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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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经济基础之上，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但经过50年的实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目标的追求，不能有效地解决民事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指出，从法院的系统设置、审判管理、职能分工等多方面看，两审终审制不利于充分发挥四级法院的整体功能，实现四级法院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导致诉讼资源的不必要浪费。(2)终审法院级别过低，难以保证司法的统一性。(3)两审终审使上诉审的纠错功能明显降低。(4)民事诉讼管辖原则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5)缺少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6)以审判监督制度弥补二审的不足，导致“终审不终”。

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民事上诉制度建立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之上，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加之实际运作中各种“中国特色”的做法，使得这一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背离了当初的立法宗旨。兹分述如下：

一、“两审终审”制约上诉功能

肇始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国两审终审制，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几可谓独树一帜。这种审级制度的存在与运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司法经验。其立法理由，根据权威民诉法学者的总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

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使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两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其次，可以使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摆脱审理具体案件的工作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再次，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与两审终审制相互配合，可以弥补审级上的缺陷。对于确有错误的已生效裁判，可以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最后，在三审制下，第三审仅作书面审和法律审，对案件事实部分不予过问，因而其作用极其有限。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时的大量资料，可以认为这一总结基本上解释了中国审级制度的技术思路，而其正当性逻辑可以作如下推演：承认“两审终审”可能存在审级过少的缺陷-但是相对于三审制，两审制存在比较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三审终审制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缘于两审制可能带来的诉讼效率与实务方便-对于两审制的不足，可通过审判监督制度予以弥补。

在审级制度的设置上，公正与效率似乎总是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审级越多，当事人有更多的上诉机会，有助于减少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可能发生的错误，至少能在心理上满足当事人的公正需求，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诉讼的效率;相反，减少审级或限制上诉，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却可能造成审判过于匆忙、无法确保司法公正的印象。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审级的多少与裁判结果的公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亦赞同这一见解，但就我国民事诉讼的实践而言，作为支撑两审终审制的立法理由，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实现，而且这种审级制度与我国的特殊的司法体制相融合，却产生了严重损害程序公正价值的消极后果，并且这种损害是远非诉讼效率的实现能够弥补的。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依据我国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因而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为中级法院。终审法院的级别较低，

致使某些不公正的第一审裁判难以得到有效的纠正。从现实情况看，相对于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而言，中级法院法官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偏低，地区的限制使得其所能接纳的信息量有限，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实践中，对同一类案件，各地法院作出不同的终审判决的情形并不少见，由此构成了司法统一的极大障碍。

其次，在我国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之下，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经常性业务联络，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制约以保障司法公正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行政依附倾向，对“两审终审制”构成了严重威胁。与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相联系，我国法院系统内部长期实行案件请示制度。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疑难的实体或程序问题时，习惯于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再就请示的问题乃至案件具体处理决定作出答复。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一审法院的裁判就必然体现了上级法院的意见。应当承认，在立法相对滞后，各级法院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请示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提高下级法院的办案质量。然而，从程序公正的角度出发，它并不符合独立审判原则内产生的审级独立的要求，并且导致当事人的上诉权被变相剥夺，两审终审成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肖扬院长指出：“要改变过去一些地方在判决前层层请示的做法。一般对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和适用法律问题不应当请示，防止开庭审理走过场，剥夺上诉人的上诉权利。”

再次，由于实行两审终审，案件的审理局限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容易受到各种地方势力的干预，审判独立性难以保障，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与难以克服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目前的司法体制，法院按行政区域设置，法院管辖区域从属于行政区域，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人事、经费、装备等均由地方负责，法院在地方的种种约束中很难真正独立。地方基于当地的经济利益对司法的干

扰较为突出，有时甚至左右案件的审判结果，对诉讼公正的实现造成极大的障碍。终审级别越低，管辖的范围越小，地方保护的色彩越浓，法院所受的干扰就越大，案件的公正性越难以保障。

司法以解决私人纠纷为基本功能，同时具有维护法律秩序和创制规则之公共目的。民事上诉制度在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一“私人目的”的同时，还应具有“公共目的”，即维持国家法制的统一并为法律的发展寻找契机。然而就我国“两审终审”的实践而言，由于终审法院级别较低，各个法院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常常因地而异，在这种情况下要为法律的发展寻找契机根本不现实，事实上就连法律适用的统一也难以得到保证。另外，级别较高的法院由于较少实际接触案件，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指导就有可能力不从心。因此作为支撑两审终审制的重要理由-“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摆脱审理具体案件的工作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仅仅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二、“无限上诉”诱导程序投机

近年来我国的民事上诉案件数量一直高居不下。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1997-1999年间，民事上诉案件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4.34%、13.36%、18.85%，大大高于同期民事一审案件的年增长率(后者分别为5.93%、2.97%、4.27%)。由此可见，“积案”的现象不但存在于第一审，也同样存在于上诉审。究其根源，“无限上诉”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尽管学理上认为当事人提起上诉要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的要件，然而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上看，并不存在像德国民诉法那样明确的限制上诉的许可标准。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诉权是一项普惠的、当然的权利：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不论案件是否复杂，也不论当事人是出于何种目的，

