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摘要】：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诗品序》为《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性情”二字是《诗品序》的全篇的眼目，也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从序文开篇的“摇荡性情”到文中的“吟咏性情”，乃至全文都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根本精髓而展开论述的。《诗品序》中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品序钟嵘性情
【正文】：
钟嵘（约468——518 ），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生活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据《南史? 钟嵘传》记载，钟嵘是东晋名臣仲雅的七世孙，出身是门阀世族，但钟嵘的父亲仲蹈，仅做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
《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诗学研究的开始。此前关于诗的研究多为经学之附庸，并仅囿于《诗经》。而《诗品》则首次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般的五言诗歌上，而且完全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将《诗品》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并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清代的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2]
一、性情说的由来
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而逐渐加深的。而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确定,又是《诗品》创作论、鉴赏论的出发点和钟嵘诗学理想的基石。
先秦时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这些都把诗看成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了提高《,诗大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并明确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诗不仅言志,还要抒情;诗起着感化、鼓舞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显然,这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前进一步了。
魏晋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时代”,诗歌也出现了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突出了诗歌内容的“缘情”,而且强调形式上的“绮靡”,即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亦高度重视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晶中所体现和凝结
的“情”,写有《情采》专篇,在《神思》等篇中亦有涉及,并提出了“情乃文之经”论,但他对情的体认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美学框架———致用理性美学框架。钟嵘则别开一途,建立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歌美学理论史。[4]
儒家学派论诗建立在功利主义美学观的基础上,诗的艺术功能及其审美价值止于赞美,而钟嵘《诗品》一书的诗论美学思想从儒家学派论诗传统的美学思想脱胎而来,却又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桎梏,在文艺思想史上,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二“性情说”的解读
《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刘勰也提出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由作者的性情决定的。《体性》开篇即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4]指出文章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作者的性情上。这与钟嵘的《诗品序》有异曲同工之妙，《诗品序》开篇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认为诗歌创作是由即气→物→情→诗。阐述了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
钟嵘认为，能够使外物活动起来，从而引起你内心感动的，那是“气”。古人以为，宇宙之间有阴阳二气，是它们的运行才产生了天地万物和四时晨昏。比方说，夏天阳气最旺盛，但到了夏至日，阳气盛到极点就开始衰落，阴气逐渐增生，慢慢地就天气寒冷草木凋零。等到阴气发展到极点就是冬至，从冬至日这一天起阳气又开始增生，于是天气又慢慢地变暖。由于四季冷暖不同，所以大自然中的各种景象和草木鸟兽的形态也各不相同，而人的内心也就随着外物的这些变化而受到感动。他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表述了中国美学发生学的“物感式”原理,并把情感来源分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人生两大类。这样他便囊括了人的情感来源和发生以及感应对象的全部领域。春夏秋冬四季物候无一不可以“感诸诗者也”,更重要的是社会人生的诸多现象对于感荡人的心灵的作用。同时,他认识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人们要用诗歌来歌颂美好的生活,寄托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以达到团结的目的。
他明确地指出了诗歌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而其原因，是由于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触动，即“物之感人”。《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既包括了自然事物，更包括了社会生活内容的“物”，必须感人。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三、总述
