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潘文国

提要　本文总结了上个世纪汉语和英语的对比研究历史。百年汉英对比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以前,主要是由一些语言学家个人为了探讨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的研究; 1977年以后,是为了建立汉英对比语言学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作者收集了90多本专著、1300多篇论文,以从中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和预测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汉语　英语　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史

一　对比与对比史的研究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中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曾经说过:

“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引自王力,1983:40)

吕叔湘先生更把比较看作语言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他说:

“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是徒然。”(吕叔湘,1942:7)

语言研究中的比较,可以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也可以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开展的;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所谓对比研究,是其中的一种,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比较研究,描述它们的异同,尤其是不同之处,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纂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语言学中的这种比较研究,称作“对比分析”(C ontrastive Analysis,C A),也称作“对比语言学”(C ontrastive Linguis2 tics),已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与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的思想:

“不计其数的民族作为人,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担负着创造语言的任务,而比较语言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详尽地探索这些不同的途径;倘若忽略了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之间的联系,比较语言研究便会丧失所有重大的意义。”(Humboldt,1836:21;中文译文见洪堡特, 1997:16)

而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它在欧洲与美国可说有两个源头。在欧洲,关于对比语法的设想是著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最早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语法哲学》一书末尾曾指出:

“比较语法和历史语法生气勃勃的巨大影响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请允许我在结束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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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前指出,这本书观察语法事实的方法可能会为比较语法创造一种新方法,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比较语法……这种比较不必局限于属于同一语系、同一起源而通过不同道路发展起来的语言,对差异最大、起源迥然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加以比较。我在这里所做的可以当作一种意念性比较语法的简单雏形,我希望那些眼界比我开阔、语言知识比我更丰富的人能接过这项工作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以便帮助我们比本书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的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叶斯柏森,1924:500—501)

叶斯柏森创立的这种“新的比较语法”就是对比研究。同时,他还具体指出了进行对比的方法:

“如果我们采用本书使用的方法,即从C(意念或内在意义)出发,探讨全人类共有的每一个基本概念在各种语言里是如何表达的,由此通过B(功能)到A(形式),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并能在事实上创立一种新的句法学。”(同上)

叶斯柏森主张的是一种多语言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语法哲学》一书中可以看到丹麦语、古丹麦语、英语、古英语、法语、古法语、德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挪威语等不下二十种语言的用例。正是通过这种多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许多语法现象与问题在叶斯柏森笔下得到了清晰的展示与阐述。

而美国的对比语言学肇始于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与叶斯柏森相同,他是把对比研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并且最早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一名称:“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为了研究世上的物种,开始是描述全球每个角落现存的物种,后来又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加上了化石;接着他们觉得有必要对这些物种进行比较和对比,于是为之分门别类,理清进化过程,研究其形态和类型。语言科学也正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且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一个新的语言和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距离较远的语言事实。把地球上的语言分成语系,每一语系内的语言都来自同一个祖先,研究他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的研究叫做‘比较语言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将要产生的新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Whorf,1941:240)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外语教学的需要,语言学家弗里斯在《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一书中提出了以对比作为教学基础的设想(Fries,1945:9)。根据这一构想,拉多于1957年出版了《跨文化语言学》一书,全面讨论了如何对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化进行对比。现代学者一般以此作为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正式成立的标志,尽管此书并没使用“对比”这一字眼,而其实际所做的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把比较扩大到了“任何两个语言与文化”之间。(La2 do,1957:vii)

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年轻,但对比的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却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有的语言学家明确地指出:

“语言之间的比较源远流长。自有语言研究以来便有语言之间的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与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同时开始的,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J.Ellis,1966;转引自许余龙,1992:21)

王宗炎先生也说:

“对比分析是古老的,因为自有翻译以来就有语言对比。”(王宗炎,1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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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中,对比方法先于学科而存在,那么,同样的情况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也存在。早在1932年,赵元任先生就发表了汉英语调对比的论文《英汉语调初探》。1933年,林语堂和黎锦熙分别出版了以对比为主要方法的《开明英文文法》和《比较文法》。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通过系统而全面的汉外对比,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汉语语法体系。可以说语言学家们在具体的对比实践方面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比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70年代末的事情。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后来整理成文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1977年第2期上发表。文中吕先生提出:

“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吕叔湘,1977)

吕叔湘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说发表得正是时候。因为其时及以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异军突起,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急需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理论的支撑,对比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工具。正是在吕叔湘先生这篇文章的指引之下,对比语言学在我国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了汉语界、对外汉语界、英语界乃至理论语言学界各方面力量的一支合力,二十多年以来,研究者们在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汉外对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从最初单纯的微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中观和宏观研究。讲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形成以这篇文章为标志,是可以为全体研究者接受的。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长沙成立,组织队伍,提供阵地,出版会刊《英汉语比较研究》,更将汉外对比、特别是英汉对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科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为学科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在总结以往的成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看清学科的意义、价值和发展方向。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老会长、八十多岁高龄的学界前辈刘重德先生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中国汉外对比研究史的框架,他指出:

“我国的对比研究可分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应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诂》算起,到四十年代末。在这一时期,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尤其是英汉对比研究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可惜对这段历史我们还没有人认真总结。1949—1976年这个时期,中国的对比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第三个时期是从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开始的。”(刘重德,1996:v)

刘老的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尽管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形成于1977年,但在回顾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挖掘和总结中国对比语言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资源时,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忽略自上世纪末以来众多语言学家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刘先生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表示了同一观点,如杨自俭指出:

“在国内说到汉英对比研究,恐怕应从马建忠和严复算起,在他们之后有黎锦熙、刘复、王力、吕叔湘等,为了创建汉语语言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他们拿Nes field,H.S weet,Jespers on, Bloom field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著作跟汉语作了大量的比较,找到了英语和汉语的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写了许多著作。”(杨自俭,1992:45)

连淑能指出:

“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1898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吕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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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等语法名著都是通过汉语和外语的对比研究产生的。”(连淑能,1993:2—3)