都可以因一方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而引起二审程序，由上级法院对该案件进行第二次审理这种规定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方面导致那些诉讼标的小、案件极其简单的案件难以通过一审得到有效的审结。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争议解决方式应当与所解决争议的性质相适应，也即手段与目的相当的程序设计原理，有悖于根据事件类型需求的不同，分别选择其所适宜的程序保障内容，承认多样化的程序保障方式的立法潮流。另一方面，与德国遭遇的情形类似，在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出于投机或通过拖延时间损害对方权利的不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上诉审理范围上的“全面审查”，更为这种程序投机的泛滥提供了温床。程序设计的不完善或者非理性引起的程序投机最终导致程序的外在异化，即程序结果非正义或者非效率。这是因为，在上诉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寻求个案正义的当事人与策略性地利用程序的固有缺陷的机会主义当事人相比，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程序设计潜在提供的“无限上诉”的可能，使需要和寻求个案正义的当事人不得不牺牲时间上的利益，即使他们最终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以时间的代价换来的也只能是一种“迟来的正义”。

三、“全面审查”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基于当事人处分权主义，上级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变更上诉请求以外的第一审判决内容。“不告不理”(Notrialwithoutcomplaint)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民事程序中当事人意思的主导性。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初审，也同样适用于上诉审。据此，在上诉审的审理范围上，上级法院不得违背以下两项原则：(1)上诉人于上诉状内表明上诉之声明，上级法院即应依其上诉声明之范围为调查裁判，不得对上诉人为更不利之判决，此为不利益变更禁止之原则;(2)当事人对原判决未为声明不服之部分，上级法院亦不得对上诉人为更有利之判决，此为利益变更禁止之原则。原判决纵然在程序上或实体上有重大瑕疵，仍应受上诉声明之约束，亦无

一部上诉效力及于全部之情形，此为不利益变更禁止或利益变更禁止之当然原则。换言之，即使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误，但当事人并未就此错误提起上诉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上级法院不得主动予以变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该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学理上一般据此将我国第二审的审理模式界定为续审制，即第二审不应当对第一审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其审理的范围应受当事人上诉请求的限制。然而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却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使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根据某些学者的解释，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一贯的指导思想。第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作出的裁判，应当进行监督;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有权进行干预。第三，及时纠正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可以避免错误判决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可使法院避免因判决存在错误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和执行回转而增加工作量。无论其用意如何，这一规定事实上为二审法院全面审查第一审案件埋下了伏笔。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二审的审判人员不受当事人上诉请求的限制，不是针对上诉人的请求范围审理案件，而是机械地依职权实行全案审理、全面审查，当事人重复陈述、重复举证、重复辩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降低了诉讼效率，更为严重的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使当事人基于诉权派生的处分权受到审判权的不当干预。

为了克服上述弊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

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然而，究竟如何“围绕”，是否等同于以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为限，上述规定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导致在理论界与司法界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四、“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

司法的终局性是司法的固有特征之一。民事诉讼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判决的最终性和权威性。判决的终局性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由于不发生判决不断受到攻击和重新审查的情况，因此保持了司法制度的完整性。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司法的终局性。法院对争议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案件就终结性地解决了。经过司法裁判所认定的案件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终局性的司法裁判不但约束当事人，还约束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这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应有之义。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因此有句名言：“我们是终审并非因为我们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审。”

外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民事上诉制度的完善，离不开相关制度的整体配合，尤其是一审程序的强化[16].而对我国来说，与上诉制度的缺陷密切相关的则是再审程序的问题。

我国的再审程序是指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调解协议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说，再审程序与上诉审程序设立的目的有某些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消除和纠正已形成的裁判中错误的积极的作用。对于再审程序的设置，一般认为还具有以下特殊价值：第一，它是为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而设立的特殊程序，体现了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负责精神，也是对合

法民事权益的更完善的保护;第二，它为发现并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提供了多种手段和途径，不仅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可通过行使职权发动再审程序;第三，再审程序的存在是对两审终审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然而正是上述第二点价值，即“为发现并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提供多种手段和途径”，导致人民法院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受到极大的削弱，并进而影响到民事司法的整体权威性。一方面，现行法律对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无论在对象、理由与时限上均无明确的限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只要发现裁判确有错误，都可以提审或再审，这不仅有害当事人之间权利关系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而且严重违反诉讼时效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检察机关拥有充分的启动再审的权力，许多当事人放弃了正常上诉权的行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不需要支付诉讼费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上。有的检察机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抗诉案件指标，甚至鼓励当事人不上诉而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诉。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再审案件逐年上升，“有的案件经过六次审判，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结果，有的甚至出现七八次审判”。福建省福清市两个村之间的滩涂使用权纠纷一案于1987年起诉，经过福建三级法院行政、民事共五审。2000年10月作出终审判决，前后历时13年。

