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与董仲舒

关于数千年王朝政治制度，我认为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两人：秦始皇与董仲舒。

秦始皇一扫六合，第一次将中国置于大一统王朝之下。此前夏商周三代，夏商有部落联盟的味道，而周朝广行封建，周天子虽是“天下共主”，但除去王室领地外，影响力有限。待到秦朝废封建行郡县，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君主并不直接管辖郡县，但可以通过控制地方官员达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后虽然多有反复，比如藩王势力较强的汉初、西晋、明代，但各有不同。汉初剪除异姓王势力后分封同姓王，结果酿成七国之乱，此后主父偃推恩，将王国分解成若干侯国，使诸侯无力对抗中央。西晋藩王势力极大，便有八王之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同室操戈热闹非凡，结果五胡乘虚而入，西晋也亡于匈奴族汉赵政权。而明初藩王势力大，遂有靖难之役，燕贼篡位之后，继续推行削藩，有明一代，虽有汉王宁王谋逆情事，但动静都不算大。实际上，秦始皇及其法家谋臣的郡县制成为后世中国的适用体制，甚至今天，都依然是郡县制的延续。所以毛泽东诗云：千载犹行秦政制，确论也。

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深入国人骨髓。秦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中国已不属于封建制社会，至少不是马克思所言基于欧洲历史归纳的封建社会，而是独特的郡县制社会。与封建制不同，郡县制的“天下共主”皇帝权力边界扩大，成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统治者。郡县制与封建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权和治权的分离，法理上皇帝独揽所有权和治权，但皇帝精力有限，不可能亲自管理每一寸土地，于是将治权授予官僚，委托他们替自己管理地方，这便将所有权与治权分离，虽然皇帝可以随时撤回授权，将手伸进地方，但他终究还是要将权力授予另一名官僚，不得不通过官僚统治。对比郡县制，封建制有如下特点：

（1）政治权力分散催生议会政治雏形：西方封建制有一条著名原则：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相应的，东方封建制也有陪臣和寄骑的概念，实则是要求封主不干涉封臣事务，以尊重封臣处理内部事务的自由来换取等级有序。此外，同一层级的大小诸侯之间只有实力差距没有地位差别，如果我们的封君都是国王，即使你的头衔是公爵，我的头衔是伯爵，我也和你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我的家臣也不需要买你的帐，他只有向我效忠的义务没有对你恭敬的必要。比起封建制相对分散的权力，郡县制的权力向上集中，越高层权力边界越大，巡抚可以绕过知府直接指示知县，皇帝更可以绕过督抚州郡指使下僚。与封建制相比，郡县制更加稳定。封建制由于权力分散，使西欧中世纪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但祸福相生，正因为此，当国王与贵族双方发现谁都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的时候，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双方各退一步和平相处，于是贵族议会应运而生，贵族议会生来就是对王权的限制。《自由大宪章》只会出现在封建制的英国，而不会出现在郡县制的中国。春秋时期，各国的大贵族也是具备西欧贵族这种与王室分庭抗礼的实力的，比如楚国的斗氏、沈氏，齐国的高氏、国氏，晋国的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卿以及羊舌氏祁氏郤氏栾氏等，都是势倾朝野的大贵族，甚至可以废立国君。晋国的六卿议政，已经有了贵族议会的雏形。从秦朝到清朝，是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相权的逐步削弱，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小，彻底丧失了走向议会政治的可能。

（2）经济结构无序浮现资本主义萌芽：相对于大一统的郡县制，封建制的经济结构相对无序。一方面，封建制度邦国林立，蕞尔小国如云，每个小独立领地都会设置关卡收取通行费、关税，是不利于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出现国家垄断，领主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度及干预力有限。而在郡县制度下，商人必须和权力勾结，才可以借助权力获取垄断利润，正因为这种对权力的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使中国的资本主义难以自由发展。而西欧封建制由于治权与土地所有权的结合，当产业革命到来，根据国别不同，传统土地所有者较为顺利的过渡为庄园主、穿袍贵族、容克地主，资本家的出现顺理成章，而血腥

的原始积累使失去土地的劳动者大量出现，进而产生雇佣关系，将制造业从小手工作坊转向规模效应。

（3）国家版图动荡具有武力扩张倾向：相比于早早实现王朝大一统的中国，西欧封建制国家版图动荡，边境线时有交错，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与女系继承权更加剧了这一现象。英法百年战争前夕，英王同时是法国的安茹伯爵，在法国的诺曼底、香槟尼、安茹拥有大量领地，成为法王推行中央集权的头号敌人。而普鲁士的前身勃兰登堡选侯国在立国初期，也曾经是波兰王国的封臣。一旦完成政治制度转型，在王权被议会、三级会议限制的前提下成为统一国家，立刻会走向对外扩张。有趣的是，封建领主制时期分裂程度越高的，统一之后的扩张性也越强，诸如德国。日本虽属东亚文化圈，却长期内部分裂，将军的话语权较之皇权显得极为有限，与中国相比，倒是日本才是真正的长期封建制。所以日本开放维新，“脱亚入欧”的过程较为顺畅，固然是因为日本拥抱世界的阻力小于中国、朝鲜，而阻力小，就是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先天上就与西方有相似性，同样，日本武力扩张倾向也极强。