因此,一部汉外对比研究史,应该从马建忠写起,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第一时期与第三时期相比,毕竟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我们撇开了第二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家林立,巨人辈出,但是他们的如椽之笔主要在于从总体上构建汉语语言学,并没有以对比研究或构建对比语言学作为根本追求,因此他们的对比思想、对比理论,乃至对比实践,往往掩藏在对汉语的具体分析之中,不像第三时期的诸多研究者那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和实践目标。因此我们觉得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之为“以对比实践为主的时期”和“有自觉学科意识的时期”比较好。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二　以对比实践为主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对比研究,学者并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只是感到在汉语语言自身的建设过程中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因而自觉地将汉语与各种外语特别是英语作比较,并关注如何将国外的种种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汉语。正如杨自俭和李瑞华所说:

“他们的对比研究虽有移植的问题,但其中包含着认真的鉴别和自己的独特创造,对汉语语言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择善化用的传统。”(杨自俭、李瑞华,1990:2)第一时期的研究,由于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因此可以说是人自为战,但由于这个时期语言学大家辈出,我们觉得在研究时不妨采取以人为中心、适当加以拓宽的方法,选择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成就最为卓著的几位大家,研究他们在汉外对比研究上的贡献,然后穿插其他学者一些比较突出的成就。由于汉语语法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不断引进西方语言学说和成果的过程,因此这样的研究,从某种方面也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汉语语法发展史,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功过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些重要学者中,除了刘重德先生提到的几位之外,还应包括高名凯和林语堂。高氏是与王、吕齐名的汉语语法史上“三大家”之一,增加他容易理解。林语堂却是一位几乎被遗忘了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上的成就差不多已被他在文学上的声名掩盖了。但在对比研究上,他却是同其他几位一样不可忽视的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可说代表了前期汉外对比的最高成就。从进行对比研究的指导思想来看,这一时期的对比研究还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

2.1普世语法观观照下的对比研究

《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早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在汉语语法史上,《马氏文通》一向以其“模仿”受人诟病,其实正如王力所言,“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搬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王力1981:178)马氏的比较研究体现在他的“后序”中: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建忠,1898:13)

“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在当时也是不得已之事,因为汉语没有现成的语法体系;

“曲证繁引”是比较,也是马氏用功最勤、成绩最大之处;“以确知华文“求其所同所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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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例之所在”是目的,建立一个汉语语法体系。由于马建忠以构建体系为目标,因此可以说他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对比。认真发掘他在“求其所同所不同者”的过程中究竟做到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20世纪20年代初黎锦熙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既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又是第一部将现代汉语与英语作对比的著作。1933年,黎锦熙又出版了一部《比较语法》,这是汉语历史上第一部以“比较”命名的语法著作,作者第一次给“比较文法”下了汉语的定义:

“比较文法者,一,以本族语之文法与世界其他族语相比较;二,以本族本支语(如汉语)之文法与同族异支之兄弟姊妹语(如藏、缅、泰、苗等语)相比较;三,以标准国语(如汉语之现代北京语)之文法与各地不同之方言相比较;此皆属于语言文字学(英名Philology)之范围;四,以汉语中今语之文法与古文相比较,此可作为‘汉语发展变迁史’之一部分,固亦不在语言文字学范围之外,唯在语文教育上颇有偏重应用之意味。”(黎锦熙,1933:19)而且强调:

“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一一比较;唯其异,才用得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黎锦熙,1933)

他并且批评《马氏文通》“一手把住拉丁文法而遂挪作中华文法”,是一部“拉丁文法汉证”。但是《新著国语文法》与《马氏文通》一样,仍不免被批评为“模仿语法”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在根本的语言观、语法观上,他同马建忠没有很大的区别。马建忠认为思想乃至语法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说:

“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马建忠,1898:12)

而黎锦熙也同样认为:

“思想底规律,并不因为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而别异,所以熟悉了国语底句法,无论学习何种外国语,翻译何种外国文,自然要觉得工作容易些。”(黎锦熙, 1924:1)

将上述思想贯彻到他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就出现了以英语语法为“先存之理”来看待汉语的词类、句子等,并使它们尽可能地和英语语法保持一致。因而尽管马建忠的研究方法是刻意求同,而黎锦熙的研究是有意求异;前者发现了“助字者,华文所独”,后者找到了“句本位”和“位”(相当于半个世纪后开始热闹起来的汉语格语法研究),但从总体来说,《马氏文通》固不能逃脱“模仿”之诟病,《新著国语文法》也只落得“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之自嘲(今序(1951),见黎锦熙,1924)。

在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著作中,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年)很值得注意。吕叔湘先生在《重印〈国文法草创〉序》中说:

“《国文法草创》是五万字左右的一本小书,但是里面包含许多宝贵的东西。‘以少许胜人多许’的评语,著者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吕叔湘,1982a:3—4)

这本书在对比研究上的贡献是彻底批评了《马氏文通》以来的比附性做法,提出了以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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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主的原则。他说:

“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有平、上、

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故其文法发展之径路,与西文异。如‘标语’(文国按:相

当于今日所谓‘话题’),如‘说明语’(文国按:即今之所谓‘谓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

‘致动’之作成法,如助字等,皆国文所特有者也。至如关系代名字,如象字比较级之‘意动’、

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

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履,　格难

通,一也;比附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

必任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歧异,靡所适从,四也;举国文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

不能尽其用,五也。是故治国文法者,当认定其所治者为国文,务于国文中求其固有之法则,

而后国文法乃有告成之一日。”(陈承泽,1922:11)

可以说,这本著作所显示的卓见预示着中国语法研究将开始向注重汉语语法自身特点

的方向发展。

2.2普通语言学观照下的对比研究

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具备了改革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是自

《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语法研究者们在肯定它的“首创之功”的基础上,对其研究目的、对象、

材料、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对它一味模仿西洋语法,忽视汉语自身

的特点,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表示不满。这些批评和不满体现了人们希望摆脱旧的、比附的

语法体系,建立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新体系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

界开始以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传统语法体系,对传统语法进行了一次大检讨,并产生了一批

体现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语法著作,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叶斯柏森的《语