由此看来，再审程序作为我国两审终审制的补充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第三审乃至第四审、第五审……不过这种“补充”早已突破了其作为一种例外救济的或然性，使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违背了当初的立法宗旨。这种状况不但影响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动摇了司法的根基。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0年全国民事案件申诉率占全部审结案件的1.76%，2001年申诉率占1.79%.在申诉案件中，提起再审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00年再审案件占申诉案件的54.8%，改判发回率占30.96%;2001年再审案件占申诉案件的57.48%，改判发回率占31.37%.两审终审制正在被申诉、再审、抗诉、审判监督以及

其他种种复查程序所冲击、侵蚀和瓦解。有学者因此惊呼：“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达25%.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两审终审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

在近年的中外学术交流中，我国司法审判中的“终审不终”现象也引起了外国法律界人士的关注。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哈利?爱德华兹(HarryEdwards)在与中国法官讨论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之后，评论说：“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这正是中国司法制度目前缺乏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制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解决矛盾。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日本学者铃木贤教授在考察了中国的民事再审制度后，感慨地评论说：“看一下再审案件对二审案件的比率的话，民事案件占16%-26%，经济案件也达到10%-20%.实际数量超过了5万件，达到上诉案件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再审，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特殊的救济制度吧，而应看作是无限制运用的近似于第三审的制度。”

五、结语

针对我国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上述弊病及其成因，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1)针对立法和实践中的问题，从审判权与上诉权实现合理制约出发，完善现行的第二审程序，使之更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2)借鉴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实行有限的三审终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

实行某些特殊的程序规则;建立上诉许可制，以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并遏止当事人滥用诉权，从而实现第三审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整个司法制度犹如一部构造精密的机器，任何局部的改革必然引发相关领域配套改革的要求。在对我国未来民事上诉制度实行有限三审制进行规划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目前民事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再审启动随意性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制约三审终审制功能的正常发挥。事实上一旦三审终审制得以确立，作为支撑我国再审程序存在的现实理由已大为削弱，因此再审程序的启动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保障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与生效裁判的权威性。而要达成此目标，必须在深刻反思我国再审程序理念的基础上，重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规则，包括建立再审之诉，规定明确的再审事由，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严格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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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益诉讼制度(一)

浅析公益诉讼制度(一)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的诉讼法对谁有资格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和民事诉讼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本文对公益诉讼的概念、特征、依据及意义作了分析，阐述了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对该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若干构想。论文关键词：公益诉讼；特征；意义；构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各种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民事争议、民事侵权日渐增多。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生活中一些合法权益或者受不到法律保护或是法律保护不力，致使国家和公众利益遭到重大损失。如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案件和垄断案件等。对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关注，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建立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一、公益诉讼制度的概念和特征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同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现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目的不是对特定的法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主持社会正义。所谓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利益，其中经济利益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社会公共利益，应解释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环境、秩序、目标和道德准则及良好的风俗习惯。第二，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可以是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自身权利没有受到任何侵害的组织和个人。也就是说。只要有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除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第三．公益诉讼具有国家干预的成分，根据私权神圣的传统理念。国家和个人均不得介入他人私权领域，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原则同生同长，基于个性的张扬不能否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绝对的自由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维护公序良俗是私权得以自治的前提，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提起诉讼。特别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以公权介入私权。无疑具有国家干预的色彩。同时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其诉讼过程中，要对当事人的一些权利进行限制，如撤诉权等。这些无疑都具有国家干预的存在。二、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及其意义 1．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立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体制上的因素使国有资产和社会公益受损，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权力寻租或怠于对国有资产进行保护管理乃至故意侵吞国有资产。有的公司只顾自身效益而置环境污染不顾，有的经营者恶意垄断市场，侵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法治社会，有损害必有救济。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利益损害及时提供法律救济。正是国家司法制度设立的天然本能。但对于上述案件，在当事人不愿起诉，其他人又不能起诉的情况下，根据现行诉讼制度，只能导致诉讼主体的缺位。建立公益诉讼，正是为了弥补法律的漏洞。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 2．公益诉讼制度是宪法关于民主、监督原则在诉讼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益诉讼制度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为人们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民主权利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同时赋予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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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民事诉讼法》第61、71、72、73条之规定摘要：我国证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的作证方式，30年来经历了由单一化到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使法官在其中作出选择。依学理分析，证人特殊作证方式可分为单向叙事、双向交流、多向交流三种类型，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直接言词原则。法官的选择应有一定顺序，根据证人作证条件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按照最接近直接言词的规则确定证人在不出庭情况下的具体作证方式。关键词：不出庭证人特殊作证方式；新《民事诉讼法》；法官裁量中正文：证人不出庭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法律社会学视角分析，证人出庭问题有必然性，其解决结果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法律学人期望的理想状态。然则，将证人出庭与不出庭采取对立性思维，对不出庭的特殊作证方式未从理论上深入探究，相关程序构思粗疏，制度应用就会失去应有的弹性。就本文而言，证人特殊作证方式是指证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手段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或者接受询问的替补性方案。随着现代技术发展和司法经验积累，证人特殊作证方式不断增多，必然使法官面临机能、成本各异的具体作证手段选择问题。对于新《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多种证人特殊作证方式，如何判断每一种方式在事实审理中的价值，如何从证人特殊作证方式系统功能最优化的视角进行科学设

