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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

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了多姿多彩、迥异于两汉的风貌，空灵的玄学取代了繁琐的经学，本土的道教在逐渐地发展，印度的佛教也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内地，儒释道三教竞争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局面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近代学术先驱王国维曾经感叹“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①。当然王国维所感慨的这种“自来无能质言之者”的“可异”局面随着学者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很快得以改变，其中汤用彤、冯友兰两位先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汤用彤先生对魏晋时期的佛教、玄学、道教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和奠基者久为学人所认可，而冯友兰先生因其工作主要是对中国哲学通史和哲学的研究，其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往往为人所忽视。笔者曾撰文详细评述了冯先生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认为他和汤先生都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②正是因为两位先生卓越的研究工作而使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得以凸显，从而改变了传统上视玄学为“清谈误国”的无用之学的情况。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迥异于两汉经学的新哲学，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研究内容的转变（由对儒学经典的研究转为对“三玄”之学的研究），更意味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转型。冯、汤两位都是具有高度方法论自觉的学者，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他们从事研究时所采用的新方法。对于方法论之于哲学的意义，两位大师都有深刻的认识，冯先生在早年（1921年）发表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中就指出：“不但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生出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并且在哲学史上，也因为

方法论的不同，而分出许多派别，生出许多争论。”③后来他在《新知言》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一门学问的性质，与它的方法，有密切底关系。”④汤先生在其《言意之辨》一文中特别强调：“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⑤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他们才能从魏晋学术的变化中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魏晋玄学所使用的新方法，进而提升和扩展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原则。

一

在魏晋玄学史上，王弼和郭象是两位最为重要的玄学家。有趣的是，汤用彤先生更侧重于对王弼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和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视为玄学的新方法；而冯友兰先生更侧重于对郭象的研究，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也视为玄学的新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可以说冯先生“发现了”郭象而汤先生“发现”了王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本文认为和魏晋玄学的特质以及冯、汤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就魏晋玄学而言，这种新思潮之所以有别于两汉经学，就在于其摒弃了经学以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解释经书及自然社会现象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框架，注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探讨世界的本体，往往忽略具体的事象而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是一种“玄远之学”，这需要通过“得意忘言”的方法才能达致。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又称为“清谈”、“清言”等，往往要通过反复论辩的方式才取得理论的突破，而论

辩的方式明显受到名家（或名理学、刑名学）的洗礼，注重思辨的逻辑性和清晰度，也就是要通过“辨名析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玄学的兴起与先秦道家和名家的复兴都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可以说“辨名析理”和“得意忘言”两种方法的出现是魏晋玄学的特质所决定的。但为何冯先生特重“辨名析理”而汤先生特重“得意忘言”呢？这可以从两人的学

术思想背景和旨趣作进一步的分析。

冯友兰先生极为看重逻辑学对于哲学的作用，他是第一位自觉将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哲学而开创出新天地的，重视逻辑及逻辑分析方法成为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特色。冯先生曾自述自己的为学经历：“冯友兰对于哲学是从逻辑学入门的，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悟入’；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打开一个缺口’。”⑥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哲学长于直觉和神秘主义，言说方式往往是“名言隽语”，暗示有余而明晰不足，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而西方哲学长于逻辑分析和理性主义，因此其理论往往有完整的系统和严密的推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需要以西方哲学之长来弥补中国哲学之缺。冯先生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分析哲学在西方方兴未艾，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受其影响。就以对冯先生影响最大的新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而言，逻辑分析方法就是两派共同倡导的方法。逻辑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概念的辨析、界定，概念的提出需经过严格的界定，其涵义要求明确而清晰；二是对观点的论证，提出论点必须经过严密论证，按照冯先生的说法，这种论证需要“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冯先生在治中国哲学史时即着意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又以之为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冯先生

在接受并自觉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对于维也纳学派以此方法对形上学的挑战，则是无法接受的。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形上学中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经不起逻辑分析，应该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也许是冯先生将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为更富中国特色的“辨名析理”方法的重要原因。

