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神话对比

摘要：《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反映了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追求冒险精神、追求自由、崇拜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思潮。《奥德赛》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它反映了在推崇探险、流浪的西方海洋文明背景下的迫切还乡、归家的愿望。本文将从同是在路上，一个离家取经，一个迫切还乡以及两部小说分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作简要的分析，并以此对比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名著中的一部经典之作，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塑造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难万险，求取真经名到仙班的故事。唐僧师徒一行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魔，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其强烈的乐观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色彩。作者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仙人，淮安山阳人，约生于明孝忠弦治十三年（1500）卒于万历十年（1582）。而《奥德赛》是古希腊的两部著名史诗之一，相传为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所作。《奥德赛》以海上冒险和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离家和还乡的故事，是一部描写海上历险和家庭生活的史诗。着重描写了奥德修斯10年海上漂泊中最后40天的事情：奥德修斯历尽艰险最后到达斯刻里亚岛，受到国王菲埃克斯的隆重接待，酒席间应邀讲述他遇风暴、遇独目巨人、遇风袋、遇女妖、遭雷击等海上经历。后化装乞丐返乡，设计比武射杀了聚集在他宫中向他妻子逼婚的众多贵族，并与忠贞不渝的妻子佩涅洛佩和勇敢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团圆。体现了奥德修斯的不畏艰险和佩涅洛佩的坚贞，歌颂了智慧、勇敢和忠诚。它也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为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细察这两部作品，一个是在传统的安于故土生活的乡土中国的背景下，唐僧师徒一行去西天取真经；一个是在古希腊热爱冒险的海洋文明的背景下，英雄奥德修斯的还乡，渴望回到伊萨卡。同样是“在路上”的主题，历尽艰险，同样是执着不悔地找寻精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之下的回归目的却是颇耐人寻味的。《西游记》中的西天取经，似乎成为传统乡土中国的“不远游”古训中的异类，而《奥德赛》中的执着还乡，在西方热爱冒险的海洋文明中憧憬远方的精神差距甚大。

杨乃乔认为，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就这些表现的共同点，进一步将两个主题放进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再就两个不同的符号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加以比较，以观察两者的异同之处，甚至进而窥测广义的文学社会意义。”本文拟将从“在路上”这一主题出发，探讨“乡土中国之取经”和“海洋文明之还乡”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路上”主题

巴赫金曾在《时空的形式和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一文中细致考察过“道路”、“城堡”、“沙龙”、“庄园”等各种模式。他提出，“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有不同的规模，而‘道路’是它们当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道路’的时空关系具有更广泛的规模。”讲述“在路上”发生的故事，从而拥有了最大限度的时间跳跃和空间迁移。

唐僧师徒的取经之途，千万里之遥。黑风山、黄风岭、流沙河、莲花洞、枯松涧等无一不是荒野郊外、僻静无人的险恶去处，而经过的比丘国、车迟国、乌鸡国、宝象国、朱紫国、祭赛国、天竺国等也无一不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人间国度。而《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海上经历的种种海啸峡谷的惊险，还有独目巨人波吕裴摩斯的蛮力、基尔克的魔力、塞壬女妖们的歌声无一不是充满了危险和惊奇的磨难。而这些唯有在路上才能见识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驱赶他们上路，让他们去经历、去感受、去结交。

而且由于在路上，日常的社会关系常常被割断，高贵和卑贱的界限被打破，强大和弱小也在发生转换，森严的等级关系可能转变为人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如巴赫金所说，“由于空间的特殊性，道路上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对照，各种命运可能在这里相碰和交织，在这里各

色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的时空序列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并变得具体和复杂化。”在《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的师徒关系，不仅仅是师父对徒弟的绝对权威，徒弟对师父的绝对服从。唐僧在西天取经的途中能够遭遇险恶，使他不得不放下尊长的架子，而听从孙悟空的主意。而《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这位英雄人物虽然坚毅果敢、忍辱负重、足智多谋、头脑冷静，但是如果没有妻子在家的耐心等待，没有儿子出外对父亲的找寻，没有女神雅典娜的全力帮助，没有同伴的陪伴和牺牲，他也是很难能回到伊萨卡的。

“在路上”也通常是主人公改变命运和生存方式的重要契机，漫长的旅途成了人物心灵的历程。人物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得以观察、思考、分析那些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也可与不同人物和不同观念碰撞交流，进而改变原来的认识，获得一种新的人生体悟。主人公的一段或悲或喜、曲折动人的旅程，成为他们走向“启悟”“成长”的必经之路。唐僧师徒“九九八十一难”的艰辛跋涉，也让人明白，真经或许不在西行终点的灵山圣地，而在考验心性的路途本身。而奥德修斯历尽种种艰险最终回到伊萨卡，一个整体的真正的家园：他寻找的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一个支点，而且代表人类竭尽全力地寻求自己的生活中心。