计，以使案件审理活动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追求，都需要对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深入理解。通过类型化思考，确定相应的选择规则，方能使不同作证手段在立法上衔接有序，实现各方诉讼主体或者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一、证人证据（1）、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和确认案件事实的各种依据。它具有以下作用： 1、证据是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的手段，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案件一旦发生就成为过去，我们无法让时间倒转。唯一有效和可能的手段就是通过有价值的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地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和材料在法律上以证据材料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民法院对这些证据材料通过严格的程序筛选，获得了有用的证据，并通过这些证据查明了事实真相，案件事实得以重构。 2、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武器对进入诉讼的当事人来说，要得到人民法院支持，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司法裁判，就必须用证据说话，证据充分不充分常常直接决定着诉讼的胜负。如果主要的证据灭失，即使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本身是真实的，除非对方当事人予以承认，否则人民法院也无法从法律上加以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制度之检讨与重构(一)

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制度之检讨与重构(一) 上诉审是对下级法院已做裁判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上诉），由上级法院再行审理的制度。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它所做出的生效裁判具有神圣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基础一方面在于法律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于裁判自身的公正性——这种公正性非常重要，它是法律赋予裁判强制性的基础，因而成为裁判具有权威性的根本渊源。为了保障裁判公正，各国民事诉讼法上都建立了上诉审程序，以其作为防错与纠错的机制。可以说，上诉审制度建立和运作的效果直接影响裁判的公正性。为此，本文拟探讨上诉审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上诉审程序（二审终审制），在功能发挥方面的利弊，提出建立三审终审制的理论构想。一、上诉审之功能各国由于其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上诉审制度的内容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实行二审终审，有的国家则实行三审终审；对上诉的称谓各国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上诉审制度应当如何建立和运作，这一问题取决于立法者对上诉审功能的期待。基于诉讼公正这一最高价值目标，上诉审应当发挥以下功能：（一）给审判者设立审判者诉讼公正实现的过程中，法官即审判者的品质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者，故此，现代各国对法官都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条件，以保障审判者具有纯洁公正的人品。但是法官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法官同样具有个人的

利益要求。“法官的利益要求并不是单值的经济或权力要求，而是多种要求的综合体，并且，各种要求在经历过若干次盘算或下意识的权衡后才能反映出来。”1]法官的偏私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可以预防和减少的，为此，需要设立一种能够控制法官偏私的程序装置，即给审判者设立审判者，通过法官之间的相克关系，使其偏私受到约束和控制。上诉审程序就是这样一种装置。在上述意义上讲，上诉审是从审判者品质的局限性出发，建立起来的一种防错制度，其防错功能在于对法官偏私的制约方面。对于具体的案件而言，可能只有一级法院的审理便告终结，没有上诉审的过程，但很难说对此案件进行审理的法官没有考虑过上诉审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上诉审对法官偏私的抑制作用通过法官的心理机制还是潜在地存在着。西方国家学理上曾经存在这样的争论，即上诉审究竟是攻击原审法官还是攻击原审判决的制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主张攻击原审法官的人看重的正是作出错误裁决的法官常常是行为不检。2]上述争论不管其结果如何，建立上诉审制度决不能忘记其对法官品行的制约功能。（二）保证审判者认识的往复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又不是一次完结的，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往复进行的过程。在诉讼中，审判者——法官对案件的正确认识同样不是一次完结的，其中的阻碍和影响因素很多，比如法官精通法理的水平、理解与判断能力、主观偏好与情感禀性等等。因此，法官对案件一次性的认识可能是错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摘要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将以往的评价证据“客观真实”改为“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一大改革，避免案件久拖不决。对各个证据具体分析，查清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综合判断案件全貌作好基础工作。对证据的综合判断，要求人员正确定用本证与反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知识，把证据理论与个案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复杂、琐碎事实查证中抽象出法律关系实质，全面分析，综合判断。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就是人民法院对所收集的证据（以双方当事人举证为主），根据证据的构成要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对它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从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依据的原则、标准等规定的总和。从其构成来看，可以分为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举证制度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规范，质证和认证制度是对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及采信证据的规范，又可统称为证据评价制度。证据评价制度和制约着举证制度，故本文着重对证据评价制度进行探讨。