再看董仲舒，汉朝不是对秦朝制度的颠覆，还是继承和完善。秦朝的失败，更多的是因为秦朝耕战立国，统治关中一隅尚可，照搬到全天下，结果系统崩溃。到了汉朝，在真正完成了封建制到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汉朝初年以黄老立国，休养生息，已成为大一统国家，却缺乏大一统的政治理论，道家的黄老之术已经不适合政治需要，儒家上位是历史必然。此点在汉景帝时的御前辩论可见：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这事是个悖论，你要说汤武篡逆，那刘季斩蛇起义这事咋说？你要说汤武革命，那如果你汉家不仁，别人是不是也可以取而代之？所以见状不妙，汉景帝只好和稀泥，也是给遵奉黄老的母亲窦太后一个台阶。但文景时期，汉朝处于上升阶段，更需要论证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景帝没有解决，遗留给了武帝，于是董仲舒应运而生。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董仲舒是儒教的创始人。汉武帝求贤，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大称圣意，所谓天人三策，说白了就是你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你是代表天来拯救黎民，堪称汉代的“三个代表”。董仲舒的理论，不完全是原儒，比如三纲五常，并非孔孟所言，而是出自韩非。所谓天人三策，独尊儒术，其实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做的一笔大交易，董仲舒论证汉武帝政权合法顺天应人，汉武帝帮董仲舒罢黜百家。但董仲舒在此给汉武帝挖了个大坑，对啊你是天子，是天命所归，但天命的最终解释权归谁所有？汉武帝突然发现面前悠悠然站出一位教皇圣仲舒一世来对自己指手画脚，你可是天子，天何言哉？你就应该像天一样不说话，该干啥干啥，别过度干预，国家让我们儒生帮你管理吧！到此汉武帝才发现自己被人当枪使了，于是把董仲舒抓将起来，好好修理一顿，但董仲舒设计的这套理论却被他的徒子徒孙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说秦始皇代表的是君权，而董仲舒则象征了文官集团，后世的中国，就是秦始皇和董仲舒共同治理的天下。

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二：

一是道统与法统的二元辩证。法统代表政权的合法性，道统代表理论的延续性。道统需要依附法统，而法统却需要被道统加冕。所谓二元，二元中的一元则是掌管世俗治权的执政者，另一元则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僧侣及知识分子。政治体系中，法统是高于道统的，所谓忠君，但在文化体系中，道统却是高于法统的，所谓应天。自董仲舒开始，政权合不合法，由知识分子说的算。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你不合法，统治者只能找几个犬儒来给自己装潢装潢，说自己合法，却绝不敢与孔圣人翻脸。道统的传承是连续的，非世袭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领袖，长期而言，除作为象征性领袖的衍圣公家族外，不存在世袭现象。董子、郑康成、韩昌黎、陆象山及至王阳明，无不是因为自己的学说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可，才获得领袖与宗师地位。而法统虽世袭，却不连续，为何你是皇帝或国王，因为你是上一任的亲属。枪子里面出政权，有时候拳头不够硬，难免会被别家抢去。有趣的是，这些抢到手的新主子，为了把法统从战败者那里拿过来，就得封个衍圣公，而孔子的嫡系子孙一旦出席了登基大典，就意味着你得到了道统的认可。可否将道统与法统合二为一？如此举动不得人心。因为谁都不希望某个群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王莽堪称是哲学家皇帝的代表，也只能沦为逆贼。宋代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认清了这一点，不再谋求“哲学王”，转而谋求成为天子师。如张居正，虽有皇帝实权，却甘居臣僚，而曾国藩，也没有扯旗造反。当然，君主更是数次尝试，第一位作此尝试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死而地分。第二位则是雍正，建立三教会，自任领袖，说自己不仅是君，还是师，结果落得个不仁不义不孝不慈的骂名。第三位则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当代有关道统与教权的设置，自然也会有所变化。过去是符合道统的政权才能有法统，得到教权承认的才是合法的王权。而在当代，这一公式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符合合理意识形态的政权才是合法的。只有在意识形态上合理，才能构建出得到广大人民承认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自己推出一套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什么是合理的意识形态，各国据国情各有不同，但都绕不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

二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权力博弈。皇帝需要依靠文官集团治理国家，文官集团需要皇帝赋予权力，与皇权对应的，是代表文官集团的相权。皇权一直对相权心存忌惮，一有机会便下手，但效果未必好。赵匡胤玩了玩没收座位的小把戏，到了侄孙辈，却被宰相文彦博直接表态：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仁宗听了也只能频频点头。朱元璋虽然废宰相置大学士，且品级仅为五品，但后世的大学士，时而师、傅、保，内阁的阁老们，谁不以宰相自居，而谁又不认为他们是宰相呢？而张居正这样的宰相，权力又哪里受到限制了呢？而万历，更是以罢工向文官集团表示无言的抗议。所以皇帝厌恶朋党，却又要利用朋党，以利统治。在这种二元博弈中，天、民也是经常出现的要素，文官集团提醒帝王敬天爱民，帝王也假天象打压朝臣借民怨收拾官员，正如孔飞力先生在《叫魂》中所言，君主离不开官僚，甚至自己也成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只是在这种权力结构里，民始终无有地位，始终被利用，却从不被尊重，从来中国的民都是小民顺民刁民P民，而非人民公民。所有民众渴望权力，更渴望权力带来的快感，当运动来时，民众往往最开心，因为那种权力触手可及的味道，实在是好极了。当围观和批斗成为权力的象征和载体，又怎能不令人为之疯狂？

论曰：孰为政制？秦皇董子。千载而下，一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