尽管如此，“在路上”这一主题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系统中却仍有相当大的差异。

乡土中国之取经

唐僧师徒性格各一，唐僧：慈悲宽厚而软弱迂腐、诚心向佛又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猪八戒：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憨态可掬又不缺乏善心。沙僧：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心地善良、安于天命。这四个性格迥异、身世完全不同的人物，在观音菩萨的指引下，踏上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前往西天取真经。他们经历了八十一个磨难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孙悟空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追求自由的愿望，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不优人间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他的一切斗争也都是为了自由。在孙悟空的身上，我们还看到了英雄的形象，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而他们的取经之路，种种历险故事往往被安排成遇险—排难—再遇险—再排难的结构，而危险的征兆则是突然横亘在取经人面前的一座高山或一条大河。虽然路途遥远且艰险，但是取经之途却不让人觉得沉重，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欢乐。孙悟空与妖魔的战斗完全是一种充满笑声和欢乐的遭遇，我们从不担心他会有毁灭性的失败。而猪八戒则是一个在取经路上充满了喜剧感的人物，他贪吃好色、憨厚呆相兼而有之，常常被悟空捉弄，也常常撺掇唐僧念紧箍咒。放下了死亡和毁灭的重担，欣赏此类情境，我们感到的是一种浪漫传奇的气息。而这种欢乐和浪漫其实体现了当时明代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一面：追求自由，崇拜英雄，向智慧和意识提出挑战，以及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发自体内的喜剧情感。

除此之外，唐僧和孙悟空这对师徒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封建宗法关系中的师徒关系，其实是君臣、父子关系的延伸，强调单方面的绝对的顺从。但是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唐僧的感情不是单纯单一的，有时敬他如父，有时也恨他窝囊。而唐僧对于孙悟空来说，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师父，在他的心中把唐僧真真实实的当做父亲来爱戴与尊敬。譬如在第26回，孙悟空去海上寻求起死回生之法，以便医活大仙的人参树，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门来对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来。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师父，逐日家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儿，老孙回来和你算账，先捣塌你的锅底。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脸儿黄了些儿，我不要；若瘦了些儿，不出门。”第18回中在高老庄高太公家，与唐僧进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马栓在敞厅柱上，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叫三藏坐下。他又扯过一张椅子，坐在旁边。那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连素不相识的旁观者也为这片孝心而

侧目。

然而在唐僧与悟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师徒易位”。在第78回里写了这样一个“师作徒，徒作师”的师徒易位、赋予象征意味的细节。那比丘国昏君听了国丈的话要拿唐僧的心肝做药引，三藏闻言战兢兢的爬起来，扯着行者，哀告道：“贤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么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师徒关系：在情感与精神依赖上，从唐僧对徒弟的关心和对取经的执着来看，唐僧作为师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知识上和能力上（特别是降妖除魔上）悟空与唐僧却基本上是反过来的，唐僧要听从悟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明代后期社会思潮中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和对封建宗法关系的冲击。

然而结尾的大团圆结局，却向我们展示了“西天取经”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悲剧性的文化选择：如来传授真经也要索要人事的；孙悟空等人最终也修成正果（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在有意无意反叛、挑战既存的强大秩序之后，受到社会秩序的惩罚与镇压，继而或自愿或无奈，服从、认可这种秩序，最终获得了既定秩序的接纳与赐予）。作者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更多的是，借唐僧和孙悟空的努力，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源合流）的批判，他的目标是直指社会现实的，是符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正如郭少棠在分析《西游记》时提出的，尽管中国的模拟游记出现很早，但其兴盛却在明代以后。这些作品没有大量出现于唐宋，是因唐宋时期国力强盛，尚无检讨传统文化的必要。但至明中后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失去旧时活力，潜藏的负面影响日益浮出水面。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一严峻问题，所以，借助游记的时空转移和历史事件的时空重组，以此反省中国文化的现实生存问题，然而那时已经积重难返了。

