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41语言学概论小抄

语言学概论

课程代码：00541

第一章语言和语言学

第一节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

1.1 什么是语言

语言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可是，什么是“语言”呢？首先，“语言”不是一种物质实体，因为“语言”既没有一定的体积，也没有一定的重量，所以我们没法说：拿个“语言”出来给大家看看！“语言”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因为“语言”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也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语言”，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类社会就没有“语言”。其次，“语言”还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尽管我们人人都在使用“语言”，还天天在使用“语言”，可是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什么是“语言”。不过，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语言”是客观存在的，至于什么是“语言”，各人就有各人不同的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什么是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

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际行为。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始终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人类为了繁衍生息，为了共同进行劳动生产，为了保护个人和整个群体，就要互相合作，互相协调，这就需要互相传递信息，互相交流思想感情。人和人之间互相传递信息，互相交流思想感情，最主要的方式是进行口头交际，也就是“说话”。“说话”是通过发出一连串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的信号，向对方或在场的别的人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狼来了”是传递某种信息，“狼没有什么可怕的”是表达某种思想观点，“狼太可怕了！”是表达某种感情，“你跟我一块去打狼！”是发出命令。“说话”的内容也就是说出来的“话”，当然不限于这么几种类型，这里只是就最主要的几种类型举例加以说明而已。另外，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和口气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说话的声音和口气也不一样，说出来的具体的“话”更不会一样。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智慧的发展，“说话”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

“说话”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口头交际行为”，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两个人或几个人互相交替着“说”和“听”的过程，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说话的人要有想说什么的愿望和想说什么的内容，而这就是跟每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经历、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当前需要处理的问题分不开的，这就要涉及大量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哲学问题和逻辑问题。其次，大脑要有怎么组织“说话”和怎么分析理解对方说的“话”的机制和能力，这就要涉及很复杂的心理和生理问题。最后，还要有一整套发音、听音的器官和神经网络，以及通过神经网络控制相应的器官协同发音、听音的机制和能力，这就要涉及也是很复杂的生理和物理问题。现在有人从通讯理论的角度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为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从说话人的一方来说是一个编码过程，从听话人的一方来说是一个解码过程。这样一个双向交际过程牵涉到一列复杂的心理和生理活动。不过这些活动是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很难用仪器来观察和记录，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活动过程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

有不少人，特别是上过学，还学过一点外语的人，往往认为语言非常具体，语言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客观存在形式和主观认识问题，语言就是语汇和语法，语汇可以到词典里去查，语法在语法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哪有这么复杂！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就拿最简单的语汇来看，“说话”这个词应该说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这一个词的客观存在形式并不简单，具体的发音可以说人人不同，而且也不一定非连在一起说不行，可以拆开了说，中间插入“了、着、过、起来”等等助词，还可以插入“呃、嗯、啊”等等叹词和语气词，插入“个、那个”那样的量词和数量词，口吃的人还可以说成“说说说说……话”。把这个词记录为“说话”已经是一种主观的概括。英语的“走”是go，这似乎也是简单不过的事，在词典里一查就知道，其实不简单。客观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go，而只存在go，goes，going，went，gone，在不少小孩子嘴里还有goed，而且不说每个人具体发音问题。把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式概括为一个go就是一种主观认识，而客观存在形式和主观认识并不完全等同。语法书里面讲句子，讲句子结构，都是很规整的，而口头语言中客观存在的句子大都是不那么规整的，有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的。如果我们把平时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再如实整理成文字，自己看了也准会不相信这是自己说的话。这些都证明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跟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语言学家研究的只是经过语言学家主观概括和不同程度上理想化和简单化了的语言。记住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结论也不完全一致。如果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跟我们的主观认识完全一致，把我们的主观认识跟客观存在等同起来，那么这一切都无法理解了，并且很容易认识跟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的观点都是极端荒谬的了。学问无止境，语言学研究也无止境，这个过程就是一步步地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更接近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的客观真相的过程。

1.2 语和书面语

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是有声的口头语言，也就是口语。但是有了文字以后，语言就有了第二种客观存在形式，那就是书面语。不过，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先有口语，后有书面语，而且大多数语言在其存在的历史上只有口语而没有相应的书面语。任何一种书面语又都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或迟或早总是要随着口语的演变而演变。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口头存在形式，但是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语言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书面语。因此，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

尽管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但是，也必须指出：书面语既不是口语绝对忠实的记录，也不是口语机械的复制品。口头交际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中进行的，而且交际双方或各方在进行口头交际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各种面部表情、手势和体态，还有各种不同的口气和语调，而书面语一般没有记录这些成分，而只记录了谬误，也就是口语传递信息和思想感情的关键部分，同时，书面语写作有比较充实的时间来推敲，可以写得比口语更精练、更精确，这样看来，书面语就比口语少了一些内容。另一方面，书面语也还是口语机械的复制品。口语由于有语境和面部表情、手势、体态的帮助，可以省略某些语言成分而不至于影响理解和交际，书面语却由于没有记录这些因素而别人很可能难以理解，因此书面语就不得不补上某些省略以后影响理解的成分。这样看来，书面语就又比口语多了一些成分。所以，简单地说书面语是口语的书面记录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书面语是经过加工、提炼和发展了的口语的书面形式。另外，书面语一旦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史。书面语由于克服了口语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局限，就有可能积累起比口语更丰富的语汇，更精密复杂的语法结构，更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反过来影响和促进口语的发展。

书面语和口语在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基本一致的。所谓基本一致，指的是基本的语言成分，也就是基本的语汇和语法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如果书面语跟口语严重脱节，那么或迟或早最终还是要适应口语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当口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书面语长期保持古代语言的面貌不变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的文言文和西方的拉丁文就是“言文脱节”的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发展滞后，教育很不普及，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书面语的社会里才可以勉强维持，到了现代社会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汉语基础上产生的白话文终于替代了跟口语严重脱节的文言文。

尽管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跟口语相对而言是第二性，但是应该看到书面语的产生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世界各国都把书面语的产生作为文明史的开端决不是偶然的。口语一说出来这种声音就永远消失了，并且除了当时在场的人以外，别人都听不见。在一个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的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交际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并且只能口耳相授，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因此经验和知识的传授和积累都是极其缓慢的。书面语的产生克服了人和人之间进行交际、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感情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限制，从而大大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现代生物考古学表明，人类的出现已经有好几百万年，可是在漫长的的旧石器时代和几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而在人类创制了文字用来记录语言出现了书面语，克服了口头语言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以后的几千年文明史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大大地加快了。

因为口语是第一的，书面语相对而言是第二性，所以研究语言首先应该研究口语，并且当口语和书面语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一般应该以口语为准。世界上很多语言至今只有口语，没有书面语，那就当然只能研究口语。但是，由于书面语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面广，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口语，又是官方文书和宗教、学术经典的载体，而且需要下工夫学习才能掌握，从古至今在社会上一直比口语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所以长期以来语言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书面语方面就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今天，由于录音录像设备还不够完善和普及，异域语言和异地方言的口语形式也很难直接接触，口语的细节和语境资料就更难搜集，因此语言学研究还是以书面语为主。但是，决不能由于重视书面语的研究而忽视口语的研究，更不能认识书面语是语言研究的唯主要对象。

1.3 语言和民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例如汉族使用汉语，蒙古族使用蒙古语，日本人使用日语，俄罗斯人使用俄语等等，因此语言就成了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怎样来定义“语言”和“民族”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单纯在语言学的范围内来讨论这个问题，“语言”和“民族”这两个术语说可能形成无法解决的循环论证：同一个“民族”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语言”；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社会群体是一个“民族”。但是，如果跳出单纯的语言学技术性的圈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会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感的社会群体”，有的“民族”使用一种语言，有的“民族”使用几种“语言”。不过这样的定义要区分不同的时代，远古时代民族的概念和古代、近代、现代的民族的概念不完全相同。现代西欧国家通告的关于“民族”的概念是从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特点来定义的。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从8世纪到16世纪，先后建立了现代西欧各个主要的民族国家。所谓“新兴”国家是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国家相对而言的，所谓“民族国家”是指这些新兴国家大多数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大多是以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爱尔兰、德国等等。但是有的处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也并不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而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如瑞士就有说德语的日耳曼人，说法语的法兰西人，说意大利语的意大利人，说一种罗曼语的罗马人后裔等等。不过对这些国家来说，至少“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样的定义还是适用的。至于其他地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就无法适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这样的定义，连“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这样的定义也难以适用。但是，由于现代西欧的这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处在领先地位，因此，他们对“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的片面观点的影响就十分深远，并且由于强行推广这种观点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国际矛盾也有越演越烈的势头。语言学家应该了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欧各个新兴民族国家举这段历史，更应该了解全世界从古到今的“语言”和“民族”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这样才有可能对“语言”和“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作出更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结论。

有些历史学家企图用“部落”、“部族”这样一些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和概念来替代远古、古代、近代、现代不同时期的“民族”的概念，可是事实证明很不成功，所以我们宁肯多用几个字来区分不同时代的“民族”的概念。另外，“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绝对化。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同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现象是到处客观存在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使用所在地的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身份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他们还是犹太人，国外的有些华人已经不会汉语，使用的是所在地的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身份仍然是华人。另一种情况如我国境内不少少数民族在和汉族长期友好相处的过程中逐步改用了汉语。最典型的例子是满族。满族在17世纪中叶入主中原，在清代二百多年间，满族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民族，但是他们逐步改用了汉语；到了乾隆朝，多数满人已经不会说满语了，所以皇帝不得不下令满族子弟必须学习满语、满文；到清代末年，满人几乎全都改用了汉语。今天满人说的是汉语，但是他们还是满人，民族身份不变。我国境内多数回话的情况跟满族相似。这种现象是有关民族形成以后某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民族形成的最初阶段，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定义大概还是适用的。这样看来，尽管“语言”是最直观，最容易识别的民族标志，但事实上还不是最可行的标志，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由此产生的民族认同感”，也许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因素，因而也是确定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标准。

大概因为“语言”是最直观，最容易识别的民族标志，而“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感”相对而言比较抽象，也不容易直接观察，所以不少人，特别是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货币于把“语言”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准，而且又把“相互理解程度”作为区分“语言”和“方言”的唯一标准。他们的这种观点和主张显然是由于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语言和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在这些国家里，“语言”、“民族”、“国家”几乎是同义词，不同地区的“话”各有特色，特别是“口音”不同，但是互相理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些国家本来是在罗马帝国根据语言和历史的差异而设立的各个不同省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就是所谓“相互理解程度”：相互能理解的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互相不能理解的是不同的语言。同时也就主张：互相能理解的各个方言从属于同一民族语言，使用同一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民族；相互不能理解的是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属于不同的民族。但是西方国家这种说识别“语言”和“方言”，从而识别“民族”的惯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单纯依据“相互理解程度”，也就是语言结构本身差异的程度，来确定几种身份未定的“话”是属于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还是不同的“语言”，从而确定有关的社会群体是一个“民族”，还是几个不同的“民族”，这种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而且很可能会在政治上引起严重后果。不过坚持这种主张的语言学家一旦发现自己的“理论”和客观现实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就往往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采取实用语义的双生标准：对弱国坚持自己的主张，强调“相互理解程度“的原则，不惜害死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的各个相互通话有困难的群体，拒绝承认这些不同群体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同一语言的“方言”，而坚持认为是独立的不同的“语言”，从而认定这些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的社会群体是不同的民族。例如，长期以来不少西方语言学家，以及当代西方当代出版的某些著作就是只承认中国有“官话”、“粤语”、“吴语”、“湘语”、“闽语”、“客家话”等等“语言”，而不承认有一个汉民族的民族语言“汉语”。但是他们在处理自己的国家和强国的民族问题的时候，态度就完全变了，就完全不提“相互理解程度”这样的原则，而充分尊重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历史，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感情了。例如，如果严格按“相互理解速度”来区分民族和语言，那么英格兰夫、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等等，说话相互才能理解，因此他们是一个“民族”，使用的都应该是“英语”，而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等等应该只是英语的“方言”。可是这么处理，这些语言学家自己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所以就“创造”了英语的“美国变体”，“澳大利亚变体”等等比较平等的“术语”，而且也没有忘记把英国英语改称为英语的“不列颠变体”，尽管英国语言学家从来不会把英语称为“英语的不列颠变体”。再如北欧瑞典、挪威、丹麦三个主权国家的语言差别很小，互相都能听懂。如果按“相互理解程度”理论来处理，这三个国家使用的是一种语言，或者可以称为“北欧语”或“斯堪的纳维亚语”，而下面分为“瑞典方言”、“挪威方言”、“丹麦方言”三个方言区。但是没有哪个坚决主张“相互理解程度”理论的语言学家“敢”这么说，他们还得承认这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瑞典、挪威、丹麦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很多西欧国家的语言同出一源，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特点是渐变的，在边境地区，边境两边分属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居民实际上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德国和荷兰交界地带就是这种情况，按“相互理解程度”的理论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只能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感”，再参考社会政治因素来处理。在德国这一边说的话是德语，居民属于德意志民族，在荷兰那一边说的话是荷兰语，居民属于荷兰民族。类似这种情况到处可见，而类似的处理方式也许正是唯一正确而可行的处理方式。

1.4 语言和种族

绝大多数人早已认识到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全世界从生理学的角度能确定的种族为数不多，如蒙古人种、欧罗马人种、闪米特一哈米特人种、尼格罗人种等有限的几种，但是就语言而言即使只算“语系”而不算下属的具体“语言”至少也有一二十个语系，要就语言来说，那就至少有几百种。因此，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语言和种族等同起来。当今世界上主张语言和种族有天然的联系，或者把语言和种族等同起来的学者为数极少。不过也应该看到，语言和种族还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特别是就“语系”而言，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如果对语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推向人类语言诞生的初级阶段，现有的各种不同的语系越来越归并为更大更古老的原始语系，恐怕这种联系就会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即使主张人类起源多元论的学者也不认为人类的发源地是很多的。因此，现在的众多语言只是少数原始语言长期扩散和演变的结果。但是，从语言学理论上来讲，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后天获得的，不是先天遗传的，语言和种族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孩子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里生活，长大就说什么样的话。有一个实例很说明问题。20世纪50年代北京外语学院有一位南美西班牙外籍都是，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外语学院的幼儿园里，三四岁的时候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妈妈怕他将来不会说西班牙话，所以小孩子一回家，就跟他说西班牙话，可是这个西班牙的小孩听不懂，还用北京话说：“妈妈，你说什么呀，你说的话像猫叫！”60年代他们回国了，估计现在这孩子的北京话也就忘光了。如果说语言和种族有必然联系，什么种族的人生下来就一定说什么话，那是既没有实例，也是无法想象的。

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根本原因是：语言能力和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有关，但是语言还是一种生理现象，也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还是先天遗传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完全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后天获得的，所以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联系。

1.5 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和语言研究

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一跟人和人类社会的口头交际活动分不开的。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表现为有声的口头语言即口语，而当出现了文字以后，又表现为有形的书面语言即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才有两个方面：两方面是表示一定意义的声音或图形，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声音或图形表示的意义，那是一种心理现象，或者说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和感情的流露。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跟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语言是无所不在

的，因而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是极其多样化的。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对“什么是语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去研究客观存在的语言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哲学家可以研究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等等；教授古典文献和当代语言的教师就要研究疑难的词语和句子的确切的意义，要研究方案的书写形式和正确的读音，不要研究语法和修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语言和方案是为历史学和考古学服务的，作家研究语言是为更好地运用语言着想的，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研究语言是为制定语言政策服务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研究语言是为改进广告措辞和内容服务的，医学家研究语言是为治疗失语证和其他跟脑神经有限的疾病服务的，密码专家研究语言是为编制密码服务的，如此等等。一句话，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研究语言，语言研究的范围无比宽广，几乎元气不包。因而，长期以来，语言研究大多是在为其他专业服务，而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反倒不那么集中，不那么深入，所以始终没有形成本专业完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跟近代别的学科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当然，任何一门科学在最初阶段都是见到客观上存在什么就研究，客观上需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语言就是这么一种无所不在，跟社会上哪个领域、哪种活动都有密切联系的现象，因此在各个领域，从各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并且从长远来看也许那样才是正直全面的研究。但是，要形成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有可能形成自己完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那样才能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如果研究对象长期不确定，不明确，或者研究对象太杂，范围太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也就无法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科学。到十九世纪末叶，不少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就已经常常感觉到这种不如人意的情况已经妨碍了语言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语言科学要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科学就必须像其他现代科学一样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语言的性质

2.1 语言和言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语言学家开始感觉到有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有必要限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便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科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P.de Saussure）正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和集其大成的学者。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开创了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新书面。其实，一部科学发展史上很多科学门类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往往无所不包，然后逐步缩小研究范围，或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围分化为几门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越明确，越单纯，研究越容易深入，越容易制定处理这种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也越容易取得进展。不过，越分越细，到一定阶段又有可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然后又会出现综合的趋势。20世纪中叶以后，不少科学门类出现了强调综合的趋势，不过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那种什么都研究，什么都不深入的书面，而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可以说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吧。这样翻翻覆覆，螺旋形地不断上升正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正常的发展史。

在不少西方语言中都存在表示“说话”或“说出来的具体的话”和表示比较抽象的某个民族或某个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的两个不同的词语，在法语中是parole和langue，在英语中是speech和language。我们现在用“言语”和“语言”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索绪尔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在口头交际活动或者说从言语活动这样的社会现象中区分出两个因素，也就是“语言”和“言语”；“语言”等于“语言活动”减去“言语”；语言是一个人能够理解被人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这也就是说，“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社会成员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部分，是均质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言语则具有个人特色，因为每个人说话的嗓音、每个音的具体发音、每个人使用的词语和句子结构等方面才有个人的特色，而且每一个人每一次说话都可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言语现象或言语要求，不属于全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简单地说，“语言”是语言活动中同一社会群体共同掌握的，有规律可循而又成系统的那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个均质的系统，而在抽象过程中就必须把所有的个人要素或都说个人杂质全都排除出去。这样“语言”就有内存一致的规律，而“言语”则很难找到内存一致的规律。因此，语言学的对象应该限于有内存一致规律并且成系统的“语言”，而排除无规律可循的言语因素。索绪尔特别强调指出：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的要素，而且正是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是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我们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这也就是说，要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必须纯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把语言学的对象限制在一个内部一致的均质的系统的范围内，而暂时把一切其他因素和其他方面排除在外。至于跟言语活动有关的其他各种因素还是不重要，也还是不需要研究，只是不属于语言的本体部分，可以另行研究，或暂缓研究。再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语言，都必须先把语言的本体研究清楚，这也是不言自喻的。

索绪尔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目的就是要纯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完全合理和完全必要的。历史的初中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实的语言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言语现象”，是极其复杂的，极其不理想的，在很多方面不仅不是“均质”的，而且很可能是杂乱无章的。像汉语这样又古又老又年轻的语言，分布范围又如此广袤，情况就更加复杂。现代汉语书面语尽管力求“言文一致”，但是除了跟规范的普通话一致的部分以外，还保留相当数量的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还有相当数量的欧货语汇和欧化的语法结构，而由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化工作还刚刚开始，书面语中方言成分和其他不规范成分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现代汉语的这种现状长期以来给现代汉语研究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现象。不少人不区分现代汉语书面语（有时候包括口语）里面各种不同来源的成分，不区分跟规范普通话一致的成分和古代汉语成分、方言成分、欧化成分、不规范成分，企图从这些“异质”成分中找出共同的规律来，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从理论上来说，在各种“异质”成分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找出适用于全体异质成分的“共同”的规律来。因此，明确区分“语言”和“言语”对现代汉语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初中意义。其实，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要从包含各种“异质”的成分的“言语”中确定全社会约定俗成的“同质”的“语言”部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前人提出来“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要严格区分“一般的”和“特殊的”，都是这个意思。20世纪80年代有人主张研究现代汉语应该以北京话的口语为准也正是从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出发的，因为只有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的北京话，相对而言比较单纯，内部比较一致，相对而言比较接近“均质”的状态，才比较符合“语言”的定义，尽管经也是一个方言，也包含了不少需要清除的杂质。

2.2 语言符号

（1）符号和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

“符号”指的是根据社会的约定俗成使用某种特定的物质实体来表示某种特定的意义而形成的这种实体和意义的结合体。如交通管制系统中，红灯表示“不准通行”，绿灯表示“可能通行”等等。语言符号，如汉语的“rén”表示“人”、“shí tou”表示“石头”等等。这样看来“符号”必然包括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的实体，如红灯、绿灯等物体，rén，shí tou等声音实体，另一个方面是约定俗成的意义，如“不准通行”、“可以通行”、“人”、“石头”等等。语言符号可以比作一张纸，一面是声音，一面是所表示的意义。正如我们无法把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切开，我们也无法把语言符号的声音实体和所表示的意义分开；声音离开了意义就不再是语言的声音，意义离开了声音也就不再是语言的意义，而且意志和所表示的意义一旦分开，语言符号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语言一定要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因为一旦形式脱离了意义就不再是语言的形式，意义脱离了形式也不再是语言的意义了。

索绪尔给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创制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称为“能指”，也就是能够指称某种意义的成分；给符号所指的意义内容创制了一个专门术语，称为“所指”，也就是“能指成分”，即特定的物质实体，所指的意义内容。这里讲的所指成分的“意义”，索绪尔有时候用的是“概念”，有时候用的是“观念”。我们改用更广泛的“意义”，目的是为了避免把语言符号的内容简单地跟逻辑概念等同起来。

（2）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符号”有一个根本的特性，那就是任何符号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的物质实体和表示的意义之间有必然的理据关系。语言符号也是一种符号，所以也有“任意性”。为什么“红灯”就一定表示“不准通行”？为什么“绿灯”就一定表示“可以通行”？为什么rén就一定表示“人”，shí tou就一定表示“石头”？这里面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倒过来，规定“红灯”表示“可以通行”，“绿灯”表示“不准通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已经这么规定了，而且大多数人已经同意这么用了，就没有必要改了，也不容易改了。一旦全社会都已经这么使用，这么理解，个人是无法更改的。汉语的“人”叫rén，石头叫shí tou，可是英语的“人”叫man，“石头”叫stone，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呢？但是普通人很少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人”叫r én，“石头”叫shí tou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叫rén，不叫shí tou那就太奇怪了，所以阿Q认为城里人不叫“长凳”叫“条凳”是错了，很可笑，因为未庄的人都叫“长凳”，不叫“条凳”。其实，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用不同的声音符号来表示同一个意思，正好说明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和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理据关系，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必须指出，任何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只是就其单纯的初始符号而言的，是主绝大多数的符号的特性而言的。极少数语言符号可以说不完全是任意的，如“汪汪汪”表示狗叫，“喵喵”表示猫叫，“喔喔喔”表示公鸡的啼声这些拟声词就是有一定理据的。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不足以不定绝大多数的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和所表示的意义是任意的结论。至于复合符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复合符号是由单纯的初始符号人为地根据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所以原则上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有道理可讲的。“凳”为什么叫“凳”，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初始语言符号；可是“长凳”为什么叫“长凳”就不完全是任意的，“长凳”就是比较“长”的凳子“，如果比较“矮”，就叫“矮凳”，如果是“方”的，就叫“方凳”，才有一定理据，有一定的道理可讲，因为这些不是单纯的初始语言符号，而是根据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非初始的复合语言符号。因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说人人可以任意给事物或现象命名，可以任意使用和创造语言符号，或任何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都是没有理据的，而应该理解为单纯的初始的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和所表示了某一个单纯的初始符号，对每一个个人而言就不能任意改变，因为语言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不是个人任意决定的。在现代汉语中“糖”就叫“糖”，你要买一包“糖”就得说“买一包‘糖’”，你要是跟售货员说“买一包‘盐’”，意思却是“买一包‘糖’”，售货员就听不懂你的意思，只能给你一包“盐”，不可能给你一包“糖”；如果你跟售货员争辩，说“我说的‘盐’就是‘糖’”，售货员没法理解娃的话，不会认为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是在胡言乱语。所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不能理解为每个人可以任意改变语言符号的声音实体和所表示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如果最基本的单纯的初始的语言符号不是任意的，而是由所表示的意义决定的，那么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群体就只可能有一种语言了。既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廉洁，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实体和所表示的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有理据的联系，而如果语言符号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而是个人任意决定的，并且是可以任意改变的，那么互相就听不懂，也就无法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感情了。

（3）语言符号和强制性和可变性

正因为语言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因此在同一社会，同一时代，对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是强制性的，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因为如果个人可以任意改变，那就互相听不懂了，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交际工具的作用。但是，又正因为语言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社会在不同时代不论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实体，不是所表示的意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两方面，因为语言不是先天遗传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学起，而在口耳相授的过程中细微的偏离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时间的推移，纵向的偏离就会积累成明显的差异。语音演变主要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一旦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有可能引发语言系统内部其他部分的变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口的增加、居住地域的改变和扩大、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书面语的首长、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内部的阶层和行业等等的分化，这一切都必然会引起语言在功能上的分化和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是十分缓慢的，一般人是不容易觉察到的，甚至是根本觉察不到的。但是，在社会发生激烈动荡，急剧变化，人口大量迁徙，不同民族大量混合的情况下，语言的变化就会加快，有时就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般人也都是能觉察得到的，例如1949年解放前后，很多称呼一下子都改变了，人人称“同志”，“妻子”改称“爱人”，“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这样一些称呼在几年之内就完全消失了。“老板”这个词的意义和用法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五十年代初有人从南方刚刚到北京工作，好心的同事就对他说，到商店里买东西可千万不要用“老板”这样的称呼，要说“掌柜的”，如果叫“老板”，店里的人见你是南方人也会生气，如果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还会骂你揍你，因为只有妓院的龟奴和戏子才称“老板”。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老板”这个词就几乎没有人使用了。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老板”又复活了，并且是非常体面地复活了，意义和用法完全变了。不过，这些快速变化涉及的面并不广，并且都不是最常用的基本语汇，所以不会影响语言的交际功能；如果在短时间内基本语汇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社会交际就无法进行了，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全面地来看问题，两方面要认识到语言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内语言又在无时无刻或快或慢地不断发生变化，几百年、几千年过去，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不断积累起来的变化就会是十分巨大的，可以完全演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话”。例如，客家人原本是北方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中原人，东晋以后，向黄河、淮河以南迁徙，特别是宋代以后为了逃避战乱，大量向长江以南迁徙。他们说的话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仍然接近“汉音”，跟南方方言不同，可是一千年以后，今天的中原人就完全听不懂客人人说的话了。英国人和德国人原来都是住在莱茵河一带的日耳曼人，公元8世纪一部分渡海到了英伦三岛，后来成了英国人。四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2世纪以后，由于大海的隔绝和英国被法国为占领，日耳曼社会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在中古英语时代的英国和德国为说的话就互相听不懂了。