汤用彤先生其实也是极为精通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的，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逻辑知识，从他留下的手稿《逻辑学专辑》来看，汤先生在美期间无疑接受了严密的逻辑学训练，对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形式逻辑都相当精通，归国后还在南开大学专门讲授过“形式论理学”（即逻辑）课程，但汤先生并未以宣扬逻辑分析方法而著称。据汤先生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⑦可知汤先生的学术旨趣在“玄远之学”，对历史和佛教的兴趣由来已久。汤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更多地受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新人文主义针对近代西方功利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现实，提出以品德修养为中心，从涵养人格始，以东西古今圣贤为榜样，重倡古典文明，通过人文教育会通各种文化中普遍永恒的人文价值，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因此汤先生虽精通逻辑，但更关注于文化历史中的人文价值，注意考索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动因。正因为两位先生的学术背景和旨趣的不同，在研究魏晋玄学时关注的重心也有差异。

二

冯友兰先生很早就关注郭象哲学，在1927年发表的《郭象的哲学》

一文中就认为“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而且实在他自己也有许多新见解”⑧，并认为这代表着中国哲学的进步。所谓“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其实就是与分析方法暗合的理论，以后冯先生经常以《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为例，来阐述形上学的两种方法。1939年，冯先生出版了《新理学》一书，代表着其哲学体系的创立。《新理学》由经验事实出发，通过理、气、道体、大全几个主要哲学概念，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重建了一个清楚而系统的儒家形上学体系。此书的出版引起学界的轰动和广泛讨论。针对这些争论，冯先生在1943年发表了《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进行答辩。在这篇长文中，冯先生首次提出了“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也称之为“形式主义底方法”和“直觉主义底方法”，并以《庄子》和郭象《庄子注》进行说明。他说：“庄子的书，加上郭象的注，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为它们代表两种形上学的方法。庄子以作诗的方法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负底方法。郭象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正底方法。一个意思，以负底方法表现之，又以正底方法说明之，对于学人则必更加清楚。”⑨至此，冯先生已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视为中国哲学中“正的方法”的代表，但问题在于“正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如果说郭象就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难免有些牵强，需要将这个方法进一步普遍化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冯先生接下来就正式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原则。

以《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这篇长文为基础，冯先生又分别著成了《新原道》和《新知言》两本书。在先出版的《新原道》（1944

年）一书中，冯先生于《玄学》一章正式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辨名析理”一词出自向、郭《庄子•天下篇注》中对名家的批评，冯先生对此进行了阐释。他说：“《庄子•天下》篇末段向、郭注，以为辩者之言，‘尺棰连环之意’，‘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弈者乎？’向、郭超过了名家，得鱼忘筌，所以他们似乎是反对辨名析理。其实向、郭并不是反对辨名析理，他们是反对只辨名析理。他们自己是最能辨名析理底，他们的《庄子注》是辨名析理的工作的最好底模范。”⑩而在《新知言》（1946年）一书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诠释。在《论分析命题》一章中，冯先生说：“形上学的正底方法，是以分析法为主，反观法为辅。分析法就是逻辑分析法。魏晋玄学家常说‘辨名析理’，辨与析都是分析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冯先生提出“辨名析理”的方法，主要是应对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的挑战，他希望通过逻辑分析方法达致重建形上学的目的，而这一方法又出自中国哲学的传统，更令冯先生倍加珍惜。在194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先生又将“辨名析理”的方法扩展为魏晋玄学家普遍使用的方法。他说：“在三、四世纪，随着道家的复兴，名家的兴趣也复兴了。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孙龙，将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辨名析理’。”在冯先生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他对“辨名析理”的玄学方法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总结和详尽的阐发。在其第三十七章《通论玄学》中，冯友兰先生专设一节谈玄学的方法。他说：

“玄学的方法是‘辩名析理’，简称‘名理’。名就是名词，理就是一个名词的内涵。一个名称代表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类事物的规定性，那个规定性就是理……‘辩名析理’是就一个名词分析它所表示的理，它所表示的理就是它的内涵。”冯先生不仅把“辨名析理”视为玄学的方法，还看做是魏晋名士辩论的内容，并且特别提及这种方法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但能改善人的精神境界，这和冯先生对哲学的一贯理解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冯先生对“辨名析理”方法的重视。