民事诉讼因其利益对抗性强，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仅向法院提供于其有利的证据，隐匿于其不利的证据，甚至于举伪证或收买证人作伪证，以混淆是非，导致案情错综复杂，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法官对案情真象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超审象限的发生。所以，研究证据的评价、分析，也就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永恒的课题，只有完成对此命题的科学破解，才能更高效、更公正地审结案件，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一、证据评价的程序要求人民法院评价证据必须遵照法定程序，证据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不经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和法律规定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外，质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证方出示原件。证人、鉴定人也应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须经人民法院许可，提交书面或者视听资料作证和答复当事人质询。二、证据评价的标准以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中执行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学理上称之为“客观真实”。这样的标准追求的是案件的绝对真实，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诉讼中争议的事实无法再原封不动地回到原始状态，只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来反映已发生的事实，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有时会与发生的事实脱节，对绝对真实的追求会导致法官对证据的不尊重甚至偏失其中立性，或者在当事人穷尽证据后仍感到证据不足，不敢下判。这种“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实际上已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司法实践中也有许多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精心整理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经济基础之上，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但经过50年的实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目标的追求，不能有效地解决民事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指出，从法院的系统设置、审判管理、职能分工等多方面看，两审终审制不利于充分发挥四级法院的整体功能，实现四级法院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导致诉讼资源的不必要浪费。(2)终审法院级别过低，难以保证司法的统一性。(3)两审终审使上诉审的纠错功能明显降低。(4)民事诉讼管辖原则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5)缺少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6)以审判监督制度弥补二审的不足，导致“终审不终”。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民事上诉制度建立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之上，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加之实际运作中各种“中国特色”的做法，使得这一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背离了当初的立法宗旨。兹分述如下：一、“两审终审”制约上诉功能肇始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国两审终审制，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几可谓独树一帜。这种审级制度的存在与运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司法经验。其立法理由，根据权威民诉法学者的总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

新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浅谈新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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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2011级法律硕士（法学）2011021372 刘小庆近年来，诸如山西近百名儿童接种高温变质疫苗死亡、油田大面积溢油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法律业界人士和有关部门多次强烈呼吁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2012年8月31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通过，新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次民事诉讼法首次写入公益诉讼内容，被视为本次民诉法大修的最大亮点。新民事诉讼法解决了制约开展民事公益诉讼的“瓶颈性”问题——原告资格，令人欢欣鼓舞。民事公益诉讼的创立是在我国立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只是为这项诉讼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具体的实施规则尚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与此同时，公益诉讼应如何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是否纳入公益诉讼范畴，起诉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较为模糊，具体哪些机关和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竞合应当如何处理，是否会造成重复诉讼，公益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赔偿的数额、以及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等，对于特定环境公益案件，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诉讼请求如何限定、原告收集证据的权利有多大、环境损害鉴定如何进行、要不要缴纳诉讼费用、原告能否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法院能否调解、能否发布禁止令、如何确定裁判的效力范围、裁判文书如何执行，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程序问题，均须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更好地适用该项制度。本文就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解与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一、关于适用范围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种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只有在损害公共利益时，才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如果针对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直接请求保护个体利益，则不属于本条公益诉讼的范围，而属于一般普通民事诉讼即私益诉讼。公共利益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尽管代表人诉讼涉及众多当事人，但受害人可以确定，诉讼目的是为维护个人利益，故仍然属于私益诉讼。二是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两类案件，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稳步拓展。鉴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处于初步施行阶段，目前的适用范围应暂限于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两类情形为宜。二、关于起诉主体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关于其中“法律规定的”的限制范围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既限制“机关”，又限制“有关组织”；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仅限制“机关”，而不限制“有关组织”。综合分析有关立法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经济基础之上，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但经过50年的实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目标的追求，不能有效地解决民事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指出，从法院的系统设置、审判管理、职能分工等多方面看，两审终审制不利于充分发挥四级法院的整体功能，实现四级法院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导致诉讼资源的不必要浪费。(2)终审法院级别过低，难以保证司法的统一性。(3)两审终审使上诉审的纠错功能明显降低。(4)民事诉讼管辖原则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5)缺少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6)以审判监督制度弥补二审的不足，导致“终审不终”。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民事上诉制度建立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之上，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加之实际运作中各种“中国特色”的做法，使得这一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背离了当初的立法宗旨。兹分述如下：一、“两审终审”制约上诉功能肇始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国两审终审制，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几可谓独树一帜。这种审级制度的存在与运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司法经验。其立法理由，根据权威民诉法学者的总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使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两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其次，可以使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摆脱审理具体案件的工作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再次，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与两审终审制相互配合，可以弥补审级上的缺陷。对于确有错误的已生效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源于罗马法。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诉讼，“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诉讼。但这种区分和近代的“公诉”和“自诉”并非同一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请求；“自诉”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个人利益关系的诉讼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故“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又称“现代型诉讼，在美国称为公共诉讼，在日本则交替使用现代型诉讼和公共诉讼概念”。这种诉讼是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基础上形成的诉讼。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包括私人、非法人组织等,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本文的公益诉讼是广义的公益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诉，我国目前只有刑事公诉属于此列。根据提起公益诉讼主体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非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主要是检察院作为国家、社会利益的代表向法院提起的公诉。非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代表社会公众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如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提起的公益诉讼。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又称公民诉讼或民众诉讼，是指任何一个公民对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可代表国家、社会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根据适用法律的不同和处理的纠纷的性质不同，公益诉讼还可分为刑事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有其明显的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一定与被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3、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对损害的赔偿，恢复原状或确认和恢复权，对侵害者惩罚，还包括要求公司、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