（4）语言符号的离散特性和线性特征

说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地说，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个字，两句话，因此，语言符号是离散的，可以，并且在时间这根轴上是成线性排列的。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使离散的语言符号有可能组合成大小不等的语言单位，组合成连续的语流。组合单位的成员之间，整个语流的各个部分之间就都有可能形成各种关系，产生各种相互影响。因此需要指出，语言符号的这一特征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特点具有重大意义。

动物发出的一串串不同的声音只表示单一的信息，并且是不能分解，不能重新组合来表示不同的信息的。某一串声音表示“惊恐”或“在危险”，某一串声音表示“高兴”或“满足”，另一串声音表示“威吓”，再另一串声音表示“求偶”等等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人类语言这么简单的话，效力就太低了，能传递的信息、能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太简单，太有限了。事实上为和为之间需要传递的信息和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无可限量的。如果人类语言真是像动物的呼叫声那样每一次发出的一串声音只能表示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和记忆无限多的一串串不同的声音和不同意义。这显然是人类的人脑和心理机制无法随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为和为之间用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串串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的“话”并不是浑然一体的，不能分解和重新组合，人类语言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传递不同信息和不同思想感情的一串串跟不同意义相结合的不同的声音可以分解成有限数量的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相对稳定地结合在一直的语言单位，这就是“词”或者说“词语”，而这些有限的单位是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律一再重新排列组合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表示不同的思想感情。这些语言单位中经常作用的一般也就几千个，这就容易学，容易记了。而这些有限的语言单位还可以再分解为数量极其有限的语音单位，一般也就几十个。这样，人只要掌握这几十个不同的语音单位就可以不断变工花样排列组合成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乃至更多的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的不同的语言单位。为只要掌握几十个语音单位，几千个或几万个不同的语言单位，再掌握一套把这些单位组织起来的规律，就可以说出无限的不同的“话”来，就可以传递无限不同的信息，表达无限不同的思想感情。

2.3 语言系统

（1）语言系统的系统性

语言是一个人和人之间表达思想感情的符号系统，而人的思想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语言系统也必然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说，语言不是一堆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互不相干的独立存在的符号，而是各种不同的语言符号根据严密的组织规律分层次组织起来的，不同单位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系统”。

语言系统是由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语义系统等子系统组合而成的。这些子系统又都是由不同层次的更小的子系统组合而成的。这正像国家的政府系统，国务院由各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委由各个司尸骨组合而成，各司局由各个处组合而成，各个处由各个科室组合而成，科室下面根据需要当然还可以再分组等等。政府作为一个政权组织不是一帮乌合之众，而是根据宪法规定的组织条理有机地组织起来，上下左右相互支撑和制约，具有高效运转能力的实体。语言系统也是这样一种实体，这就是为什么称为语言系统。但是，实际上语言系统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由于分析角度的不同，有的子系统是相互交叉的，有的可以说是跨子系统的，如语言的韵律子系统就跟音节、词、句子都有关系，也就是跟语音子系统、语法子系统、语义子系统都发生关系。

语言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系统性是有明显差异的。语音系统的系统性最强，几乎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例如现代汉语多数方言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只有个别方言还保留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要么全清化，要么全保留，非常整齐划一。语法子系统和系统性也很强，虽然不如语音子系统那么强，还会有例外，如现代英语的过去一般时绝大多数动词都是加后缀-ed，可是还有不少尝动词是不规则的，这些不规则变化大都是由于常用而保留下来的古英语的形式，如动词go（去）的过去一般时形式就是went，不是goed；可是有的父母说英语的孩子小时候就会说成goed，只是经过父母一再纠正，才慢慢学会说went，可见系统性的力量之大。英语不规则动词对系统性的抗拒能坚持多久就不好说了，但是就在本世纪之内，有的不规则动词就成了规则动词，如bid（向某人表示，吩咐），blend（混合），bless（祝福），crow（啼叫）等等。

系统性还表现为相对的封闭性，这就是说，整个语言系统是在封闭状态下运转的，在一般情况下不依赖外界因素的支撑，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语言是依靠全社会的人不断反复使用而存在的，至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不会对语言系统产生什么影响。相对的封闭性是任何一个系统自然的特征，如果没有相对封闭性也就不成其为一个系统。据此，语言系统又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就是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语言系统本身来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这也就是索绪尔为什么要严格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而强调研究内部语言学的原因。作为一个严密的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和各种局部的规律都是通过转换规则来实现联系并保持相互制约的，正如一个简单的正负数数群，是一个全部正负数的集合，在这个数群中，所有的成分都可以由简单的三条“加法转换规则”来说明：

n+0=0+n=n；

+n-n=-n+n=0;

(n+m)+1=n+(m+1)

任何一个数运用这三条规则得出的数都是正负数，这也就是说，只需要这三条转换规则就可以说明正负数数群的全部结构，并且任何一次正向运算都可以用逆向运算来还原，因此根据这些规则可以进行自我检验和自我调整。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的理论只要运用适当，只要不绝对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语言科学的科学化和精密化，特别是对语言科学的方法论的发展，走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语言系统的层次性

语言的系统性主要是指整个语言系统是由各个子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语言的层次性是就整个语言系统和各个子系统而言，都是分层次的，不是单一层次的，而且有上位层次、下位层次之分。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系统的系统性和层次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最小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语素是一定的语音形式和一定的语义内容相结合的最小的语言单位，但是不一定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词是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词和词可以组合成短语，词和词，或词和短语，或短语和短语，可以组合成句子，句子是最小的交际单位。句子和句子可以组合成语篇，词篇是最大的交际单位。一段话是一个语篇，一部书也是一个语篇。

语素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和相应的语义内容。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说，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单位，不能再分了，再分就不是语言系统的成分了。但是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语素的语音形式可以分解为音位，音位可以分解为音子。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语素的语义内容可以分解为义项（或称“义位”），义项可以分解为义素。对于整个语言系统或某个子系统的层次分析是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并且有可能会有所修正的，就像物理学对原子结构的理论在不断进行修正一样。

（3）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因为语言符号在时间上是线性展开的，反映口语的书面语同样也是线性展开的，因此语言单位和语言单位的组合也是只能采取序列形式。不同长度的语言单位的组合可以称为“句段”，所以组合关系也可以称为“句段关系”，如“胡说”、“争论”、“在屋子里”、“他是个好人”、“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出去”等等。参与组合关系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不论是派生词不是复合词，还可以是短语，不论是“固定短语”还是“自由短语”，也可以是“句子”，只要这些单位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模式组合而成的，就都属于语言。说句子属于言语，是指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说出来的具有种种个人特色的一句一句的话。说句子属于语言，是指按约定俗成的模式组合而成的抽象的句子模式。

组合关系体现为一个语言单位和前一个语言单位或后一个语言单位，或和前后两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互相关联的语言单位组合而成的整体之中，因为整体虽然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但是部分和部分的简单相加不等于整体，而部分跟整体之间的关系和部分跟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组合关系”（或“句段关系”）现在一般称为“句法功能”，因为“句法”（syntax）的愿意就是“组合”。例如“胡说”这样一个组合，其中“胡”的句法功能决定于后面的“说”，“说”的句法功能决定于前面的“胡”，进一步还可以说都决定于“胡说”这个整体。“胡”可以是一个姓，是一个名词，可是后面接了一个“说”就不可能是一个姓，不可能是一个名词，而只能是“随意乱来”的意思，是一个副词；“说”前面加了一个“胡”，在句法功能和语义上也都受了限限制，不可能是“说媒”中的“说”，也不可能是“小说”中的“说”；而“胡”和“说”一旦组合成为“胡说”这种约定俗成原廉洁，也就成为这个整体的部分，互相处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之中。

语言单位在线性语链中总处于一定的位置，能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的语言单位处在共同的组合关系之中，具有共同的句法功能。例如：

他在看小说

我在煮开水

你在干什么？

他们在讨论明天去什么地方

张老师在批发学生的作文

. . . .

. . . .

. . . .

在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出现的各个语言单位处在互相可以联想起来的关系之中，因而聚合成为一个类。这种关系称为“聚合关系”，或者称为“联想关系”。现在一般认为聚合类是句法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功能类，词类就是这样一种聚合类或句法功能类。但是聚合类不限于词类，也包括比词大比词小的语言单位的类，如短语的聚合类或功能类，句子的聚合类或功能类，语素的聚合类。聚合关系是在组合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在组合关系中分析出来的，而组合关系又体现为聚合类的线性序列。所以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有机地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研究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不论是在哪个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语言学

3.1 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这个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明确，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尽管“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同的学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可以不同，甚至大不相同。把人和人之间的水头交际行为以及在口头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一句句具体的“话”概括为抽象的“言语行为”和“言语”，把某一社会群体使用的这种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的交际工具概括为“语言”，这已经是主观的抽象概括。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却只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当然有客观依据，不过也掺杂了各种主观因素，并且还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研究目的等等，因此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客观事物或客观现象可以有众多不同的理论和学说。不同的理论和学说是由于观察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目的不同、依据的理论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依据的素材不同等等造成的。例如“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医生和政治家研究“人”的角度大不相同，结论当然也大不相同。即使角度、侧重点、目的、理论、方法、依据的素材等等都相同，结论按理应该相同，但是由于时代不同，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不同，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等等主观因素不同，结论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是说我们要分清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如“语言行为”、“言语”等等，和语言学家关于这样一些客观事物和现象的主观理论和学说，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另外，客观的语言现象本身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并且还是跟参与交际的各方、周围的社会环境等等分不开的。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不得不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现有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加以切割分析，然后再进行综合。因此我们在阅读语言学著作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主演学家说怎么用单位构成语素，用词构成短语，怎么用词和短语构成句子，用单句构成复句等等，又常常说词和短语等等是静态的备用单位，句子是动态的使用单位等等，似乎各种语言单位真是事先储存在词典或我们的头脑中的，实际上这都只是语言学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表述，因为孤立的音位、语素、词、短语等等在客观上都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客观事物和现象跟主观的理论和学说还是一回事，而且研究侧重点、目的、理论、方法、手段、素材等等各不相同，所以才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和学说。更何况社会现象又不同于自然现象，“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客观上不是同质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千差万别的，并且还永远处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之中，不同的语言学家捕捉到的现象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不同的理论和学说中只有一种是唯一正确的，是代表了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而其他的理论和学说就都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学术上永远保持一种开明的态度和一个清醒的头脑，永远保持一种进取的精神。不过，这并不等于说科学上没有是非问题，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只是应该明确：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决不能靠主观的判断和论辩去解决，也不能根据一时信奉的人的多少去决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而不是任何其他标准。

如果不考虑哲学家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的话，到目前为止，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角度。一种着眼于语言的“本体”，也就是重点研究语言、语法、语汇、语义等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规律；一种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功能，也就是重点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以及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还有一种着眼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重点研究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研究语言当然还可以有别的角度，前面提到的三种不同的角度只是到目前为止研究的人最多，研究成果也最多的三派，并不是说再也没有从别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理论和学说了。即使研究“语言”的角度相同，但是由于范围、目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等等不同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派，而不同的学派很可能对“什么是语言学”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学派的不同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一般都要彰明自己的理论观点、研究范围、目的、方法等等，给有关的名词术语下定义。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论，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唑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应该提倡而不必担心。相反，如果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在学术领域里搞“绝对化”和“一刀切”，那唑阻碍学术进步。中国语言有一个“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语言学界把研究人类社会的语言这种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称为普通语言学，把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称为汉语语言学或英语语言学、日语语言学等等；把侧重理论探讨的称为理论语言学，把侧重语言学理论和成果的实际应用的称为应用语言学。

把语言的理论和具体成果用来为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某个领域服务，这样就产生了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要把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成果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不可能仅仅是一些操作方法，而必须首先把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成果转化为结合社会生活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需要的应用理论和操作方法，因此任何一门应用语言学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不过这些应用理论都是依据一定的语言学理论结合具体应用领域的需要而形成的。应用语言学最早指的是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因为最最广泛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成果的社会领域就是语言教学领域。后来语音学和现代声学相结合，进一步又广泛采用仪器来研究语音，而现代通讯领域则应用语音学的理论和成果来改进通讯质量和交通，这样，实验语音学就成了另一门应用语言学。现在由于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等同样需要结合语言学的理论和成果，这就又有了新的应用语言学学科。语言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也可以用来侦破刑事案件，这也可以算一门应用语言学。一句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

因为语言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联系，语言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最敏感，最开放，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语言学本身在不断发展，语言学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语言学的分类体系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3.2 语言研究的历史回顾

除了有生理缺陷的人以外，人人都会说话，也就是说人人都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至少一种语言。说话似乎跟呼吸、走路、吃饭等等一样，好像谁都是生下来就会的，没什么希奇，所以一般人不会去考虑人是怎么“说话”的，“说话”又有什么奥妙可研究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了文字来记录口头说出来的“话”，这就出现了跟“口语”相对而言的“书面语”。要书写和认读书面语就不是人人都会的了，就需要专门学习。在古代和近代社会里，能书写和认读书面语的人一直是少数，能认读古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人写下来的书面语的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因此掌握这种能力也就成了一门学问。这样，由于社会的需要，就有人开始研究“语言”这种现象，特别是研究书写和认读各种书面语，研究怎样去教别人掌握这种能力。

中外古代的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人和人之间通过发出一串串声音或者通过书面的文字形式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这种活动是人们在作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思考问题是在运用“语言”对客观世界进行命名、分类，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不出声的语言则是内心的“语言”等等。跟这种种现象有关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问题、文化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等都是跟“语言”有关的问题；要研究语言，这些问题都可以研究，并且也都有人进行了初步研究。因此研究的对象极其广泛，对“语言”下的定义也比较笼统，例如“言为心声”，“语言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等等。不过，不能说这些定义都不对，只是太笼统，涉及的范围太广泛，这样就不利于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

不论中外，古代哲学家都把对语言的哲学思辨作为语言研究的重点。他们的兴趣不约而同集中在所谓“名”和“实”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语言中的“名”（名称）和客观世界中的“实”（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实”决定了“名”，还是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派认为“名”是由“实”决定的，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克拉底洛篇》中说：“‘英雄’heros不是神和凡女的爱情的产物，就是凡人和女神的爱情的产物，你想想这个词的古雅典文，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英雄的名字仅仅是‘爱情’eros这个词的小小变形，而英雄都是爱情的产物。”一派则认为“名”和“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我国哲学家荀子在《正名篇》中就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除了哲学家对语言感兴趣以外，事实上在古代还有不少研究和教授古代典籍或教授外邦人学习本国语言的人出于实际需要，对语言本体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公元前后，印度人、希腊人已经对语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后世语法研究的基础；中国人则对语义、文字、音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都是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真正的语言学研究。但是，在那个年代，不论中外，都只承认哲学家是学者、大师，而根本不承认从事具体语言研究的人是什么学者、大师，最多也只是注疏家或教书匠而已。因此，语言学也不是什么学问，连一个专门的学科名称都没有。西方在19世纪以前把语法列为“七艺”之一，是一种“技艺”，是“哲学的婢女”。中国直到清代末年还把音韵、文字、训诂、虚词等研究称为“小学”，是“经学的婢女”。甚至直到目前，多数人还不了解，语言学空间是研究什么的，学了语言学有什么用，学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有哪个单们要，能否找到工作。因为人人都会说话是明摆着的事，那还需要学吗？这当然是由于不了解，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

一门科学的发展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先是进行初步观察和内省思辨，然后是分清对象并加深观察和描写，最后才找出规律并形成理论体系。从16世纪到18世纪，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对外部世界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懂得的语言和了解到的语言也大大增多了。17世纪和18世纪不少人对各种不同语言的词语发生兴趣，纷纷搜集和编纂多语种的对照词表。这里候有人发现欧洲和亚洲的有些语言之间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就开始加以比较研究，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欧洲和中亚、南亚的一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最初的研究可以说直觉和狂想多于科学成分。后来语言学吸取了近代生理学和声学研究的成果，建立了科学的语音学，运用科学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发现这些语言相互之间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而每一种语言本身自古至今的语音演变也有严格的语音演变规律，从而证明这些语言来源于相同的原始母语。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襌，经过众多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一门新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有的大学开始增设历史比较语言学讲席，聘请这方面的专家为担任主讲教授。这样语言学就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名义在大学里争得了一席之地。正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最早在大学里得到承认的学科，所以不少撰写语言学史的人就说语言学是从19世纪起才正式建立起来的。至于“语法”则仍然只是一种“技艺”，中小学要教语法，但是大学里没设语法讲席。语法成为语言学科中的“显学”那就要等到20世纪了，尽管“语法”在西方应该说最早具备成为一门语言学学科的种种条件的一门分支学科。这样看来，说语言学只是到19世纪才成为一门科学，而把这以前的语言研究一概称为含有一点贬义的“语文学”，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而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切学问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后人问题在前人取得的成就或失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有所前进的，因此，应该承认前人对语言的研究都是语言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语言学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对更多的语言的认识，就有可能产生关于“语言”的一般理论或者说普遍理论，这就是现在的“普通语言学”。这里的“普通”还是“郁普普通通”或“低级”、“初级”的意思，而是“一般的”的意思。普通语言学可以说是具体语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因此随着语言研究的进展，不同时期的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就有所不同，不过一般总会涉及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本体的语音、语法、语汇、语义和文字的一般规律，不同语言的结构系统的共性和特性等等，还可能涉及语言的起源和演变等人类语言共有的一般规律以及语言研究的方法论等等。当然，不同学派、不同作者的普通语言学著作的内容不完全相同。

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语言”的一般理论的著作通常认为是德国学者洪堡循（von Humboldt）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76-1880），洪堡循已经注意到“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语音形式和概念内容的结合，语音的区别性特点等等有关语言本体方面的问题；不过他更强调的是语言和人类精神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创造：“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甚至说“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等等。洪保循的著作带有浓烈的思辨色彩，涉及的面很广，有不少独到的创见，对西方后世各个不同语言学派都有重要影响。

传统语言学一般泛指20世纪以前的语言学，特别是指索绪尔开创的结构语义语言学以前的语言学。在这里“传统”两字没有贬义，而是通常的含义，

也就是“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和筛选，世代相传”的意思。索绪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界定了“语言”，明确地限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重点，使语言学脱离了早期什么都研究，什么都难以深入的缺陷，走上了研究对象相对单纯，因而有可能逐步形成本学科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现代科学的道路。20世纪语言学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下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内在规律，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超越了语言学领域，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可以称为“结构语义语言学”，至于我国国内学说的“结构语义语言学”、“结构语义语法”，往往只是指在国外影响较大并且我国语言学界比较熟悉的美国结构语义描写语言学，那只是当代结构语义语言学的一个流派，并不等于受索绪尔影响的整个结构语义语言学。

到20世纪50年代，单纯研究语言本体内部的结构系统的路子尽管在分析语言结构的方法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的“自主性”，企图摆脱语言跟人和社会之间客观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存不同程度上忽视语义研究，也就越来越显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就兴趣了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语言本体而更重视跟语言有关但属于语言的结构系统以外的问题的新学派。但是，随着发达国粗信息时代的逐步到来，对语言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也就是研究语言本体的社会需求仍然在不断加强，因此生成语言学等新的结构语义语言学流派由于信息时代社会的需要和支持，仍然充满了各不相同。所以可以说，直到目前，至少是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目前，语言学仍然处在一个结构语义语言学的历史时期。至于将来，研究的侧重点肯定会发生变化并不断转移，但是语言本体的研究是语言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改变的。

3.3 语言学的应用价值

任何一门科学的兴趣和发展都是直接跟社会的需要分不开的，社会的需求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是科学的应用价值，语言学也不例外。传统语言学就是由于研读古文献和语言教学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在中国重点放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章学等方面，在西方则放在语法学、语音学、语汇学、诗律学、修辞学等方面都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语言学在这些领域大有用处。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人所周知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素材。诗律学、修辞学、文章学更是跟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分不开的。所以直到现在，各国大学语言和文学大多是不分系的，如我国的中文系的正式名称是“汉语言文学系”，学习的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但是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和社会对语言科学的日益重视，国内少数综合性大学开始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或两个专业。国外一些大学的语言系科现在一般都设两个方向，一个语言学方向，一个文学方向，但是在基础阶段，语言和文学还是不分家的。国外少数大学则开始另外建立以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语言学或以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教学法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应用语言等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似乎跟社会需要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很明显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没有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形成，没有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相互往来，就不可能产生历史比较语言学。但是，一旦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就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并且这些成果很快就广泛应用在母语教学领域和外语教学领域中，从而大大提高了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的水平。普通语言学的诞生和民族语言规范化的需求又推动语言学家去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从而使语言学在普及基础教育、民族语言规范化以及制订语言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语言学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也是人所周知的。中国甲骨文和金文的辨认全靠汉代语言学家许慎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说文解字》，而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读则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古埃及的历史长期是一个谜，因为古埃及的文字没人能认读，后来语言学家解读了在一块石碑上刻下的这种文字和古希腊文对照的铭文，才解开了古埃及文字之谜，从而使后人了解到古埃及的辉煌。美洲玛雅文字的解读则揭开了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印第安人历史的神秘面纱。

20世纪40年代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直接影响和明显的实用价值。整个社会科学的光芒就相对暗淡了。在发达国家，民族语言规范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也已经相当普及，语言学对社会的贡献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教育还不十分普及，社会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文化建设和信息工程还没有提到迫切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绝大多数人对信息工程和当代语言学的密切关系还很不了解，总以为信息科学仅仅是计算机科学的事，跟语言学无关，所以语言学就被冷落了，成了一门冷门科学。

但是，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多国家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原宗主国语言的影响还十分显著，因而确定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民族语言规范化，乃到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的任务十分繁重。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历史悠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工业化、一体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同样需要补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由政府主持的语言规划工作需要语言学家的积极参与。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的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运动就属于这种性质的工作。

计算机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处理成为发展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的头等大事，而信息处理说到底是对语言文字资料的处理。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在语言学和数学、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高度形式化的生成语法，而计算机科学则运用这种形式化的方法全面革新了计算机程序制作的方式，从而大大推动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计算机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制作，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技术上已经具备必要的条件，使计算机具有人脑的部分智能。这就是前几年热门的话题：研制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某个发达国家曾经投入巨额资金来开发第五代计算机，但是到1997年不得不宣布暂时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两方面是由计算机专家确定的整个设计思想违背了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过去语言学研究的应用对象都是人，不论是使用母语的人，还是使用外语的人，因此只要给个说法或给个简单的提示就可以了，其余的知识可以由人去自动补充，而不需要给出明确而严密的规则；可是机器不是“人”不具备人类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而是地道的“算盘珠”，只能“拨一拨，动一动”，不拨就永远动不了。人脑的秘密至今仍然处于“黑箱”状态，现代科技还无法直接观察和研究处于工作状态的人脑的运转机制，所以只能通过研究自然语言来间接研究人脑和秘密。但是今天的语言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今天是语言学研究的滞后拖了计算机科学的后腿。如果语言学不能为计算机提供自然语言理解和人工智能所必须的语言学知识，那么要使计算机具备这种能力就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像美国这样在信息科学领域遥遥领先的国家的国防部门和教育部门早就开始重视语言科学的原因。在近二十多年内，美国几十所名牌大学纷纷建立了专门从事信息科学研究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语言学系，而语言学在美国也就成了一门跟高科技的关系特别密切的前沿科学。

语言学跟生理学和物理学的结合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语言学进一步和现代声学研究成果的结合就产生了实验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的发展推动了通讯技术、密码绘制技术的进步，而再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就为语音的人工合成和自动识别开辟了道路。

由于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是无所不在的，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而语言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能有所作为，都能作出贡献。可是，也许是由于人人都熟练地掌握了一种“语言”，语言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反而不容易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现代科学技术还不够普及的社会里，多数人还不很了解语言科学的应用价值。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学的应用价值就会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语言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

第二章语音

第一节语音的性质

1.1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世界上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是有声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交际工具，语言借助声音这种可以感知的物质形态，才能使语言成分物质化，无形的意义才能够被传递、接收、辨别和理解。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说话人借助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把某种思想或信息传递给听话人，听话人则凭借听觉器官接收到的这些声音来辨别和理解对方的意思，语言借助声音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大脑联结起来。离开语音这个物质外壳，语言就无法发挥其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