法哲学》(1924年)、房德里耶斯的《语言》(1921年)以及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933年)。

当时,人们对传统语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语法研究忽视各族语自身的特

点,将现成的语法范畴套用于各种不同的语言;二是研究时忽略各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

约,用“原子主义”的观点孤立地观察各种语言现象。总的说来,新的思潮就是要求更多地注

意语言自身的特点和系统性。以上这些论著还提出了语言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譬如语言

研究应该以口语为主,而不是仅以书面语为凭;语法研究应该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研究

可以从形式到意义,也可以从意义到形式;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来研究语法;形态不丰富的语言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等等。所有这一切,

对当时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语堂的《开明英文文法》(1933)就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第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

语法书,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尤为如此。他采用了叶斯柏森的“从内到外”亦即从意义到形

式的语法研究思路,是世界上这种写法的语法书的第一次实践,比叶氏本人依此原则写的

《英语语法精义》还要早三年,比后来盛行的“交际语法”、“意念语法”、“功能语法”等更要早

几乎半个世纪。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写法还不仅仅是切入点的变换,而且是语言观、语法

观的转向。他接受了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的语言观,认为“语法是表现的科学,一切

语法形式和结构只是表达意念的手段。”(序言,见林语堂,1933)

当前在英汉对比研究领域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认为对比研究有三个层次,其一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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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层次,其二是表达法层次,其三是语言心理层次。林语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到达了第二层次,并且已经关注到了语言心理层次,比起80年代以后很多搞对比的人还是停留在表面的结构层次,这简直是一个奇迹。难怪1982年吕叔湘先生在为重印《开明英文文法》写的序中说:

“此书不仅解释了英语在表达相同概念时与汉语有什么不同,还深入指出了说两种语言的人对概念的理解本身就不同,从而引导学生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英语的思维方式。人们早就感到有必要进行英汉语法的比较或对比实用研究,这本书可说是最早最认真的尝试之一。”(吕叔湘,1982b)

这本书中有许多对比研究的成果值得发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人对它进行过认真而全面的研究。

在汉语语法学界,王力1936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洋文法来支配中国文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王力声明:

“我们并不反对从比较文法学上悟出中国文法的系统来,我们只像陈氏(文国按:指陈承泽),反对削足适履的文法……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王力, 1936:99)

王力的这篇文章发出了文法革新运动的宣言,标志着中国文法研究新纪元的开端,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紧接着,从1938年至1943年,中国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文法革新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汉语研究中单纯模仿、照搬西洋文法的研究方式,主张针对汉语的特点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这次大讨论为以后的研究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20世纪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些颇具研究个性,并突出汉民族特点的汉语语法新体系纷纷建立,像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以及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都产生于这一时期。王、吕、高三家体系都十分关注汉语语法自身的规律及其系统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汉语语法特征的把握,是通过各种比较的方法实现的(包括中西语言的对比,古今汉语的比较,方言与官话的比较,方言之间的比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汉外对比。因此,从对比语言学研究方面来考虑,这一时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与思考。

王力先生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两部力作,对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中国语法理论》一书尤其是“中国语法学上唯一一部着眼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全面而系统的语法理论专著”(参见《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可惜8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印《汉语语法丛书》,却只收了他的《中国现代语法》,也许是因为编选者对理论缺乏兴趣。

王力研究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一种普通语言学的眼光,他认为:

“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Chinese philology);第二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缺一不可。”(王力,1943:16)

其实,这也是吕叔湘、高名凯两家的共同出发点,这是20世纪40年代三大巨著出现的学术背景。由于有这样的主张,因而王力的学术视野特别开阔,在三家中,成就也最大。他在对比中发现的汉语特点可以说最多、最系统,许多看法(如叙述、描写、判断句的三分,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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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提出等)至今已成了不刊之论。

王力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鲜明的民族语言观和“以我为主”的语法研究观,这一点可说是跟马建忠的普世语言观针锋相对的。他强调:

“语言是社会的产品,所以每一个社会自有他的特殊语言。民族和民族之间,语言的歧异更大。”“咱们想要为全世界创造一种普遍的语法固然是不可能;就是要想抄袭西洋语族的语法来做汉语的语法,也是极不自然、极不合理的事。”“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言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的学说也在所不计。”(王力,1943:3)

可以说,具有这一眼光的人在其后好几十年里也是不多的。

第三,王力还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可说至今未有人能够企及的,是他对“欧化的语法”的研究。如果说马建忠的“助字者,华文所独”之类是以西律中的剩余物,是对汉语特点的被动的发现,则王力对汉语中欧化语法的发现则是立足地道的汉语,比照西洋语法的主动研究的结果,这是汉外对比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可惜王力之后,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令人振奋的进展。王氏的研究几成绝唱。

高名凯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理论的自觉性。他早年学过哲学,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喜欢理论思辩的习惯。从负面说,这使他的著作常显得比较艰深,难以普及;,能使他的见解常有一种理论的深度。高氏在汉语学界以主张汉语实词不能分类著称,这就是他的理论思考的结果;前人往往认为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其实只有在一思再思之后才会发现这观点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高名凯为靶子的这场“大讨论”到了90年代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就是明证。二是比较研究的自觉性和洋为中用的目的性。三家中,如果说王、吕还主要只注意到汉语同外语的比较以及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比较(王力的例子还涉及方言)的话,高氏却同黎锦熙一样明确提出要重视与同族语言或方言的比较。而高氏作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发掘汉语特点的目的也十分明确,他说:“老实说,一向语法学家所以太西洋化的原因一部分也是因为没有做过比较的研究……因为有了比较的研究,才让我们知道在一般语法的结构中哪一部分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哪一部分是各语言所不同的,而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也不会发生所谓太西洋化或太中国化的毛病了。比较的研究所比较的固然是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可是结果是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反而越来越清楚了。”(高名凯,1948:54—55)

吕叔湘先生是中国语言学将近半个世纪的领军人物,在英汉对比研究中,他也是积极的提倡者、勤奋的实践者和卓越的领导者。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中国人学英文》(1947),一从汉到英,一从英到汉,前者与王力、高名凯的著作齐名,后者可与林语堂的《开明英文文法》媲美,是20世纪上半叶不可多得的对比研究优秀著作。与前面说的几位着重通过对比研究汉语不同,吕叔湘是个双向对比论者,他说:

