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目录

引言 (1)

一、符号化 (1)

二、类型化 (3)

三、真实性 (5)

四、人物的意义 (7)

结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余华以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符号话、真实性等特点的分析，探求当中所蕴含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物特点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Yu Hua creats a lot of unique characters by his unique knowledge and fresh ins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this article implys the meaning and value through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authent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Yuhua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s the feature the value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诸如读者熟悉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活着》等，无不密集地充斥着许多迥异于传统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建构的某些先锋性探索倾向。本文试从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出发，分析这些人物塑造极具诱惑力同时倍受争议的特点，并力图发掘其背后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意义。

一．符号化

在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成为真理的命题：文学就是人学。世世代代各种文学的成熟形式，也充分地证明和表达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意义。不过，余华却有意与这种传统的文学理念做出偏离，将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符号化。这种卡西尔式表现性“符号”意义的呈现，使得人物与小说中其它形式因素如结构、语言等一样，成为一种形式美学意义的符号。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不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属性，仅仅成为构造故事情节而设置的“道具”，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发动机。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表现，首先体现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形式中。在传统小说的叙事过程里，人名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它不但能够凝炼地体现人物性格，使观众闻其名而知其人，而且还可能暗示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人物形象与其蕴含的客观社会生活的意义紧密相联。许多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都无不如此。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关联具有浓厚的文化凄凉感。而在余华那里，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被多次取消，《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只有“1，2，3，4，5，6，7”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或用“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只用“陌生人”、“刑罚专家”来代替具体人名。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名称，人物自我也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成为小说文本叙述人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最多也只是成为营构叙述情节的一些纽带。

其次，余华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差别。在传统意义上说，人物的工笔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一直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刻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时，对于他们的出场、造型、服装等无一不浓妆重墨，相关的艺术表现效果至今仍为人们

津津乐道。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余华对人物的塑造表现得更为“写意”和抽象，对人物某种精雕细刻的描写已经变得次要。传统小说中那种“外相”的“形象人”，在余华小说中已经被“内在”的“抽象人”所取代。在余华看来，“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对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人物的内心在最为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1] 。故而，就人物的这种“内聚焦”而言，余华小说大量充斥的是一系列的感官现象叙述。在小说《现实一种》里，当山峰的妻子看到儿子的尸体时，她“走到近旁试探性地叫了几声儿子的名字，儿子没有反应”，然后“费力地朝屋子中走去，走入屋中她觉得阴沉觉得有些冷”，“她在柜前站住，拉开抽屉往里面寻找什么”[2] 。余华没有深入山峰妻子的内心世界去临摹她的心理活动，进行任何详尽细致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动作与反应，去表达一个母亲震惊过后的失神、慌张与无助。

除了利用人物对其周围细微敏感的触觉来代替心理刻画，余华还运用了大量的话语重复方式。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当一乐不是许三多的儿子的真相公开之后，许玉兰坐在自家门槛上，一遍一遍地喊：“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而许三观在卖血后，也总要到饭店里，手拍着桌子喊着完全同样的话：“一盘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等等。作者把人物内心的复杂性都建立在语言的一种有序重复上。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刻画人物时的话语描写，区别于塑造人物所要求的某种鲜明的形象性。在一定程度上说，余华的这种言说方式削弱了人物的丰满度。

针对余华后期的作品，有人评论它实现了“人的复活”，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称，有了自己的生活背景，甚至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特征，符号化的人似乎重新灌注了生命的血肉。虽然余华自己也一再声称，“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看是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诉述者的声音丰富。”[3]然而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极具争议性。因为对于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言，余华并没有赋予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更没有让他们生发自己的看法，就连福贵、许三观、许玉兰这些活动在真实语境中的人物，也似乎都是一些典型的“愚者”。他们根本未有尝试或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听从了所谓命运的驱遣安排，对于生活的状态只是单纯地被动接受，淡然对待而没有意识灵魂主动的思考与挣扎，最终退化成被生命本能驱使与拉扯的言行木偶。与其说福贵等人在长年与命运的交道中变得达观、睿智、超然，已经看透了生活的风风雨雨与人生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在命运的连番打击下变得无奈和麻木。