语音虽是一种声音，但又与一般的声音有关本质的区别。它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负载着一定的意义，并作为语言符号系统载体的声音。比如在汉语普通话里，“zu guo”这一串声音同“祖国”这个词的意义联系在一起，“yuyan”这一串声音同“语言”这个词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它们就都属于语音。脱离了意义，或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并不属于语言符号系统，就都还是语音。比如人感冒时会咳嗽，咳嗽声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只是感冒的征候，而不表示什么意义，因而还是语音。有时经过几个人的相互约定，咳嗽声也可以表示一定的意义，比如几个在教室里淘气的小学生，怕都是发现，便让在门口放哨的同伴一看见老师过来就咳嗽几声报警，这种咳嗽声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但仍然不属于语音，因为它并没有经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而成为语言符号系统的构成要素。

语音本质上是社会现象，但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基础，并且具有一系列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语音学是研究语音的学科，它研究语音在“发音→传递→感知”过程的生理、物理和心理特性，分析语音的各种要素的社会功能，彼此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语音系统的构成和发展演变规律等。

1.2 语音的物理属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像鸟兽的叫声、机器的轰鸣声、上课的铃声等等。这些不同的声音老师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物体受外力的作用而发生振动，并推动周围的空气形成声波；声波传到人的耳朵里，引起鼓膜的振动，刺激听觉神经而使人产生声音的感觉。物体振动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下图是一种单纯的振动产生的声波：

A A’

0 C D X

B B’

图1 声波图（引自罗常培、王均《普通语言学纲要》）

图中是两个完全的波，它们是由两次振动所产生的。A、A’叫做“波峰”，B、B’叫做“波谷”，A-A’、B-B’叫做“波长”。A-C、B-D叫做“振幅”，也就是发音体振动时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偏移距离。发音体在每一秒钟内振动的次数叫做“频率”。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每秒振动一次就是一个赫兹，每秒振动1000次就是1000赫兹。振幅的大小决定声音的轻重，频率的多少决定声音的高低，物体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意志的长短。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有质的不同，比如钢琴和黑管、胡琴和笛子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人们一听便可以分辨出来，声音这方面的属性叫做“音质”。音高、音强、音长、音质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声音的四要素”。任何一种声音都具有这四个方面的物理属性，语音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和认识语音的物理属性。

（1）音高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它是由频率的大小决定的。频率同音高成正比。频率越大，声音越高；频率越小，声音越低。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在16-20000赫兹之间。低于16赫兹的声音叫“次声”，高于20000赫兹的声音叫“超声”，它们都是人耳听不到的。频率的大小同发音体的形状和质地有关。相对而言，大的、长的、粗的、厚的、松的发音体振动慢，频率低，发出的声音也低；小的、短的、细的、薄的、紧的发音体振动快，频率高，发出的声音也高。语音的高低则同人类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有关。一般而言，妇女和儿童的声带较短较薄，所以他们的声音就高一些；成年男子的声带较长较厚，所以他们的声音就低一些。同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有高低的变化，是因为人有控制声带松紧的能力。声带松，振动慢，声音就低；声带紧，振动快，声音就高。

音高变化在语言中有重要的作用。在汉语等声调语言中，音节内的音高变化构成能够区别意义的声调，比如汉语普通话“妈”、“麻”、“马”、“骂”这四个词就是由这种音高变化来区别的。语言中句子的语调具有丰富的表达功能，它可以表达各种语气以及说话人的态度和情绪等。比如在北京话里，“他不来”这句话，如果句末的“来”音高压低，就表示这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如果“来”的音高抬高，则表示询问。在任何语言中，音高变化都是语调的主要构成要素。

（2）音强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它是由振幅的大小决定的。振幅同音强成正比，振幅的大小又决定于使发音体振动的外力的大小。外力大，振幅就大，声音就强；外力小，振幅就小，声音就弱。语音的决定于发音时用力的程度和气流量的大小。说话时如果比较用力，呼出的气流量比较大，发出的声音就比较强；反之，发出的声音就比较弱。声音的强度与响度关系密切，但二者又不是一回事。“响度”指人们听觉上所感到的声音的强弱。实验证明，一个强度较大的音听起来并不一定比一个强度较小的音更响亮，这是因为除了意旨之外，音高等因素也会对声音的响度产生影响。比如说话时如果把嗓门压得很低，即使用很大的气力来发音，听上去仍不怎么响亮；相反，如果提高嗓门，即使不用那么大的气力，发出的声音也会响亮得多。

音强变化在许多语言中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英语、俄语等语言的词重音，汉语的“轻声”都与音强的变化有关。比如英语中的coneent［’kontent］是名词，意思是“内容”；content[ken’tent]是形容词，意思是“满意的”。汉语北京话中的“地道”的第二字如果读成轻声，是形容词，意思是“纯正的”；如果不读轻声，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坑道”。

（3）音长

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它是由发音体振动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发音体振动的持续时间长，声音就长；发音体振动的时间短，声音就短。

音长变化在许多语言和一些汉语方言中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比如英语中的pool[pu:l]（水池）与pull[pul]（拖、拉）、藏语拉萨话中中的［?а:55］（东）与［?а55］（肉）、汉语广州话中的［sа:m55］（三）与［sаm55］（心）都是利用长短音的对立来区别意义的。

对语言来说，重要的、能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是相对的音高、音强和音长，是声音高低、强弱、长短变化之间的对比，而还是绝对音高、音强和音长。以音高为例，在读“诗”这个字时，妇女的绝对音高要比成年男子高，但只要相对是一个高而菇的调子，就不会使人听成“石”或者其他的字。在读“去”这个字时，同一个人可以提高嗓门，也可以压低嗓门，嗓门的提高或压低会使绝对音高不同，但只要相对是一个从最高下降到最低的调子，就不会使人听成“区”或者其他的字。语音中的音强、音长也是如此。

（4）音质

又叫音色，指声音的个性或特色，它是一个意志区别于其他声音的基本特征。在音高、音强、音长者相同的情况下，声音之间的差异就是音质的差异。音质是由声波的形式决定的。一般的声音都是由发音体发出的一系列频率、振幅各不相同的振动复合而成的。这些振动中有一个频率最低的振动，由它发出的声音叫做“基音”，其他振动发出的声音叫做“陪音”。由于陪音的数量、频率和振幅的不同，以及它们和基音在频率、振幅等方面配比关系的不同，就形成了千变万化的声波形式，从而产生千差万别的音质。

根据基音和陪音频率比例关系的不同，声音可以分为“乐音”和“噪音”。当基音的频率和陪音的频率之间存在着整倍数的比例关系时，会形成一种复杂而有规则的、具有周期性复生特征的声波形式，这种声音叫做乐音。反之，如果基音的频率和陪音的频率之间不存在整倍数的比例关系，就会形成一种杂乱无章的不规则的声波形式，这种声音叫做嗓音。乐音听起来和谐悦耳，如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语音中的元音也都是乐音。嗓音听起来嘈杂刺耳，如刮风下雨、锯木打铁、泼水刹车的声音，语音中声带不振动的清辅音也都是嗓音，声带振动的浊辅音则是乐音和嗓音的混合体。

从声音的产生方面分析，以下三个发音条件中只要有一个不同，就会产生不同音质的声音：

一是发音体不同，音质就不同。敲打木板、敲打石块和敲打金属，发出的声音音质不同；同一把胡琴，系上丝弦和系上金属弦，拉出的声音就不一样。

二是发音的方法不同，音质就不同。同一把小提琴的同一根弦，用弓拉和用手指弹拨，发出的声音就不一样；敲击和摩擦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声音也不会相同。

三是共鸣器的形状不同，音质就不同。把同伙瓣弦安在二胡和京胡上，再用同样的弓去拉，发出的声音仍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二胡和京胡的琴筒（共鸣器）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

语音中音质的不同也是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具体来说，语音中音质决定于：1）声带振动不振动，这是发音体。英语fat（肥胖的）中的f 和vat（大桶）中的v声音不同，就是因为后者用了声带这个发音体，而前者没有用。2）肺里呼出的气流所碰到的阻碍用什么方法克服，这是发音方法。汉语普通话gao（搞）中的g和hao（好）中的h声音不同，就是因为二者的发音方法不同。发g时把舌根抵住软腭形成阻碍，堵住气流的通道，然后突然打开，让气流冲出；发h时使舌根靠近软腭形成缝隙，然后让气流从缝隙中摩擦而出。3）肺里呼出的所流在什么部位受到阻碍，如果没有受到阻碍，口腔的形状又是什

么样的，这些都会造成共鸣腔的不同形状。汉语普通话lǖ(绿)中的ǖ和lu（路）中的u声音不同，就是因为发这两个音时口腔这个共鸣腔的形状不同。

对人类语言而言，音质是声音四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对区别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而区别不同的意义起头最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汉语普通话里的“湖”（hú）和“河”（hé）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就是依靠u和e之间的音质差别来区别的。英语里fat（肥胖的）和vat（大桶）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就是依靠f和v之间的音质差别来区别的。

1.3 语音的生理属性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协同动作而产生的，人的发音器官及其运动是“语音的生理基础”，决定着语音的生理特征。从发音角度描写语音，就是要确定发每个音时发音器官哪些部位参与，它们又是如何协同动作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弄清发音器官的构造。人的发音器官是一条由肺部一直延伸到唇、鼻的形状复杂的“管道”。它由三部分组成：发音的动力源、发音体、共鸣腔。肺是发音的动力源，为发音提供所需的动力；声带是语音中乐音的发音体，噪音的发音体则是参与发音的有关部位；声带以上的咽腔、口腔和鼻腔是发音的共鸣腔。

（1）肺

肺可以收缩和扩张。当肺部收缩或扩张时，通过支气管、气管呼出或吸入气流，呼吸所产生的气流就成为发音的动力。人们在说话时，大多利用呼出的气流来发音。非洲有些语言还利用吸入的气流发音。肺的活动对语音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为发音提供所需的动力，此外，呼气量的大小和语音的强弱密切相关。语音的其他性质和肺的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2）喉头和声带

喉头由甲状软骨、环状软骨和杓状软骨组成，呈圆筒形，下接气管，上通咽腔。喉头的外表是喉结，当中是一对声带。声带是两片富有弹性的唇形韧带褶。它的前端附在甲状软骨上，是固定不动的；后端分别附在两块杓状软骨上，可以拉开或靠拢。两片声带之间的空隙叫做“音声门”，两块杓状软骨之间的空隙叫做“气声门”，音声门和气声门全称“声门”。随着杓状软骨的拉开或靠拢，声门可以打开或关闭。当我们正常呼吸或者发f、s等音时，声门大开呈倒V 形，气流可自由通过，声带不振动；当我们发a、i、u、ǖ等元音（纯粹的乐音）或m、n、l等浊辅音（带有乐音成分）时，专门闭拢，但留有狭缝，气流从中挤出，从而激起声带发生一开一合的周期性振动；当我们咳嗽或必喉塞音（？）时，声门完全关闭，然后突然打开，让受阻的气流迸发而出；当我们耳语时，音声门几乎完全关闭，声带不振动，气声门打开，气流从这里摩擦而出。语音中任何乐音成分的发音都必须有声带的振动，声带是语音中的乐音声源。除开合活动外，声带带可以依靠杓状软骨的转动，产生松紧的变化，从而使人可以控制语音的高低。

（3）口腔、鼻腔和咽腔

人的发音器官从声门往上到嘴唇或鼻孔，有一条不规则的管状气流通道，叫做“声道”，声道包括口腔、鼻腔和咽腔三个部分，其中口腔最为重要。

口腔由上下唇、上下齿、上下腭、舌头和小舌组成。口腔的最前端是上唇和下唇，往里是上齿和下齿。紧靠上齿的凸起部分叫“齿龈”。齿龈再往里是“上腭”。上腭前面凹进去的部分是“硬腭”，可以分为“前腭”、“中腭”、“后腭”三个部分。上腭后面比较柔软的部分是“软腭”，软腭后面连着一个小肉坠儿叫“小舌”，软腭和小舌可上下活动。下腭上的舌头是口腔中最重要、最灵活的发音器官，它可以伸缩升降而改变口腔的形状，使人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舌头的尖端叫“舌尖”。舌头自然平伸时，与齿龈相对的部分叫“舌叶”。舌叶后面的部分叫“舌面”。舌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与硬腭相对的部分是“舌面前”和“舌面中”，与软腭相对的部分是“舌面后”，也叫做“舌根”。口腔是人类发音器官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发音活动的一切复杂变化几乎都是在口腔中进行的。

鼻腔位于口腔的上方，上腭将二者隔开。从咽腔通向报刊气流通道由软腭和小舌控制。当软腭和小舌向后上升并抵住喉壁时，通向鼻腔的通道被堵塞，气流只能从口腔呼出，这样发出的音叫“口音”。当软腭和小舌下垂时，通向鼻腔的通道被打开。这里，如果口腔内形成某种阻碍以致气流无法通过，气流就会完全从鼻腔呼出，这样发出的音叫“鼻音”；如果口腔内未形成任何阻碍，则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呼出，这样发出的音叫“鼻化音”。

咽腔位于喉头的上方，是一个管状的三岔口。它上通鼻腔，前通口腔，下通喉头和食道。会厌软骨是喉头和咽腔之间的一个活门。

口腔、鼻腔和咽腔是人类发音的共鸣腔。由声带发出的像蜂鸣一样微弱的声音，必须通过这些共鸣腔的调节和共鸣放大作用，才能成为人耳能听见的各种语音。

在人类的发音器官中，有些是能够活动的，如唇、舌头、软腭、小舌、下腭和声带等，叫做“主动的发音器官”；有些则不能活动，如上齿、齿龈、硬腭等，叫做“被动的发音器官”。发音时，常由主动的发音器官去接触或靠近被动的发音器官，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4 语音的心理属性

语音的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是语音的自然属性，二者都是具有物质性。它们使人类语言具有可为人的感觉器官感知的物质形态。此外，语音还与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音与人类心理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是“语音的心理属性”。

人的听觉器官和大脑听觉中枢对语音的发音和声波的感知是语音心理属性的重要方面。实验证明：人的听觉虽然是由客观的声音引起的，但作为心理现象的主观听觉和语音的客观声学效果之间并不问题一对一的关系，语音声学要素的变化并非都能在听觉上得到对等的感知。我们知道，一个音在听觉上的高低是由声波的频率决定的，但主观听觉上对音高的感知与客观的声波频率并不一致。对于一个400赫兹的声音，只需提高1赫兹，人们就可以感觉到音高的变化；而对于一个3000赫兹的声音，只有当提高幅度达到9赫兹以上时，人们都能分辨出声音的高低变化。主观听觉上对音强、音长的感知与客观的音强、音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实验还证明：听觉感知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概括性。我们知道，人的声道的形状（包括声带的长短、厚薄等）同人的相貌一样，人人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音色，特有的声波特点。但是，不管这种个人特点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声学的效果多么不同，都不会影响人们对语音的正确感知。不同的人发出的a这个音，声学善罢甘休的数值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听上去都是a。即便同一个人连续发同一个音，这些音的声波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人们一般感觉不到其中的变化，而把它们听成同一个音。这些都说明大脑听觉中枢在进行语音识别时，显然对听觉器官传送过来的声波进行了一定的过滤和筛选，只选择并提取与识别语音大胆冲破的特征，而舍弃其他信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目前尚知之不多的心理过程。这方面的研究对人工合成语音和通信工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5 语音的社会属性

语音虽然具有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等自然属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语音的社会属性”。语音的社会属性是使语音从根本上与一般声音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

语音的社会属性首先并主要体现为：语音是和语言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交际工具，语音是这个工具的物质载体，因此，任何语音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同一定的意义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语音的这种表义功能是社会赋予的，是社会的交际需要使人发出的声音成为意义的载体，又是社会习惯使特定的音同特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比如汉语普通话用mei表示“没”、“煤”、“眉”意义，英语却用近似的音表示“五月”、“可能”等意义。离开了社会的交际需要，离开了社会的约定俗成，就没有语言的产生，也就没有语音的存在。

语音的社会属性还体现为语音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任何民族语言在语音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系统，这种系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形成的，都是特定社会独特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的生理条件决定的。不同的语言会使用不同的语音。比如汉语普通话使用zh［ts］,ch［ts’］，sh[s]三个辅音，英语中就没有；英语中使用的［t∫,d3,∫，3］四个辅音，汉语普通话就不用。即使相同的语音，在不同语音中也会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比如汉语普通话中的b[p]和p[p’]都是独立的语音音位，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八”（bā）和“趴”（pā）、“白”（bái）和“牌”（pái）、“抱”（bào）和“泡”（pào）等一系列不同的意义就是依靠［p］和p[p’]的不同来区别的。相同的语音在英语中却只是同一个语音单位的两个变化形式，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如果把peak[p’i:k]（山顶）中的[p’]发成［p］，或者把speak［spi:k］（说）中的[p]发成[p’]，最多使人觉得发音别扭、不标准，而不会使人理解为别的词义。语音的地域性同语音的民族性有相似之处，即同一语言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不同的语音系统，使用不同的语音，赋予语音不同的功能和价值。比如汉语中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和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就具有不同的语音系统。语音的这种地域特征同样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生理条件决定的。

第二节音素

2.1 音素和音标

根据音质的不同，对一串语音不断加以切分，直到不能再切分为止，这样得到的语音单位就是“音素”。所以音素是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比如汉语普通话jìsuànjī(计算机)可能切分为j-i-s-u-a-n-j-i八个单位，它们已不能从音质角度继续进行切分，所以它们都是音素。音素是构成各种语音片段的基本元素。

为了准确地把语音记录下来，便于学习、分析和研究，需要有一套语音的标定符号。现在使用的各种拼音文字并不适合做这种标写符号，因为这些文字中的字母与语音之间缺乏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会造成语音标写的分岐和含混。比如英文中的c，在car（汽车）中发音与k相同，在city（城市）中发音又和s一样；同一个a在father（父亲），gate（大门），map（地图），fall（落下）四个词中发音就各不相同。因此，语音的标写符号需要在现行各种拼音文字之外专门制订。

标写语音的书面符号叫做“音标”。比如我国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标写现代汉语语音的音标。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知的是“国际音标”。这套音标是国际语音协会于1888年制定并开始使用的，后来经过多次修订、补充，最近一次修订是在1989年。国际音标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是根据“一个音素只用一个音标表示，一个音标只表示一个音素”的原则制订的，音素和标写音素的符号一一对应，没有标音含混的缺陷。其次，它的符号以世界上很多民族通用的拉丁字母为基础，或直接采用丁字母，如a，b，c等，或将两个两个拉丁字母合为一体，如?，?等，或将拉丁字母倒写，如?，Λ等，或对拉丁字母稍加变形，如?，?等。只有当拉丁字母不够用的时候，才采用一些希腊字母和别的符号，发中Ф等，因此，它的符号不仅形体简单清晰，而且接触过拉丁字母体系的人学习和应用起来也比较容易。最后，它的符号比较简单清晰，而且接触过拉丁字母体系的人学习和应用起来也比较容易。最后，它的符号比较完备，不仅可以标写各种音素，而且还有一套附加符号，可用来标写语音在音高、音强、音长以及各种特殊色彩方面的特征，比如音素右边标“：”表示长音，音素右边或下边标“+”表示舌位或发音部分较前，标“-”表示舌位或发音部分较后，音素上边标“～”表示鼻化等，因此，它能够比较精确地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音。由于有这些优点，国际音标已得到世界各国语言学界的公认。近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工作者在描写汉语语音、调查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外语教学等工作中，也都采用这种音标。

学习和运用国际音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每一，要注意将国际音标与字母区分开来。一个字母可以有大写和小写的区别，还可以有手写体和印刷体的不同，国际音标则没有这些区别。在国际音标中，一个字母的不同形体就是不同的音标，代表不同的音素。比如国际音标中的［N］和［n］、［Y］和［y］，［G］和［g］，［R］和［r］，以及［A］、［a］和［ā］都表示不同的音。一个字母在具体语言中和借用到国际音标中，会代表不同的音素，切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比如汉语拼音方案中的b，p，d，t，ɡ，k 与国际音标中形体相同的［b］、[p]、［d］、［t］、［ɡ］、［k］所赌音素就并不相同。为了与一般的字母相区别，国际音标在使用时通常要在符号外加上方括号［］。

第二，要注意将形体相似的音标区别开来。国际音标中有些音标符号是对同一个字母进行不同的变形而产生的，应注意加以区分。

第三，要了解国际音标记录语音有宽式与严式的区别。粗略地说，“宽式标音”是一种比较概括的标音，与区别意义无关的发音特征和差别可以不必反映，又可以叫做“音位标音”。“严式标音”则是一种详尽反映发音特征和差别的标音，又可叫做“音素标音”。比如汉语普通话“党”和“电”，按宽式标音分别标记为［ta?］和［tian］就可以了；按严式标音则可分别记为［ta?］和［tiεn］。严式和宽式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记录语音时采用宽式标音，还是严式标音，要依需要而定。

2.2 元音和辅音

音素可以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汉语拼音方案的a，e，i，o，u，ǖ代表的音属于元音，其他字母代表的音属于辅音。元音和辅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1）发元音的时候，声道完全开放，呼出的气流在整个声道内顺利通行而不受任何阻碍；发辅音的时候，声道的某一部位封闭起来而形成阻碍，气流必须克服这种阻碍都能通过。比如发汉语普通话ba（八）中的b时，双唇闭拢，形成对气流的阻碍，然后双唇打开，气流都能冲出口腔发出音来。发音时声道内是否形成阻碍，是元音和辅音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2）发元音的时候，发音器官各个部分的紧张程度是均衡的；发辅音的时候，要形成阻碍不让气流外出，因而形成阻碍的部位就会特别紧张。比如发汉语普通话ta（他）中的t时，舌尖抵住上齿龈形成阻碍，这两个部分特别紧张。

（3）发元音的时候，呼出的气流畅通无阻，因而气流较弱；发辅音的时候，呼出的气流必须冲破阻碍都能通过，因而气流较强。

（4）发元音的时候，声带振动；发辅音的时候，有的振动声带，比如汉语普通话ma（马）中的m，有的不振动声带，比如汉语普通话se（色）中的s。

元音和辅音是语音学最基本的两个概念，语音中音质成分的分类和描写，都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基础的。

2.3 元音的分类

所有元音的发音体都是声带，发音的方法都是让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出声带，使声带发生振动，然后使气流毫无阻碍地通过声道。因此，元音音质的差别主要是由共鸣腔的不同形状决定的。口腔是人类发音器官中最主要的共鸣腔，一般元音的不同正是口腔的不同形状造成的。口腔的形状与舌头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发音时舌头起作用的部位的不同，可以把元音分为“舌面元音”、“舌头元音”、“卷舌元音”。语言中的元音绝大多数是舌面元音。

（1）舌面元音

舌面元音是由舌面起作用发出的元音。舌面元音的音质差别是由口腔的不同形状决定的，而改变口腔形状的方式有三种：1）舌位——舌面隆起最高点的位置抬高或降低，即舌位的高低。由于舌头与下腭连在一起，要抬高舌位，就需要把嘴闭小；要降低舌位，就需要把嘴张大，因而舌位的高低与口腔的开闭是联系在一起的。开口度越小，舌位就越高；开口度越大，舌位就越低。舌位的高低不同，发出的元音也就不同。比如汉语普通话里“i”（衣）和“a”（啊）之所以听上去不同，主要就是因为发“i”时舌位高，发“a”时舌位低。2）舌头伸前或缩后，即舌位的前后。舌位的前后不同，发现的元音也就不同。比如“ǖ”（迂）和“u”（乌）之所以听上去不同，就是因为发“ǖ”时舌位在前，发“u”时舌位在后。3）把嘴唇收圆或展平，即嘴唇的圆展。嘴唇的圆展不同，发出的元音也就不同。比如“i”（衣）和“ǖ”（迂）之所以听上去不同，就是另存为发“i”时嘴唇是平展的，发“ǖ”时嘴唇是收圆的。

从舌位的前后、高低和嘴唇的圆展这三个方面入手，我们就可以在发音机制上确定每一个舌面元音的特征。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对舌面元音进行分类。舌面元音的特征和分类可用元音舌位图（略）来反映：

元音舌位图是一个由处于舌位高低前后四个极点的元音［i］、［a］、［u］、［α］围成的四边形，所有頢元音都在这个图的范围之内。舌位图舌位的前后分为三度：图左边的一条竖线标志着舌头前伸的极限（随着口腔张大，舌位降低，舌头会自然地向后偏移，所以这条线往后偏斜），线上的每个点都代表舌位靠前的元音，这些单元叫“前元音”。图右边的一条竖线标志着舌头后缩的极限，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舌位靠后的元音，这些元音叫“后元音”。处于前、后元音之间的［i］、［u］［A］等元音，发音时舌位不前不后，位置居中，叫“央元音”。舌位图将舌位的高低首先分为四度：图最上边的一条横线标志着舌头抬高的极限，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舌位最高的元音，这些元音叫“高元音”。图最下边的一条横线标志着舌头降低的极限，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舌位最低的元音，这些元音叫“低元音”。图中间的两条横线，靠上的一条标志着舌头略高于自然状态的位置，处于这条线上的元音叫“半高元音”；靠下的一条标志着舌头略低于自然状态的位置，处于这条线上的元音叫“半低元音”。不同的高度之间还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图中标在圆点.右边的元音，发音时嘴唇收圆，叫“圆唇元音”。标在左边的元音，发音时嘴唇平民，叫“不圆唇元音”。舌位的前后、高低和嘴唇的圆展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一个敌机元音的音质，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改变元音的音质，因而每一个舌面元音在舌位图的三维坐标中都占据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同时从这三个方面去分析和把握舌面元音的特征。比如，［i］（衣）这个元音的特征是前高不圆唇，［y］（迂）这个元音的特征是前高圆唇。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元音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就能确定这是哪个元音。比如根据后、半高、不圆唇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知道这是元音［］（饿）；根据后、半高、圆唇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知道这是元音［o］（喔）。