“……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吕叔湘,1942:7)

这段话里有好几点是新鲜的:第一,他不像以前的学者那样,光是拿不同语言的语法体系比来比去,而是拿具体的话来比较;第二,他把翻译作为比较的手段,这也是前人所未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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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第三,就是双向性,他的目标不仅是借外语来看汉语,也要借汉语来看外语(英语)。这就使他的对比研究,又比别人提高了一个层次,可说是到了理论语言学的高度。《中国文法要略》的写法,是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词句论,下卷表达论,实际是叶斯柏森“从外到内”和“从内到外”论的又一次实践,也可看出他对“语文表现法”的重视。

在《中国人学英文》里,吕叔湘强调区别比较与比附、求同与求异,他说:

“比较是比较,比附是比附。要按主张纯粹直接教学法的人们的说法,简直不必比较。可是我们的意思,不但是不妨比较,有时候还不可不比较。比较是要注意英语和汉语不同之处,让学习者在这些地方特别小心,这是极应该的。而且,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比附了。”(吕叔湘,1947:2)

对照20世纪80年代一度盛行的“比较”实为比附,不可不认为吕先生早有了先见之明。

1947年吕叔湘先生编选了一本《中诗英译比录》并为之写了一篇长序,这篇长序实际上是将对比的内容从语言、音律、翻译更拓宽到了文学和文化,这是吕先生对对比研究的又一贡献。1977年他又正式倡导对比研究,为新时期的对比研究吹响了号角。吕先生对对比研究的必要性作了最高度的概括,他说:

“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吕叔湘,1977)

他并且具体分析了比较中会出现的三种情况及处理的办法,以生动的例子树立了对比研究的一个样板。正是在吕先生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对比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在这一时期最后要提到的是赵元任先生,其实从年龄来说赵氏应列在好几位之前,只是因为他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晚,从对比语法角度看我们把他留在最后。在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界,可说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能出其右。他在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他的语法研究在三个阶段几乎影响了国内半个世纪:他发表于1948年的《国语入门》,通过丁声树、李荣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从50年代一直影响到70年代;他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一书中的许多观点,通过吕叔湘的翻译及吕氏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影响了整个80年代,而他的《汉语社会语言学面面观》(1976)中有关“字本位”、音律节奏等理论又影响了90年代的汉语研究。赵氏在语法上每一个重要理论的提出,都是将外语(主要是英语)同汉语比较,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而他也是一针见血地提出“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的学者,为对比研究作了最科学的定位。赵氏的《中国话的文法》由于是写给说英语的人看的,其中充满了汉英对比的内容,已成了汉英对比研究的经典著作。由于吕叔湘在翻译此书时作了较多删节,“把应该对中国人说的话都准确的译了,把不必对中国人说的话跟例子都删去了”(序,见赵元任,1979),许多精彩的英汉对比内容也随之删去。结合原著更深入地领会赵元任的英汉对比思想和贡献,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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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三　1977年以来的对比研究鸟瞰

1977年吕叔湘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发表,由此吹响了对比研究的号角。1977年以后,对比研究在中国如春潮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了起来。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适时的总结。但现在看来,这20来年对比研究的势头要远远超出我们原先所知道的程度。我们先来看几组数字:

1)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年

编者搜集1977—1989期间英汉对比著作7部、论文108篇。1996年李瑞华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则更正为论文200余篇、著作10部。

2)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6年

据编者“前言”介绍,1989—1994年论文发表100余篇,专著和论文集11部,合计应为论文300余篇,著作21部。赵世开在“序”中则说“据粗略的统计,从1977年到1994年国内共发表英汉对比论文约500篇,专著和论文集25部”。

3)杨自俭《简论对比语言学中的几个问题》,《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2000年

据作者统计,从1977年以来的21年里,共发表论文633篇,出版著作35部。根据作者为赵世开主编《汉英对比语法论集》(1999年)提供的“1977—1997英汉对比研究文献索引”统计,实际为论文624篇,著作37部。

4)许高渝《我国九十年代汉外语言对比研究述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6期

该文据《人大复印资料》与《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作了“精确的统计”。据其中提供的数字进行计算可知:1980—1998年间发表的英汉对比论文为494+199=693篇;1980—1999年间的英汉对比专著和论文集为90年代理论1+专著18+论文集10+80年代9=38部。

5)我们的最新统计

根据我们最新作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6月为止,所发表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为1374篇,其中1977年后为1353篇;专著和论文集为92部,其中1977年后为82部。这两个数字比上述两个较新统计都要超出一倍以上,除了因为增加了1998年以后的资料外,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他们较多地利用了现有的论文索引资料,而我们除此之外还亲自动手到资料室对书刊一本本地进行了翻检,把名称上没有提对比而实质上是对比的文章寻找出来。1998年,我让研究生杨静同志花了几乎一个学期的时间做这个工作,其时所得论文已近900篇;最近我自己动手,在她的初稿基础上进行扩充,并增补了近几年的内容。其中著作部分我大部都已购置,论文部分也多数曾经过目,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二、别的学者的统计大都只限于期刊杂志,有的更只限于几家主要杂志(如这里没有列出的载于《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一书中高远的《英汉对比分析评述》一文,就只统计了区区九种刊物),而我把统计的面扩大到了各种论文集,包括一般搞对比研究的人容易忽视的汉语学者的论文集,从中进行细细爬梳。对著作我们也不仅仅只看标题,有时还要读它的内容。例如近几年出版的翻译著作数量庞大,翻译与对比有时很难区分开,我们对它们既不全部排斥,也不全部收罗,而是经过了翻读之后,确定其中一部分也应同时属于对比研究的成果。对于与文化、词汇、语法等有关的著作,我们都作了一些类似的甄别。有时一部书中只有部分章节涉及,我们宁可作为论文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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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庞大的数据作基础,尽管可能仍不完备,但我们对1977年以来的汉英对比研究也就更加心里有底,有把握作定性定量的分析了。问题是,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法,是仿照第一时期的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法。