此外，这种符号化还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余华在小说中没有表现“福贵”、“许三观”、“李光头”这一类人物形象的性格成长或发展，所有人物性格都是单纯的和不变的。尽管这些人物的生活中有着许多有苦难，但他们通通都沾染着一种喜剧气息，总是有着那么一种无足轻重的快乐，一切障碍、变故都无法最终粉碎他们的笑声。

这些人物如漫画中的人物一样，带有一种荒诞、写意的外在形态。

总的说来，余华更多的是把小说人物当作叙事中一个“道具”来使用，出场的人物往往体现为叙事策略中的符号性意义。即便其后期创作开始关注起人物的意态，也仍旧把他们部分地作为寓言化、象征性的指示符号来表现。

二．类型化

在众多带有符号意味的人物形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余华小说人物的另一特点——类型化倾向。也就是说，余华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深受自身经历、审美情趣的制约和影响，同一类型人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读者阅读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识别与归类。总的说来，余华小说的人物大致可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狂人形象。在余华的先锋小说里，各种令人瞠目的残忍与阴暗的狂人形象频频出现。诸如《四月三日事件》里神经兮兮的迫害幻想病患者，《河边的错误》中盲目伤人的疯子以及精神失常的许亮，等等。更有极致的人物，如《一九八六年》中那个自虐成性的中学历史老师，不断在自己身上真实地实施着中国古代的各种酷刑，用通红的铁块烙伤自己的面颊，拿生锈的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和腿，甚至搬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官，并陶醉于自己血腥而疯狂的杀戮中。不过，虽然同为“狂人”，启蒙主义者鲁迅笔下的“狂人”具有引领启发整个时代，肩负唤醒愚昧民众的责任，基本属于人道主义观念中“讲人道、爱人类”的人。而余华笔下的“狂人”，则与时代处于紧张、对立状态而又无论为力无所作为，是历史的寓言化书写和人类的末世图映现。

二是受难的父亲形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华笔下开始指涉多位单纯、质朴、善良的父亲。福贵、许三观这些父亲形象一改其以往小说人物的阴暗邪恶，在苦难的大地上承载起救赎生命重难的责任。其中，宋凡平（《兄弟》）是余华所塑造的堪称完美的受难父亲形象。他正直阳刚、热爱生活又风趣幽默，而且绝不向生活的苦难退缩低头，正如陶青低声对李兰所说的：“宋凡平，了不起。”他用自己的肩膀撑起生活的困境，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三是傻子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傻子形象是一类独特而意味深长的人物，如托尔斯泰《傻瓜伊万的故事》中的伊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阿来《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傻子形象一直贯穿于作者的两个创作阶段。《十八岁出门远行》被认为是余华先锋创作的开端。作品讲述一位天真懵懂的少年，怀抱着对未来的幻想出门远行，结果在一场暴力与欺诈事件中，被人无端地打得伤痕累累。作品一开始就指出了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独无助的漂泊少年必然承受这种傻子式命运。此外，《我胆小如鼠》里孤立无援的杨高，战栗于欺软怕硬的人群中；《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来发受尽了人世的欺凌；《为什么没有音乐》中老实巴交的马儿，在从朋友处借来的录像带中看

见的是妻子与朋友通奸，等等。这些天真善良的傻子，无不流浪在一个个他们难以理解的世界里。这些傻子形象以一种绝望的守望姿态，表达出作家在现实探索中的矛盾心理。余华一方面以近乎神性的单纯，彻底地揭示了丑恶人性的荒诞无望，同时又凝聚了作家对善良本真人性的渴望。

余华体味到“作家要表达与之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东西总在身边，而美好的东西却总在天涯。”[4]故而，对于余华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这一特点，归根究底，源于其与现实既紧张又缓和的微妙关系。作为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的作家，余华不仅面对着“卡理斯玛”（Charisma，具有超凡魅力之意）解体的社会文明情景，而且面临着转型时期以来文学与文化不断祛魅（disenchantment，去除迷人之处）的危机。历史和现实给作者带来了无法抗拒的迷茫。余华不是不愿意以传统方式书写现实与历史，而是在那样的现实与历史情境中，他找不到恰当的表现方式，也把握不住那种现实。于是，他借助“非常态”的人物形象，来割裂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表达出他对于压抑人性的世界的愤怒，同样也完成了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颠覆与消解。