下面是根据元音舌位图对常见舌面元音的特征所做的描写：

音标特征例词

［i］前高不圆唇北京话“衣”［i］英语bee［bi：］

［y］前高圆唇北京话“鱼”［y］

［e］前半高不圆唇北京话“煤”（mei）英语red［red］

［?］前半高圆唇苏州话“南”［n ?］

［ε］前半低不圆唇北京话“灭”［miε］英语air［ε?］

［?］前半低圆唇广州话“朵”［t?］

［?］前次低不圆唇苏州话“毛”［m?］英语map［m?p］

［a］前低不圆唇北京话“安”［an］英语fly［flai］

［u］后高圆唇北京话“乌”［u］英语blue［blu：］

［Y］后半高不圆唇北京话“饿”［Y］

［o］后半高圆唇北京话“喔”［o］

［Λ］后兰低不圆唇英语sun［sΛn］

［?］后半低圆唇广州话“课”［f?］英语ball［b?:l ］

［α］后低不圆唇北京话“帽”［mαu］英语beart［hα:t］

［?］央中不圆唇北京话“恩”［?n］英语leader［li:d ?］

［A］央低不圆唇北京话“啊”［A］

在上面介绍的舌面元音中，［i］、［e］、［ε］、［a］、［u］、［o］、［?］、［α］八个音被称作“定位元音”或“标准元音”。在分析和描写其他元音的舌位时，它们可以作为定位的基准和参照。

（2）舌尖元音

舌尖元音是由舌尖起主要作用发出的元音。舌尖元音有前与后、圆唇与不圆唇的区别。汉语普通话“资”、“雌”、“思”的韵母是舌尖前不圆唇元音，发音时舌尖靠近上齿龈；“知”、“吃”、“诗”的韵母是舌尖后不圆唇元音，发音时舌尖靠近硬腭前部。发时保持发音状态不变，只将双唇收圆，就可发出相对应的舌尖前圆唇元音，如苏州话“书”。发时保持发音状态不变，只将双唇收圆，就可发出相对应的舌尖后圆唇元音，如湖北麻城话“鱼”。

（3）卷舌元音

发舌面元音的同时舌尖向硬腭翘起，这样发出的音就是卷舌元音。卷舌元音可以说是由舌面和舌尖同时起作用发出的元音。卷舌元音可以用舌面元音后加一个倒写的r的方式来标写；在没有辅音［r］的语言里，也可以用舌面元音后加r的方式来标写，如［?r］、［ar］。这个［r］只表示前边元音的卷舌动作，并不独立发音。汉语普通话“儿”、“二”、“而”等字的音就是一个卷舌元音，这个音通常标写为［?r］。北京话的所谓“儿化韵”也含有卷舌元音，如“叶儿”［iεr］、“花儿”［xuar］。

舌面元音、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都是单纯利用口腔作为共鸣腔发出的元音，这种元音叫做“口元音”。如果发元音时软腭和小舌下垂，打开鼻腔通道，呼出的气流不仅从口腔，而且也从鼻腔通过，形成两个共鸣腔，发出的元音就会带上鼻音色彩，这种利用口腔和鼻腔两个共鸣腔发出的元音叫“鼻化元音”。鼻化元音的标写方法是在元音符号上面加一个表示鼻化的符号“-”，如［ē］、［ǖ］。汉语许多方言有鼻化元音。北京话的鼻化元音只和卷舌元音一起出现，即只出现在儿化韵中，如“缸儿”、“声儿”、“虫儿”。

2.4 辅音的分类

辅音是气流在声道中受到阻碍并且克服这种阻碍而发出的音，因而辅音的音质决定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发音部位指的是发辅音时发音器官形成或阻碍的部位。发音方法指的是发辅音时形成阻碍和克服阻碍的方式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从发音部分和发音方法这两个方面入手，我们就可以从发音机制上确定一个辅音的特征。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对辅音进行分类。

（1）辅音的发音部位

发辅音时，由主动的发音器官接触或靠近被动的发音器官，就形成对气流的阻碍。这种形成阻碍的部位一般可以分为十一个，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发音部位将辅音分为双唇音、唇齿音、齿间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知叶音、舌面前音、舌面中音、舌面后音、小舌音和喉音十一类。

双唇音：下唇和上唇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语普通话中的b，p，m［p，p‘，m］，英语bag［b ?g］（袋，包）中的［b］。

唇齿音：下唇和上齿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语普通话中的f［f］，英语very［veri］（很，非常）里的［v］。

齿间音：舌尖置于上下齿之间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英语thank［θ??k］（感谢）里的［θ］。

舌尖前音：舌尖和上齿龈或上齿背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族普通话中的d，t，n，l，z，c，s［t，t‘，n，l，ts，ts’，s］。

舌尖后音：又叫卷舌音或翘舌音，舌尖翘起和硬腭前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语普通话中的zh，ch，sh。

舌叶音：舌叶和上齿龈后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英语China［t∫ain ?］（中国里的［t∫］，ship［∫ip］（船）里的［∫］。

舌面前音：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语普通话中的j，q，q。

舌面中音：舌面中音和硬腭后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浙江永康话“虚”?y］里的［?］，英语yes［jes］（是的）里的［j］。

敌后后音：又叫舌根音，舌面后部和软腭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汉语普通话中的g，k，h，ng［k，k‘，x，?］，英语go［gou］（去）里的［g］。

小舌音：舌根和小舌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浙江永康话“虎”。

喉音：又叫声门音，在喉部声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如云南玉溪话“肝”，苏州话“鞋”，广州话“喜”［hei］和英语hope［houp］（希望，期待）里的［h］。

（2）辅音的发音方法

狭义的发音方法只指辅音发音时形成阻碍和克服阻碍的方式，文义的发音方法还包括声带振动不振动、送气不送气等发音特征。

先来看辅音发音时形成和克服阻碍的方式。

辅音的发音过程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成阻”、“持阻”、“除阻”三个阶段。成阻是发音器官开始动作并形成阻碍的阶段。持阻是发音器官保持成阻状态，使阻碍持续的阶段。除阻是发音器官解除阻碍，恢复原状的阶段。

根据阻碍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辅音分为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颤音、闪音、半元音八类。

塞音：又叫闭塞音、爆发音或破裂音，发音器官的某两个部分紧紧靠拢，完全堵塞气流通道，除阻时阻碍突然放开，气流骤然冲出，就发生塞音。如［p，t，k，p‘，t‘，k’，b，d，ɡ］这些音都是塞音。汉藏语系一些语言和方言的塞音位于音节末尾时，只形成闭塞而并不破裂，即没有除阻阶段。如汉语广州话“急”［kap］，“八”［ba:t］，“黑”［ha:k］；壮语“肝”［tap］，“八”［pet］，“嘴”［pa:k］。

擦音：又叫摩擦音，发音器官的某两部分靠近而不完全闭塞，留出一个狭窄的缝隙，让气流从中摩擦而出，就产生擦音。塞音是在除阻时发出音来的，擦音则是在持阻时发出音来的。如［f，v，θ，e，s，?，∫］等都是擦音。

塞擦音：发音器官的某两部分在成阻阶段按塞音方式完全闭塞，气流无法通过，进入持阻阶段后，按擦音方式放松阻碍，形成缝隙，让气流摩擦而出，就产生塞擦音。塞擦音中闭塞过程和摩擦过程结合很紧，一般把它们年成一个发音过程。由于塞擦音是一个塞音和一个擦音紧密结合发出的音，国际音标就把一个塞音符号和一个擦音符号合并在一起，作为塞擦音的标写符号。如汉语普通话中的z，c，zh，ch，j，q都是塞擦音，英语teacher（教师）里的［t∫］是塞擦音。

鼻音：口腔的某一部位形成阻碍而完全闭塞，同时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道，气流顺利地从鼻腔出去，就产生鼻音。如［m，n］和汉语普通话ng［?］都是鼻音。

边音：舌头的某部位和齿龈或硬腭接触，使口腔中部或一边闭塞起来，气流从舌头两边或一边的空隙中流出，就产生边音。如［l］。

颤音：当气流通过时，双唇、舌尖或小舌发生连续的颤动，就产生颤音。必颤音时，气流通道连续地被闭塞又迅速打开，好像一小串紧紧相连的塞音。如藏语拉萨话“羊”［ra］里的［r］，法语rose［Ro:z］（玫瑰）里的［R］。

闪音：又叫音颤音，当气流通过时，发音器官有弹性的部分只颤动一次，就产生闪音。如藏语“我”。

半元音：又叫无擦通音，发音的持阻阶段口腔通道只形成很小的阻碍，气流通过时只有极轻微的摩擦，就产生半元音。半元音在性质上已接近于元音。如很多北京人都把wen（文）发成［u?n］，其中的［u］就是一个唇齿半元音；又如广州话“蛙”［wa］里的［w］和英语year［ji?］（年）里的［j］也都是半元音。

再来看发辅音时声带的状态。

发辅音时声带可有两种状态：有的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如［p］、［t］、［k］等，这种辅音叫“清辅音”；有的辅音发音时声带振动，如［b］、［d］、［ɡ］等，这种辅音叫“浊辅音”。辅音虽可区分清浊，但种种语言中清浊对立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汉语普通话只有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而没有与之相对的浊音，只有清擦音［f，s］，而没有相对的浊擦音［v，z］。至于普通话“日”［rì］的声母音值，目前人们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声母是与清擦音［?］相对的浊擦音，有人则认为是无擦通音。如果持前一种看法，普通话就有唯一的一对清浊对立的辅音；如果持后一种看法，普通话的辅音系统就没有清浊的对立。英语的情况与普通话不同，塞音、擦音和塞擦音都有配对比较整齐的清浊两套：［p—b］、［t—d］、［k—ɡ］、［f—v］、［θ—e］［s—z］等。彝语喜德话不仅塞音、擦音和塞擦音有清浊两套，鼻音和边音有清浊的对立。

最后来看发辅音时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

辅音在除阻时立即送出一股气流来，同时喉部或其他部位发生很轻微的摩擦，这种现象叫“送气”。有送气的辅音叫“送气音”，没有送气的辅音叫“不送气音”。最为常见的送气音是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国际音标标写送气音的方式是在辅音符号后加“h”，或者在辅音符号的右上角加“‘”或小“h”，如［p，t，k］是不送气音，同它们相对的送气音则可标写为［ph，th，kh］或［p‘，t‘，k‘］或［p h，t h，k h］。各种语言中送气和不送气对立的情况很不一样。英语的辅音没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汉语普通话的塞音和塞擦音却形成相当整齐的送气和不送气两套：b［p］—p［p‘］、d［t］—t［t‘］、g［k］—k［k‘］、z ［ts］—c［ts‘］等。苗语黔东方言不仅塞音和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清擦音也分成送气和不送气两套。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共同决定一个辅音的特征。如果以发音方法为经，以发音部位为纬，每个辅音在这个二维坐标中都占据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位置，这可以通过辅音表来反映。（略）

我们应该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这两个方面去分析和把握辅音的特征。比如［p］的特征是双唇不送气清擦音，［p‘］的特征是双唇送气清寒音。反过来，只要我们知道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就可以确定这是哪个辅音。比如知道了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这四个条件，就能够确定这是辅音［ts］；知道了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这四个条件，就可以确定这是辅音［t?‘］。

第三节音位

3.1 什么是音位

前面从自然属性方面分析和描述了各类音素的发音机制，这是认识语音现象的重要基础，因此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语音不同于自然的声音，社会属性老师它的本质属性。要真正认识语音现象，还必须在音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语音的社会功能，弄清不同的音素在具体语言中对意义的区分所起的作用，以及音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就是音位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

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语音差别在语言中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把不同的意义区别开来。语音的这种社会功能可能和自然属性上的差别是对应的，也可能是不对应的。从自然属性上看不同的音素，在功能上也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被说话人看作不同的语音单位；但自然属性不同的音素，在功能上却也可能是相同的，因而被说话人看作同一个语音单位。“音位”就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单位，它是特定语言或方言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单位的标写方式是在国际音标符号的两侧各加一条斜线，如“a音位”标写为/a/。音位的性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音位是从社会功能角度划分出来的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语音单位，音位的这种区别意义的作用叫做“辨义功能”。每种语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音素。从自然属性上看，这些音素之间的差别都是音质差别；但从社会功能上看，这些音素差别却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它们有些与意义的差别相联系，可以区分不同的意义；有些则与意义的差别无关，没有区分意义的功能。凡彼此的差别能起区别意义作用的音素，就属于不同的音位。比如汉语普通话里的［p］和［p ‘］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补”［pu214］和“谱”［p‘u214］等不同的词义就是靠这两个辅音的差别来区别的，因此它们应分立为汉语普通话里的两个辅音音位，分别标写为/p/和/p‘/。汉语普通话里［a］、［A］、［α］三个元音的情况与此不同。它们问题各自出现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如［p‘an35］（盘）、［p‘a?35］（旁）等，假如把它们混淆起来，把［p‘an35］（盘）里的［a］念成［A］或［α］，只会使人感到发音不地道，不规范，却不会使人对词义产生误解而误会为另一个词。这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因而不能分立为不同的音位。

我们说音位能够区别意义，这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严格说来，音位并不直接区别意义，它直接区别的是语素和词的语音形式，只是由于语素和词都是语音形式，间接地也就区别了它们的意义。

要鉴别不同的音素有无区别意义的作用，就需要把它们逐个放到相同的语音环境里去考察，看包含它们的各级音是否表示不同的意义。由于这样产生的各组音都只涉及一种语音半成品国，因而如果各组音表示的意义不同，就说明这些不同的音素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音位。以汉语普通话为例，很多辅音都可以在［-u51］这个语音环境里出现，即声调为去声，后面的元音为［u］：

［pu51］（布）［p‘u51］（辅）［mu51］（木）［fu］51（富）

［tu51］（渡）［t‘u51］（吐）［nu51］（怒）［lu51］（鹿）

上面八组音都只包含一项语音差别，这说明正是由于［u］前的八个辅音的不同，才使使得这八组音表示了不同的意义，因而这八个轉得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应划分为不同的音位。

（2）音位不仅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而且是具有这种辨义功能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所谓“最小的“是指从中不能再切分出更小的语音单位。比如汉语普通话里的［pai］和［p‘an］具有辨义功能，可以区别“败”和“盼”等一系列不同的词义，但它们不是音位，因为从它们当中还可以切分出更小的语音单位，［pai］可以切分出［p］和［ai］，［p‘an］可以切分出［p’］和［an］。其中［ai］和［an］也具有辨义功能，可以区别“爱”和“岸”等一系列不同的语音单位，但它们仍然不是音位，因为从它们当中也可以切分出更小的语音音位，［ai］可以切分出［a］和［i］，［an］可以切分出［a］和［n］。［p］、［p‘］、［a］、［i］、［n］不但具有辨义功能，而且都不能再加以切分，所以它们都是汉语普通话里的音位。

（3）音位是由一组彼此的差别没有辨义作用而音感上又相似的音素概括而成的音类。音位和音素不同，音素是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音位，音质不同便可以看作是不同的音素。音位则是从辨义功能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音位，这种划分只关注那些与意义的区别大胆冲破的语音差别，而对那些与意义的区别无关的音质上的细微差别则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划分角度和关注焦点不同，功能方面的语音音位与音质方面的语音单位也就不会一一对应。因此，若干音质略有不同的音素，只要彼此之间的差别不能起作用，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音类的成员，归并为一个音位，当作一个功能音位来使用。比如上面提到的汉语普通话的［a］、［A］、［α］三个元音音素，它们与其他元音的差别虽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如如［p‘an35］（盘）和［p‘in35］（贫）等不同的词义就是靠这些差别来区别的，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a］、［A］、［α］之间的差别却与意义的区分无关，因此从功能角度看，这些差别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音类的成员，归并在同一个/a/里。

（4）音位总是属于特定的语言或方言的，总是特定的语音系统的成员，不存在超语言或超方言的音位。每种语言或言的音位都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点而不同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处于不同系统中的音位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系统里有不同的音素，因而具有不同的音位。比如汉语普通话有舌面辅音音位，英语则没有；英语有舌叶辅音音位，汉语普通话则没有。这种不同还表现为，相同的音素在不同的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不一定相同，因而不同语言或方言表面上相同的音位实际上并不能对等。比如汉语普通话和法语里都有元音音素［a］和［α］，汉语普通话里［a］和［α］的差别不能区别意义，它们同属于/a/；法语里［a］和［α］的差别能够区别意义，像tacher［ta∫e］（弄脏）和tacher［tα∫e］（努力）这两个不同的词义就是靠［a］和［α］的差别来区分的，因而它们分属/a/和/α/两个音位；可见汉语普通话的音位/a/和法语的音位/a/虽音位符号相同，但实际内容并不一样。

从上面对音位概念的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出：音位理论对具体语言或方言里的所有音素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根据它们在语言中的作用区分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凡是具有辨义功能的，就是，不管它们之间的音质差别多么细微，都必须设立为不同的音位，以便严加区分；凡是没有辨义功能的，就是不重要的，对它们就不必严格区分，而可以归并在同一个音位里。这样，具体语言或方言里数目繁多的音素就可以归纳为一套为数有限的音位，从而使语音系统的结构特征得以呈现出来。这就是音位理论的基本原理。

音位从构成材料上看，可以分为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以音素为材料，通过音质的差别来起辨义作用的音位叫“音质音位”。音位是能起区别意义作用的语音单位，语音中除音质外，音高、音强、音长也能起这种作用，因此也能构成单位。这种通过音高、音强、音长的差别来起辨义作用的单位叫“非音质单位”。说话时产生的连续语流总占据一定的时间，音质单位在语音组合的线性序列中都各自占有一个时间段落，因此音质单位又叫做“音段音位”。音高、音强、音长必须领队在音质音位上与之同时出现，它们本身不能独立存在。非音质音位所领队的并不局限一个音段音位，而是常常领队在音段音位的组合序列上，因此非音质音位又叫做“超音段音位”。非音质音位包括利用音高差别来区别意义的“调位”、利用音强等方面的差别来区别意义的“重位”和利用发音长短来区别意义的“时位”，我们在后面“韵律特征”一节中再来讨论它们。

3.2 音位变体

如前所述，音位是从功能角度划分出来的音类，它可以包含若干个音质不同的音素。这些音素是音位在具体语音环境中的代表，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的变异形式。这种同性于一个音位的不同音素就叫做“音位变体”。音位变体又可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

（1）条件变体

音位的条件变体是指出现的语音环境各不相同而又同属一个音位的两个或几个音素。归纳音位的条件变体首先应依据具体语言或方言中音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音素之间存在着两种重要的关系，一是“对立关系”，一是“互补关系”。音素间的对立关系是指不同的音素可以出现在相同的语言环境里，它们的差别会引起语素或词的语音形式的改变，进而区别语素或词的意义。处在对立关系之中的音素都具有辨义功能，因而分属不同的音位。从归纳音位上说，这叫做“对立原则”。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汉语普通话的［p］、［p‘］、［m］、［f］、［t］、［t‘］、［n］、［l］分立为不同的音位，实际上就是依据的这一原则。互补关系是指几个不同的音素各自有自己的出现环境而从不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中出现。处在互补关系之中的几个音素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是互相排斥的，因而不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一个音位，使它们成为这个音位的几个条件变体。从归纳音位上说，这叫做“互补原则”。比如汉语普通话［?］、［a］［A］、［α］四个音素出现的语音环境是各不相同的：

音素出现环境例字

［?］［i-］、［y-］与［-n-］之间天［t‘i ?n］

［a］［-i］、［-n］之间麦［mai］、干［kan］

［A］无韵尾八［pA］

［α］［-u］、［-?］之前老［kαu］、房［fα?］

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地方不会出现其他三个元音，［a］、［A］、［α］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四个元音音素的出现环境相互补充，不会出现对立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同一个/a/，它们就是/a/的四个条件变体。又如，在英语里，［p］和［p‘］也各自有自己的出现环境：

音素出现环境例字

［p］［s］之后 sport［sp?:t］（运动）、spill［spil］（使溢出）

［p‘］词的开头或其他位置 port［p‘?:t］（港口）、pill［p‘il］（药丸）

在正常情况下，［p］的出现位置上不会出现［p‘］，［p‘］的出现位置上也不会出现［p］，它们的出现环境互相补充，不会出现对立现象。因此可以把它们归入同一个/p/，它们就是这个音位的两个条件变体。

互补关系是归纳音位条件变体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把几个不同的音素归并为一个音位，除了要考虑它们是否处于互补关系之中，还要看它们在语音上是否相似，看它们的音质差异是否可以从各自出现的语音环境中得到解释。只有在不但互补而且说这种语言的人听起来又差别不大的条件下，才可以把几个不同的音素归入同一个音位。如果语音上相差太远，听起来完全是不同的音，那么几个音素互补的，也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这是归纳音位的“语音相似原则”。比如英语里的［p］和［p‘］是互补的，而且虽然在汉族人听来这两个音差别很大，但英美人听起来却觉得差不多，甚至往往听不出这是两个不同的音，因此它们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汉语普通话里的［p］和［?］也是互补的，［p］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只出现在音节的末尾，但这两个辅音的音质差别太大，所以只能让它们分属不同的音位，而不能归到同一个音位里。

音位条件变体之间的语音差别虽然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在语音规范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会使发音不规范，不标准，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义的表达。如果我们把汉语普通话的“啊”发成“挨”里舌位靠前的［a］，或发成“昂”里舌位靠后的［α］，或者把英语port（港口）里的“p”发成不送气的［p］，把sport（运动）里的“p”发成送气的［p‘］，虽然不至于使听话人误解为别的词，但不符合汉语普通话或英语的发音习惯，会使别觉得别扭，不地道。因此要学好一种语言的语音，不仅应掌握音位之间的区别，而且还应该注意音位的不同变体和它们的出现条件。

（2）自由变体

音位的自由变体是指可以在同一语音环境里出现而又不能区别意义的两个或几个音素。自由变体的音质虽有不同，但说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感觉不到它们是不同的音，或者觉得它们的差别并不重要，总把它们当作同一个语音音位来使用。比如汉语兰州话里的［n］和［l］可以自由变读，而不会引起意义的改变。在这种话里，“脑”和“老”同音。［n］和［l］就是兰州话/n/的两个自由变体。又如，傣语西双版纳话的［x］和［k‘］也可以自由变读。“杀”可以读作［xa13］，也可以读作［k‘a13］；“桥”可以读作［xo55］也可以读作［k‘o55］。[x］和［k‘］就是傣语西双版纳话/x/的两个自由变化。

音位变体从理论上说是无限的，因为从物理或生理角度看，人们不可能重复经绝对相同的一个音。但是人的听觉不能反映这么多细微的区别，对语言学来说，在一个音位下通常只列出数目有限的常见变体和它们的出现条件，并不需要列出大量的变体。

关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目前在语言学中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将二都的关系理解为：音位是从具体音素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功能音类，音位变体则是音位在特定语音环境中的具体体现。音位是用来概括反映一组音素的辨义作用的功能音位，音位变体则是音位在各种语音环境里的实际发音。同性一个音位的变体并无主次之分，但需要从中选出一个放在/ /中作为这个音位的代表，被选中作为音位符号的通常是比较常用的变体，或者是便于说明各个变体出现条件的变体。比如汉语普通话里［?、a、A、α］为同一个音位的变体，多数人选择常用的“a”作为代表，但也有人选择“α”，以便能够说明各变体出现的规律。音位符号选定后，属于同一个音位的所有变体在音位标音（宽式标音）中应使用同一个符号来标写。如汉语普通话/a/音位的四个变体［?、a、A、α］在音位标音中就可以统一用“a”来标写。汉语拼音字母实际就是一种记录音位的字母，比如。A/音位的四个变体［?、a、A、α］就都用a来标写。

3.3 区别特征

语言里的单位互相对立，从而使语素和词的语音形式以及意义能够彼此区别开来。单位的这种相互对立和区别，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其实只是通过一个或几个语音特征来实现的。比如汉语普通话的辅音单位/p/、/p‘/、/t/、/m/、/ts/：

音位语音特征

/p/ 双唇闭塞不送气

/p‘/ 双唇闭塞送气

/t/ 舌尖前闭塞不送气

/m/ 双唇鼻音

/ts/ 舌尖前塞音不送气

/p/通过“不送气”与/p‘/相区别，通过“双唇”与/t/相区别，通过“闭塞”与/m/相区别，通过“双唇”和“闭塞”与相区别。“双唇”、“闭塞”和“不送气”三个语音特征可以使汉语普通话的/p/和其他所有的单位区别开来。这种具有区别音位作用的语音特征叫“区别特征”，也叫“区别性特征”。语言中的每个音位都可以分解为几个区别特征，音位之间的对立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别特征之间的对立，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音位的辨义功能归根结底是由区别特征担负的。比如汉语普通话里“趴”（/p‘a55/）和“八”（/pa55/）是靠/p‘/和/p/这两个不同的音位来区别的，/p/和/p‘/又是靠“送气/不送气”这对区别特征来区别的，因而归根结底“趴”和“八”是由“送气/不送气”这对区别特征来区别的。所以，单位也可以定义为一组区别特征的集合。