这个方法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未必不能做到。据我们对这1374篇论文的统计,其涉及到的作者共961人(合写者均作1人计),似乎浩如烟海,无从着手。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统计自1977年以后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的作者,这样就仅得27人,具体名单如下:杨自俭15胡文仲9王菊泉7

潘文国14李国南9陈中绳6

邵志洪13刘英凯9连淑能6

伍铁平13赵永新9沐莘6

赵世开13朱徽9牛保义6

熊文华11庞林林8王还6

许余龙10王宗炎8金积令5

刘宓庆10毕继万8沈家煊5

张德鑫10胡壮麟7王寅5这27人共发表文章236篇,占了论文总数的17%以上,亦即近五分之一。说他们是当今从事汉英对比研究的一支核心力量,应该是大体可以接受的。如果把这个名单与82部专著和论文集的编著者联系起来看,其中重叠的不少,更可知此说不虚。杨自俭提到其中某些作者的“专著都自成体系,并有所开拓,有所突破,在深广的程度上超过了80年代的水平”(杨自俭2000:14),到了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作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作个案研究,对于了解这20年来汉英对比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李瑞华的文章(1996b)就已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与这一方法有关的,我们还可按发表论文的数量,对杂志和论文集进行定量统计,从中也可看出当今在国内从事对比研究的主要团体力量和学术阵地。这里先看1977年以来发表英汉对比论文的杂志的排名。

外国语93外语教学25外国语文教学8语言教学与研究60外语学刊22词库建设通讯(香港)7外语教学与研究56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1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前身)7现代外语55福建外语18外语与翻译7外语与外语教学54河南师大学报13浙江师大学报7山东外语教学4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2华中师大学报6中国翻译34汉语学习11松辽学刊6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31国外语言学10扬州师大学报6世界汉语教学30教学研究10语文建设通讯(香港)6外语研究30上海科技翻译10中国语文6 1977年以后发表英汉对比研究论文的杂志有260家之多,但发表过6篇以上的杂志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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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30家,其中外语类17家,中文类5家,综合与学报类6家,香港2家。这30家杂志共发表文章700篇,占了总数52%。其中前10家就发表了480多篇,占了全部发表论文的36%左右(10家中外语类与中文类之比为8∶2)。高远(1996)所依据的9家期刊在前10家中占了6席(另3家分别居11、12、13位),因此他据此作出的综述也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贾钰(2000)的综述文章,领域和材料恐怕都窄了一点。

以下是对论文集的统计,1977年以来,发表汉英对比论文5篇以上的论文集有12种,共发表论文180篇(已在其他杂志发表的不计在内),占总数13%以上。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第二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34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第一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30

英汉语比较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27

英汉语比较研究,萧立明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9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刘重德主编,青岛出版社,1998年17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杨自俭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

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各辑合计)9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赵世开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8

汉英对比论文集,王还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7

文字比较研究散论,许寿椿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6

中国文化与世界(各辑合计),耿龙明等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6

面向世界的汉语教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5其中排在前六位的分别属于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会刊,可见这两个学会,特别是后者,已成了中国进行汉英对比研究的主力。排在第7和第12位的分别属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说明这一领域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第二种方法,是分门别类,对汉英对比各个领域,或者按我们习惯的说法,对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按年代顺序作一番纵向的梳理。我们所见的多数综述性文章,如杨自俭、李瑞华(1990)、高远(1996)、贾钰(2000)、许高渝(2000)等,莫不如此。但做这一工作需要详尽地占有资料,还要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为便于开展这样的研究,这里我们把所收集到的1374篇文章,分成14个大类、37个小类,以每五年为一个单元进行统计,也许有助于看出各个领域这20年来发展的总趋势。(见下页表)

第三种方法,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就阅读过程中的总体印象,归纳、概括出整个学科研究的发展大势。如果说第二种方法是一种微观研究,这可说是一种宏观研究。这种研究要求论者能高屋建瓴,把握全局,有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有时还要能见微知著,从篇幅上并不占优的论述中看出某种主张的学科性意义。从这一点上看,这一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启发性较大,但冒的风险也最大。刘重德、赵世开、刘宓庆、杨自俭的不少论文都具有这种气概,笔者不揣固陋,在下一部分也想作这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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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1976前1977—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1合计总论635405243176哲学---6410

思维方式-1511623

73认知--571123

语义-254617

语音Π节律4517191055文字4-110217词汇-12306230134

词源-2-2-4

词典-125614

颜色词--44614

253成语Π谚语-41319844

构词法-5611527

外来词1-141016

词法210813740

语法15351024

虚词-932216

199句法—语序-1057830句法11122332289

翻译-6921339表达法-2-2-4

表达—被动-1035725

表达—比较--3-14

表达—称代-3271123

表达—否定-5410524

136表达—省略-12339

表达—时空-144615

表达—数量-3108627

表达—疑问--1225

语用-310151341

67语篇-1-101426

修辞-9243636105文体--3249

45诗歌131115636

文化-5275824114

标点-131-5

教学1917461790

合计21174303521355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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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四　1977年以来汉英对比研究的八大趋势

综观1977年以来这20多年汉英对比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八大趋势:

4.1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

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曾主张把百年来的汉英对比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分别称之为“以对比实践为主的时期”和“有自觉学科意识的时期”,这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作出的推论。这两个时期的划分以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为界。在从《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以来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许多学术大家、语言学大师对汉外、特别是汉英对比研究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我们确实还看不到他们的研究中有非常自觉的学科意识。而1977年以后的研究,第一个特色就是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学科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主张把汉英对比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吕叔湘先生的文章吹响了对比研究的号角,但他仍还未提出建立对比语言学的问题。经过赵世开(1979,1985)、丁金国(1981)、胡壮麟(1982)、方梦之(1983)、严学宭(1984)、张麟声(1984)、罗启华(1988)等的大声呼吁,或介绍国外的经验,到杨自俭、李瑞华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出版,汉英对比研究日趋成熟。赵世开为该论文集写的序(1990)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可说最早构勒了汉英对比作为一门学科的构架。该文首先提出了要区别“比较”和“对比”两个术语,提出对比语言学可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类,提出在深入进行微观结构对比的同时要加强宏观的对比研究,提出要将语用学的理论以及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对比研究中去。有意思的是,其后十多年的汉英对比研究的发展似乎就是循着赵先生所指出的路径在走。

