具有人格神性格的“天”。

董仲舒并没有完全把“天”等同于人格神，而是认为“天”也包括了许多自然世界的内容，如阴阳、四时、五行、寒暑等自然现象。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一，分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五行相生》）

但董仲舒又通过天人同构的主观类比推理，推断“天”具有人格神的性格，这种性格正是通过“天”所具有的阴阳、四时、五行、寒暑等自然现象，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来的。人们应当从这些自然现象中看到“天”的人格神的性格。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阴阳义》）在他看来，春是喜气，万物萌生；夏是乐气，万物长养；秋是怒气，万物凋伤；冬是哀气，

万物收藏。这些与人的情感是一样的。董仲舒又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基义》）“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处作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人在》）他认为，“天”的阳气代表了“德”，“天”的阴气代表了“刑”，因此“天”也具有“德”与“刑”两种统治手段，并主张以“德”治天下董仲舒实际上是按照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理想形象，塑造出了一个人格神“天”。

（三）“人”的神秘化

董仲舒通过天人同构，认为“人”是按照“天”的面貌来塑造的。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设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人副天数》）在他看来，人的身体、精神与社会关系，都是来自于“天”，与“天”相一致的。

董仲舒又通过“天”把人世间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从而使“人神秘化了。在他看来，人世间的治乱兴衰，都是与“天”相背离的结果。他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

（四）“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通过“天”与“人”的神秘化，董仲舒对“天人相与之际”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使“天”与“人”的关系完全神秘化了，形成了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董仲舒认为，由于“天”与“人”都具有神秘的同构性，那么在“天”与“人”之间就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最为突出。这种感应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君主的权力以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是由“天”所给予的规定的，二是“天”在受命于君主的统治权力之后，又负责对统治权力的运用起一种监督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

（一）“屈民而伸君”

董仲舒首先强调君主的权力以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是由“天”所给予的规定的。他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诸命于父，臣妾受命君妻受命于夫。所受命诸者，其尊皆天也。”（《命顺》）董仲舒特别强调，君臣、父子、夫妻关系，都是按照“天”对“阴”与“阳”的不同态度来规范的。在自然界，属于“阳”的事物总是主导的积极的力量，属于“阴”的事物只起配合的作用。这就是说，“天”是“右阳不右阴”（《阳尊阴卑》），“任阳不任阴”（《阴阳位》），“阳而疏阴亲”（《基义》）。由此类推，人类社会关系也应当如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也必然是为阳者贵，为阴者贱；为阳者居于支配、主宰地位，为阴者处于服从、辅助的地位。

董仲舒的结论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他强调封建社会关系建立，是

以“天”的法则作为根据的，是不可更改、不可动摇的。这些封建社会关系，到东汉时的《白虎通义》中被经典性地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通过这些论说，董仲舒依靠他所重建的神秘主义的“天人相与之际”，依靠他所塑造的“天”对“人”的主宰性规定性，对于汉王朝长久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了论证 .

（二）“屈君而伸天”

董仲舒从这种神秘主义的“天人相与之际”出发，在“天”与君主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神秘的关系。这就是，“天”在受命于君主的统治权力之后，又负责对这种统治权力的运用起一种监督作用，而当君主不听“天”的警告，滥用权力，使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天”将夺去所赋予君主这些权力。

董仲舒认为，如果君主按照“天”的意志办事，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天”就会降下“符瑞”，表示肯定；如果君主违背了“天意”，影响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巩固，“天”就会降下灾异警告，表示危险。特别是后者董仲舒尤其看重。: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在这里，董仲舒又试图以“天”的神秘力量来制约君主的无上权力。这是他对如何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无限权力的时代大问题的回答。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及其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董仲舒哲学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使“天”与“人”的关系再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其间存在着许多十分荒诞的内容和唯心主义的因素。这种神秘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弥漫于两汉之际的谶讳神秘主义思潮。另一方面，董仲舒试图通过这种神秘主义的“天人相与之际”，以“天”的神秘力量来制约君主的无上权力，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实际的效果而论，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合理性。有汉一代，确有不少正直有识之士利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向皇帝进言、提意见。而统治者出于对于“天”的敬畏，也果真对这些意见有所接纳。这一点，在《汉书》与《后汉书》中有不少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