单位的区别特征通常都表现为二项对立，也就是每一方面的特征总是具有“是”或“非”，“有”或“无”的两个对立项，如元音性/非元音性，浊音性/清音性，鼻音性/口音性，送气/不送气等等。所以，语言学上通常都把单位的区别特征划分为若干个二元偶分组，每个二元偶分组都表示某一方面上两个彼此对立的语音特征。只要在一个二元偶分组上存在对立，就可以把两个单位区别开来，如汉语普通话的/p‘/和/p/就是在“送气/不送气/这个二元偶分组上存在对立而互相区别的。

单位的区别特征即可以从语音的声学特征方面来确定，也可以从生理特征方面来确定。上面所举的/p/单位的区别特征就是从语音的生理方面来确定的。从发音生理方面来确定区别特征比较容易被人领会和接受，因为与声学特征相比，发音特征的了解不需要太专门的知识，而且完全从声学特征方面来确定区别特征也还有一定的困难，有些特征的语音界限尚不十分清楚。所以目前语言学家们更倾向于从发音生理方面来确定区别特征。从发音生理上看，每一个元音都有自己的舌位和唇形，每一个辅音都有自己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这些发音特征都可以作为音位区别特征的基础。

一个音位具有哪些区别特征，这需要把它放到特定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中去考察，放到与其他所有音位的对立关系中去分析才能确定。因为一个音位需要而且只需要与本语言或方言的所有音位区别开来。比如，汉语普通话/p/，如前所述，以“双唇”和/t/相区别，以“闭塞”和/m/相区别，以“不送气”和/p ‘/相区别，但并不通过“清音”这个特征与其他音位相对立，因为汉语普通话里没有和/p/同部位的浊塞音音位。总括起来，汉语普通话/p/的区别特征是：双唇，闭塞，不送气。通过这三个区别特征，/p/就可以与汉语普通话辅音音位系统中的所有音位区别开。英语里也有/p/单位，但英语辅音音位系统的内容不同于汉语普通话，英语/p/周围的单位与汉语普通话/p/周围的音位也不尽相同，所以二者的区别特征也就有所不同。英语的/p/以“双唇”和/t/、/k/相区别，以“闭塞”和/m/相区别，以“清”和/b/相区别，但并不通过“不送气”这个特征与其他音位相对立，因为英语里没有和/p/同部位的送气塞音音位。可见，一个音位具有什么样的语音特征是由其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决定的，一个音位具有什么样的区别特征则是由特定的音位系统，由其周围所有的其他音位决定的。

音位区别特征的分析结果可以用区别特征矩阵表来反映。我们可以把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部分或全部音位横向排列，把分析归纳出来的区别特征纵处排列，

音位的区别特征不仅可以使不同的音位互相区别，形成对立，而且还可以使不同的音位通过相同的区别特征联系在一起，聚合成群。

第四节音位的组合

4.1 音节

音节是听觉上最自然、也就是最容易分辨的最小语音单位，也是音位或音位组合构成的最小的语音结构单位。比如我们听到wǒ míng tiān qǜ běi jīng这样一串声音，不用借助专门的语音学知识就能很自然地把它划分成六个发音片段，也就是六个音节，写出来就是六个汉字：“我明天去北京”。一个音节可以由一个音位构成，如汉语普通话的“阿”［a］，但是更多的音节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位组合而成的，如汉语普通话的“天”［t‘ian］，英语的map［m?p］（地图）等。

音节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凭听觉划分出来，但是如何给音节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如何科学地说明音节的特性，以及如何确定音节之间的边界，却一直是困扰语音学家的一个难题。人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做过各种深度，提出过种种不同的理论。目前在我国比较鹅影响的是“肌肉紧张度说”。这种理论是根据发音时肌肉紧张程度的变化来解释音节的形成和确定音节之间的边界的。这种理论认为，人在发音时，发音器官的肌肉总是松驰和紧张相互交替的。肌肉每紧张一次，就形成一个音节。肌肉的紧张过程又可以分为渐强、最强、渐弱三个阶段，最强阶段叫“音峰”，渐弱阶段和下一次紧张的渐强阶段的交界之处，紧张程度最低，叫做“音谷”。音谷所在的地方就是音节之间的分界处。比如汉语普通话［pai］（这串音，如果发音肌肉紧张一次，就形成一个音节，听上去是［pai55］（掰）；如果发音时肌肉紧张两次，就形成两个音节，听上去就是［pai55+i55］（八一）。又如汉语普通话［fanan］这一串音，如果发音时音谷在第二和第三个音之间，就形成［fa55+nan51］（发难）这两个音节；如果音谷在第三和第四个音之间，就形成［fan55+an51］（翻案）这两个音节。

人们说话时，音位与音位、音节与音节连成一串，形成前后相连的连续语流。这些语音单元在前后过渡、相互联接时，会因为自身性质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过渡和联接方式，这些方式叫做“音渡”，又叫做“音联”。发生在音节内部的音渡和发生在音节之间的音渡会有所不同，因此音渡可以帮助我们分辨音节的界限。比如上面提到的［fanan］，如果中间的［n］对前面的元音起了一定鼻化作用，那么就表明二者属于同一个音节，这串音应该是［fan55+an51］（翻案）；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就应该是［fa55+nan51］（发难）。因为这种语音变化是一种音节内部的音渡现象，一般不会发生在音节之间。

音节的划分除了要根据音节在发音机制上的特性之外，不要考虑到语音社会性的影响，要受到特定社会语言习惯的制约。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特有的音节结构，不同的音节结构会使音节划分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听到［peid］这样一串音，说英语的人会认为是paid（付清的），是一个音节，因为英语的音节结构允许塞音出现在一个音节的末尾；说汉语普通话的人会听成“配的”，是两个音节，因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不允许塞音出现在一个音节的末尾。

音节是音位组合而成的语音结构音位。音节的结构规律主要体现在音节的类型和音位在音节中所能占据的搁置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是一种语言在语音上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特征。语言中的音节虽然可以鹅很多，但音节的基本类型却很有限。一般的音节都以元音作为音节的核心。以辅音作为音节核心的很少，国际音标用在辅音符号下面加小“｜”的方式来标写。以元音作为核心的音节共有以下四种基本结构类型：

1）V 2）C-V 3）V-C 4）C-V-C

其中的V代表元音，C代表辅音。像V型、C-V型这种以元音收尾的音节叫“开音节”，像V-C型、C-V-C型这种以辅音收尾的音节叫“闭音节”。在这四种音节基本类型中添加进若干元音或辅音，就可以扩展成各种不同的音节结构类型。V可以扩展成由两个或三个元音组成的元音群VV和VVV，C也可以扩展成由两个或三个辅音组成的辅音群CC或CCC。比如，汉语普通话的音节［kuai］（怪）是由C-V扩展成的C-VVV；英语的音节split［split］（劈开）是由C-V-C扩展的CCC-V-C。每种语言的音节结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大多数语言都有开音节和闭音节，但鹅的语言只鹅开音节，而没有闭音节，如我国的彝语、哈尼语、纳西语等；包含辅音群的音节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很常见，如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中都有这种音节，而汉语普通话没有这一音节类型。

在特定的语言中，不同的音位在音节里所能占据的位置可能不同。有的音位在音节中的出现位置是固定的，它们只能在音节的某一位置上出现；有的则是不固定的，它们可以在音节的不同位置上出现。比如，汉语普通话的［m］只能出现在音节的开头，而不能出现在音节的其他位置上；［n］则既可以出现在音节的开头，也可以出现在音节的末尾，如［an］（安）、［na］（那）。有些音位可以组合在一起，有些则不可以。

每种语言的音节结构都有自己的特点。拿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相比，二者在音节结构上就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普通话虽然同英语一样，也具备V、C-V、V-C、C-V-C这四种音节结构的基本类型，如“衣”［i］是V型，“比”［pi］是C-V型，“音”［in］是V-C型，“民”［min］是C-V-C型，但是其中的辅音C都不能扩展，也就是说普通话的音节中不允许出现两个或几个辅音相连的辅音群，而英语没有这样的限制，音节中可以出现辅音群，如stray［strei］（走离）里鹅辅音群［str］，ask［α:sk］（询问）里鹅辅音群［sk］，sprints［sprints］（疾跑）里鹅［spr］和［nts］两个辅音群。普通话闭音节中的收尾辅音-C只能是

鼻音，而英语没有这样的限制，除了鼻音之外，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也都可以做闭音节的收尾辅音，如gate［geit］（大门）、life［laif］（生命）、large ［lα:d3］（大的）、ball［b?:l］（球）。普通话音节中的元辅音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像“光”［kua?］这样的音节就是普通话里构成成分最多的音节，英语的音节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如上面的sprints就是由七个成分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的分析鹅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元辅音分析法”。这种分析法以元辅音为基本分析音位，上面把音节结构分为V、C-V、V-C、C-V-C四种基本类型，所采用的就是种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我国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这种分析法以“声母”、“韵母”、“声调”为基本分析音位。按照这种分析法，汉语的音节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如普通话“天”［t‘in］里的［t‘］。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整个部分，如［t‘ian］里的［ina］。韵母又分成“韵头”、“韵复”、“韵尾”三个部分。韵腹是韵母中开口度最大或听起来最响的成分，是韵母的核心。韵腹通常都是元音。韵头又叫介音，是韵母中位于韵腹之前的成分。韵尾是韵母中位于韵腹之后的收尾成分。比如在［ian］这个韵母里，［i］是韵头，［a］是韵腹，［n］是韵尾。每一个韵母都必须鹅韵腹，但可以没有韵头和韵尾。声调指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关于声调在后面“韵律特征”一节中再详细讨论。汉语的韵母可以按韵头的不同分为四类，即所谓的“四呼”。凡没有韵头而韵腹又不是［i］、［u］、［y］的韵母叫“开口呼”，如韵母［a］、［ou］、倒［J］等；凡韵头或韵腹是［i］的韵母叫“齐齿呼”，如韵母［i］、［ia］、［iou］等；凡韵头或韵母是［u］的韵母叫“合口呼”，如韵母［u］、［ua］、［uan］等；凡韵头或韵母是［y］的韵母叫“撮口呼”，如韵母［y］、［y?］、［yn］等/在汉语里，声母和四呼配合组成音节有很强的规律性，这是汉语音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普通话的舌尖前音声母［ts，ts‘，s］、舌尖后音声母（略）和舌根音声母［k，k‘，x］可以和开口呼、合口呼配合组成音节，而不能和齐齿呼、撮口呼配合；舌面前音声母可以和齐齿呼、撮口呼配合组成成音节，而不能和开口呼、合口呼配合。这表明汉语中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主要是由声母的发音部位和韵母开头元音的性质决定的。声韵调分析法可以比较好地提示汉语音节内部的组合规律和整个语音系统的面貌，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是汉语音节分析最基本的方法，而且在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中，声韵调分析法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声韵调分析法和元辅音分析法并不是对立的和互相排斥的，它们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音节结构分析的两个层面，因为声母是由辅音或辅音的组合构成的，如汉语普通话的声母都是由单个辅音构成的，苗语中则鹅由［pl，ml］等这样的辅音组合构成的声母；韵母是由元音或元音和元音、元音和辅音的组合构成的，如汉语普通话中的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鼻韵母就分别是由单个元音、元音的组合、元音和辅音的组合构成的。

4.2 复元音

一个音节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元音的组合叫“复元音”。比如汉语普通话［tau］（刀）、［mai］（卖）、［niau］（鸟）里的［au］、［ai］、［iau］。

复元音与几个相连的单元音是不同的。每一，复元音的几个成分同属于一个音节，发音时发音器官只有一次肌肉紧张；相连的单元音则各自分属于不同的音节，发音时鹅几个元音就鹅几次肌肉紧张。比如汉语普通话的［ai55］（哀），发音时只有一次肌肉紧张，是复元音；［a55-i35］（阿姨）发音时鹅两次肌肉紧张，是两个相连的单元音。第二，复元音是一个整体，发音时发音器官的运动是连续滑动的，元音的音质是不间断地逐渐变化的，中间会产生一连串的过渡音；几个相连的单元音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发音时发音器官的运动是跳跃式的，元音的音质是突变的，中间没有过渡音。比如复元音［ai］时，是由发［a］的状态逐渐向发［i］的方向滑动，元音的音质逐渐变化，中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是发完［a］以后再发一个［i］。

由两个元音组合而成的复元音叫“二合元音”，由三个元音组合而成的复元音叫“三合元音”。二合元音在发音时，两个元音的紧张度和响度一般说并不相等。其中一个紧张度比较强，听上去比较响亮清晰；另一个紧张度比较弱，听上去不太响亮，也不太清晰。比如如汉语普通话的复元音［ai］（哀）时，［a］处在肌肉紧张的最强阶段上，［i］处在肌肉紧张的渐弱阶段上，所以听上去［i］元不如［a］响亮和清晰。在二合元音中，前一个元音听起来比较响的叫“前响二合元音”，比如汉语普通话里的复元音［ai，ei，au，ou］、英语里的复元音［ei，ie，ai，?i，au，??］等都是前响二合元音。在二合元音中，后一个元音听起来比较响的叫“后二合元音”，如汉语普通话里的复元音［ia，ie，ua，uo，ye］都是后响二合元音。三合元音一般都是中间响两头弱，形成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紧张度、响度变化曲线，因而三合元音又被称作“中响复元音”。比如汉语普通话里的复元音［iau，iou，uei，uai］都是三合元音。汉语普通话的复元音韵母都是二合元音或三合元音构成的，其中那个比较响亮的元音就是韵母中的韵腹，其余的元音是韵头或韵尾。

复元音并不是所有语言中都有，俄语、法语、瑞典语等语言就完全没有复元音，在这些语言里，一个音节只能有一个元音。有复元音的语言之间也会存在差别，比如汉语普通话有复元音［ia，ua，uo］，英语就没有；英语有复元音［?i，??］，汉语普通话则没有。

4.3 复辅音

一个音节内两个或两个以上辅音的组合叫“复辅音”。复辅音在印欧语系的语言里很常见，比如，英语atar［stα:］（星星），screw［skru：］（螺钉），glimpsed［ɡlimpst］（瞥见），德语schwe［∫ve：r］（重）里的［st］、［skr］、［gl］和［∫v］都是复辅音。

同复元音一样，复辅音也是一个音节内部的音位组合。如果两个辅音相连，但却分属不同的音节，就不能算是复辅音。具体说来，在发音过程中，复辅音中的几个辅音一定处于同一个肌肉紧张的渐强阶段或渐弱阶段上，不在同一个阶段上的几个辅音不能构成复辅音。比如英语expel［ikspel］（驱逐）［k］和［s］处在同一个渐弱阶段上，属于同一个音节，因而构成复辅音；［p］虽然和［ks］相连，却处在另一个渐强阶段上，属于另外一个音节，因而不能和前面的［ks］构成复辅音。

复辅音也有不同于复元音的特点。复元音里的几个元音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统一的发音过程。复元音的音质变体是逐渐过渡的，几个元音由一连串的过渡音联结在一起，中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复辅音则不同。复辅音里的几个辅音并没有像复元音那样一体化，它们各鹅自己的发音过程。复辅音的音质变体是突变式的，彼此之间没有过渡音来联结，中间鹅明确的界限。正是因为复辅音与复元音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鹅人主张不用“复辅音”这个名称，而改称为“辅音丛”或“辅音群”。

复辅音并不是所有语言中都有，汉语、藏语、哈尼语、土家语等语言里就没有复辅音。鹅复辅音的语言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语言虽有复辅音。但数量不多，而且构成方式简单而鹅规律。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中鹅复辅音的语言很多是这种情况，如苗语石门坎话的复辅音有［mp，mp‘，mb，mb‘，nts，nts ‘，ndz，ndz‘］等，它们的构成方式都是鼻音加上同部位的塞音或塞擦音。有些语言中的复辅音不仅数量多，而且构成方式非常自由，缺乏明显的规律性。印欧语系中有复辅音的语言很多是这种情况。

4.4 语流音变

音位是抽象的功能音类，它在话语里要体现为具体的音素，音位的组合则要体现为具体的音素的组合。人们说话时，具体的音素组合在一起，形成长短不等的一段段的语流。在连续的语流中，一个音可能由于邻近音的影响，或自身所处地位的不同，或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而在发音上产生一些变化，这种现象叫“语流音变”。语流音变是音位组合获得具体体现形式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有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等。

（1）同化

语流里两个不同的音，其中一个因受另一个影响而变得跟它相同或相似，这种现象叫“同化”。一般来说，同化现象都是为了使发音顺口而产生的。同化现象可以发生在一个音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两个音节之间。同化又可分为“顺同化”和“逆同化”。

由前面的音影响后面的音而产生的同化叫顺同化。比如汉语福州话：

皇［xu??］+帝［ta］→皇帝［xu?? na］

精［tsi ?］+神［si ?］→精神［tsi ? ni ?］

“帝”的声母［t］为塞音，被前面“皇”的鼻韵尾［?］同化为鼻音［n］，“神”的声母［s］为擦音，被前面“精”的鼻韵尾［?］同化为鼻音［n］。再如英语：

dog［d?g］（狗）+s［s］（名词复数）→dogs［d?gz］

look［luk］（看）+ed［d］（动词过去时）→looked［lukt］

英语里名词复数词尾-s本来读清单［s］，受前面浊音［g］的影响而变成浊音［z］；动词词尾-ed本来读音浊音［d］，受前面清单［k］的影响而变成清单［t］。

由后面的音影响前面的音而产生的同化叫逆同化。比如汉语北京话：

门［m?n］+面［mi?n］→门面［m?m mi?n］

分［f?n］+配［p‘ei］→分配［f?m p‘ei］

“门”的韵尾本来是舌尖鼻音［n］，受后面［m］的影响，被同化为双唇鼻音［m］；“分”的韵尾受后面双唇塞音［p‘］的影响，由舌尖鼻音［n］变为双唇鼻音［m］。再如英语：

This［eis］（这）+shape［∫eip］（样式）→this shape［ei∫∫eip］

In［in］（在……上）+bed［bed］（床）→in bed［im bed］

This里的［s］受后面［∫］的影响，被同化为［∫］；in里的［n］受后面双唇塞音［b］的影响，由舌尖鼻音变为双唇鼻音［m］

（2）异化

语流中两个相同或相近的音，其中一个因受另一个的影响而变得不相同或不相近，这种现象叫“异化”。一般来说，异化现象都是为了避免发音上的拗口而产生的。比如汉语北京话：

慢［man］+慢儿［mar］→慢慢儿［mai mar］

“慢”的韵尾受后面鼻辅音［m］的影响，由鼻辅音［n］异化为元音［i］。又如拉丁语marmor（大理石）到了法语里变化为marbre，第二个m被前一个异化为b；法语marbre传到英语里又变为了marble，两个r又发生了异化作用，第二个r被前一个r异化为l。与同化象相比，异化现象更少见得多。

（3）弱化

语流中有些音在发音上变弱，这种现象叫“弱化”。如汉语的轻音就是弱化音节。

辅音的弱化表现为发音阻力减小。就发音阻力来说，清辅音大于浊辅音，塞音、塞擦音大于擦音。因此，辅音的弱化常常表现为清辅音弱化为浊辅音，塞音、塞擦音弱化为擦音。比如汉语北京话：

喇［lA］+叭［pA］→喇.叭［lA b?］

嚏［t‘i］+喷［p‘?n］→嚏.喷［t‘i f?n］

“叭”里的清辅音［p］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浊辅音［b］；“喷”里的塞音［p‘］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擦音［f］。

元音的弱化表现为发音的用力程度减弱。就发音的用力程度来说，单元音要弱于复元音，央元音［?］要弱于其他单元音。因此，元音的弱化常常表现为复元音弱化为单元音，其他单元音向央元音靠拢或变为央元音。元音的弱化跟轻重音有关，在轻音音节或非重读音节里，元音大都要弱化。比如汉语北京话：回［xuei］+来［lai］→［xuei l?］

妈［mA］+妈［mA］→妈.妈［mA m ?］

“来”里的复元音［ai］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单元音，并向央元音靠拢；“妈”里的低元音［A］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央元音［?］。英语里有些词有强和弱式两种发音，弱式发音出现在非重读音节里，一般都是元音的弱化。比如：

强式发音弱式发音

as ［?z］［?z］

are ［α:］［?］

was ［w?z］［w ?z］

在有声调的语言里，弱化音节的声调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汉语普通话的轻音音节推动原鹅的调子，变得短促，调值依前面一个音节的声调而定。

（4）脱落

语流中某些原有的音消失了，这种现象叫“脱落”。脱落常出现在语速较快的话语里，而且往往是进一步弱化的结果。比如北京人说话，在语速较快时轻音音节常会出现一些脱落现象：

五［u］+个［kY］→五.个［u ?］

豆［t ?u］+腐［fu］→豆.腐［t ?u f］

“五.个”里的“个”脱落了声母［k］，“豆.腐”里的“腐”脱落了韵母［u］。英语有些词的弱读发音在语速较快时，会出现脱落现象。比如and的弱读发音为［?nd］，语速较快时［d］会脱落而发成［?n］，甚至可以进一步脱落［?］而发成［n］，如bread and butter可以发成［’bred n bΛt?］。英语有些词的非重读音节在语速较快时，也可能出现脱落现象。比如factory［’f?k?ri］（工厂）可以脱落［?］发成［’f?ktri］；breakfast time［’brek?st taim］（早餐时间）里的breakfast可以脱落［t］，发成［’brekf?s］。除了语速和弱化的影响之外，别的原因也可能造成脱落。

（5）增音

语流中有时加进了原来没有的音，这种现象叫“增音”。比如汉语北京话“这儿、那儿、哪儿”有些人说成“这合儿、那合儿、哪合儿”，在“儿‘［?r］的前面加进了一个舌根辅音［x］；“一般儿大”（同样大）有些人说成“一边儿大”在“般”［pan］的韵母［an］之前加进了高元音［i］。又如英语dreamt［dremt］（做梦——过去时）有些人说成［drempt］，在［m］和［t］之间加进了双唇塞音［p］；athlete［?θli:t］（运动员）有些人说成［?θ?li:t］，在［θ］和［l］之间加进了央元音［?］。

第五节韵律特征

5.1 韵律特征

“韵律特征”又叫做“超音段特征”，指的是语音中除音质特征之外的音高、音长和音强方面的变化。语音片段有大有小，从音位理论的角度来看，最小的音段是音位。比音位大的音段是音位的组合序列。音位的组合序列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音节、音节组合、语句三个层次。音段不论大小，都必然有一定的音高、音长和音强，从而构成这个音段的韵律特征。从音位层次上看，音长的变化可以构成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长短音”；从音节层次上看，音高的变化可以构成“声调”；从音节组合层次上，音强等因素的变化可以构成轻重音；从语句层次上看，音高、音强、音长等因素的变化可以构成语调。长短音、声调、轻重音、语调都是韵律特征的构成要素。

韵律特征的构成要素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永远只能和音质成分同时出现，自身不能单独占据一个时间段落；二是它们都是一种对比性特征，对韵律特征而言，重要的不是音高、音长和音强方面的绝对值，而是这些方面的相对值，也就是通过与同类特征的对比而存在的音高、音长和音强的变化形成和幅度。

5.2 长短音

在有些语言或方言里，可以利用一个音的音长差别来区别意义。虽然从发音原理上说，除了塞音之外，每个音都可以有长短的不同，但在实际语言中，这种具有辨义功能的长区别一般出现在元音上。汉语广州话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里都有这种具有辨义功能的长短音。例如：

汉语广州话：［la:m11］（蓝）［lam11］（林）

［wa:i55］（歪）［wai55］（威）

藏语拉萨话：［la:55］(麝) ［la55］（工钱）

英语、德语等语言也有长短音的区别，例如：

英语：great［gri:t］伟大的 grit［grit］（沙砾）

seat［si:t］（座位） sit［sit］（坐）

德语：Ruhm［ru:m］（名声） Rum［rum］（朗姆酒）

由于长短音也可以像元辅音音位那样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因而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音位，这种非音质音位叫做“时位”

长短音主要表现为发音所经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长短音的音质也往往有所差异。比如汉语广州话［a］的长元音是前元音［a］，短元音则是舌位略高的央元音［］；英语的长元音是高元音［i］，短元音则是舌位略低的［I］。

5.3 声调

任何一种语言里的音节都有一定的音高，但是音节的音高在不同语言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些语言里，音节的音高可以区别不同的词义或语素义。在这些语言里，每个音节单说时都有固定的音高形式，音节的音高形式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汉语普通话［kuo55］（锅）、［kuo35］（国）、［kuo214］（果）、［kuo51］（过）四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其不同的意义完全是由音节的音高变化来区别的。又如，在苗语养蒿话里，［ta］这个音节加上不同的音高，可以表示八种不同的意义：［ta33］（回答）、［ta55］（来）、［ta35］（长）、［ta11］（遗失）、［ta44］（霜）、［ta13］（死）、［ta53］（翅膀）、［ta31］（搭）。这种音节所具有的能区别词义或语素义的音高变化就叫做“声调”。有声调的语言就叫做“声调语言”。汉藏语系里除个别语言外，都是声调语言，如汉语、藏语、苗语等。在另一些语言里，音节虽然也可以有高低升降的音高变化，但这种音高变化只能起改变语气的作用，而不能区别不同的词义或语素义。比如在说英语red （红的）这个音节时，音高可以逐渐上升以表示疑问语气，也可以逐渐下降以陈述语气，但无论音高怎样变化，“红的”这个词义都不会因此而改变。这种没有声调的语言叫“非声调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一般都是非声调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等。