而随着写作经历和创作观念的不断变化，余华慢慢认识到现实生活的不可回避和其强大的生命力，再次面对敌对的现实时，余华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他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可以说，与现实关系的缓和，促成余华将笔触深入到民间广阔的空间，让人物回归坚实的大地。通过更多的父亲形象这一人物的写照，他在民间温厚的人性探求中表达了人类生存救赎的可能性。

三．真实性

何谓“真实”？在许多文学理论关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论述中，一般将“真实”总结为“除了现实的再现和表现之外，还应该包括在虚构与营造的想象世界中获得的主体知觉的主观意识”[6]。而余华先锋小说所力图演绎的，则是后者指称的一种个体感知的真实。因此，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遵循外貌、行为、言语等外在的客观与合理，而是一种基于主体“精神的真实”的表现。主体对外在世界的种种主观情感、欲望、感觉得到了独特的真实表现。

余华试图运用个人的新鲜经验——感觉，去接受真实并传达出这种感觉的真实。大量的感觉、幻觉、预感、梦境出现在作品中，成为人物发展的原材料，人物全面向感觉开放。“他只是感到户外有一片黄色很热烈，那是阳光，他心里想。然后他将手指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淇的金属感觉……那是一把钥匙，它的颜色与此刻窗外

的阳光近似。它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条路上去……”[7]这是《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一段叙述。感觉在事实中穿行，并主宰着对现实的体味，现实完全成为小说人物的一种体验。余华更多地以这种鲜活的个人感觉，展示出人的潜意识层面的梦境幻觉和疯言痴语，以为正是它们脱离了现实世界常识经验法规的束缚，并将其中的种种虚伪谬误击得粉碎，从而揭示出了更为真实的人和世界。

如何表现这种真实，这是余华对人物处理的一个关键。“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8]故而，余华把人物置于一个虚幻的空间里，采取一种叙述真实的方法，竭力使人物形象背离生活常识，将有关生活的混乱与暴力作出极端化书写。

于是人们看到了《世事如烟》中这类人物叙事：六十多岁的老太太3每夜与她十七岁的孙子同床共枕，后来竟然怀了孕；6生养了五个儿，已经被他卖掉了四个，正在盘算着如何将他最出色的小女儿——十六岁的少女4卖一个好价钱；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坚信自己的高寿是建立在自己晚辈们的短寿基础之上的，其中包括他的五个先后死去的子女。为了继续他的寿命，他不惜一切手段来克死其子孙达到目的，花季少女4因此而死。无论是3、6或是算命先生，他们的行径都对现实的惯常逻辑作出了粉碎性颠覆。这种超出现实的夸张，当然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细节的真实。作者有意使人物的行为、举动夸张化，以最大限度颠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固有印象。这种反叛现实的“真实”人事，不是作者叙述的最终目的，而是用以寓示另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因此，6的贪婪，算命先生的自私卑鄙，都是以另一种真实存在的方式，凸现了现实与历史中随处可见的真实情景，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真实性意义的强化、补充与丰富。

正是由于现实世界现象的繁复，使得余华深觉把握生活和现实之难。在无边而巨大的现实面前，余华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一点形而上思考、一点理性把握仍然显得异常苍白，于是他“开始意识到还是更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9]故而与前期作品重视人物“精神的真实”不同，后期余华在小说人物真实性的演绎上，转而强调人物故事内容的客观化叙述，即以再现的原则细腻描写人物的“细部”。这种“细部”并非单单拘泥于人物的外貌、动作等方面，而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人”的整体的再现。

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对许玉兰这一人物的刻划并不多，而且相关刻划大多用白描的手法，语言质朴又生活化，但字里行间，人们却能读到一个真实如同出现于生活中的邻家妇人。她爱美，即使在没钱的时候也打扮得干净清楚；她敢和邻居骂街，敢向世人大声宣扬许三观的善良；她有点村妇的粗放，受点儿委屈就坐在门槛

