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49年后为何被边缘化

张恨水49年后为何被边缘化：进步文人举报他民国反共

章回小说家张恨水是民国期间最畅销的作家，老舍说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他创作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等发行量皆极大，仅《啼笑因缘》就出过二十多版，当今畅销书作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张恨水小说的影响力和畅销程度，两则材料可资佐证。一是每逢张恨水新书出版，鲁迅都要买回送给母亲看。1934年，时在上海的鲁迅写信给居北平的母亲：“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二是吴宓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陈寅恪因病住院，虽然双目失明，但陈寅恪还请吴宓为他借张恨水的小说，再由他的家人读给他听。

但在1949年后，张恨水这位写作界的超级明星，却几无新作在国内发表、出版，旧作也绝少有重版，他在国内迅速销声敛迹，逐渐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个人因素之外，也可时时看到背后政治力量的影子。

组织制度上的遗忘

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旧派小说就受到新小说家们的排斥。对于张恨水的小说，新小说作家颇不以为然，甚至于从心里鄙视。1931年夏，张恨水与郑振铎同车北上。闲聊中，郑振铎谈及茅盾对张恨水新作《啼笑因缘》的意见，大意是张恨水新作的章回小说，“很难达到文艺的水准。尤其是意识方面，认识不够。”由这段往事，可以看出新小说作家对张恨水的态度。

因此，1949年后，新小说力量通过组织制度、出版制度全面压制旧小说作家，让他们失去了出版阵地和聚集写作的舆论环境。而作为旧派小说代表的张恨水自然也在被压制者之列。

对张恨水的压制首先是在组织制度上的有意疏漏和遗忘。虽然1949年前张恨水在读者中的地位可以与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们分庭抗礼，但1949年后他却并没有被中共列入招抚对象。1949年6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会前张恨水被推荐为正式代表，但在代表资格审查时，他与沈从文未获通过。因为他们都被郭沫若点名批评过，一个是“粉色”作家，一个是“黄色”作家。后来，考虑到他和沈从文的影响力，另立一个新名称：特邀代表。在旧派小说家群体中，张恨水的特邀代表身份已是最高待遇，其他旧派小说家没有一人入选，甚至不被认为是作家，比如像《蜀山剑侠传》作者还珠楼主(李寿民)、《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这样名动一时的武侠大家，在全国文联名册里竟然找不到名字。

而后，新成立的全国文联等部门，对张恨水也没有表示出兴趣，也没有人来请他编辑刊物，甚至于没有人来登记他的工作单位，张恨水骤然成为失业人士。他被新政权迅速从制度上遗忘，由一个文坛大家而成为多余的边缘人。对张恨水和其他旧派小说作家从制度上刻意疏漏和遗忘，很难说是出于政治力量的直接安排，但从新小说力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旧派小说的普遍鄙视态度，对张恨水的全面压制则不难见其端倪。

对张恨水的制度性遗忘，除了他旧派小说家的“红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张恨水是有“历史污点”的人。这一切，要从1946年说起。

1946年，张恨水到北平《新民报》任职，职务是主笔兼北平社经理。不久内战爆发。张恨水于10月19日、28日接连在他所主持的北平《新民报》刊发了《时局管窥》和《中共之失在政治》两篇社论，对共产党颇多批评。认为“内战爆发以来，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军事上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想要摆脱被动，必须制定整编军队，解决地方政权。”还认为，“(中共)无限制地驱民兵以战，及囤集粮食作军粮之用，所以失掉了人心”。此外，内战期间，《新民报》还刊发了其他一些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在几大报社中，《新民报》的言论是最为右倾。

1948年12月12日，因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尤其是张恨水与总社派来北平的总编辑王达仁水火不容，张辞去了《新民报》的所有职务，结束了近四十年的报人生涯。但事情并没有完。1949年3月，北平刚和平解放不久，当时《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主持，2日到4日，《新民报》连载王达仁的长篇文章《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检举张恨水的种种“罪行”，包括他所撰写的不利于共产党的社论，几乎把他当做“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王达仁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49年后在《光明日报》、新华社等任职。

据张明明回忆，王达仁文章对张恨水的影响很大，“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设身处地想象一下，自己曾经屡有非议的政党，现在握有政权，这种政治上的无形压力可想而知。张恨水长期患有严重高血压，加之政治上的无形压力，此后不久，张突患脑溢血，一年多后才逐渐恢复过来。

作品传播范围限于海外

张恨水的逐步被边缘化，除了组织制度上的疏漏与遗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表渠道的控制。虽然1949年初，张恨水因病丧失写作能力，但到1950年他即基本恢复了写作，而新刊物却没有考虑过向他约稿，近在咫尺的《文艺报》、《人民文学》从未与他联系过，即便是赵树理主编的通俗刊物《说说唱唱》也没有刊登过他的作品，虽然赵树理倒是跟他常有联系。很明显，他的写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1953年，北京文联在工作汇报中明确表明这种看法。文联认为，“旧小说家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又不熟悉新社会，如张恨水、陈慎言等，写东西很多很快，但都不能用。”