声调可以从“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来分析。

调值指音节高低升降变化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声调主要是由音高构成的，但是对声调而言，重要的是相对音高，而不是绝对音高。同一个声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出来的音高的绝对值就不一样，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说出来音高的绝对值也不会相同，但只要音高的变化形式和幅度，也就是相对音高基本一致，听上去就是一个声调。比如汉语普通话的“快”［k‘uai51］，一个男人读时是从他的最高音逐渐下降到他的最低音，一个女人读时也是从她的最高音逐渐下降到她的最低音，尽管女人的最低音可能比男人的最高音不要高一些，但由于音高的变化形式都是下降，变化的幅度都是从最高音下降到最低音，因而听上去都是“快”。可见，决定声调调值的或调值所反映的是相对音高，而不是绝对音高。

目前标写声调调值的最通用的方法是“五度标调法”。种标调法把声调音高的变化幅度分为五度，用一条四等分的竖线代表，5度最高，1度最低。再一条线由左至右把音高随时间先后而产生的变化标画在竖线的左边，线的左端代表音高的起点，右端代表音高的终点，条线的高低升降曲直就反映出声调的调值。比如汉语普通话的阴菇、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的调值就可以用五度标调法准确地表现出来。此外，调值也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方法是由左向右分别用一位数字表示声调音高变化的起点、转折点（如果有的话）和终点。比如，汉语普通话的阳平可以用数字数字标写为［35］；上声可以标写为［214］。

调类就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声调的类别，也就是把单念时相同的调值归纳在一直而建立起来的类。一种语言或方言里的音节很多，但调值却很有限，全部音节的调值可以归为几类或十几类，这种类别就是调类。属于同一个调类的所有音节，调值都是相同的。比如，汉语普通话里有1200多个音节，这些音节单念时只有四种调值，即55、35、214、51，把所有音节的声调按这四种调值归类，就形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要注意的是：调类是根据调值来划分的，但是调类的名称却不一定是由调值决定的，因此，有时候一种语言里各方言的调类名称虽然相同，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调值也相同。比如，为了全球说明古今调类的演变以及各方言调类之间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方言的调类都沿用了古代汉语的调类名称，因此，在它们中间，调类名称相同，调值却往往不同。

声调语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合在一起时，音节的调值有时会发生变化而与单念时不同，这种现象叫“连读变调”。连读变调是一种发生在音节组合之中的语流音变现象。这种音变现象有的涉及整个调类，属于这个调类的所有音节都受同一种变调规律的支配，比如，在汉语普通话里，所有的上声音节处在另一个上声音节之前时，调值都会由214变为35。有的变调现象只涉及个别的词，比如，汉语普通话的“不”属去声，单念时调值是51，在另一个去声音节前调值要变为35，如“不会”［pu35xuei51］，这一变调规律只适用于“不”这个词而不适用于其他去声音节。

从音位分析的角度看，由于声调也可以像元辅音音位那样区别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音位，这种利用音节的音高差别来区别意义的非音质音位叫做“调位”。比如汉语普通话里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位。

5.4 轻重音

人们说话时，彼此相连的各个音节的轻重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它们有的听上去突出一些，有的听上去微弱一些，这就是语音中的轻重音现象。无论是重音还是轻音，都是相对而言的。所谓“重”，是说某个音节与它前后的其他音节相比显得比较突出；所谓“轻”，是说某个音节与它前后的其他音节相比显得比较微弱。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对比中，都能产生轻重音现象，因此，重音和轻音虽然问题落在音节上，但是孤立的单个音节无所谓重音或轻音，轻重音现象只能出现在音节的组合之中。

（1）音节组合中某个或某些音节听上去比较突出的现象叫做“重音”，带有重音的音节就是重音音节。国际音标表示重音的方法是在重音音节的左上角加上一个小坚“’”，如英语的answe［’α:ns?］（回答），return［ri’t?:n］。

重音通常都是由音强、音高、音长、音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来表现的，而不是仅仅同音强的增加有关。实验证明，英语、法语、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的重音都不是以音强的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比如英语，总的来说音高和音长对表现重音所起的作用都要比音强大。在实验中人们发现，英语中音高较高地音节比音高较低的音节容易听成重音，有音高上升或下降变化的音节比音高较低的音节容易听成重音。此外，两个音节的音长相差越大，人们越容易把较长的音节听成重音音节。音强对表现英语的重音虽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不及音高和音长重要。重音的改变往往会使音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对表现重音也起一定的作用。比如，英语’condut［’k?nd?kt］（品行），重音移到第二个音节时，要读成con’duct［k?n’dΛkt］（引导），重音的改变使前后两个音节里的元音音质也有所变化。总之，重音通常是由诸多因素共同来表现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侧重点不同而已。

重音又分为“词重音”和“句重音”。词重音指出现在多音节单词中的重音，它问题落在单词的某个音节上，是这些词的语音形式的一部分。比如上面所举的英语answer和return里的重音就是词重音。句重音指出现在句子中的重音，它通常落在句子中的某个词语上，是句子语音形式的一部分。比如，汉语普通话里“他．用电脑写作”，句重音落在“他”上，强调用电脑写作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用电脑

．．写作”，句重音落在“电脑”上，强调他写作用的是“电脑”，而不是笔。

词重音按照它在词中所处位置的情况，可以分为“固定重音”和“自由重音”两种类型。如果不同词里的重音都落在词的同一位置上，这种词重音叫固定重音。比如蒙古语的词重音都落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法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词重音都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波兰语和马来语的词重音都落在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些语言里的词重音都是固定重音。每一个词里的重音位置虽然固定不变，但在不同的词里重音的位置却可以不同，这种词重音叫自由重音，也叫不固定重音或移动重音。英语和俄语里的词重音就是这种重音。比如英语’better（较好的）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be’tween（在……中间）的重音则落在第二个音节上。自由重音可以通过重音里位置的不同构成对立，因而有时可用来区别不同的意义。比如英语里有一小部分词就是以词重音的不同位置来区别不同的意义的，如’convict（罪人）和con’vict（定罪），’rebel（叛逆者）和re’bel（反叛），’refuse（垃圾）和re’fuse（拒绝），’digest （文摘）和di’gest（消化）等。固定重音不能通过重音位置的不同构成对立，因而不能用来区别意义。尽管固定重音以及一部分自由重音与意义的区别无关，但并不意味着说话时可以改变它们的出现位置，因为它们的出现位置也是特定社会语言习惯的一部分，违反了这样习惯，会上人觉得不自然，不标准，甚至有可能让人听不懂。

有些语言，一个词只有一个重音，如法语、俄语、维吾尔语等。有些语言，一个词里可以有一个以上的重音，如英语。词里有一个以上的重音时，这些重音的突出程度往往并不相等。最突出的叫“主重音”，比较弱的叫“次重音”。国际音标表示次重音的方法是在音节前面的下方加上一个小坚“｜”，如英语newspaper［｜nju:s｜peip?］（报纸）。

从音位分析的角度看，能够区别不同意义的重音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音位，这种非音质音位叫做“重位”。英语和俄语的词重音就是一种重位。因为在这两种语言里，重音位置的变化可以区别不同的词义。

（2）轻音

音节组合中某个音节听上去比较微弱的现象叫“轻音”，读轻音的音节叫轻音音节。汉语普通话和许多方言里都有轻音现象。标写轻音的方法是在轻音音节前加上一个小圆点“·”。

轻音的特征同音强、音高、音长、音质等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而并非只同音强的减弱有关。实验证明，汉语普通话的轻音主要表现为与重音音节相比，音长大大缩短。同时它还会失去原有的声调，音强减弱，音质出现弱化和脱落现象。

轻音可以同非轻音构成对比，形成对立，因而可以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比如汉语普通话中，有的音节组合有无轻音，意思是不同的，例如：

［po55li35］（剥离）：［po55·li2］（玻璃）

［bei35mau35］（没毛）：［mei35·mau3］（眉毛）

［ia55t‘ou35］（鸭头）：［ia55·t‘ou2］（丫头）

5.5 语调

人们说话时，句子里有的音节要读得重一些，有的句子要读得短促一些，有的句子要读得舒缓一些，有的句子音高逐渐降低，有的句子音高逐渐升高，这些语音变化都能帮助表达全句的意思以及说话人的情感、态度。这种与全句意思以及说话人的情感、态度相差的全句的高低、长短、强弱等方面的变化叫做“语调”。与声调不同，语调不是部分语言而是所有语言里都有的语音现象，而是凡是句子就都有一定的语调。

语调的分析和描写涉及的因素很复杂，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分析和描写语调的方法。我们仅从句重音、长短和高低三个主要方面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句重音

“句重音”是指出现在句子中的重音，它不涉及词义，而只同全句的意思大胆冲破。句重音又分为两种，一种叫“节律重音”，或“语法重音”；一种叫“强调重音”，或“逻辑重音”。

在一个句子里，关系密切的音节要一口气说出，中间一般不能鹅停顿；关系不太密切的音节之间则可以鹅停顿。句中的停顿把一句话分成若干段落，句中这种以停顿来划分的语音段落叫“节拍群”。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节拍群里作为节拍群中心的那个词语要读得略重一些，这种重音就是节律重音。比如汉语北京话：

我们学校/来了一位/语文教师。

这句话鹅三个节拍群，每个节拍群里有一个节律重音，分别落在“学校”、“来”和“语文”三个词语上。节律重音不是说话人有意识地加上去的，而是说话时自然而然地带上的。一般来说，节律重音的出现位置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预测的。有时说话人为了突出句中某个需要强调的地方，有意识地特别加重某个词语的读音，这种重音就是强调重音。强调重音与节律重音不同，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带上的，而是说话人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意识在加上去的。比如汉语北京话：

他说他想学汉语。（不是我说他想学汉语）

他说他想学汉语。（不是别人想学汉语）

他说他想学汉语。（不是想学别的语文）

句重音是构成语调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汉语北京话表示感叹的语调就需要有一个强调重音，例如：

这衣服｜真漂亮！

我今天｜太高兴了！

（2）长短

人们说话，有时要把句子中的音节发得短一些，有时又要把句子中的音节发得长一些，这种句中音节时长的缩短和拉长，与词义的区别无关，但却可以表达一定的语气或说话人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这里据说的“长短”。

音节的长短也是构成语调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在汉语北京话里，表示命令语气的句子中的所有音节都要发得比较短促，例如：

你给我出去！

快走！

情绪低落时说话，不仅音高降低，而且因说话速度舒缓，句中各音节也会有所拉长。

（3）高低

人们说话时，有的句子的音高要逐渐升高，有的句子的音高要逐渐降低，这种全句音高的高低升降变化就是我们这里据说的“高低”。它贯穿于整个句子，而在从最末一个重音音节算起的句终部分最为明显。

全句的音高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低调和高调两种。低调是全句各音节的高度呈降低趋势的调子，这种音高的降低在句终最为明显。低调常用来表达陈述、祈使、感叹等语气。比如汉语北京话：

老王昨天回来了↓。

麻烦你把那杆笔递给我↓。

同是低调，音高降低的幅度不同，表示的语气意义也可能淸。比如汉语北京话的低调有两种，一种降低的幅度较小，用来表达陈述、祈使、感叹等语气，上面所举的例子用的都是这种低调。另一种降低的幅度较大，用来表达一种目的在于希望得到某种证实的询问。例如：

你是真的↓？

你去过他家啦↓？

高调是全句各音节的高度呈升高趋势的调子，这种音高地上升同样是在句终表现得最为明显。高调常用来表达疑问语气，比如汉语北京话：

老王昨天回来了吗↑？

同是语调的高低，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之间的差别尤为明显。声调和语调都是由音高变化构成的。在非声调语言里，音节没有固定的、与词义相差的声调，一个音节无论用什么调子来读，都还会引起词义的改变，因而允许以一个音节内部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升降变化来构成语调，表达种种语气意义。比如英语Here可以读作“Here↓”，也可以读作“Here↑”，不管是用由高到低的低调来读，还是用由低到高的高调来读，词义“在这里”都还会改变，只是前者表示陈述语气，后者表示疑问语气。在声调语文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与词义相差的声调。音节内部的音高升降变化已担负了区别词义的功能，因而不允许再利用这种升降变化来构成语调，表达语气意义，否则就会引起词义的改变。比如，如果硬套英语语调的读法来说北京话，处在句末的“八”［pa55］在陈述句中就会被读成“爸”［pa51］，在疑问句中就会被读成“拔”［pa35］，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验证明汉语北京话语调的音高形式和英语语调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北京话语调的高低升降主要是各音节调域（即声调音高的变化范围）整体抬高和压低的变化，而不是改变音节内部的声调调型，也不是在声调末尾续接上一个上升或下降的变化。句子中各音节的调域依次压低，就形成北京话语调中的低调；各音节的调域依次抬高，就形成北京话语调中的高调。由于语调是通过音节之间调域的高低对比来表现的，因而不管这种高低变化有多大，音节内部的声调都能保持各自的区别特征，而还会引起词义的改变。

第三章语汇

第一节语汇的性质

1.1 语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人们说话时除了要知道怎么发音，要知道一定的语法规则，还必须使用词语；反过来说，其实语音就是词语的发音，语法也就是关于组词造句的规则，更不用说表达任何意义也都离不开词语了。如果把说出来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话比作高楼大厦，那么词语就是构筑这些高楼大厦的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分砖瓦泥石等多种多样，词语的种类出多种多样。以汉语为例：有的词语很短，如“看”、“书”，有的的词语较长，如“鸦雀无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的词语意义很实在，如“汽车”、“颐和园”，有的词语意义就较虚泛，如“了”、“的”；有的词语意义单一，如名词“月亮”、动词“嗑（瓜子）”，词典中都列出几十个义项。人们在交际时说出的各种句子和语段、篇章，就是由这些长短有别、虚实各异、义项不同的词语组合而成的。

上面说的词语，在语文学上通称为“语汇”。语汇和语音、语法、语义等一样，也是语言结构系统的一个要素。语汇也可以叫作词汇，两种术语的意思差不多。不过说词汇容易被误解为只是指“词”，说语汇就明确包括了“语”。因为“词”在语法在有专门的定义，即“最小的意义结合的能独立使用的语言音

位”。如上面的“月亮”、“看”、“了”等，就是典型的汉语的“词”；英语“moon（月亮）”、“look（看）”等也是词（word）。但词还不是语汇的全部。词以外的“语”就指那些长度相当于语法上的词组或句子，但意义和用法都相对凝固的语言片段，即所谓“固定词组”或“熟语”。如上面的“颐和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专有名词，“鸦雀无声”是成语；同样像英语的：“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hang by a hair（危在旦夕）”等也是语（set phrase or idiom）。语也是语汇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语汇就是一种语言中词和语的总和。通常词典中收录的，就不仅有词，也有语。

语汇或词汇作为语言学的术语是一个特定的集合概念，顾名思义即是词和语的汇集。因此它只指一种语言中全部词和语的整体，而不能指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词或词语。比如“我们祖国语言的语汇十分丰富”、“汉语的词汇教学要循序渐进”等中的“语汇（词汇）”就表达了这个术语的意思。不过有时也会听到有人说“报告中使用了很多专业语汇”、“《红楼梦》词汇研究”等，这里说的“语汇（词汇）”的范围显然稍小些。不过这么说的时候它还是某种集合概念，即指某个专业、作品、作家等特定范围的词语，仍指的不是个体词语。如果用它来指称个体的词语，例如说成“这个词汇用的不正确”、“北京人今年又创造了几个新的词汇”等就不恰当了，这两句中的“词汇”应改用“词”或“词语”。本章讨论的语汇，有时指前一种意思，如汉语语汇、英语语汇等；有时指后一种意思，如基本语汇、一般语汇等；有时也直接使用“词”或“语”的概念来表示这些意思，如“外来词”、“方言词”、“成语”、“歇后语”等。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指一个范围或一个类别的词语，不指个体的词语。

那么一种语文的语汇中包含多少词语呢？比如汉语语汇有多少语词，英语语汇有多少词语。这一时很难说得清楚。一般说一种语言的历史越悠久，该语言的语汇所包含的词语数量肯定就越多；而一种语言的语汇中词语数量越多，也就表明这种语言越发达。如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有三千多年，很多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的词语至今还在使用。仅《汉语大词典》这种基本上还是以常用词语为主的词典中收录的词条就已达到37万多条，如果把不同义项分开算，词语数量就更大。因此汉语当之无愧是世界上语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

1.2 语汇的性质和特点

语汇作为语言结构的要素之一和语言中词和语的总和，有以下一些主要的性质和特点：

（1）语汇在产生时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

任何语言的词语，特别是意义单一的词，发什么音表什么义在初始阶段大多是任意的。比如就某个词语的初始意义来说，汉语管某一种东西叫“书shu”，而管另一种东西叫“笔bi”，英语管“书”又叫“book［buk］”，管“笔”又叫“en［pen］”，这老师任意的。换句话说，假设最初汉语把“书”就叫作“笔”，或叫什么别的东西，也未尝不可，因为在用什么词语命名什么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语言中也有相当多词语，特别是“同源词”和“复合词”，其音义联系也有一定的理据性。同源词指有相同音义来源的一族词语，比如汉语的“张zhang”这个词，初始义是把弓弦装在箭上（《说文解字》：“施弓弦，从弓，长音“），如“改弦更张”，这当然是任意的；但后来又产生了一批词语，如“帐（升账）”、“涨（水涨船高）”、“胀（热胀冷缩）”、“涨（泡涨了）”等，这些词不但与“张”的音近似，而且与“张”的引申意义（施放→拉开→展开→使增大）就有着某种联系，这些就又可论证的了。复合词就是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语，语素和语素相互组合当然会有一定关系，如汉语“雨衣”就是“下雨时穿的衣服”的意思，这些也就是可论证的。其他语言中这种例子也很多，如英语“raincoat （雨衣）”就是“rain（雨）”和“coat（外套）”组合的意义。由此可见，语汇的任意性和理据是统一的：任意性是语汇得以产生的途径，理据性是语汇不断丰富的手段。

（2）语汇在表达上既有普遍性，又有民族性。

语言中的语汇，特别是实词语汇，与逻辑上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概念和词语本质上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可以说只要客观事物中有某种概念，就一定会有某个相应的词语来表达它，这方面所有的语言都一样，这就是语汇的普遍性。例如客观事物中有太阳、高山、河流、夜晚，那么无论哪种语言都会有反映这些事物概念的词语，如汉语有“日（太阳、日头）”、“山（高山、大山、深山）”等，英语也有“sun（太阳）”，“mountain/bill（山）”等。即使有的事物原来没有而现在出现了，或有的事物原来你有而我没有，各种语言也会创造出某个词语来表达这个事物。例如电子计算机是近年出现的一种事物，英语用“computer”这个词来表达，汉语则称作“电脑”或“计算机”；再如英语管用网络发送邮件的通讯方式叫“E-Mail”，汉语虽然至今还没有专门名称（有人意译作“电子邮件”、“电信”，也有人音译作“伊妹儿”，但多数还是直接用英文原文），但可以肯定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通行的汉语词语来表达这个事物。但词语对客观事物的表达与概念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又有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词语往往反映某个民族对事物的独特认识，在这方面不同语言就可能有明显差异，这就是语汇的民族性。例如各民族都有某种虚幻的神灵概念，这反映在语汇上，英语就有“the God（上帝）”，阿拉伯语就有“Allah（真主）”，而汉语则有“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等词语。再如同样一个词语，汉语的“钥匙”只指“开锁的工具”（最多还有比喻的用法），而英语“key（钥匙）”还可以表示“答案、关键、要点”等意思，也就是有不同的引申意义；如英语“eat（吃）”后面只能跟食物等，但汉语却还可以说“吃败仗、吃官司、吃荣保、吃了亏、吃惊”等，“吃”也有许多别的意思。这些都说明不同语言的词语也并不一定反映完全相同的概念，而可能在对象、范围、褒贬等方面大异其趣。由此可见，语汇的普遍性和民族性也是统一的：普遍性使得各种语言的语汇能表达大师共同的概念，而民族性使得某种语言的语汇又能体现一些独特的认识。

（3）语汇在变化中既有活跃性，又有稳定性。

语汇同语音、语法比较起来，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直接。因此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会很快反映到语汇中，这也就使得一些旧词语逐渐从人们口中消失，而很多新词语又不断在交际场合和传播媒体中出现，变化更替的速度甚至是惊人人，这就是语汇的活跃性。比如汉语在若干年前使用频率曾经很高的一些词语像“人民公社、插队、工宣队、斗私批修”等，现在的青年一代已经几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而据抽样调查统计目前最热闹的一些词语，如“下海、上网、电脑、大款、回扣、跳槽”等，都无一不是近几年才产生的。国内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正式出版后仅几年就因为新出现的词语太多而不得不推出“被编本”；而1999年修订再版的《辞海》中新增加的词条也有5000条之多。其他语言的语汇也是这样，世界上权威的《韦氏英语大词典》隔几年就要修订一次，每次新增词条的数量也十分巨大。从这个角度确实可以说语汇是语言结构系统各要素中最易变和最活跃的。但同时语汇的变化又还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社会约定和语汇系统的严格制约，也有极强的稳定性。所谓社会约定的制约指的是很多词语的声音、意义和结构形式一旦形成就基本固定下来，不能随意改变。例如从科学意义上说，“熊猫”不是“猫”，“经、鲸鱼”也不是“鱼”，但大家约定俗成都这么说就不能随便改变；再如“半斤八两”，不能因为现在已没有了16两制而改说“半斤五两”，或者“马路”现在不走马而改说“车路”；同样也不能因为“妻子”只指妻不指“子”，“窗户”只指窗不指户，就非用别的词来取代。除非社会共同认可或经过必要的规范，否则随便改变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就会造成人们的交际障碍。所谓语汇系统的制约指的是某些系统性强的基本词语一般都在一定的语义集合关系即语义场合中，也不能随意去破坏。例如在古代汉语中表“走”的意思用“行”这个词，如“行百里都半九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表示“跑”的意思用“走”这个词，如“走马观花”、“飞沙走石”；但由于后来又多了“跑”这个词，该词语子系统就必须要重新调整，如用“跑”代替“走”，用“走”代替“行”，而“行”就不再使用了（现在只作为语素还保留在“人行道”这样的词中）。再如汉语亲属称谓中区别“姐姐”和“妹妹”，但英语“sister”却既表示姐姐又表示妹妹。这并不能简单地说英语比汉语的词语少，实际是英语的某些亲属词覆盖的范围比汉语大，假如英语要再加个新词进来，那么其内部也就得加以调整，比如非要说“elder sister（姐姐）”，那就同时也得有“younger sister（妹妹）”。这也就像汉语的颜色词“白”只分得出“雪白、乳白”，而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语汇中的“白”却有十几种之多。这也并不是说那儿颜色的数量更多，只是由于该地区经常下雪，因此那儿的人对雪的白色有着更多的感受，包括下着雪的白色，下到地上的雪的白色，冻起来的雪的白色，开始溶化的雪的白色等等，颜色词语义场中“白”这一块分得更细罢了。从这个角度说语汇也同样具有稳定的一面。由此可见，语汇的活跃性和稳定性也是统一的：活跃性使得语汇的个体元素不断地增加和更替，这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但稳定性又使得语汇的基本成分和整体系统保持了固定和平衡，这也是为了保证社会交际能够正常进行。

1.3 语汇和语汇学

一种语言的语音可能听不懂，但分析到最后无非是几十个元音和辅音，或再加上几个声调的相互组合，学会了拼读拼音也就能发出这种语言的语音了。一种语言的结构形式也可能各种各样，但归纳其语法规则也无法是形态、语序、虚词和句法生关系等，数量也很有限，知道了这些规则也就能造出无穷无尽的句子。但是语汇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至少任何一种语言包含的词语的数量就都十分巨大，而每一个词语彼此又都不相同，必须一个一个学习，加上老词语和新词语不断更替变化，所以谁也不敢说他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语。但尽管如此，语汇也不就是一盘散沙。语汇作为语言结构系统的一个要素也有自己的内部系统和使用规则，也可以建立某些关系类别。研究语汇背后这种规律性和系统性以及语汇的结构关系和类别的学科就是语汇学。

前面说语汇是语言结构系统的要素之一，语汇学当然也就跟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一样，也是关于语言结构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比较而言语汇学的地位比较特殊，或者说对要不要建立独立的语汇学，目前还有不同意见。按照传统语言学的看法，语言结构系统可分成语音、语汇和语法三个要素，这其中有语汇部分而没有语义部分。换句话说就是语义学不独立，而附在语汇学中。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语言中的意义绝大部分是由词语来负载的，研究语义就必须研究语汇。但这种分法也有毛病，因为事实上不光是词语有意义，词组也有意义，如果说词组和句子具有的超出词语搭配意义以外的意义是语序、语调等语法形式或语音形式赋予的，那么语汇形式或语音形式也就都有意义，所以单靠语汇来研究语义是不够的。为此现代语言学提出一种新的意见，即语言的结构系统应分成语音、语法和语义三个要素，其中就有语义部分而没有了语汇部分。换句话说就是语汇学不独立，词（包括语）与词组、句子等一样，只是一种语言音位，其意义问题归入语义学，其结构问题归入语法学。这种看法显然也不无道理，因为这样一来，所有语言音位即语素、词、词组和句子等都既有语音、又有语义，还都涉及语法问题；反过来语音、语义和语法就都既管语素、词组、句子，也管词和语。但这种分法同样有些问题，一方面语言中的意义有实有虚，其中虚的意义，即结构关系意义、虚词意义等，只能看作是说不清现象，否则这种意义根本无法捉摸，可见语义部分其实也管不了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词和语作为造句的基本音位，其“最小、音义结合、意义凝固、独立使用”的特点又确实使它负载了语言中最主要的意义，即所谓词汇（语汇）意义。学习一种语言，肯定少不了一本词典，要理解一句话的意思，往往也先得查词典，这是这个道理。所以即使按照“语音、语义、语法”三分的看法，事实上也还是少不了要外加一个“词典（词库）”部分，专门用来研究语汇。由于有上面说的这些不同意见，本书暂时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干脆把“语音、语汇、语义、语法”四分，即把它们都看作是语言结构系统的要素，而语汇学则是其中平等的但又比较特殊的一个分支。