1991年出版的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与1992年出版的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在汉英对比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者标志着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成立,而前者则为汉英对比建起了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框架。其后,连淑能(1993)、潘文国(1997)、熊文华(1997)、邵志洪(1997)等分别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汉英对比研究体系。1998年,刘重德提出了一个更宏伟的蓝图,他主张:

“英汉比较语言学的微观研究,应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部分。理论研究部分应包括英汉比较语音学、英汉比较词汇学、英汉比较语法学、英汉比较语义学、英汉比较语用学、英汉比较语篇学、英汉比较文体学、英汉比较修辞学等。应用研究部分,应将上述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英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英汉互译(包括机器翻译)和英汉汉英词典编纂中去,比如可以进行下述这些项目的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与英语教学、英汉语篇比较研究与翻译、英汉语义比较研究与词典编纂等。”(刘重德,1998:2)

杨自俭(2000)则对学科的名称、性质等进行了讨论,几经斟酌,提出了一个较为广泛接受的学科的定义:

“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兼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域。”(杨自俭,2000:13)

从20世纪初开始构建的汉外对比研究,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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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句号。

2)专业学术团体的成立和专题论文集的编纂。

学科自觉意识的第二个标志是专业学术团体的成立和专题论文集的编纂、出版。在汉英对比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杨自俭、李瑞华的《英汉对比论文集》的出版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正是该书的出版,才使得在此之前各自在英汉对比领域孤军奋战的研究者找到了同道和知音,吕叔湘先生不同寻常地欣然为一本论文集题词,想必也是预见到了这本书在一个新学科的建设中的意义。李瑞华接着于1996年编纂的第二本论文集更收到了锦上添花之效。

如果说论文集的编纂集中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凝聚了人心的话,则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建立则更是为学术交流、以文会友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阵地。90年代以后,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前身为中国比译学会)先后成立,为学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不到7年,已经推出了4本高质量的论文集。我们看90年代以来出版的论著,其作者几乎全是该会会员,便可见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3)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

学科自觉的第三个标志是汉英对比作为课程进入高校以及各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方案。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他于1978年就开始亲自指导汉英对比语法的研究生,他所培养的王菊泉、周流溪、陈平三位先生至今活跃在国内外英汉对比研究的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出色的带头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青岛海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等高校,英汉语言对比相继进入了本科生的选修课、必修课以及研究生课程;90年代初开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等相继招收汉英对比方向的硕士生;90年代末,连淑能、潘文国和许余龙先后开始招收汉英对比或对比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这种从本科到博士培养模式的建立,为汉英对比研究的深入与理论上的提高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4.2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强

第二个大趋势是学科的理论意识越来越强。一个学科的成熟,有待于理论意识的自觉,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会伴随着理论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作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英汉对比开展以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认真思索一些理论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刘宓庆、钱冠连、潘文国、杨自俭等。

刘宓庆可说是在汉英对比领域最早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他发表于1991年的《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下)是汉英对比理论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如果说在此之前王菊泉(1982)只是从实践层面批评了类比方法论的不可行的话,刘文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个问题。刘文的要点有二:一、强调语言的“异质性”,也就是使一种语言有别于另一种语言的“各种内在机制”,这是对比研究的重点所在;二、语言对比研究的层次,即对比应贯彻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方法,由语言表层进入中介层或称表现法层面,再进入语言深层即思维形态层面。这一理论影响很大,潘文国(1997:360)、刘重德(1998:2)都接受了这一观点。

钱冠连也是关注汉英对比理论研究比较突出的一位学者。他近年发表的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理论建设的。他在1994年的《英汉语对比研究的理论目标》一文中指出,汉英对比研究可以有两个目标,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但我国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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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践目标受关注的程度大大高于理论目标受人注意的程度。而忘记一项研究的理论目标,“往往会导致重大损失”。他认为,

“双语对比研究的理论目标是,各个民族的哲学、美学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某个语言群体的语言心理倾向的形成。”(钱冠连,1994:27)

1998年他更进行了一次独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跨国对比”,通过比较,暴露出了中国语言学家“缺乏创造的勇气”和“缺乏定量研究”两大不足,并从比较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三点启示:1)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自觉地加强哲学修养,以哲学带动语言学,这是一条使语言学深刻起来的路子;2)极严格的方法论训练,是一个语言学家学术生命的基础;3)语言学家必须以当代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抓住科学发展的契机。(钱冠连,1998:44—48)潘文国于1995年发表了《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一文,提出了要从哲学上思考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并具体建议以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作为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认为只有先解决语言观问题,才能正确处理对比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对比的基础、可比性问题、从形式还是从意义出发等。他认为语言世界观有四个方面的意义:1)给语言以本体论地位,是开展语言研究的强大动力;2)是认识共性和个性的基础;3)决定了语言对比必须联系文化和心理背景,以语言的“内蕴形式”为重点;4)是正确认识语言影响、语言渗透、语际转换和语际翻译等问题的基础。1996年,他发表了《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对对比研究的定位、主体性、目的性、方法论、视野和体系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思考。1997年,在专著《汉英语对比纲要》里,他强调: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做好两项准备工作,一是确定理论基础,作为本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二是整理本学科研究的历史,以明确本学科的发展过程、趋向和当前的使命。”(潘文国,1997:70—71)

为此他专门对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研究史作了比较研究(潘文国,1996b),这是因为:

“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不长,汉英语对比研究的历史更短,但由于汉语的特殊情况,汉英语法对比的历史似乎一直与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相始终。要了解汉英语法对比的历史就要了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而要了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又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英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研究纳入世界语言研究的大环境里,不致因着重于汉语的个性而忽视了世界语言的共同潮流。”(同上)