《诗品》强调诗要抒发“怨”情，是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情感论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框框，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病。灵祗待之以致飨,幽情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在这里,钟嵘对诗歌的发生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是客观的外界的“气”导致客观的天地万物发生了运动变化,由于受到这种运动变化的感染,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心灵受到震动,于是产生了种种强烈的情感,并通过舞蹈和诗歌等艺术形式表达这种物感。不难看出,钟嵘的诗歌发生论把《礼记·乐记》中“物———人心———音乐”的三段论,发展为“气———物———人心———诗歌”的四段论。这一发展无论是较《乐记》还是较刘勰《文心·物色》和《文心·明诗》篇,都是一种继曹丕“文以气为主”之后的天才创造———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把“气”引进了诗歌理论。”
相较前人而言,钟嵘之论把情感本源、情感发生、情感表达作为统一的审美发生命题来论述显得更为完整。他更深地寻究了情感的发生之本,揭示了情感和万物之源的关系。他的物感论的杰出之处是体认到万物和人的性情的关系是感应,人之于物是通过感应来实现异质同构的,这是他对“物感式”的审美论作出的新阐释。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选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199
[4]刘勰文心雕龙[A].黄霖大学经典[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01。
陆机诗歌10篇陆机写的诗
陆机诗歌10篇陆机写的诗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又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与贾谧等结为“金谷二十四友”。与潘岳合称”潘江陆海“之称，被誉为“太康之英”。下面小编就和大家分享陆机诗歌，来欣赏一下吧。 拟青青陵上柏诗 朝代：晋朝|作者：陆机 冉冉高陵苹。习习随风翰。 人生当几时。譬彼浊水澜。 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 方驾振飞辔。远游入长安。 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 飞馈缨虹带。层台冒云冠。 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 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轩。 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 诗·老蚕晚绩缩 朝代：晋朝|作者：陆机 老蚕晚绩缩。
老女晚嫁辱。 曾不如老鼠。 翻飞成蝙蝠。 齐讴行 朝代：晋朝|作者：陆机 营丘负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济。崇山入高冥。东被姑尤侧。南界聊摄城。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孟诸吞楚梦。百二侔秦京。惟师恢东表。桓后定周倾。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将复去。长存非所营。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八章 朝代：晋朝|作者：陆机 一章 于皇圣世。时文惟晋。 受命自天。奄有黎献。 阊阖既辟。承华再建。 明明在上。有集惟彦。
二章 奕奕冯生。哲问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铄。迈心玄旷。矫志崇邈。遵彼承华。其容灼灼。三章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飞自南。出自幽谷。及尔同林。双情交映。遗物识心。四章 人亦有言。交道实难。有頍者弁。千载一弹。今我与子。旷世齐欢。利断金石。气惠秋兰。五章 群黎未绥。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佥曰尔谐。俾民是纪。乃眷北徂。对扬帝祉。六章 畴昔之游。好合缠绵。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摘要】：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诗品序》为《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性情”二字是《诗品序》的全篇的眼目，也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从序文开篇的“摇荡性情”到文中的“吟咏性情”，乃至全文都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根本精髓而展开论述的。《诗品序》中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品序钟嵘性情 【正文】： 钟嵘（约468——518 ），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生活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据《南史? 钟嵘传》记载，钟嵘是东晋名臣仲雅的七世孙，出身是门阀世族，但钟嵘的父亲仲蹈，仅做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 《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诗学研究的开始。此前关于诗的研究多为经学之附庸，并仅囿于《诗经》。而《诗品》则首次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般的五言诗歌上，而且完全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将《诗品》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并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清代的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2] 一、性情说的由来 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而逐渐加深的。而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确定,又是《诗品》创作论、鉴赏论的出发点和钟嵘诗学理想的基石。 