从新民事诉讼法看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文档资料

从新民事诉讼法看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民事调解制度中自愿原则与先行调解一）自愿原则是民事调解制度的首要原则民事纠纷解决中，调解的方式应用必须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因为选择调解方式的适用，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尽量给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因此在诉讼法中将自愿原则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之前在民事诉讼调解中也一直坚持自愿原则，但此次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在第九十三条中再一次强调了自愿原则也具有多方面积极的意义。自愿原则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也起到了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干扰的作用，还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调解的作用。二）先行调解被纳入新《民事诉讼法》 1.先行调解的立法沿革在新民事诉讼法之前我国立法中也有关于先行调解的规定，例如《婚姻法》中规定的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是大多散见于司法解释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等，但是对先行调解的规定都十分简单，同时缺乏程序上的规定，先行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并不理想。新《民事诉讼法》在2013 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其中关于调解有许多新的规定，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先行调解被纳入其中。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从此先行调解被专门的法律确认。 2. 先行调解被纳入新《民事诉讼法》的意义社会在发展，由于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民事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些纠纷的解决有时并不能完全由诉讼判决的方式解决，或者由判决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加重双方当事人的负担等因素，采用先行调解这种简便灵活的方式能够弥补以上的不足，同时调解更加尊矛盾的化解。先行调解的应用简便，双方当事人既然选择了调解就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因此有利于解决纠纷，减少法院案件的积压率。重双方当事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在比较良好的氛围内更有利于二、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新《民事诉讼法》的出台在民事调解方面做出了更加全面的规定，对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在调解的规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同时新《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调解的司法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新《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调解制度上的不足 1. 对调解效力的规定较为模糊新《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了新的规定，调解

浅析民事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应用

浅析民事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应用 The final edition was revised on December 14th, 2020.

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崔可景李向伟白耀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证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制度，明确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举证时限问题，进一步明确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和证明标准，同时还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该规定的公布实施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实现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人民法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加快审判改革的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更加方便人民群众利用诉讼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更便于法官依法独立、公正、正确地行使审判权，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事审判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一、举证责任的属性与司法解释内容的兼容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诉讼上的特定待定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了满足法官形成某种确信心证的需要所应负担的相应责任。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尽管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为基本点，但法官都以裁判者的角色居中裁判，享有“心证”的职权。证明责任又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裁判所承担风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而行为责任却包括了主张责任与证据提供责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主张责任是当事人为赢得胜诉，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利于自己事实的一种根据。主张责任一般先于提供责任而产生，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请求之后，其主张事实根据就必然涉及证明责任的问题。我们通常所称的行为责任的转移，则是指行为责任中的证据提供责任的转移，而主张责任则作为一种权属能力，构成未然的结果责任产生的成因，不发生转移问题。因