不过这样一来语汇学管什么就需要重新定义。在别的很多书中，词语的意义，包括语素义和语素义的组合等，都是放在语汇部分的。现在我们把实词（即有实在意义的词）的各种意义问题，放到语义部分去讨论；而虚词（即没有实在意义的词）的意义，本来就是语法形式体现的意义，仍归入语法部分。而在别的很多书中，词语的构造都是放在语法部分的，因为那也是一种结构形式。但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语汇部分来讨论。这是因为，词的内部语素与语素的组合形式不完全等同于句法结构的形式，即词的构造具有某些特殊类型；同时词的内部语素与语素的意义的关系也不完全等同于句法成分的关系，即语素之间不完全是搭配关系，语法分析也往往不需要分析到语素。这样就不如只把整体的词作为最基本的语法成分，把词与词或更大的词组与词组的组合形式作为语法结构，而词的内部构造就作为语汇问题了（参看第四章第一节）。除了上面说的情况以外，词语的某些形式分类和用法分类，也还是要放到语汇部分（但词的意义分类也放到语义部分）。这样，本书讨论的语汇学主要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汇的类聚系统，二是语汇的构造形式。

第二节语汇的类聚系统

2.1 语汇系统的不同类聚关系

语汇内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即通过词语的不同类聚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语汇系统。

前面说过，语汇既包括“词”，也包括“语”。这是因为词和语都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而且都具有意义凝固、形式固定的特点。比如“大学”肯定是词，“教师”也肯定是词，因此两个词合起来“大学教师”就不再是词，而是比词大的词组了。但“北京”是词，“大学”也是词，合起来的“北京大学”却不像词组那样只是临时的组合，而形成了一个有专门指涉意义的名称，并且又经常合在一起使用，因此在意义的凝固性和用法的固定性上又接近词。再如“穿”是一个词，“皮鞋”是一个词，所以“穿皮鞋”是比词大的词组，但“穿小鞋”却不同，它有特定意义和固定形式，因此又接近词。又如“穿新鞋”是由“穿”和“新鞋”构成的词组（甚至“新鞋”也是词组），但比它更长的“穿新鞋，走老路”却同样因为有特定意义和固定形式，反而又接近词。正因为“北京大学”、“穿小鞋”和“穿新鞋，走老路”等都在意义和用法上有词的特点，所以语汇系统中应该包括这样的语言片断。但是它们毕竟又与严格意义的词有明显区别，即都包含了两个以上的词，组合形式上又类似于词组，所以还必须把它们跟词分开，给它们另外的名称，比如叫做固定词组或熟语，或者统称“语”。因此语汇的类聚系统首先应分成“词”和“语”这两大类。

“词”实际上即是语汇单位，又是语法单位。因此词的整体定义在语汇和语法角度上都是相同的，即“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能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但是词的内部分类，在语汇和语法角度上却有不同。词的语法学分类主要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即分布），如分成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参看第四章第三节）。而词的语汇学分类根据的主要是词的构造形式、语音形式及其他地位和用途等，这些分类又都是相互交叉的。比如“水”和“香水”，语法上都是名词；但从语汇学角度，“水”在语音形式是单音节词，在构造形式上是单纯词，在地位作用上是基本词和常用词；而“香水”则是双音节词、复合词、一般词和非常用词。“一朵花”的“花”，语法上是名词，“花钱”的花，语法上是动词；但语汇上它们都是单音节词、单纯词、基本词和常用词，另外在音形关系上还是同音词和同形词。后者的不同类型就构成了语汇中“词”的类聚系统。

“语”只是语汇单位，还是语法单位。因为单从语法结构角度看，前面提到过的“北京大学”、“穿小鞋”、“鸦雀无声”等差不多就是词组，而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穿新鞋，走老路”等甚至就是句子，它们只是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一定的凝固性才成为语汇单位的。所以“语”的定义就是“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但意义比较凝固，又经常作为一个整体单位使用的固定词组或熟语性语言片断。”。语的内部由于都包含两个以上的词，所以跟词的内部分类没有类同关系，其主要类型就是一般说的专有名词，如“北京大学”；成语，如“鸦雀无声”；惯用语，如“穿小鞋”；谚语，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

2.2 词的分类

除开词的意义关系类（参看第五章第三节），词主要可以根据以下几种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或者说每个词都同时分别属于下面不同角度的类别。

（1）根据词的音节数量分类

这种分类就是看一个词由几个音节构成。各种语言的词都包含不同数量的音节，如英语的“sun（太阳）”只有［sΛn］一个音节，而“water（水）”就由［w?:］和［t?］两个音节构成。汉语的词根据音节的数量一般分成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三类。如“书、看、好了、吗”是单音节词；“著作、阅读、干净、罢了”是双音节词；“半导体、冰糖葫芦、罗曼谛克”是多音节词。

不过英语等语言中词的音节多少跟词的用法和构造关系不大。而汉语词的音节多少却不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它反映了汉语的词的一些特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可以看出文言词语和白话词语的区别。事实上古代汉语中就是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如《论语》中除约2-3%的人名、地名外，几乎都是单音节词；但到了现代汉语中则是双音节词占优势，有时甚至不是双音节的词也要变成双音节词才能说。如“不宜”的反义词不是“宜”，在，而得说“宜于”；“重大事”、“共同管”不大说，而变成双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的组合，如“大事、重大事情（事件）”、“共管、共同管理”才比较顺当。此外现代汉语的词的双音节化倾向还有一些重要作用：首先同音词少了，如yi［i55］这个音节，文言有“一、医、叶、衣、依”等好多词，但改成双音节的“医疗、衣服、依靠”等词，就都不是同音词了。其次是多义词少了，如文言“道”这个词，有“道路、道理、道义、道学、道德”等许多意思，但改成双音节词，它们的意义也就分开了。另外可能还有韵律的作用，如本来是“制/电影片”要变成“电影/制片”，甚至“贫/下中农”要读成“贫下/中农”。变成双音节组合后至少读起来比较顺口。

（2）根据词的语素数量分类

这种分类就是看一个词由几个语素构成，这是词最重要的一种构造分类。任何语言中都有语素这种“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这样根据一个词中包含多少个语素，就可以把词分作“单纯词”和“合成词”这两类。单纯词就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如英语的“man（男人），sick（病），in（在……里）”等，汉语的“人、病、了、哗啦、咖啡、蜘蛛”等就是单纯词，这些词从音义结合的角度不能再分解。合成词就是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如英语的“icebox （冰柜），rainbow（彩虹），gentlemanly（有绅士风度的）”等，汉语的“道路、旗袍、狂热、心疼、悦耳、纠正、推子、灰溜溜、图书馆”等，就是合成词，这些词都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各自有意义的几个语素。例如英语“icebox”可以分解成“ice+box”两个语素，“gentlemanly”可分解成“gentle+man+ly”三个语素；汉语“道路”可分解成“道+路”两个语素，“图书馆”可分解成“图+书+馆”三个语素。

单纯词与单音节，合成词与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统称多音节词）之间有一定联系，但还不是相同的概念。特别是汉语，单音节中除极个别的如“俩、仨、卅”等几个合音词外，基本上都是单纯词。但单纯词却不仅限于单音节词，也就是说单纯词既包括由一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词，也包括由一个多音节语素构成的词。反过来说即汉语的合成词绝大多数是多音节词，但多音节词却不一定是合成词。汉语中多音节但又不是合成词的情况主要指以下几种词：拟场词，如“噗通、轰隆、乒乓”等；连绵词，如“恍惚、崎岖、朦胧、徘徊、逍遥、垃、蝴蝶”等；叠音词，如“猩猩、蛐蛐、姥姥、奶奶”等；还有译音词，如“马达、沙发、巧克力、奥林匹克”等。汉语这些类型的多音节词因为不能再分解为更小的有音义的音位，因此也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单纯词。其他语言中也有这种情况，如英语“Olympic（奥林匹克），Sandsich（三明治，原是人名），Kodak（柯达，拟声商标名）”就是多音节的单纯词。

（3）根据词的音形关系分类

这种分类就是看一个词的语音或语形（拼法或写法）是否相同。语言中大多数的词都不同音不同形，但也有相同的。其中语言相同的就可以叫做“同音词”，语形相同的就可以叫作“同形词”。各种语言都有同音词和同形词，如英语“right（正确的/右边）”和“write（写）”，“there（在那里）”和“their （他们的）”，是同音词，名词“book（书）”和动词“book（预订）”，名词“well（井）”和副词“well（好）”，就既是同音词又是同形词。汉语这方面的现象更普遍，交叉起来三种情况都很多：一种是同音不同形，如“机、鸡、基、击、肌、几”、“公式、工事、公事、攻势”；一种是同形不同音，如“乐（音乐/快乐）”、“差（差错/出差/差点）；还有一种是同又同音又同形，如“花（花店/眼花/花钱）”、“光（阳光/光说/吃光）”。汉语的同音词多，特别是单音节同音词较多，这有各种原因：一是语音偶合。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数量算上升声也不过1000个出差，大大少于其他的语言，这样难免就有同音的，前面的例子大多就是这种情况。此外汉语原有的词和音译的外来词，如“砖瓦”的“瓦”和“瓦特”的“瓦”，也会碰巧成为同音词。二是历史音变。如汉语的“事、试”、“南、难”、“合、河”在历史上并不同音（现在粤方言、吴方言中也仍不同音），但随着汉语大多数方言中声母清浊区别和双唇鼻音［-m］韵尾和塞音［-p/-t/-k］等韵尾的消失，就变成同音了，例如普通话中就是同音的。三是词义分化。比如“水管”和“管理”的“管”其实本来是同一个词（多义词），也就是都是从“竹管”和“钥匙”这个意义（《左传》：卷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引申来的。因为古代的钥匙是用竹管做的，后来就一方面引申不“水管”、“黑管”和管状物，另一方面引申为“掌管、管理”等意思。但现代汉语中管的钥匙义消失了，两个方向引申义的联系中断后，相互之间也就成了同音词了。同音词多虽然比较经济，但也有明显缺点，像现在计算机文字处理时用拼音输入法打出一个音节，就很少没有重码的，这就会给汉语信息处理带来困难。其实前面提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货倾向，就是社会自觉地地这种现象进行调整的结果。

（4）根据词的地位用途分类

这种分类主要是看某些词在语汇系统中的重要程度或使用特点是怎么样的。各种语言的语汇都有这样一些分类。

首先从词的重要程度，可以先分出“基本语汇”和“非基本语汇（一般语汇）”两大类。这种分类对于研究词的产生、构造和来源等都有重要作用。

基本语汇是整个语汇系统的核心和基础。汉语的基本语汇就包括那些表示自然现象和事物的词，如“天、地、山、土、火、水、人”等；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词，如“刀、车、船、房、布”等；表示基本的动作行为和性质状态的词，如“走、睡、吃、生、死、好、坏、快、慢、美、大”等；还有表示时令、方位、数量、指代、亲属关系的词，如“年、月、日、南、北、上、下、里、外、一、二、三、我、他、父、母”等；此外很多虚词，如汉语“了、着、的、吗”等，也属于基本词汇。其他语言的基本语汇大致也是这样。

基本语汇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产生的历史长。很多词都是千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上面“人、天、火、土、人、生、一、二”等，从汉语甲骨文时代到现在三千多年一直在使用；而像“好、坏、吃、的、了、吗”等虽然历史短些，但也至少有上千年了。二是使用的范围广。上面提到的“水、火、吃、好、大、的、了”等，都是汉语中表示基本的事物、动作、性质状态和语句关系的词，不管什么时代什么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际都必须使用。三是构词的能力强。基本语汇中除代词和虚词以外，大部分词都往往成为了构成新词的基础语素。例如汉语“山”可以构成“山村、山峰、山洞、山珍、深山、山野、山水、山穷水尽、这上望着那山高”等共二百多个词和语。英语“long（长）”这个词作为词根也可以构成“along（沿着），longish（稍长的），longevity（长寿），longitude（经度的），long-distance（长距离），long-term（长期）”等上百个词或语。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后来构造新房比较多的语素，差不多原来都是基本语汇中的词。

一种语言中基本语汇的词大部分是相当稳定的，但随着历史发展也会有个别成分发生变化。例如汉语“弓”这个词在古代既表狩猎工具，又表作战武器，肯定属于基本语汇，但在现代就推动这种性质了；反过来英语“electronic（电）”和汉语“电”原本不可能是基本语汇，因为发明电到现在不过百十年，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电，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构词能力也越来越强，它就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基本语汇。不同语言中属于基本语汇的词大部分应该是差不多的，但也会由于社会的不同特点而有某些区别。例如“奶”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的语言中肯定属基本语汇，但在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的语汇中就还会是基本语汇。德语和俄语的“啤酒（Bier/nNBO）”应该是基本语汇，汉语的“酒”可以算是基本语汇，但“啤酒”就不是了，因为中国人喝啤酒只是近些年的事。从上面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基本语汇和非基本语汇实际上是一个界限模糊的集合，很难截然分开。

除基本语汇以外的其他词，就属于非基本语汇，或者叫一般语汇。一般语汇中词的数量比基本语汇的词要多得多。但一方面一般语汇相对来说都是产生历史较短，使用范围较窄和构词能力较弱的词；另一方面前面说语汇的任意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往往是基本语汇的特点，而语汇的理据性、民族性和活跃性，就更多地是由一般语汇体现出来的了。一般语汇内部又可以根据词的不同来源分为几个小类，主要包括“新造词”、“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等。

新造词又称新词，指过去没有而新创造出来的词，这是一般语汇最重要的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些旧事物消失了，大量新事物又不断涌现，这些都会通过新造词表现出来。各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不同的新造词。如汉语“苏区、土改、互助组、供给制、人民公社、样板戏”等现在已不是新词甚至已经不用了，但在过去某个时期却也是新造词。而前面提到的“下海、上网、电脑、大款、回扣”，以及“知本家、千年虫”等就是近年出现的新造词。外语中新造词也相当多，如英语中“clone（克隆），Aids（艾滋病），internet（互联网）”等也是近年才有的新造词。狭义的新造词只指利用原有词并按照通常的构词方式创造出来的词，如汉语的“电脑”就是用原有的“电”和“脑”作为语素，并按照偏正形式构造的一个新的复合词，英语“password（口令）”就是由原有词“pass（通过）”和“word（词）”组合成的新词。文义的新造词也包括原有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用法，如汉语的“宰”用来表示商家不道德地卖高价，“托儿”表示从旁协助不法商贩欺骗顾客的人等，英语的“mouse（老鼠）”表示电脑光标器（因为这个装置很低老鼠），“bikini（比基尼，一个因试爆原子弹而闻名的小鸟名）”表示三点式泳装（因为这种服装也引起了轰动）等，就差不多也是一种新造词了。

古语词与新造词相反，是指古代就已经产生，但又不算基本语汇，现在只是偶尔还使用的词，所以也是一般语汇的一部分。古语词又包括两小类：一类是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的事物或现象的名称，这种词又称“历史词语”。如汉语“鼎、皇帝、状元、格格”等。历史词语现实生活中已不再用了，但在文献资料中还会碰到。另一类是古代的事物或概念现在还存在，但已经由别的词语替代了，这种词又称“文言词语”。如“余（我）、足（脚）、观（看）、俸禄（工资）、囹圄（监狱）、值……之际（当……的时候）”是文言实词；“之（的/它）、乎（吗）、故（因此）”是文言虚词。文言词语虽已有白话词语来替代，但现实生活中有时也不可缺少，比如表示“看”义的白话词只有“看、瞧、盯、瞅”等几个，而文言的“观、视、望、顾、窥、觑、瞟、盼、睹、览、瞻”等词表示的细微差别却是无法完全被新词取代的。而像“欣闻、惊闻、拜会、晋谒、噩耗、节哀”等词，在正式外资文书中，也不能用白话词语替代。汉语中还有一些本来是古语词，但后来又有了某种新的意义和用法，如“大夫”原意是官职，现在指医生；“小学”原指文字训诂学，现在又指初级学校，后者就不再算古语词，最多算是一种古词新用。外语中也有古语词。如英语“bark（一种船），knight（骑士），albeit（=however）”等，是历史词语，而“thee（你），any（=no）,yea(=yes)”，差不多就是英语的“文言”了。

方言词中的“方言”通常指一种语言的地域方言，这样方言词顾名思义就是在某一地域方言中使用的词语。但这样说的时候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如广义的汉语方言词，一方面既包括官话方言以外方言地区的词语，也包括官话方言即北方方言或北京话本身使用的词语；另一方面既包括方言词语中进入共同语语汇的词语，也包括只在方言地区通行的词语。但一般说的汉语文言词都采用狭义的定义，即相对于已经成为全民通用语汇的词语来说，那些本来只在文言地区通行，进行共同语不久，并且被全社会接受和比较广泛使用的词，才叫作文言词。比如吴方言中的“尴尬、瘪三、名堂、蹩脚、煞有介事”，湘方言中的“过硬、里手”，粤方言中的“看好、亮丽、新高、老公、每一时间”等，就是进入了普通话语汇的方言词。反之，如果一个词仅在方言地区通行，或者只是偶尔在共同语交际场合或媒体上使用，还没有流行或固定下来，如上海话的“白相、派对、结棍、扎台型”行，广东话的“手袋、拍拖、爆焩、返学、屋企、行街”街，就还不能算作方言词。同样的道理，来自方言的词不一定永远是方言词，如果进入共同语时间很长并且已固定下来，这种词就不再是方言词了。比如“搞、马桶、垃圾、货色”街，原本其实都是方言词，现在就差不多属于全民通用语汇了。而像“俺（俺们）、啥（干啥）、咋（咋样）”这样的词，进入共同语的时间很长了，但一直并未取得正式的通用语汇地位，因为人们用这种词只是为了突出说话人的方言色彩，即是一种有特定作用的方言词。反过来说，不是来自方言的词语也不一定都不是方言词，比如构成汉语语汇基础的北方方言和北京话中的词语一般不算方言词，但这些地方也有一些比较“土”的词，如“压根、打蔫、歇菜、练摊、掰哧、啃节、抠门”等，因为作为通用语汇的资格还差些，还得算方言词。外语中的方言词不像汉语这么复杂，似乎就可以采用广义方言词的定义。如标准德语的“大街”是“Strasse”，但德国南部方言叫“Gasse”；标准俄语的“很多”是“MHOrO”，但俄罗斯北部方言说“noparo”：后者都算是这些语言中的方言词。

外来词也叫借词，即一种语言从外族语言中翻译或借用的词语，这也是一般语汇的来源之一。各种语言的语汇中都大量吸收外来词。比如英语、法语、德语等本来就属同一语系，相互借用的词语就相当多，而且它们还共同从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吸收外来词，如“nation（民族）”这个词在英语、德语、法语中就是一样的。外语中也有吸收汉语词语的情况，尤其是日语、越语、韩语中就有大量汉语的借词；甚至印欧语系语言也有从汉语吸收的词，如英语的“tea（茶），typhoon（台风），gongfu（功夫）”等。汉语从汉代就开始出现外来词，如“琵琶、骆驼”来自匈奴，“琉璃、狮”来自西域，“袈裟、佛”原是梵词，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的外来词有“戈壁、站”（蒙），“喇嘛、糌粑”（藏）等。到了近现代吸收外来词更是汉语语汇不断丰富的重要途径。现在常用的“沙发、夹克、巧克力、蒙太奇、海洛因”等就是典型的外来词。狭义的汉语外来词应该只指上面说的这些音译外语词，不包括完全意译的外语词。例如“科学、电话”的意义原本是外来的，但它是用汉语原有的语素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构成的，就不算是外来词；而“五四”时期称作“塞因斯（science）、德律风（telephone）”才是外来词。但实际上完全排除意译的外来词也有困难，比如像“浪漫、俱乐部、可口可乐”等词，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译的因素。所以更准确地说汉语吸收外来词采用多种手段：一种是纯粹音译，如上面的“沙发、夹克”，还有“咖啡、沙龙、扑克、拷贝、雷达、托拉斯、奥林匹克”等，都只是直接借用外语词的音；再一种是半音译法意译，如“新西兰、冰岛”等是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卡车、啤酒、酒吧、卡片、芭蕾舞、艾滋病、拉力赛”寺是一半音译一半注释；还有一种音译兼音译，如“幽默、香波、基因、俱乐部、可口可乐”等，虽然是音译，但又能够从汉字的意义获得外来词词义的某种提示。

上面是从词的重要程度分出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后者又包括若干小类。如果从词的用途和特点看，词还可以分成“常用语汇、非常用语汇（罕用语汇）”和“通用语汇、非通用语汇（专用语汇）”等几种不同的类别。这些分类对于语文教学、词典编纂和计算机信息处理也都有重要作用。

常用语汇和非常用语汇是从词的使用频率上说的。所谓使用频率，即“词频”，一般都采用统计的方法确定。使用频率高的词就是常用语汇，频率低的就是非常用语汇。词频统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先确定一定数量的词，然后看它们在语料中所占的比例，比如据《普希金词典》统计，俄语占到语料80%的词共约2000个，英语2000词则约占78%，这样一般说能达到75-80%比例的词就是常用词。另一种是先确定一批语料，然后按照重复出现高低取其中一定数量的词，如英语有人统计了复现最高的前3000个词，就把它们叫作常用词，其中排在前面的有“the，of，and，a，to，in，is，you，that，it，for，are，was，he”等。汉语也有类似的统计，如按后一种办法确定的常用词大致也是3000个出头，排在前面的有“的、了、是、一、不、在、有、我、个、他、就、这、着、上”等。但实际上所谓常用语汇往往是相对的。一方面要受到统计语料的限制，因为除开虚词大部分使用频率较高外，实词中有些在某一语体或领域用得多些，在其他语体或领域里就不一定了。比如在军事用语中“立正、稍息、枪炮、弹药”等词语出现的频率就高，相反像“嫂子、爷爷、酒吧、公园、公司”等词语就很少。在政论文章中“观点、学习、思想、教育、斗争”平一类书面词较多，而“饭馆、口袋、多半、吵架、开夜车”平一类口语词语就较少。在科技文献中“单位、参数、公式、演算、转化”等专业用词常见，而“萧洒、温存、拔尖、勇猛、射门、冠军”等生活用词就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词的使用频率多少算高，多少算低，标准本身也有任意性。假定前1000个是常用词，那么第1001个词就不是，而如果前3000个词是常用词，那么刚才还是常用词的就又是常用词了。所以目前又有人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分为最常用词、次常用词和两次常用词三级。那么常用语汇与前面说的基本语汇有什么关系呢？平两个概念有区别：因为基本语汇根据的是词产生的历史，使用的范围和构词的能力，常用语汇只是根据词在一定语料中出现的频率。但平两个概念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为如果真能比较科学地进行词频统计，即把来自各种综合性语料包括口语语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叫作常用语汇，那么实际上排在最前面的那些词与基本语汇的范围也就应该是差不多的。换句话说，一个词如果是最常用语汇，那么也就一定有资材成为基本语汇，反之基本语汇（除非现在只是构词的语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应该是最常用的语汇。但如果把常用词的范围扩大到次级或再次级，那么常用语汇的范围就可能大于基本语汇了。

通用语汇与专用语汇是从词的使用范围上说的。全社会都普遍使用的词语就是通用语汇，而只在某些领域或只是一部分人使用的词语就是专用语汇。前面说的基本语汇、常用语汇当然肯定是通用语汇，甚至包括一般语汇中新造词、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的绝大部分也是通用语汇。所谓专用语汇主要指“科技术语”和“行业语”这两类。科技术语即科学技术学科的专门用语。比如“高频、光波、放射、加速度”等是物理学术语；“负数、开方、函数、圆周率”等是数学术语；“商品、资本、投资、市场、通货膨胀”等是经常学术语；“辅音、语素、词组、语法形式”等是语言学术语。行业语即某种行业和职业的专门用语。例如“借款、呆帐、利息、定期存款”等是金融银行业用语；“晚点、超载、托运、软卧、黑匣子”等是运输业用语；“导演、美工、台词、票房、跑龙套”等是戏剧电影业用语；“记者、稿酬、版权、责任编辑”等是新闻出版业用语。除这两种专用语汇外，某个社会帮派隐语（又称黑话），如过去统治阶段把劳动人民称作“奴才、刁民”等，和禁忌语，如皇帝死是“驾崩”，上厕所是“如意”，吃饭是“用膳”，人们平时谈到“死”，往往说成“走、离开、百年之后”，上厕所往往说成“方便、去洗手间”等，这些也可以算是某种专用的语汇，只不过这些词语的范围极小，本身的数量也非常少，似乎不能作为一个专门的类。专用语汇与通用语汇之间还是截然对立的。一方面所有专业、行业中也都要使用通用语汇；另一方面有很多科技术语和行业语也往往有可能转化为通用语汇。例如“充电”原来是科技术语或行业语，现在又可以表示“补充和更新知识”；“洗礼”原来是宗教用语；现在又可以表示“接受锻炼和考验”；“瘫痪”原来是医学术语，只指病人的症状，现在则又可以指机构和组织的状况。这些词就既是专用语汇，又成了通用语汇。一般语汇中新造词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专用语汇转化而来的。