先秦时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这些都把诗看成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了提高《,诗大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并明确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诗不仅言志,还要抒情;诗起着感化、鼓舞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显然,这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前进一步了。 魏晋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时代”,诗歌也出现了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突出了诗歌内容的“缘情”,而且强调形式上的“绮靡”,即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亦高度重视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晶中所体现和凝结
钟嵘《诗品》译文
十、钟嵘《诗品》译文 《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一)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一) 【内容提要】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关键词】陆机/士族意识/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 后人对陆机的评价可以初盛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六朝时期一直到初唐时代，陆机受到了崇高的礼遇。葛洪云：“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1](P1481)钟嵘许其为“太康之英”2](P38)。唐太宗认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1](P1481)。盛唐以下，虽然也有对陆机给予高度评价者，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就每况愈下了。清人陈祚明、沈德潜等对陆机多有批评，沈德潜说：“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3](P156)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将陆机看作一个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诗歌一味模拟前人，敷衍成篇，繁缛华丽，对后世诗风产生了不良影响。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注：本文所引陆机作品，据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在《遂志赋》主张“声为情变”，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中不仅描写情感的词语比比皆是，而且直接使用“情”字的地方也随处可见。一个首次提出“诗缘情”主张的文学理论家，一个在作品中频繁使用“情”字的诗人竟然被人认为言不及情，这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的确，陆机诗歌中缺乏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4](P349)的英雄意识，也缺乏那种“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4](P347)的“诗史”之作。从这个角度看，沈德潜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但是，陆机诗歌有属于自己的情感，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概括地说，陆机的诗歌着重在表现一种士族意识。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 所谓士族即是中古时代的门阀大族。士族形成于东汉时代，钱穆先生指出：“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5](P184)士族势力在两晋时代进入兴盛阶段，在东晋时代与皇权结合形成了门阀政治，直到初唐时期门阀士族势力才逐步衰亡。中古士族在政治上与政权关系密切，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庄园，在文化上引导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在文学上引领时代审美时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古时代是一个门阀士族的时代。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自然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从诗歌的角度看，士族意识的出现是魏晋时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而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 其实，说陆机诗歌中包含着一定士族意识，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陆机出身于江东士族家族，陆机诗论倡导绮靡的诗风，陆机诗歌涉及到对父祖的歌颂，经过陆机的改造，诗歌进一步走向文人化和贵族化，这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但是，正因为已经被大家习以为常，反而缺少了必要地深入地探究。迄今为止，虽然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还没有专文予以全面地探究。从士族意识的角度看，也只有从士族意识的角度看，才可以挖掘陆机诗歌中“言不及情”的深层原因，才可以说清陆机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有鉴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人不揣浅陋，就相关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士族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首先就是诗人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陆机之前，也有流露出贵族意识的诗人。战国时代，屈原在《离骚》的开篇就写道：“帝高
钟嵘《诗品》.doc
《诗品》钟嵘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人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诗歌意义