上哭诉，同时也敢爱敢恨通情达理，更可贵的是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善良；她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给许三观过个生日，在饭中加点糖。与其说是许三观数次卖血支撑着这个家，不如说是许玉兰支撑着许三观的精神世界。余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普通人的真实人性。

余华后期并不完全沉迷于人物与现实的距离,有时也将人物投入广阔历史环境和

丰富生活体验之中，赤裸裸地暴露生活的现实，尽写处于生活流中人们奔走与忙碌的身影，展示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为人物的真实性表现融入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许三观和许玉兰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农村中某一个角落，他们生活中鸡毛蒜皮的故事也就发生在中国家庭之中，如夫妻吵架，小孩生病，上山下乡，游街挂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盛行着卖血的风气，这也与当时某些社会风气与情态相吻合。《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1995年，1996年中国艾滋病问题即得以曝光，农民卖血的情形，开始刺激着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神经。甚至有阎连科《丁庄梦》（2005年）书写河南“卖血致富”的“艾滋病村”的故事，仍在延续着对这一类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故而总的说来，余华借助对日常生活的回归，通过生活细节和人生情境的叙述，成就了有别于以往的人物的真实性演绎，人物本身也以自在自为的方式让广大读者信服。

四．人物的意义

一直以来，余华都把握着映照人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母题。可小说人物类型化，符号化与主体的虚化所导致的人物形象干瘪、简单，却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有意被寓言化的人物形象，其背后仍然有着其存在的意义与研究价值。

一是承载性。余华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因其对作品寓言意义的承载而极富价值。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早期余华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暴力与恶的承担者。一种强大的魔力似乎操纵着这些非理性的人，让他们心甘情愿俨如被施了魔咒一样活在暴力世界中。这种魔力就是人的本能与欲望，同时也是“人性恶”的一种明确诠注。作者几近全裸，不加伪饰地描写充满血腥和残酷的暴力，通过展示一幅幅令人惊栗的暴力场面解释人性丑恶。在余华看来，即便是小孩也无从幸免地成为人性恶的俘虏。他坚决而执拗地让生命存在裸露出一种令人战栗的阴郁和黑暗，让人的动物般本能力量及其狰狞面孔清晰地浮出水面，如同波德莱尔“恶之花”一样，散发出鲜艳夺目但又凛冽尖锐的力量。

然而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作者对人性的描写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作家不再把人性恶作为苦难的渊薮来处理，而是把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甚至是时代的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在总体上产生了人间有温情、苦难可救赎的主题话语。因而余华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更多是苦难。福贵的一生，许三观的遭遇，无不都是苦难的代

名词。可以说，余华的“苦难哲学”在人物的身上发挥了极致。这些被苦难折磨的人，同时寄寓着余华观念的转变，即由“性本恶”变成了“性本善”。人物不再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冷漠的看客，而是纯朴善良处处闪耀着人性的温暖。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陪衬或催化剂，小说也就成为一种“温情地受难，受难的温情”方式的表达。像宋刚（《兄弟》）这个人物就体现了这种独特表达方式。他秉承了父亲的忠厚，一辈子都在完成对别人的承诺。幼年时期他照顾李光头，完成对已故继母的承诺；而青年时期为了兄弟情义，不敢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爱情；成年时期，为了达到爱妻的期望，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彰显着温暖的人性光芒之美。

而无论小说人物身上承载的是暴力还是苦难，其实都是作者对人性的一种反思与思考，是在寻找和追问人的本质与意义。面对诸如人是什么，我是什么这类20世纪80年代作家群普遍关注的问题，有的作家如残雪，选择了以一种荒诞扭曲的意象的堆积来突显人自身的丑陋与无望。而余华，则把这种思考寄托在其小说的人物形式的表达上。

二是凸显性。在人物的背景处理上，余华善于运用“文学的减法”方式。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消减了明确的社会背景，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背景，在空间上也只提供一个虚拟的供主要人物活动的场所。人物总是处于时间和空间的泛化状态，种种社会、文化与性格的因素被充分地淡化和隐匿。