民事上诉期限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https://www.360docs.net/doc/0b9639196.html,/souask/ 建立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查许可制度的理论构想民事诉讼程序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都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只有符合起诉条件和提起再审条件的案件才能启动一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但是民诉法对二审程序的启动却没做任何限制性规定，只要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裁定，均可以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法院也必须依上诉人的请求而启动二审程序。这种任意启动二审程序的做法不仅会造成当事人滥用诉权，而且也是导致诉讼迟延的重要因素，与当前审判形式越来越不相适应。本文首先指出了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弊端及与当前审判形式的冲突，并分析了美国和德国民事上诉许可制度的相应规定，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建立上诉审查许可制度的理论依据，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建立上诉审查许可制度的具体措施。本文从提出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到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目的在于引起大家对民事上诉制度存在问题的关注，进而提出更合理的解决办法，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民事诉讼法规范本身的疏漏所导致的诉讼迟延，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一、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与当前审判形式的冲突（一）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导致诉权滥用和诉讼迟延我国民诉法对二审程序的启动没做任何限制，民诉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也就是说，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则不论理由是否正当，法院都应当启动二审程序进行审理。这样，对于一审判决不满的败诉人可以运用上诉权在毫不损害法律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其请求，而且，“有上诉权这一事实也给予败诉人逐渐适应其处境的机会和保全面子的有效方法”。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虽然确保了当事人获得上诉救济，但同时也助长了滥诉现象。那些故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合法地利用上诉制度拖延时间，甚至有些当事人把诉讼的赌注压在二审程序上，一些关键性的证据不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而在二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缺陷最终导致不管一审判决是否公正，大量一审案件直接进入二审程序。随着民事案件的逐年增加，上诉法院的案件负担也日益加重。一方面一审判决不能及时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二审法院也因为案件的大量增加而不能及时审结，最终造成诉讼周期延长并导致诉讼迟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日益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侵权诉讼，它侵犯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社会的公众利益，而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又不能对这些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侵权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本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制度研究入手，分别对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赔偿方式等加以分析，旨在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责任保险【正文】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对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制裁。而传统的行政制裁又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和处罚的软弱性，而使得其惩罚效果不尽人意。因此,突破传统的诉讼法体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能为维护环境公益提供强有力的程序保障。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时期，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是以诉讼标的为基准命名的一种诉讼形式。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环境公益诉讼则是公益诉讼所包含的众多方面诉讼中的一种，它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的可能时，法律允许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它是公众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是的法律救济途径之一。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种类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环境公益的侵害不是仅限于某一种类型，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都可能发生，根据提起诉讼的原告身份，可以将公益诉讼分为普通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公诉两大类型，表现为五种具体形式（一）环境公益诉环境公益诉讼即公民或者法人，出于保护公益的目的，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环境公益之诉。就原告身份和诉讼目的而言，它表现出私人为公益的显著特点环境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和行政两种形式： 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具有相应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称谓,但本质上均属于环境公益诉讼之范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为直接维护环境公益,任何公民或团体依法对侵害环境公益者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环境公益予以救济的法律制度。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予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的一种诉讼类型。（二）环境公诉环境公诉，指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通过公诉的形式，以制止和制裁环境公益的侵害行为为目的，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就原告身份和诉讼目的而言，它表现出公权为公益的显著特点。环境公诉，其实包括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诉和环境行政公诉三种形

102民事诉讼法新制度及实施解读张卫平

102民事诉讼法新制度及实施解读张卫平：张卫平（章程），点睛网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带教导师。著有《民事诉讼法》、《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守望想象的空间》、《民事诉讼现代化与制度建构》、《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等，发表论文130余篇。率先提出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问题，并提出了以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为导向的，一整套关于民事诉讼体制、模式的宏观分析框架以及制度调整的理论与技术，形成了具有个人独创性的民事诉讼体制及转型理论。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民事诉讼法学专家第一讲民诉法修改背景与诚实信用原则一、前言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并不合时宜。二、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我国民事诉讼“三大难”及其原因。 2007年、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简介。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属于“小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属于“中改”。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部分内容是在回应社会诉求。注意：要区分政治思维和法律思维。三、诚实信用原则（一）处分原则（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三）抽象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三讲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修改一、第三人独立请求权的申请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各国的规定三、案外人异议之诉四、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五、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请求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第四讲管辖制度与代理制度一、管辖制度的修改（一）协议管辖问题（二）指定管辖问题（三）应诉管辖问题二、代理制度（一）非法代理的诉讼结果是否有效

（二）公民代理的问题第五讲证据制度、证人制度与鉴定制度一、证据制度（一）举证责任（二）举证时限制度二、证人制度（一）证人免出庭的情形（二）证人费用（三）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三、鉴定制度（一）鉴定人的确定（二）鉴定人出庭（三）鉴定人不出庭第六讲送达、审理与检察监督一、送达（一）留置送达（二）电子送达二、审理（一）开庭审理（二）发回重审三、检察监督（一）检察监督权的扩大（二）检察建议（三）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文件编码（TTU-UITID-GGBKT-POIU-WUUI-0089）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就是人民法院对所收集的证据（以双方当事人举证为主），根据证据的构成要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对它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从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依据的原则、标准等规定的总和。从其构成来看，可以分为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举证制度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规范，质证和认证制度是对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及采信证据的规范，又可统称为证据评价制度。证据评价制度和制约着举证制度，故本文着重对证据评价制度进行探讨。民事诉讼因其利益对抗性强，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仅向法院提供于其有利的证据，隐匿于其不利的证据，甚至于举伪证或收买证人作伪证，以混淆是非，导致案情错综复杂，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法官对案情真象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超审象限的发生。所以，研究证据的评价、分析，也就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永恒的课题，只有完成对此命题的科学破解，才能更高效、更公正地审结案件，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一、证据评价的程序要求