杨自俭一贯重视学科的理论建设,在一系列学术会议的报告和给不少学术著作写的序言中一再表示他对理论问题的忧虑和关心。他在1992年就批评我国语言研究有忽视理论研究的传统:

“具体地说就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对做过的具体研究从理论上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和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也不可能有大的理论建树。英美人善于理论假设,我们喜欢寓虚于实。我们应在历史总结中将二者结合起来,这可能是从方法论上改进我们语言理论研究的一条出路。”(杨自俭,1992)

1998年他再次指出,有些人:

“只满足于教学(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翻译或词典编写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而很少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基本理论和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因此使对比语言学长期依靠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没有建设起自己的理论,因此该学科发展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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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杨自俭,1998:7)

近年来他特别关注学科发展史的研究:

“要想促进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研究学科发展史。学科发展史是研究学科发展过程和规律的一门历史科学。要重点研究学科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动力、规律和趋势。要特别注意各个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前后联系起来探讨基本观念和理论与过去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样从早期追溯到现在,你就会站在学科前沿预见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会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对比语言学从四十年代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算起已有近100年的历史。我们应当尽快开始对西方对比语言学发展史和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历史的研究,这会对学科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上)

2000年他又说,理论建设一靠认真研究英汉对比的发展史,二靠借鉴先进的理论与方法,三要关注中外哲学的发展。他对研究模式、研究的内容与重点、优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此外,丁金国(1996)探讨了汉语与英语的可比性问题,认为要从汉语实际———语义型语言的事实出发,来构建汉英对比的理论体系;并提出汉英对比应遵从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2 ity)、层次性原则(hierarchy)、等价性原则(equivalence)、同一性原则(identity)。正是由于类似以上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氛围越来越浓,越来越引起整个学术界的注目。

4.3从微观走向宏观

近20多年来汉英对比发展的第三个大趋势是从微观走向宏观。在语言学上,谈论宏观与微观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第二个含义指结构语言学内部句子以下的层面与句子以上的层面。因此对比研究的趋势从微观走向宏观也有两个方面。

1)语言层面的提升。

早期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部汉英对比著作,由于起点较低,对象层次较低(一般是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作者大都还不能脱离教学实际需要,因此所谓的比较往往比较拘谨,未能脱离两种语言的教学语法系统。其表现,一是在方法论上采取比附方法,二就是基本没有脱离传统语法只研究句子以下层面的格局。萧立明(1994)曾把语言的结构划分为十大层面:①区别性特征;②音位;③音节;④词素;⑤词;⑥词组;⑦从句;⑧句子;⑨句群;⑩语篇。微观分析一般在前八个层面进行,是一种静态研究,相应的语言学分支是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宏观研究涉及到后两个层面,同时从语言转向言语,因而是一种动态研究,相应的语言学新分支是话语分析、语用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等。这20多年来的汉英对比研究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微观走向宏观的过程。这一点从上面的统计表中便可看得很清楚。仅以“语篇、语用、修辞、文体”四栏而言,前十年和后十年发表论文数为1:3.8。从发表的著作来看,1990以前,只有两本书与修辞有关(余立三,1985;侯广旭,1990),1990年以后,不仅出现了三本关于修辞对比的专著(胡曙中,1993;刘英凯, 1998;李国南,1999);一些与语用、交际有关的著作,如钱厚生(1996)研究问候语与告别语,田惠刚(1998)研究人际称谓,潘文国(1994)研究中西命名,布罗斯纳安(1991)和毕继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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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1999)研究非语言交际;近两年更出现了四本语篇对比的专著(施康隆等,2000;彭宣维, 2000;李运兴,2001;朱永生等,2001)和一本话语分析对比的专著(罗选民等,2001)。文体方面则有朱徽(1996)关于中英诗歌比较的专著。

2)从结构走向思维。

刘重德认为:

“英汉对比研究应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言表层结构,第二个层次是语言表达方法,第三个层次是语言哲学。我这里说的宏观研究,就是这第二、三个层次的研究。表达法表现一个民族认知世界的方法和规则。要考究这种语言的表达法是怎样形成的,那就要寻求其心理、文化和哲学上的根据。”(刘重德,1998:2—3)

这20多年的汉英对比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三两个层次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第一层次,90年代初刘宓庆(1991)最早提出了三个层级的理论并作了一些实验,其后的第一个成果便是连淑能的《英汉对比研究》(1993)。本文前面提到,叶斯柏森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两条研究语法的路子,之后林语堂(1933)和吕叔湘(1941)在汉英对比与汉、英语研究中都进行了实践。自结构主义引进之后,很少再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尝试。80年代,英语界出版过一些走从内到外路子的语法书,如熊建衡、赵织雯(1985)与王逢鑫(1989),但全面运用这个方法进行汉英对比研究的,连淑能是第一个。他从“综合语与分析语”、“聚集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

“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10“被动与主动”、

个专题出发,对涉及到“英汉的语法特征、表现方法、修辞手段、思维习惯、语体风格、翻译技巧以及某些文化因素”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在连淑能之后,从表达法角度进行汉英对比取得突出成绩的是赵世开先生主编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1999)。此书集中了国内从事对比研究最有建树的几位专家,如赵世开、王还、胡壮麟、杨自俭、熊文华、沈家煊、王菊泉等,沿着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表达论”的路子

“时间”、“比较”、“数量”、“正反”、“关系”七个认知范畴出发进甚至标题,从“指称”、

“方所”、

行了深入的对比。

90年代以后汉英语的宏观对比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吕叔湘为《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题词指出:

“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吕叔湘,1990)

赵世开也说:

“通过两种语言结构的对比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的结构,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赵世开,1979)

从事宏观研究的人通常都把这两条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申小龙、刘宓庆、王寅、徐通锵、潘文国等。

申小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掀起的文化语言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别注重语言的本体研究。他在中西(其实是汉英)句型的对比研究上提出了四对区别:①焦点视与散点视;②主谓视与非主谓视;③单域视(词组独立即为句子)与双域视(词组只是句子的构件);④层视与核视。(申小龙,1988:442—467)他进而从哲学上进一步思考汉语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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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总第59期)