海洋文明之还乡

《奥德赛》描写了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10年期间，奥德修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其间，希腊军队对特洛伊城堡久攻不下，奥德修斯想出木马计，建造了一只巨型木马，内藏兵将，大军佯装撤离，退到海上。特洛亚人视木马为祭神奇物，把它拖进城里。夜间希腊兵将从木马肚中杀出，与城外的军队里应外合，攻陷特洛伊。在率领同伴从特洛伊回国途中，因刺瞎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从而屡遭波塞冬的阻挠，历尽各种艰辛、危难。他战胜魔女基尔克，克服海妖塞壬美妙歌声的诱惑，穿过海怪斯库拉和卡吕布狄斯的居地，摆脱神女卡吕普索的7年挽留，最后于第十年侥幸一人回到故土伊萨卡。在此途中，奥德修斯阅尽人间不同风俗，引出种种动人故事。在奥德修斯出征期间，国中贵族纷纷向他的妻子求婚，垂涎他的王权，耗费他的家产。妻子佩涅洛佩忠贞不渝，儿子特勒马科斯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外出探寻父讯。奥德修斯终于摆脱神女卡吕普索的束缚，回到故乡伊萨卡，与儿子一起，杀死求婚人，夫妻团圆。雅典娜使君民重新和好，缔结和平。《奥德赛》描写人的苦难，表现人生的艰辛。一方面奥德修斯为了回乡而等待着，甚至期待着继续受苦受难，另一方面他的妻儿却无时无刻不在竭力地逃避日益沉重的灾难和离乱。对奥德修斯来说，苦难在所难免，他或是在无边的海边失声痛哭，日夜忍受内心的悲哀；或是在海上遭受磨难，让自己凡人的躯体承受波塞冬盛怒不息的报复。苦难是奥德修斯唯一通往家乡的归途，只有内心之苦才使他始终不会像昔日的伙伴忘却往事，沦落他乡；只有躯体之苦才使他始终有希望回到亲朋身边，对还乡的时光充满希望。一旦奥德修斯逃避苦难，享受女仙无偿赐与的享乐和宁静，他就成了束缚中的奴隶和只贪求存活的凡人，他将失去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而唯有这种尊严和自由，能使他忘却死的恐惧和苦难的残酷，成为荷马史诗中千古吟唱的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奥德修斯的妻儿一直努力躲避着灾难，柔弱的妻子面对求婚者的强占和女仆的叛变，年幼的儿子面临强大的势力和被谋害的陷阱，他俩一旦屈服就必死无疑。而他们选

择了不屈服和尽力逃脱，这使他们在苦难的威胁前保存了继续生存的希望，也只有在这种希望里他们才能保存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保留他们与屈服和死亡抗争的勇气。荷马笔下的苦难是一种切肤的感受，是一种亲身的经历，通过双方的“苦难”遭遇，才使奥德修斯与他日夜思念的家人之间获得了关联和依存。这种苦难的历程把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与外在行为过程融为一体，把人的“思”与他的“行”视为一体，并使之成为人与家互相对应的一种基石：只有在奥德赛思乡与还乡、特勒马科斯思父与寻父的思行一体活动中，父子才成为父子，伊萨卡才成为奥德修斯的家乡，奥德修斯和他的儿子才在分离的状态中彼此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各自拥有独立而不孤立的生活空间。

虽然我们能看到奥德修斯对父权制家庭这一自然的伦理追求，在这其中奥德修斯更像是奴隶制萌芽时期理想化了的奴隶主形象，他是氏族贵族、勇敢的战士、聪明的领导者、还是生产能手。但是他与希腊精神的基本性格相伴的，“便是强调尊严、进取、开拓的性格，它是不安分守纪的，以向困难挑战为乐的，有时，也是富于进攻性和扩张性的。而在这种人格的观望之下，浪迹天涯或四处漂泊这种流浪生活，西方人虽知甚为苦难，但在一定理由下一如保持自我尊严或个性的理由之下也视为值得自豪的人生体验。”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乡，夺回财产并重新拥有妻儿之爱和仆人之忠诚后，《奥德赛》的故事并未戛然而止。神的指令制止了奥德修斯血腥的复仇，也指令他继续浪迹四方，永远处在还乡的途中。还乡的愿望对奥德修斯来说，最终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使命，他的一生都将走在还乡的途中。伊萨卡也仅仅是他人生旅途上的又一站牌，奥德修斯的归宿仍在漫漫征途的那一端：清晰而有距离，令人向往又尚待努力。

《奥德赛》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开端，古希腊精神中礼赞人性悲壮的崇高的人本主义精神融入到了西方文化的血液当中，其后西方文学中出现了无数个像奥德修斯一样勇敢又智慧的英雄主人公。相较之下，《西游记》之后，中国文学中就很少出现像唐僧那样敢于西天取经的壮举了。也许正如刘若愚所说的，“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是悲叹流浪和怀乡。对于西洋读者，这可能显得太伤感，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国的广大，从前交通的困难，在主要城市中高度文明的生活和远乡僻壤的恶劣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照，以及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与其对祖先的家根深蒂固的看着。进而，由于时隔农耕的民族且住惯陆地，中国人大体上是缺少流浪癖的。”[7]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式属于农业型的自然经济，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有面貌：社会制度的“家国一体”，使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主要定位在探讨建立以宗法社会的“打通世界”为社会关系的理想境界；文学的目的在于维持人际和谐、统治有效、社会稳定。它投射出中国哲学的一条源远流长的传统：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探求有效有益的社会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