显然，这种“文学的减法”是余华有意而为之的。为了凸显人物“活生生”的一面，余华有意避免了人物被时代或历史遮蔽的危险，有意在小说的现实中不对具体的时代语境和时代关系作更多的交代，而是直接让他们融入小说话语的叙述，与人物的生命存在发生最直接的关系。人物自身的表达要素则被抽离出来，置放在最显眼、最突出的位置，达到以小见大、以轻写重的集中利用。这些人物不限制于某个具体的时代和某个具体的空间，而是作为一种存在贯穿于历史的进程中。

这也导致余华笔下的人物并非寄予各种传统文化思想，而只是单一的表达某一意义要素。无论是《一九八六年》中妻子对疯丈夫的逃避，《现实一种》中亲兄弟之间的杀戮，还是《活着》中家珍对福贵的包容，《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对待困难的乐观，其所呈现的人性善或人性恶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物身上的意义要素不断得以放大，进而得到格外突出、清晰与真切的表达，使陈述的力度显得更为铿锵有力。当然，这种凸显性同时也会带来某种片面的效果。片面凸显人性恶或人性善的因素，打破了小说中人性善恶复合共存这一观念，颠覆了读者某些固有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

三是超越性。在余华的小说里，很多人物已不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被当作一种意象来经营。他小说中人物的符号化是对人的本质、人性及欲望的抽象，进而构成了对人性异化及人生的隐喻，象征的意味特别浓厚。因此作为余华“寓言世界”中的人物形象，他们没有被先验地赋予深刻内涵，存在着让读者进一步想象的巨大空间。不

过，读者不能从常规的理解中去解读他们，而只能以特殊方式去感受和体会其中的非理性意蕴。不受理性约束的自由感受，往往使人物可以在第三者的解读中，延伸出隐藏在背后的无限深广的意义。人物不再是简单的所指，而是经常暗示某种超出人物本身的内涵，隐藏着更深刻、更模糊、更多元的可能性意义。

如《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我”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个人在成长中所接受的价值观与现实的生存观之间的矛盾乃至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消解与颠覆了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也使作品中的“我”十八岁的成人仪式具有荒诞性。同样，《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是一个父亲，一个一无所有、朴实善良的父亲。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活着”，或者能够过得比现状稍微好一些，他便不顾自己身体的孱弱一次次卖血，直至卖到自己昏倒在医院里。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许三观不仅代表着一个伟大、无私的父亲形象，同时象征着20世纪八十年代那一代文化浪子，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理想主义、反叛的文化潮流之后，回归到了九十年代相对保守的文化秩序与传统一面。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女性”、“儿童”或者“父亲”，在余华的不同小说中都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成为其作品的一种文学构因。这些文本话语间反复出现或普遍生发的某类方式，本身即暗示着某一种象征或隐喻意味，其宽广而富于张力的理解空间和阐释空间显而易见。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物意象的符号化性质，余华小说具有了更特殊的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余华笔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群皮影人偶，在黑暗与光明的界隙中以不同的姿态默默行进。无论是有违传统，还是倍受争议，作为一种人物刻画的方式，仍有着极大的存在价值与探讨意义。

注释

[1] 余华.余华作品系列——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2004.148.

[2] 余华.余华作品系列——现实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65.

[3] 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32.

[4] 余华.活着·序（中文版）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5]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3.

[6] 吴晓梅.另一种真实的演绎——解读中国先锋小说的形式和意义[J].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5年,(1);13-15

[7] 余华.余华作品系列——我胆小如鼠.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2004.206.

[8] 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6.

[9]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02）.

参考文献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余华.余华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余华. 余华作品系列——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2004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赵卫东.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96年吴义勤.彼岸的诱惑[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

致谢

经过多番的修改，毕业论文终于进入定稿阶段了。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文捷老师，一直以来循循善诱，为论文主题的确立，思路的延展等方面提供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尽管因为某些客观的原因，我没有时时和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老师的论文知道工作带来些许的不便，但老师给予了最大的宽容，至今仍使我心存感激。其次，感谢我的同学邓伟英，在论文排版和电脑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方便。最后，我要向所有曾经在毕业论文上帮助过我的朋友致谢，感谢你们的理解与支持。

周慧华

2010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