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在其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完成之后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学术上的转向，主要原因是因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总是与玄学交织在一起，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借助于玄学而展开的，因此有深入研究玄学的必要。汤先生曾想以问题为中心撰写一部《魏晋玄学史》，可惜未能完成，只在1938―1947年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1957年这些论文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魏晋玄学论稿》虽然只是一部论文集，但是这些论文触及魏晋玄学的许多主要问题，如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学术特质、学术派别、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已经具备了专著的规模。该书出版以后，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魏晋玄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特别注重从抽象层面对玄学思想内在发展之必然性进行分析，从思想逻辑的层面上对玄学概念、体系、方法及特质和影响等问题进行理解，且与其佛教史研究相互映照，确实比较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了魏晋玄学的特质。

汤先生认为玄学是一种本体之学，而玄学家们把握宇宙本体的根本方

法是“得意忘言”。《魏晋玄学论稿》中的《言意之辨》一文就是汤先生专为阐释这种玄学方法论而作，该文作于1942年，当时并未正式发表，但出了油印本。“言意之辨”也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话题，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得意忘言”一词就出自《庄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玄学家王弼借此意进行发挥，在言、象、意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王弼的“得意忘言”说见于《周易略例

•明象篇》，王弼认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者。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王弼一方面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肯定了言、象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言和象的局限性，强调“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是关于言意之辨的质的突破。汤先生分析认为，言意之辨起源于汉魏之间名家的兴起，本是为了品鉴人物，然而对名理的推究又导致言不尽意说的盛行：“王弼为玄宗之始，深于体用之辨，故上采言不尽意之义，加以

变通，而主得意忘言。于是名学之原则遂变而为玄学家首要之方法。”王弼创立的“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原则何以成为玄学家的根本方法？汤先

生是这样阐释的：“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汤先生认为，正是“得意忘言”方法的出现，汉代经学才转化为魏晋玄学，这种方法论原则对魏晋玄学乃至当时的佛教思想都有至为深远的影响。“夫得意忘言之说，魏晋名士用之于解经，见之于行事，为玄理之骨干，而且调和孔老。及至东晋佛学大盛，此说黜格义之比附，而倡法华诸经之会通，于是一则弃汉代之风，依魏晋之学；二则推翻有部，专弘般若；三则同归殊途，会合三教。”

三

在中国哲学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哲学方法论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都积极探索如何使用合适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完成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这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在这一进程中，逻辑分析方法或“辨名析理”方法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至今日，很少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忽略这种方法，它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通过清晰的逻辑思辨和严格的概念界定，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天”、“道”、“理”、“气”、“性”等模糊多义的重要概念逐渐清晰起来，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

也得以彰显，这不能不说是“辨名析理”方法以及冯友兰先生等人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但这种方法论也有它的局限之处，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不乏深刻的反思，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几次讨论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方法论”、“重写中国哲学史”等都与此有关。批评者认为这种“以西释中”的模式在使中国传统哲学获得确定性的同时，也使中国哲学的特质有所丧失，有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附庸的危险。

实际上冯友兰先生从未将“辨名析理”方法视为解读中国哲学的唯

一途径，毋宁说因为中国哲学的传统缺乏这种方法而有时加以特别的强调，他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有着清楚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提出了“正”和“负”的两种方法说，并以“负的方法”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冯先生一直认为，“负的方法”将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未来哲学应该是西方哲学“正的方法”和中国哲学“负的方法”的结合。而汤用彤先生提出的“得意忘言”方法也正好揭示了如何经由“正的方法”而达致“负的方法”的途径，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已然经过了西方哲学的洗礼，是无法避免也不必避免西方哲学方法论影响的，但确实应该避免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生硬地裁剪中国哲学，使其丧失自身的丰富性和特质。冯友兰和汤用彤两位先生提出的“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原则，结合起来正好体现魏晋玄学方法论的特质，也为我们研究魏晋玄学乃至中国

哲学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注释

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②马鹏翔：《自有玄心赏风流――论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③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页。④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3、233页。⑤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25、23―24、41―42页。⑥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5页。⑧冯友兰：《郭象的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⑨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67页。⑩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6、29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37页。冯友兰先生谈“辨名析理”一词的时候，早年多用“辨析”之“辨”，在《新编》中用“辩论”之“辩”，尽管冯先生在《新知言》一书中曾就“思、辨、辩”三字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辨”字更合适，但在《新编》中还是用了“辩论”之“辩”，我想主要是为了和郭象《庄子注》原文相一致。在本文中，除了引文外，一律用作“辨析”之“辨”。王弼：《王弼集校释》下，楼宇烈

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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