诗歌的基本意义 -------------------------------------------------- 对于诗歌的功用，孔夫子曾经总结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诗歌可以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1.强化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 作为诗词大国,诗词文化在我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并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因此,了解我国诗词发展的脉络,掌握不同类型诗词的基本特征,对理解和鉴赏诗词是不无裨益的。 《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而“楚辞”是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它与《诗经》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后世;因“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两汉乐府,则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心态、愿望和要求。以反映社会的动乱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更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生动体现;入唐以后,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到了其高峰时期,“初唐四杰”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开始走向社会、贴近现实,内容清新健康。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多写闲情逸致,格调高雅,意境幽美,诗中有画;而边塞诗中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则呈或悲壮或奇峭的特色。李白和杜甫或以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或以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风泽被百代。中唐“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将文学引向对时弊的讽喻针砭。而晚唐诗歌气格趋于卑弱,染上了浓厚的感伤色彩;到宋代,词由宋初的娱宾遣兴的工具到柳永、苏轼等革新宋词,从都市下层人民生活汲取素材,打破诗词界限,再到南宋,感时伤乱、抗金爱国成为主题,词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宋文学的主要标志;到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入中原,配合当时流行曲调,出现了具有浓厚市民通俗色彩的散曲; 而明代的高度中央集权影响到诗文的创作,而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势力的增长,却促成了适应市民思想感情和文化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如小说等的昌盛;清代,朝廷对知识分子施行高压与笼络两手政策,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回顾总结的时期,其成就最大的不再是诗歌而是小说。
钟嵘《诗品序》原文及译文word
钟嵘《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 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 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 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 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诗品
诗品 【作者简介】钟嵘（468－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钟嵘出身世族，“好学，有思理”，精《周易》，有辞章修养，在南朝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出仕后，先为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后任衡阳王萧元简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并卒于记室任上，故世称“锺记室”。 【书籍简介】《诗品》，南朝·梁钟嵘撰理论批评专注，共三卷。《诗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显然作于作者晚年，即梁天监十二年（513年）以后至其逝世的大约四、五年间。本名《诗评》，唐、宋时两个名称并行，后来便只称《诗品》，沿用至今。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
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
古诗词意象的意蕴
古诗词意象的意蕴 古诗词意象的意蕴 古诗词中浮云意象的意蕴 浮云这一典型意象在不同的诗歌情景中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深层意蕴。 浮云聚散无常，常被喻为人生虚空。当浮云与表示功名利禄的事物相连时,常隐喻抒情主体鄙视功名利禄、超俗傲岸的精神气度。唐陆凭《咏浮云》：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也。唐朝萧静《三湘有怀》：柳絮飞来别洛阳，梅花落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王维《酌酒与裴迪》：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杜甫《哭长孙侍御》：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苏轼《别东武流杯》：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陆游《道室试笔》：浮云万事不到眼，千岁人间心尚孩。陆游《仲秋书事》：不是有心轻富贵，偶然看破是浮云。朱敦儒《临江仙》：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沈。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浮云又是闲适的象征。鲍溶《怀尹真人》：万里叠嶂翠，一心浮云闲。刘长卿《赠微上人》：禅门来往翠微间，万里千峰在剡山。