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措施，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对今后我国法官找到更符合实际，更公正的上诉制度，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出宝贵意见。关键词：民事上诉改革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上诉制度，上诉，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上诉制度是规范当事人的上诉行为及上诉审法院活动的制度总称，是一种程序性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即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诉讼即告终结，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上诉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审终审制度中的第二审程序。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继续，是对案件的继续审理，二审程序的设立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当然是保障实现司法公正，促进法官理性司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上诉审程序的设立，体现了程序的公正。任何法律设立，都应体现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程序之所以公正，其评价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给予当事人的机会次数，如果只给予当事人一次机会，很难让人说是程序公正。（2）上诉审程序的设立，为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上位司法救济程序。程序法是当事人据以实现实体利益的保障法，上诉审程序正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为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供了表达自己对一审裁判部分或全部认同或否定之愿望的机会。对于认同一审法院裁判的当事人来说，在二审中，可以进一步申述并证明自己在一审中所持的主张，并肯定一审裁判的正确性；对于不服一审法院裁判的当事人来说，在二审中则可坚持并补充一审中所提出的主张及根据，说明一审裁判的失当错误之处。（3）、上诉审程序的设立，也是对一审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程序性规定，是上诉审法院监督一审法院，纠正不当裁判的重要制度。因而，这一制度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纠正不当裁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我国的上诉制度进行仔细审视，会发现该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下面，笔者就此与大家进行探讨。一、现行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一）上诉程序设置单一。我国现在设置的上诉程序单一，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案件外，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二审终审。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只有一次纠错机会，经过二级法院裁判后，不管当事人如何反对，该裁判仍将发生法律效力。这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问题，一个案件经一审后，一方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仔细听取该上诉人意见后，作出二审判决，这一判决很可能改变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有利，从而另一方当事人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希望上诉，但是已到了尽头，无路可寻了，导致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上访，影响社会稳定。（二）上诉审监督不力。我国规定了二审终审，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可以通过二审程序予以纠正和监督，使一审法院的法官更能审慎地作出裁判。而二审法院是终审法院，具有最终裁判权，虽然从法理上说还有上级法院及人大的监督，但是这些监督都是宏观的监督，并且未程序化，这样，对二审法院的监督是缺乏制度化的监督，当然，无监督的权力往往得到滥用，这样，对于一些不理性的二审法官所判决的案件的公正性可能不如二审法院。（三）事实审和法律审。我国的上诉制度，规定了二审法院全面审查一审案件的权力，二审法院通过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及程序的公正性的审查来审查案件，然后作出裁判。对于一审所认定的事实，二审法院有完全的审查并重新作出认定的权力，这样，二审法院的裁判是建立在二审法官新认定的事实之上的，当然作出的裁判可能与一审裁判大相径庭，然而，二审法院是终审法院，虽然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初次认定的，但已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成为事实上的一审终审。（四）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于“错案”？现在司法界，很多人都认为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于错案。错案，就其词义而言，可以认为是程序或实体上有错误的案件。但这一概念至今仍无准确的法律界定，到底何种程序瑕疵算作错案，是否有一点失误就算错案，对事实的认定，二审法院改变事实认定的，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认定难道说就一定错误。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二审法官的素质是不是一定比一审法院法官高，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就100%正确，二审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就一定比二审恰当。当然，答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89K-LLS98YT-SS8CB-SSUT-SST108】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2009年02月26日）作者：嘉定区检察院陈永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垄断经营案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公害案件、不合理利用土地案件、破坏土地资源案件等公共性的违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但是，由于我国公益诉讼的原告制度在程序法上的缺失，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法获得圆满的救济与维护，仅仅依靠公民以原告资格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非常不现实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理论，当事人仅能获得自身受侵害权利范围内的救济，而对于超出自身权利范围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民无权提起诉讼。因此，确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告主体资格，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一、民事公益诉讼概述公益诉讼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公益诉讼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在罗马法中，“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诉讼，仅特定的个人才能提起；公益诉讼则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①]“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损害的人或被公认较为适宜起诉的人具有优先权。”[②]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公益诉讼引起广泛关注却是在20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公害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不断被重视。学者们对公益诉讼的基本含义持不同见解：一种是从宏观的保护公共利益角度主张建立具有广泛内容的“公益诉讼制度”。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就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形态，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的司法活动”；[③]还有的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国家机关，即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④]另一种见解是将公益诉讼分化于各个诉讼程序中进行研究。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亦即将公益诉讼归结为与自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因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损害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⑤]。可见，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个极为广义的概念，一方面，许多法律部门都涉及到公共利益问题，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具有的普遍性特点使公益诉讼本身形态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建议，公益诉讼应根据诉讼程序的不同，划分为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有关的国家机关、组织、公民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授权，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回复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⑥]。依据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性质不同，分为广义的民事公益诉讼和狭义的民事公益诉讼两种。广义的民事公益诉讼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组织和公民个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民事公益诉讼仅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本文中的民事公益诉讼将限定在后者。从内容上看，民事公益诉讼与国家利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