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鲁迅的散文诗

《野草》──鲁迅的散文诗

散文诗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体，既具有诗的美质，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国古代，《庄子》或《楚辞》的个别断片，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小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之类，约略近之。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文体形式毕竟是从异域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从发表的作品看，当始于１９１８年，基本上与新文学运动同步。一批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等人都曾有过尝试性写作，却十分幼稚。鲁迅的《野草》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在写作资源方面，无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德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

’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德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遂，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鲁迅从来视生命为第一义，重视无数个体生命的保存、充实和发展。他的小说和杂文，就是面对生命遭到压迫和残害所作的抗议性言说。《野草》同样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度关注，不同的是更多地从客体返回主体，是作者对于生命的一个自我眷顾与反思。他明白地把世界分为“身外”和“身内”两部分，个体生命于是成了黑暗的承担者，或竟至于是黑暗本身。《野草》有两组词：人与兽，友与仇，爱与不爱，生与死，形与影，梦与醒，过去与未来，等等。它们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为一种关系，一种境遇，一种选择，概括起来就是：绝望与反抗。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多次为鲁迅所称引，不妨看作是《野草》全书的大纲，倘置换为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毫不讳言在他看来乃是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却又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从反抗中得救。希望在这里被悬置起来了，反抗成了唯一可把握的现实。反抗若从外部看，或许是快意的，如《这样的战士》，有一种热情昂扬的调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挣扎，带着时间的重负和精神的创伤，如著名的《过客》，它有着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一般的意涵，却显得更加悲壮。如《复仇》，如《颓败线的颤动》，如《死后》，

在报复中一样有着内心撕裂的痛楚。当作者专注于自我解剖时，那敞开的深渊般的黑暗，无疑地更为惊心动魄。《影的告别》、《求乞者》、《墓碣文》等样的文字占去全书大半，鲁迅虽谦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却大可以移用雨果形容波特莱尔的话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在作绝望的抗战中，斗争的双方并非是一个战胜另一个，而是永远的缠斗不休。存在者要自由的生存，就不可能逃避斗争，一如不能逃避黑暗。鲁迅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他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这是一个自承为“奴隶”者的哲学，与一般的自由哲学家的哲学是很不一样的。

哲理性，即思与诗的结合，是《野草》的一大特点。它通过大量的象征，画面切割，即时场景的设置去表现，也有直接诉诸于一种箴言式的话语的。而象征，又往往经由梦境的创造进行。《野草》二十三篇有九篇写到梦境，好梦如《好的故事》，恶梦如《墓碣文》，作者一面沉浸其中，一面又极力摆脱。我们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说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上，作者则经常潜入海底，明显地比我们多出一个世界，多出另一层冲突。读者可以在梦幻中思考它精确而又众多的歧义，摸索它同现实的对应性联系，探测作者的灵魂的深度。

《野草》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泼辣、温润，

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悲剧性情绪，它源自生命深处，许多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最富含热情的语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气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写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野草》的语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无数张开而又纠结在一起的红艳的珊瑚枝。

作为一部灵魂书，《野草》开辟的境界，在中国的精神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置于同时产生的如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现代文学经典之列，一样卓然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