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认为汉语在实体论上的特点是语词富于弹性,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从组块到流块,在方法论上是以神统形,而不是西方语言的以形摄神;东西方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文性与科学性的对立,汉语的人文精神表现在重意合不重形合,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重整体思维不重个体思维。(申小龙,1998:468—502)

刘宓庆(1991a)率先提出了汉英对比三个层次的理论,并在思维方式比较上作了尝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立:①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②悟性与理性;③主体意识与非人称主语;

④对立与并联;⑤具体与抽象。

与此相仿,王寅在《汉英语言宏观结构的区别特征》(1990、1992)两篇文章中也总结了汉英语法在宏观上的9条区别特征:①形合法与意合法;②葡萄型与竹竿型;③后续型与前置型;④正三角与倒三角;⑤剪辑型与临摹型;⑥名词化与动词化;⑦虚用型与实说型;⑧具体词与概括词;⑨浓缩型与展开型。

比起上述几位仅仅列出汉英语在思维方式方面的一些对立性特征,徐通锵和潘文国的思考似乎更深入一些,他们希望解决的不仅是说两种语言的人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同,而且还要能从根本上得出对两种语言的性质的认识。

徐通锵是中国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方言学家和普通语言学家,他和叶蜚声共同编写的《语言学概论》风行全国20年,但他在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汉语实际进行了长期认真的思考以后,决心“改弦更张”,推倒重来,建立新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他的一些新主张分别见于1991、1994a、1994b三篇论文和1997、2001两部著作里。他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编码方式、编码原则的差异。汉语是直接编码型语言,因而其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致;英语是一种间接编码型语言,因而其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不一致。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英语是语法型语言。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主语—谓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是以“大”制“小”,即句法层控制句子以下各级单位的结构;汉语的结构是以“小”制“大”,即以“字”为本制约大于字的各级单位。

潘文国的汉英对比起步于80年代中期,经历过微观、中观的尝试,最后把他的研究定位于宏观对比上,企图从更高的层面来把握对比研究的全局。他的《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一书章节的编排就表明了他希望通过对比,解决语言观、语法观、汉语观、结构本位观、句子观、对比方法论、词序论、虚词论、语篇论、语言心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一系列问题上,他通过独立的研究得出了与徐通锵、刘宓庆等相似的结论。他根据吕叔湘先生的意见,不以比出两种语言的特点、异同为满足,而是以此为依据,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两种语言(尤其是汉语)的性质。例如关于汉英语法特征的对比,他吸收并发展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从最本质的角度看,前者是隐性的、柔性的;后者是显性的、刚性的。并根据这两个特征为汉英语言定性,归纳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音足型语言;英语是形态型语言,形足型语言。对于语序的研究,他总结出汉语的逻辑律对英语的形态律,汉语的音韵律对英语的贴近律两条根本规律。对虚词的研究,他得出这样两条结论:汉语的虚词是语义虚化的产物和填补语义空缺的语音手段,而英语的虚词是形态的补充和替代;汉语虚词的使用是柔性的,英语虚词的使用是刚性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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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微观研究的深化

在宏观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同时,微观研究也摆脱了80年代初期的那种幼稚状态,逐渐向纵深发展。这方面的表现有:

1)微观研究越来越“细”化。

这方面可以举到的例子有:傅新安、袁海君的《汉英语法比较指南》(1993),这本90年代出版的书虽然沿用了80年代初期类比研究的老方法,在理论上也谈不上有什么突破和贡献,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在比较的“细化”上下了一番功夫,内容和举例都比80年代的书充实了许多,也没有那么多常识性错误。考虑到它的特定对象为“高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这类书还是应该有它存在的价值的。

再如词语的比较。这方面本来是对比研究的热门之一,80～90年代并不相差很大,尤其是动物词、颜色词、成语谚语等,每年可见到许多文章。但像连淑能(1997)那样,从“英汉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分为成语、谚语、俚语、敬语、俗语、熟语、委婉语、禁忌语、交际语、问候语、礼貌语、称谓语、歇后语、双关语、体态语、拟声语、重叠词、颜色词、数量词、动物词、植物词、食物词、味觉词、政治词语、含有典故和神话的词语以及其他词语等26类那样细的研究以前还是少见的。近年来,这一范围又扩大到季节词、人体器官词、服饰词、自然气象词等有象征意义的词语。这类微观研究的实用意义很大。

又如刘英凯的《英汉语音修辞》(1998),这可真是“小题大做”的典范,一个小小的语音修辞现象,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洋洋20余万字的大著,除了佩服作者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及敏锐的语感外,简直不能赞一辞。由此可见,汉英对比研究的宏观、微观两头确实不能偏废,只有两个方面合力,才能把这项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2)微观研究注意与宏观相结合。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邵志洪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1997)。杨自俭认为他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微观研究,但却并不就事论事,而能重视理论上的总结,不但从微观现象上总结出规律,而且努力从宏观上探索规律形成的原因。我读后的感觉也是如此,邵书从不停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是会把一些别人不注意的现象进行讨论,例如构词法讲“特指动词缺项是如何弥补的”之类,因此他的书谈的似乎多是老问题,但读来总饶有新意。作者还时时结合一些新理论,如构词法问题讨论模糊理据、词汇问题讨论语义容量等。这种开拓性的微观研究也是一个方向。

3)微观研究注意吸收国外理论成果。

邵志洪的书里也引进了许多国外新的理论和意见,但作为更典型的代表,我们想举出熊学亮的《英汉前指现象对比》(1999)。称代问题是汉英对比的一个老题目,早在80年代初赵世开先生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直到今年我还读到一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做这个题目。但这个文章不容易做好,因为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不爱用代词特别是第三人称代词。如果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对比,做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我的印象中,这个问题写得较好的是鲁健骥(1995),就是因为他的文章真正注意到了这个事实。熊学亮此书讨论的中心就是“零前指”问题,足见他起点之高。如果说鲁文更多地用的是传统方法,则熊书更多地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理论。这也是微观研究值得称道的一个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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