何时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李商隐《赠郑谠处士》：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辛弃疾《鹧鸪天》：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 浮云往往用来喻人的漂泊迁徙。李陵《与苏武诗》：仰视浮云驰，奄忽交相逾。苏武《诗四首》：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当浮云与游子相前后时,常体现出浓烈的思乡怀友主题。诗人常以浮云的飘浮不定来状写远游人的情绪。江总《别永新侯》：送君张掖郡。分悲函谷关。欲知肠断绝。浮云去不还。唐皎然《答胡处士》：西山禅隐比来闻，长道唯应我与君。书上无名心忘却，人间聚散似浮云。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能文好饮老萧郎，身似浮云鬓似霜。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不醉黔中争去得？磨围山月正苍苍。唐朱放《送温台》：眇眇天涯君去时，浮云流水自相随。人生一世长如客，何必今朝是别离。韦应物《赋得浮云起离色，送郑述诚》：游子欲言去，浮云那得知。偏能见行色，自是独伤离。晚带城遥暗，秋生峰尚奇。还因朔吹断，匹马与相随。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杜牧《访许颜》：长嫌世上浮云客，老向尘中不解颜。浮云又往往成为离别时的典型景物。朱晦《秋日送别》：荒郊古陌时时断，野水浮云处处秋。唯有河边衰柳树，蝉声相送到扬州。 当浮云与白日相连时常隐喻闺怨主题或因奸邪蒙蔽明君而致使士不遇的主题。浮云往往比喻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朝廷小人。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曹植《杂诗》：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唐齐己《浮云行》：大野有贤人，大朝有圣君。如何彼浮云，掩蔽白日轮。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此诗说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不怕阻挠，不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 古诗词中流水意象的意蕴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流水是诗人经常借用的一种意象。因流水剪不断，永不停歇的特点与愁绪的无始无终，无止无休正好吻合，故流水常用来喻愁。 一、借流水抒写离别之愁
陆机《拟古诗》与古诗之比较(一)
陆机《拟古诗》与古诗之比较(一) 关键词：陆机古诗拟古诗 摘要：把陆机的《拟古诗》与古诗作比较，可以断定：陆机的《拟古诗》作于陆机入洛仕晋后。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拟古诗》融入了陆机入洛后的个人体验，偏爱于乡愁的描写； 二、《拟古诗》中的描述更符合陆机入洛后的身份；三、从创作方法上讲，《拟古诗》十二首受到了玄学影响，而陆机是入洛后接触玄学的。 对于陆机《拟古诗》的写作时间，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曾做如下推测：“审其文义，皆就题发挥，抽绎古诗之义，盖拟模实习之作，且辞义质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伤，不类壮岁以后饱经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构也。”而通过对陆机的生活经历及其《拟古诗》十二首的更深研读，并综合各方面分析，笔者认为《拟古诗》十二首更应该写于陆机入洛仕晋后。 首先，拟作比原作更钟情于描写思乡之情。古诗往往没有涉及思乡或者思乡的意味比较浅淡，而拟诗则多处点明浓重的思乡之情或者将思乡之情更婉转细致地表达出来。如陆机拟《涉江采芙蓉》是：“上山采琼蕊，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沉思钟万里，踯躅独吟叹。”这首诗结尾四句明确指出思念的主体对象就是故乡。而这与古诗中思念的主体却有明显差别。例如古诗问道：“采之欲遗谁”，很显然这个“谁”是诗人内心所思所想的主体，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故乡；从诗末“同心而离居”中是可以比较明晰地看出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主体就是远在家乡的妻子，所以才会有“同心”、“离居”之叹。当然在思念妻子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但思念的重心是妻子，或者说全诗包含的思念家乡之情是由思念妻子引起的，思乡只不过是个掩饰而已。再如，从古诗《明月何皎皎》中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可以看出，抒写的是久客异乡、夜不能寐的丈夫对独守空闺的妻子的思念，或者是思妇因其丈夫久客不归忧愁而望思之情。而在陆机拟诗中夫妻思念之情已淡，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游子内心的苦闷。从拟诗中“我行永已久”和“游宦会无成”等句可以看出，这里表达的是在外求取功名的游子因游宦无成、功名未就而兴起的怀归之情。这种愁情在作者心中挥之不去，并无原诗中所说的“乐”，反而从“凉风”、“寒蝉”等词语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悲。此外,古诗并未明说客为何远游在外，而拟诗则明确指出“游宦会无成”，是出于寻求功名。以此可见拟诗中“我”之客观处境成分较浓。尤其是从“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两句可以看出作者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但又仕途阻滞，想归却又不得归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再如在古诗《行行重行行》中，从“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以及“思君令人老”等描述中能更加明确地看出，表现的是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而陆机拟诗却说：“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比起原作，拟诗中思念之对象更鲜明地指向“万里”之外的家园。由此可见，陆机拟诗颇用心于思乡之情的抒写。 纵观陆机入洛前后的处境，我们不难发现，能够让陆机产生如此浓重思乡之情的时期，最有可能是在陆机入洛之后。在陆机远离家乡入洛期间，故乡始终是他内心最温暖的角落，也始终是他灵魂的一大归属。虽然陆机出生时，孙吴的国势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毕竟陆机有一个显赫家世的庇护，在吴国灭亡以前他的生活还是较为稳定的。即使父亲过世之后，他也依靠家族，没有遭受什么困苦。