1949年前，作为畅销书作家，张恨水是各出版商的座上宾，小说版税也是他的重要收入。1940年代，他把《春明外史》交由上海世界书局第三次出版，出版商沈知方一次就预付了八千元版税给他。照理说，张恨水的小说有广泛的市场，出版社重版他的小说应有利可图，但遍查张恨水小说的版本，整个50年代，大陆几乎没有他的旧作重版。究其原因，不难看到意识形态的因素。1949年后各出版社被纳入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考虑的不是图书的市场效应，更多考虑的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作品能否与新时代、新社会相适应。被打入另册的张恨水，其作品当然不会在考虑之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后张恨水就基本放弃了写作，其实这个印象并不准确。就现有资料看来，1954年后，张恨水创作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只是在创作内容与发表渠道上，跟1949年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变。

1949年后，张恨水恢复写作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写作内容，二是发表渠道。

他原先所熟悉的言情小说已被验明“黄色”之身，当然不便再写；那么写现代题材？张恨水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对文艺政策也把握不准，勉强写恐怕也难以胜任。唯有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故事不犯忌，在书写逻辑上也与张恨水以前创作的小说较接近，于是“故事新编”遂成为他的首选，尽管这些作品只是改编，谈不上原创。选择“故事新编”的写作方式，应是张恨水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主动选择。这类“故事新编”没有政治风险，而且在50年代初，这类故事新编还受到鼓励。对于张恨水这样被打入另册的小说家而言，这是他在现实境遇中最为恰当，也是最为可行的选择。于是，1954年后，张恨水接连创作了《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凤求凰》、《牛郎织女》等作品。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发表的渠道了。50年代张恨水创作的这些作品，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些作品差不多都不是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而是在海外发表，其中，肩负面向海外华人宣传之责的中国新闻社，似乎与张恨水形成了固定合作关系。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秋江》，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牛郎织女》、《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卓文君传》、《凤求凰》等，均系“由中国新闻社发表”，这些作品也无一例外没有出过单行本。这意味着，张恨水虽然恢复创作，但其作品的传播范围仅仅限于海外。他的写作，与中国本土的读者基本无关，虽然，他在国内拥有最大量的读者群，但是对国内读者而言，张恨水实际上是销声匿迹了。

唯一例外地是1957年。这一年，张恨水罕见地回到原创性写作，创作出他1949年后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记者外传》；小说也罕见地在国内发表，由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据说，他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将《记者外传》写成四部头的巨著，但结果是只写出了上半部就不了了之。

“例外”从何而来？考察这一年的政治形势，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时，旧派作家早已是闲散人员，因此“反右”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张友鸾被增为“右派”，很快摘帽)，他们意外地在党内作家的内讧中，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写作环境。这一年，中国作协还专门召开“通俗文艺作家座谈会”。这种座谈会，1949年也曾召开，但当时名为“旧的章回连载小说作者座谈会”。会议名称从“作者”升格为“作家”，可见作协态度的改变。

至于张恨水的《记者外传》后来又“不了了之”，也不难从后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中觅其端倪。旧派小说家写作环境的宽松与再度收紧，背后都有一双政治的手在挥舞。

生活陷入困顿

1949年后，没有人来登记病中张恨水的工作单位，他成为了失业人员。那个年代里，一个人没有“单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将知识分子纳入各种各样的“单位”，是新政权进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国家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提下，单位成为国家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没有单位，自然也就没有薪水，没有福利保障，一切只能依靠自己。

需要提及的是，1949年前张恨水的历年积蓄也已被一个朋友席卷一空。1946-1948年间，张恨水把历年版税所积，换成10两左右黄金，交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开了一个收据。北平解放前夕，王锡恒携黄金逃往台湾，遂令张恨水全部积蓄化为乌有。

作为一个作家，稿费与版税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1949年后，病中的张恨水基本丧失了写作能力，稿费收入自然无法说起。旧作也因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没有出版社重版。没有单位、没有稿费、没有版税，积蓄被席卷一空，加之生病花费大，张恨水一家很快陷入困窘之中。据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回忆，这一段时间，窝头、咸菜、小米粥成为张恨水全家一日三顿的常餐。有一天，张明明看着桌上的窝头与咸菜，实在不想下咽。“哥哥想了个好办法，把咸菜分成三四碟，一碟切成细丝，一碟切成象眼块，一碟切成T，热锅一炒，再来点辣椒，他故意发出啧啧的声，向我笑着说：‘明明，尝尝这个，忒好吃，像烤鸭，嘿！再来这个，红烧鸡T，没话说。’另一哥哥帮腔：‘真不赖！又香又脆！’”

无奈之下，1950年，张恨水将原来在西城赵登禹路购买的共有三十多个房间的四进大院子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换成砖塔胡同的一座小院子，用卖房子剩下的钱勉强维持生活。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张明明回忆，买房契约上写明，用“二厂五福布150尺”。这种困窘的生活，直到1953年才有所缓解。张恨水的老朋友马彦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长，他向周扬反映了张恨水的困窘生活。经文化部研究，决定聘请张恨水担任文化部顾问，每月发放120元生活补助。而这时，离张恨水生病已有四年之久。对于顾问的生活补贴，张恨水并没有领取太久。1954年，张恨水的身体基本恢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开始创作故事新编，由中国新闻社在海外发表，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稿费收入。于是，他写信给马彦祥，主动辞掉了文化部顾问的职务。

1959年，张恨水病情复发，之后再没有恢复写作。病后不久，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张恨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固定领取一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此时家中子女都已长大，生活负担不重，张恨水的家庭生活也就勉强能维持。

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中，张恨水的老友们大多遭批斗，有些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些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张恨水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1967年农历初七清晨，张恨水因脑溢血去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