而陆机离家北上，成为羁旅行役之人之后，对北方中原有诸多不适应之处，甚至时时刻刻处在北方人的各种歧视之中。《世说新语·简傲》记载:“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余嘉锡案:“士衡兄弟，吴中旧族，习于礼法，故乍闻道真之语，为之骇然失望。当时因风尚不同，南北相轻，此亦其一事。”北方中原的习俗、思想和自然环境，都与他所熟悉的南方有着很大不同，他身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看不到家乡的青山绿水，也吃不到家乡的美味佳肴。在此状态下，陆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及其情感意蕴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及其情感意蕴 摘要：陶渊明，东晋著名诗人，是我国诗坛上一颗极为璀璨耀眼的明珠。他一生坎坷，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他的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善于借物抒情，借助一些典型意象抒发自身的志趣。陶渊明在其不同时期的诗文创作中融入了“酒”、“菊”、“鸟”等典型意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他的的情与志，也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真谛的探求，这些意象因诗人内心世界充盈着自由。恬淡、率真的情感而显得内涵极为丰富厚重。他们的不同作用和出现比例也是我们一窥陶渊明的心灵状态和人格结构的视角。对这些意象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陶渊明。 引言 先秦以来，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传统下，中国古代文学保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乐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位一体的儒家原典哲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主体往往注重追求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功用，往往把社会责任看成是完善自己理想人格的必要因素。但社会理想和政治现实总是会出现龃龉，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受到黑暗的遮蔽和小人的戟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很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曾有过苦闷的经历。这样，一些比较有着相对自足的人格的作家作品便会成为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失意时的精神家园。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受小人谗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贬谪江南而作成《离骚》，以香草美人比附自己高洁的品格，以幻想中的神话世界寄托自己浮世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自此，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第一座精神家园。而继之以起的则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他最先较为彻底的摆脱纯粹的儒家人格的范导，而为后世开辟了一条隐居的新的方向。在归隐中达到一种相对自足的人格境界，而这也得益于陶渊明在诗歌中表现出的那种相对独立于儒家道德预设的人格概念的生命意识。如果说屈原所代表的精神家园是一方神奇的圣土，高悬于尘世之上；那么陶渊明所创造的精神家园则是一方人间的田园，未离尘世之中。
诗言志论文：陆机诗歌情感研究
诗言志论文：陆机诗歌情感研究 【中文摘要】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理论,结果其诗歌却被后代诗论家目为“不及情”或者“感情贫乏”,这一矛盾现象很值得深究。“诗缘情”与陆机诗歌情感的互证研究,还有继续深入开掘的空间和意义,而且尚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和考虑,本文才不揣浅陋,拟用知人论世、文史互证和创作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从“诗缘情”与陆机诗歌创作的互证的角度,希冀对陆机诗歌的情感类型、特征和情感表现之得失做一个“持而未周”的尝试性研究。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比较全面地了解20世纪至21世纪初十年,国内外研究陆机及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概况后,确定本文的研究论题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嬗变。分别阐述“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理论的提出背景和丰富内涵,以及历代对于“志”与“情”的辨析,探讨个体情感(“诗缘情”)对于诗教传统(“诗言志”)的疏离。第二章,“缘情”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本章主要结合陆机的诗歌作品分析其诗歌中所表现的丰富情感和体现的鲜明特征,论证陆机诗歌是“及情”之作。第三章,“缘情”的追求与困境。本章重点从专重形式美的时代审美风尚的习染和西晋“政失准的”的特殊环境与入洛处境对陆机诗歌情感的约束和限制两个视角,析论陆机诗歌情感表现的得失,从而廓清历代论者评定陆机诗歌“少情”、“不及情”的迷雾。第五部分为余论:“言志”标准与“缘情”实践的分歧。通
过考索探微历代论者的评价立场和标准,辨析历代论者对“诗缘情”与陆机诗歌的情感评价,认为陆机诗歌“少情”甚至“不及情”的大多数论者多是以“诗言志”的教化标准看待陆机的“诗缘情”理论下的诗歌作品,所以导致了评价的偏颇以至错误,从而进一步补正了陆机诗歌是“诗缘情”理论下的“及情”之作。
钟嵘《诗品》读后感
钟嵘《诗品》读后感 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 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 1.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
试论陆机的诗歌
试论陆机的诗歌 安海民1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摘要】陆机是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唐以后对陆机诗歌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此种认识影响了现当代的几部文学史的编写。因此，如何重新评价陆机诗歌的艺术特色与成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诗歌之要素，主要乃在于其所具有的一种感发之生命，因此衡量诗的重要标准，便当以其所传达的感发生命之质量，及其所传达的效果之优劣为根本依据。本文据此并结合文本探讨了陆机诗歌的艺术特色与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陆机；陆机诗歌；艺术特色与成就 陆机被称誉为“太康之英”，受到了其时代的推崇，然自唐代否定六朝文学起，陆机及其诗歌创作往往遭到评论家的诟病，如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益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1]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陆士衡之‘来日苦短，去日苦长’，……语若卑贱，而亦实境所就，故不忍多读。”又云：“若陆机《辨亡》、傅玄《秋胡》……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秽，皆不免为盗蹠、优孟所訾。”[2]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士衡旧推大家，然通瞻自足，而绚采无力，遂开出排偶一家。降自齐、梁，专攻对仗，边幅复窄，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陆氏滥觞也。”[3]此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几部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中，更是将陆机的诗歌目为形式主义代表，加以否定与鞭挞，即就是新近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而言，在论述陆机时也认为：“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求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4]因此，作为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陆机，其诗歌创作到底有何特色与成就，仍有继续研讨的必要，笔者不揣简陋，撰此文就此问题试加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所载，现存陆诗有九十首﹙辑录的佚诗不计﹚，其中，乐府诗四十八首，拟古诗十二首，公宴、赠答、招隐等徒诗三十首。综观陆诗，我们将其表达的思想情绪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描写统治者的功德和同僚友朋的诗酒唱和。如《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一首，描写西晋承魏祚，统一天下，宅京洛阳，惠承武隆，笃生太子，陆机以远方小臣侍奉太子一事。其中，“时文惟晋，世笃其圣。钦翼昊天，对扬成命。九区克咸，讴歌以咏，皇上纂隆，经教弘道。于化既丰，在工载考。……”这是对统治者功德的歌颂。再一首是关于元康三年（293年）冯文罴迁斥丘令事的，诗中叙述详瞻。其中，“阊阖既辟，承华再建。明明在上，有集为彦。奕奕冯生，哲问充迪。……”不乏对冯文罴的益美之辞。如此颂德、唱和之作，在魏晋诗坛亦有不少。今存陆机诗中尚有《皇太子赐宴》、《答潘尼》、《赠冯文罴》、《赠顾交阯公真》、《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等。 2．叙述日常生活和抒发日常情感的。通过初步统计我们发现，陆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是“悲”（30多次）、“思”（20多次）、叹（15次以上），这些词语均与日常思想感情有关。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陆诗抒写最多的不是颂德、唱和，而是叙述日常生活和抒发日常情感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情绪具体表现在离愁别绪中交织着深沉的乡思、亲友手足之情。 陆机远离水乡吴都，到京洛出仕，实为婴时牵网。离愁别绪，不绝如缕。请看： 1【作者简介】安海民（1964-- ），男，甘肃秦安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青藏高原文化研究。
舒婷诗歌的思想意蕴和意象特点
浅论舒婷诗歌的思想意蕴和意象特点 舒婷，出生于1952年，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致橡树》是她朦胧思潮的代表作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事实上，她的诗歌更接近上一代载道意味较浓的传统诗人，反抗性淡漠了许多。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 舒婷擅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握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 舒婷的诗真挚、柔婉、朦胧，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曾被称为“崛起的诗群”中的代表，因而引起争论。她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积极向上的思想，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笔者无力走进这样一位杰出诗人真正的内心世界，只能以粗陋的笔尖就舒婷诗歌的思想意蕴和意象特点两方面谈谈自己浅显的认识。 一、舒婷诗歌的思想意蕴 舒婷的诗歌大多以“爱”为内核、忧伤与憧憬并存。其诗歌由于失落、悲哀、迷惘所带来的忧伤、痛苦，却蕴籍着对人生道路的思考、探索，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笔者认为，舒婷诗歌的思想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体现对真善美的人性回归的追求 朦胧诗人们的人生历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经历，即都经历过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它使他们失去的金色的童年，失去了温暖与友爱，甚至推动了正常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他们目睹了“一系列威胁着残害着人和心灵的历史事件”的不断出现，人性被湮没，人与人之间竖起了一层愈来愈厚实的障壁……于是，这些怀着被愚弄和被遗弃的心态的一代人，便成长为冷峻、深刻而又特别赋有创新意识的一代新人。他们痛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他们仇视人性被埋没的无理，他们痛苦地反思着昨日历史的疯狂；他们欣悦地展望着明天世界的美丽。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