2.3 语的分类

语即固定词组或熟语。前面说过，语是一种特定的集合，因此只能按照它们本身的形式特点分类。各种语言中都有各具特点的固定词组或熟语，大致可分为“专有名词”、“惯用语（习语、俚语）”、“谚语（俗语）”、“成语”、“歇后语”和“简缩短语”等几种。其中有的类型是汉语特点的熟语或固定词组形式。

（1）专有名词

前面说的科技术语也是专有名词，但作为“语”的专有名词主要指用复杂词组形式表达的事物名称，如国名、地名、书名、机构、组织等。例如英语“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

（2）惯用语

惯用语指表达习惯性比喻含义的固定组词。汉语的惯用语多为三个字的词组形式，如动词性的“背黑锅、开倒车、踢皮球、抬轿子、碰钉子、炒冷饭、走后门、泼冷水、戴高帽”等，名词性的“墙头草、马后炮、定心丸、耳旁风、老油条”等。上面例子都是贬义的，但也有褒义的，如“跳龙门、打头阵、领头羊、主心骨”等。汉语还有一种由两项成分固定搭配，常常用作状语表达特定动作方式意义的比况语，也可归入惯用语，如“一板一眼、三三两两、风风火火、拼死拼活、狼吞虎咽、你一言我一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等。外语中类似惯用语的固定词组双称为“习语”或“俚语”，例如英语“to carry the house （满堂彩），to dance an a tight rope（走钢丝），a jack of all trades（三脚猫）”等。类似比况语的就是某些用作状语的固定词组（adverbial phrase），例如英语“face to face（面对面），one after another（一个接一个），sooner or later （或迟或早）”等。

（3）谚语

谚语指在民间流传的通俗语句。其中有的是反映生产和生活经验，有深刻寓意的语句。例如汉语“瑞雪兆丰年”、“纸包不住火”、“百闻不如一见”、“众人拾柴火焰高”、“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还有的是反映某种客观现象，但不一定有太深刻道理的语句，这一类谚语又叫作“俗语（俗话）”。例如“清官难断家务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背靠大树好乘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情人眼里出西施”、“天下乌鸦一般黑”等。外语中谚语和俗语也很多，例如英语“no pains, no gains（相当于汉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相当于汉语‘患难见真心’）”，日语“急….（水流急了就会拐弯，相当汉语‘欲速则不达’）”等。

（4）成语

成语是汉语特有的而且最大量使用的熟语形式。成语一般是四个字的，例如“狐假虎威、叶公好龙、呆若木鸡、弄巧成拙”等；也有个别成语不止四个字，例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成语大多有出处，一般都来自对历史事件、古代寓言的概括，但也可以直接采用名言诗句或社会流行用语。如“毛遂自荐、完璧归赵、卧薪尝胆”是历史事件；“守株待兔、鹬蚌相争、愚公移山”是寓言故事；“老骥伏枥、学而不厌、殚精竭虑、满招损谦受益”是名言名句；“七手八脚、欢天喜地、过河拆桥”是口头用语；而“自力更生、舍己救人、百花齐放”则是当代社会流行用语。外语中没有汉语的这种成语，但有时也可以用差不多意思的汉语成语来翻译外语的习语或寓言故事。如把英语“at six and sevens”译成“乱七八糟”，“to burn one’s bridge”译成“破釜沉舟”，“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成“掌上明珠”；而汉语的成语“火中取栗”取材于法国寓言，“天方夜谭”则来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的名称。

（5）歇后语

歇后语也是汉语的一种特殊熟语形式，指一种短小风、生动形象的语句。由两部分组成，一般只说上半句，下半句略去，利用谐音或比喻双关来表达某种意义。这种意义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则有点像猜谜语。例如“哑巴吃黄连”，意思是“有苦说不出”；“黄鼠狼给鸡拜年”，意思是“没安好心”；而“外甥打灯笼”，表示谐音双关义“照舅（照旧）”；“兔子的尾巴”，表示比喻双关义“长不了（不可能持久）”。

（6）简缩词语

简缩词语看起来很像词，但简缩前却一定是比较长的专有名词或一般的词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语”的一种。各种语言中都会有大量的简缩词，比如现在几乎成了英语一个词的“TOEEL（托福）”就是由复杂名词词组“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为一门外语的英语考试）”形成的简缩词。英语类似的简缩词还有“DOS（道斯/磁盘操作系统）”、“OPC（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汉语中简缩词也很多，如“北大（北京大学）、环保（环境保护）、基建（基础建设）、地铁（地下铁路）、高考（倒车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三包（包修包退包换）、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有些简缩词甚至久而久之已成为凝固形式，基本上就成了词，原来的词组反映很少再用了，如“语文（语言文学/语言文字）、导弹（远程无线制导炸弹）”等。

第三节语汇的构造形成

3.1 语素和词

词教师由语素构成的。要了解词的构造形式，就必须先认识语素的性质和语素的类型。

首先讨论语素的性质，即怎么确定一个成分是否是语素。前面说过语素的定义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但仅这么说还不够清楚。因为什么是“最小”和“有意义”的成分，这往往会受到分析者所具有的语言知识的影响。举例说，英语“allow（允许）”和汉语“经济”，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能再分解，因此就会看作是最小的成分了。但实际上如果具有一定的拉丁语知识和古汉语知识，就会知道“allow”还可以分解了“al（构词语素‘向’）+laudare（赞扬）”，“经济”还可以分解为“经+济”（如“经世济民”），而后者才是最小的有意义的成分，也就是分解后的成分才是语素。因此怎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确定语素，还需要再作一些说明和解释。

语素必须“最小”，怎么理解这种“最小”呢？语言成分中当然有比语素更小的单位。但语素的这种“最小”要从音和义结合的角度来看。以汉语“姐”这个成分为例：如果只考虑语音，不管意义，那么“姐jie214”可以分解成声母j、韵母ie和声调214，韵母还可以再分成i和e。虽然这里得到的单位更小，却只有语音而没有音义，所以就不是语素，而只是语音的单位“音素”（参看第二章第二节）；反过来如果只考虑音义，不管语音，那么“姐”又可分分解为（+人/+女性/+亲属/+年长）等单位，虽然这里得到的单位也更小，却只有音义而没有语音，所以也还是语素，而是语义的单位“义素”（参看第五章第二节）。但如果既考虑语音又考虑音义，那么显然“姐”就不能再分解了，这种最小的单位就是语素。进一步说“姐姐”虽然整体的意思跟“姐+姐”，所以“姐姐”就是比语素大的词，仍然只有“姐”教师语素（当然“姐”在北京话中有时也可以单说，即同时又是词，但这并不影响“姐”仍然还是语素，即是“成词语素”，详见下文）。外语也是这样，如“book（书），basis（基础），in（在……里）”在音义结合上也不能再分解，所以也是语素。

语素既然是音义结合的单位，当然还必须有音义，怎么理解这种“有意义”的意思呢？上面举例说的汉语的“姐”，英语的“book（书）”，因为有实在的意义，这还比较容易体会。但汉语“的”，英语名词后的“-s”这样的成分有没有意义，一般人就难以捉摸了。其实它们也是有意义的。举例说“吃（某种动作）”不等于“吃的（某种食物）”，“book（书）”不等于“books（一些书）”。后者的表事物的意义和表复数的意义就是从“的”和“-s”来的。如果把“吃”和“book”的意义叫词汇意义，那么“的”和“-s”的意义就是语法意义。正因为“的”和“-s”也有某种意义，而且同样在意义结合的角度不能再加以分解，所以也是语素。

表面上看，好像汉语的语素就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汉字。那么汉语的语素与汉字、音节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汉语都是方块字，一个字又是一个音节，这个字或音节又往往有一个音义，所以一字一音，单音成义，这确实是汉语语素的一种特点，通常也可以这样来辨认汉语的语素。但一方面其他语言的语素并不是都像汉语这样。比如汉语的“计算机”，以汉字划分是“计/算/机”，以音节划分是“计/算/机”，以语素划分也是“计/算/机”。但是英语的“thinking（想）”，从文字划分是整个“thinking”，从音节划分是“thin/king”，而从语素划分则应该是“think/ing”。可见形音义三位一体并非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即使是汉语的语素，严格说来也不等于一个音节或一个汉字。从语素和汉字的关系看：首先，汉语的字不一定者有意义。大多数汉字当然有意义，如A.“人、车、我、看”，B.“泳、吝、躬、企”，C.“的、了、吗”，D.“子、儿、头（轻声）”，其中A、B组的字有词汇意义，C、D组的字有语法意义；但汉字就没有意义，如A.“葡、萄、咖、啡”，B.“沙、发、巧、克、力”，其中A组的字永远没有意义，B组的字在某种组合中就没有意义。那么当然只有有意义的汉字才是语素，而没有意义的汉字就还可能是语素了。其次，即使有意义的汉字也不一定只有一个意义。比如有的字有两种读音，如“会（开会/会计）”；有的字有两种词性，发中“花（开花/花钱）”；还有的字合并了几个音节，如“俩（=两个）”；另外还有的字有多种相关意义，如“死（他死了/脑子太死/死不认帐）”、“了（动词后助词/句末语气语）”。这些异读、同音、合音、多义的字严格说都应该是有几个意义就算几个语素。可见实际上只有当一个汉字有意义，并且只有一个意义的时候，才等于一个语素，否则就不能简单地说等于语素。只不过汉语中真正一字一义的情况很少，有时一个字到底有几个意义也不容易说清楚，因此一般又可以把意义明显不同的字算作不同的语素。外语中同样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英语名词复数形式是［-s］，与第三人称单数一致的动词后面的词尾也是［-s］，但它们的意义明显不同，就是不同的语素。因此更准确地说，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音节是语音单位，语素是语汇单位（同时也是语法单位，参看第四章第二节），它们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能简单对应起来。

写法和读法都相同，并且只有一个意义的语言形式是一个语素，那么是不是形式不同的成分就一定还是一个语素呢？这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汉语中不同的汉字有时意思相同，例如表语气的“吧、罢”，表时态的“着、著”等，这种异体字就只是同一个语素。再如一个不同的语音形式，但又只有一个意义时，例如“土［35］改，黄土［214］”、“一［51］心一［35］意”，这种变调的音节也只是一个语素。外语也有类似现象：如英语表示名词复数的词尾“-s”实际分别有“book-s/boy-s/day-s/box-es”等不同拼写形式，同时分别有［-s/-z/-iz/-siz］等多种语音形式，但它们意义都一样，这种音变形式也可以看作是同一个语素。甚至意义相同但形式上差得很远的，如同样是英语名词复数，还有“child: children（孩子），ox：oxen（牛），foot：feet（脚）”等多种拼读变化形式，这些词尾形式和内部屈折形式跟［-s］都可以算是同一个语素。可见，类似于语音中的音位和音素（音位变体），语汇中也有语素和语素变体的情况。严格地说，当我们说某个成分是语素的时候，其实往往指的都是意义同一的某个语素的一个变体形式。

下面讨论的类型，即怎么区别不同表现形式的语素。知道了怎么定义语素还不够。因为语素的形式很多，在构词中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了解语素的不同类型。语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类。为了便于说明这些类型的关系，先举些汉语不同语素形式的例子：

A.笔、灯、走、看、好、大、他、谁、蜻蜓、轰隆、雷达、巧克力等

B.也、再、与、吗、呢、了（走-）、着（躺-）、被、的、忽然、似的等

C.机、企、体、民、坚、技、迹、性、式、者、员、无、反、泛、半等

D.-子、-儿、-头、阿-、第-、老、-乎乎、-滋滋、-咕隆咚、-里叭唧等

如果对上面这些语素形式进行分类，那么一种分类就是把先把语素分成“成语语素”和“不成词语素”。成语语素是指在某些情形下可以直接形成为词，即可以单用的语素。这样上面A类和B类就是成词语素。例如A类的“走”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因此肯定是语素，但它还可以直接作为词来使用，如“他走了”中“走”就是一个词。B类的“被”也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也是语素，但在“东西被偷了”中“被”就是一个词。A类语素与B类语素在成词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有时可以成词，如“走、书、大、灯”是词，而有时就不一定成词，如在“走狗、书包、大厦、灯泡”中就不成词了；后者却永远都既是语素也是词，如“吗、了、被、的”就只能是词，即所谓虚词。与成词语素相反，不成词语素则是指不能单独成词，即不能单用的语素。例子中的C类语素，如“机（机械）”，D类语素，如“-子（剪子）”，就是不成语语素。

再一种分类是把语素分成“自由语素”和“不自由（黏着）语素”。自由语素指的是某种语素既可以单独形成词（可以单用），有时又可以单独说出来（简称“单说”）。这样实际上只有A类语素才是自由语素，例如“他最近好吗？——好”，答句中的“好”就是单说形式的自由语素。而像B类语素，虽然一定成词，但因为是虚词，所以又永远不能单独说出来，例如不可能单说“了”或“吗”，这就是黏着语素。同样根本不能形成词（既不能单说，也不能单用）的C 类语素，如“企（企业）、技（技术）”，D类语素，如“-头（木头）、阿-（阿姨）”，也都是黏着语素。

还有一种分类是把语素分成“定位语素”和“不定位语素”。定位语素指的是在最小的合成结构（词结构或词组结构）中的位置是固定的，或者总前置，或者总后置。如B类语素中的“了（轻声）”永远只能在一个组合形式后面，不可能在前面，例如“吃了饭”只能分析为“吃了/饭”，不能是“吃/了饭”，而“把（介词）”就只能在一个组合形式前面，不能出现在后面，如“我/把衣服（洗了）”，不能是“我把/衣服（洗了）”；D类语素也是这样，如儿化的“-儿”只能出现在另一个语素的后面，如“画儿、盖儿、亮儿”。“老-”只能在另一个语素的前面，如“老鼠、老鹰、老师”（不包括实义的如“老调、敬老”中的“老”）。这些就都是定位语素。而不定位语素就是在最小的合成结构中位置不固定的语素，它们即可能前置，也可能后置。如A类的“笔”，可以构成“铅笔、毛笔”，也能构成“笔杆、笔头”；C类的“体”既能构成“肌体、身体”，也能构成“体育、体操”等。

最后一种分类是把语素分成“实义语素”和“虚义语素”。实义语素就是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或者说本身直接负载了词汇意义的语素。这样，显然像A 类语素，如“灯（开灯）、大（宽大）”就是实义语素；C类语素，如“民（人民）、迹（痕迹）”，也是实义语素。而虚义语素就是一般不具有实在语汇意义的语素，或者说语素本身不直接负载意义。但当与其他成分组合成词或更大单位时，都能使词或更大单位获得某种新的意义。因此B类语素，如“的（吃→吃的）、被（他→被他）”，D类语素，如“-子（锯→锯子）、-儿（画→画儿）”等，就者是虚义语素。

上面据说的这些语素分类构成了汉语类别系统。因为实际上每一个语素一定同时属于上述各类，这样就既可以按照不同语素类别分别归纳语素形式：1.成词语素（A、B），不成词语素（C、D）；2.自由语素（A），黏着语素（B、C、D）；3.定位语素（B、D），不定位语素（A、C）；4.实义语素（A、C），哈义语素（B、D）。同时也就可以按照不同语素形式分别给出类别定义：A类语素形式（如“书、走、好”等）是成词、自由、不定位和实义语素；B类语素形式（如“被、了、吗、的”等）是成语、黏着、定位和虚义语素；C类语素形式（如“企、民、机”等）是不成词、黏着、不定位和实义语素；而D类语素形式（如“-子、-儿、-头”）就是不成词、黏着、定位和虚义语素。当然上面的汉语语素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原野也有例如现象。比如有些不成词语素，如“言、语”，一般情况下确实不成词，但毕竟这些语素在古代汉语中都是词，所以在现代书面语体和一些固定词组中也偶尔有词的用法，例如“三言两语、言而有信、快人快语、你一言，我一语。”等。再如有些像“-者、-员、-性、超-、非-、半-”这样的语素，虽然通常归入不成词、不定位、实义的语素，但实际在有错就改时又往往都是定位的，意义也有所虚化，例如“学者、雇员、弹性、非国有、半导体”，这就又比较接近“-子、-儿、第-、老-”这一类语素。

外语的语素分类与汉语的语素分类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任何语言的语素也都有成词和不成词、自由和不自由、定位和不定位、实义和虚义的区别。如英语“head（头），art（艺术），red（红）等，就是成词、自由、不定位和实义的语素，基本相当于上述汉语A类语素形式。如英语“of，in，to，with，from”等，就是成词、黏着、定位和虚义语素，基本相当于上述汉语的B类语素形式。英语“bio-（生命/生物）、cogn-（知道/了解）、-er（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等，是不成词、黏着和实义语素，除多数定位以外，大致相当于汉语的C类语素形式。而像英语的“-s，-ing，-ed，-ly，-ful，-tion”等，就是不成词、黏着、定位和虚义语素，大致相当于上述汉语的D类语素形式。当然外语语素和汉语语素也有不对应的地方。比如英语中“-ly，-ful，-able，-tion，-ness”这样专门构成词的语法类别的语素很多，而汉语除个别词后面能加“子、儿、头”而构成名词，个别词后面能加“-化”而构成动词外，几乎没有这类的语素。此外刚才说汉语的实义不成语语素，如“民、机、技、友、宴”等，在古代汉语中其实都是词，现在也偶尔可以当词用，并且确实有实在意义；而英语“anti-，dis-，-er，-ist”等语素，不但从来也不是词，只是构词词缀，而且意义也并不特别实在，与汉语上述语素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类。英语等语言中的语素与汉语最大的不同还在于表动词时态的成分都不是像汉语的“了、着、过、正在、着呢”那样独立的虚词，而是“-s，-ed，be-ing”那样的词尾形式，汉语没有这种纯粹是语法形式的词尾语素。

由于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中语素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构词的词缀和构形的词尾比较多，所以如果要突出这些比较特殊的语素类型，也可以把这些语言中的语素只分成“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两大类。成词语素中包括“虚词语素”和“词根语素”两小类：比如英语中“in，to，wigh，by”等就是虚词语素，这些语素本身是词，但又只能是虚词。虚词语素都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而英语中“head，boy，red，teach”等就是词根语素，它们既可能直接形成名词、动词等实词，如“use your head（动动脑子）”中的“head”就是一个词；也可以作为位置不固定的主干成分构成别的词，如“head”就可构成“headline（大标题）、headache（头疼）、ahead（在前面）”等，其中“head”就是词根语素。词根语素都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即使与别的语素一直构成合成词时也负载最主要的词汇意义。而不成词语素则主要包括“构词语素（词缀）”和“构形语素（词尾）”两小类：构词语素就是位置固定，不作为词的主干成分，但又参与构造不同意义新词的词缀性语素，例如英语“worker（工人）”中的“-er”就是后缀，“antibody（抗体）”中的“anti-”、“incorrect（不正确）”中的“in-”就是前缀。词缀语素也有某种意义，但一般不如词根语素的意义实在，而往往是一种抽象的类义。构形语素也就是在词中位置固定，但既还是词的主干，也不参与构造新词，并且不改变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类别，只改变词的语法范畴意义的词尾性语素，如英语“work→works，worked，working（工作）”中表示时态的“-s，-ed，-ing”等语素，“book→books”中表示复数的“-s”等语素，它们只是改变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并没有产生新词，这种语素就是词尾。词尾语素本身并没有任何词汇意义，而只是在与其他词结合后反映某种语法范畴的意义。至于英语“-ful，-able，-ly，-tion，-ness”等语素，其作用介于构词和构形之间，如“read（动词：读），readable（形容词：可读的）”，“beauty（名词：美、漂亮），beautiful（形容词：漂亮（的）），beautifully（副词：漂亮（地））”，这种语素基本不改变词的词汇意义，但却改变了词的语法类别，所以可以算作词缀，也可以算作词尾。

3.2 词的构造

词是比语素高一级的单位。了解了语素的性质和类型，就比较容易说明词的构造了。前面说过，按照词所包含的语素的数量，可以把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作单纯词，把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作合成词。但不管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由语素构成的。因此广义的词的构造过程，从语素与词的关系的角度就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单个语素直接形成为词，可以统称“成词”。其中又包括两小类：一类是语素不改变形式就形成词，这可以叫作“直接成词”。另一类是语素改变形式后成为词，这可以叫作“转化成词”。这些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都可以叫单纯词。另一种情况是语素与语素相互组合而构成词，可以统称“构词”。其中也包括两小类：一类是语素和语素经过组合构成一个新词，这可以叫作“语汇成词”（即狭义的构词）。这种由两个以上语素组合构成的词就是合成词。另一类是语素和语素的组合并不构成新词，但具有一定的语法作用，这可以叫作“语法构词”（即构形，也可以看作是广义的构词）。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1）直接成词

直接成词就是由一个语素直接形成单纯词。这在各种语言中都十分普遍。例如汉语的“大”，英语的“boy（男孩）”，本身是语素，因为是“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但同时又可以成为词，因为还可以“独立使用”。换句话说就是，当这种成分没有独立使用的时候是语素，独立使用的时候则是词。能够直接成词的语素必须是成词语素。前面说过成词语素又分为两类：一类成词语素是自由的不定位的实义语素，这种语素形成的词就是实怀（动词、名词等），如汉语“花、写、好、我、乒乓、参差、骆驼、糊涂、蛐蛐、奥林匹克”等，英语“book（书），go（走），bad（坏），he（他），gick-tack（滴答）”等。另一类成词语素是黏着的定位的虚义语素，这种语素形成的词就是虚词（介词、连词、助词等），如汉语“了、着、吗、被、把、的、罢了”等，英语“and，in，of，with”等。

（2）转化成词

转化成词就是由一个或多个语素转化为另一个语素形式再形成单纯词。这在正弦是很有生命力的构词形式。其中又大致有“变性成词”和“变形成词”两种情况。

变性成词就是语素墨迹词性而形成另一类词。比如一个成词语素本来表示动作行为，即语法功能上是动词性的，但在形成词的时候，却不但形成动词，又形成了名词，如英语语素“call”可以形成动词“to call（打电话）”，也可以形成名词“a call（电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成词语素本来表示事物，即语法功能上是名词性的，但在形成词的时候，既形成名词，也可以形成动词，如英语语素“phone”可以形成“a phone（电话/电话机）”，也可形成动词“to phone（打电话）”。这种形象在形态不太丰富的语言中大量存在，如现代英语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形成很多同形的动词和名词（有时也搞不清哪个有前哪个在后），如“cook（厨师）—to cook（烹饪）。fre（火）—to fire（点火），water（水）—to water（浇水），mask（面具）—to mask（伪装），dog（狗）—to dog （跟踪），smile（笑容）—to smile（微笑），mistake（错误）—to mistake（犯错误）”等。其实这种形成词的方法在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中更加普遍，如“锁（动词/名词）、热（形容词/动词）、在（动词/介词/副词）”等就是类似现象。这些现象在语法上一般叫作词的兼类，从构词角度说则是通过转变词性分别形成了不同的词类的词，即可以看作不同的词。上面说的是墨迹词性形成词时语素形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有时语素在形成词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一种是轻重音的位置变化，例如“’condut（行为）—con’duct（引导），’record（名词：记录）—re’cord（动词：记录）”，汉语“隔断（动词）—隔.断（名词），大

意（名词）—大.意（形容词）”。还有一种是元音的交替变化，例如英语“full（满）—fill（充满），blood（血）—bleed（流血），float（漂流）—fleet（船队）”。这些可以看作是广义的通过语素墨迹词性而形成的单纯词。

变形成词又包括逆序成词和简缩成词。通过这种办法形成单纯词，比成词语素直接形成词（包括变性成词）绕了个弯，即是把原来合成词中的不成词语素变为成语语素再形成词。

逆序成词就是把原来只有合成词形式没有单纯词形式的词，反向截取其中一个语素再形成单纯词。如英语“beggar（名人：乞丐）”中包括“beg”和“ar”两个语素，但“beg”原来并不能成词，后来从这个合成词中截取该语素形成“to beg（动词：乞讨）”，这就是逆序形成单纯词，简称“逆序词”。类似的例子如“sculptor（名词：雕塑家）→to sculpt（动词：雕塑），cobbler（名词：鞋匠）→to cobble（动词：修鞋）”等。还有些词经过截取并不造成词性变化，如英语“omnibus→bus（公共汽车），laboratory→lab（实验室），popular→pop（流行），pianoforte→piano（钢琴），bicycle→bike（自行车），smoke fog→smog（烟雾）”。汉语“安（安培）、赫（赫兹）、瓦（瓦特）”，差不多也是一种逆序成词。但相对于改变词类的逆序成词，这种单纯词叫作“截搭词”。

简缩构词的“词”还是指简缩词语，而指已经凝固定型为典型单纯词的那一类词。如英语“APEC（亚佩克=亚太经合组织）”，汉语的“亚太、经合”等都只是简缩词语，还没有定型为词。但英语“jeep（吉普），radar（雷达）”就已经是定型的单纯词了。形成这种单纯词的语素当然也应该是成词语素，但它们原本并不是语素。例如“jeep”是从“general purpose（多用途（车））”简缩而来的，“radar”是从“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定位（装置））”简缩而来的，而简缩后把它们就看作语素并存在此基础上再形成词，这就是简缩而形成的单纯词。英语的“laser（激光）—to lase（放射激光）”则兼有上述两种情况，“laser”本身是从“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光受激发射器）”简缩来的，即“laser”本身就已经是简缩形成的词；进一步再人为把它分成“lase+er”两个语素，并把前一部分看作成词语素形成动词“to lase”，这就又是逆序词了。

（3）语汇构词（或直接称“构词”）

语汇构词就是由两个以上语素组合而产生一个合成词。这是各种语言最常见的词的构造方式。其中又可分为“复合构词”、“附加构词”和“重叠构词”三种情况。

复合构词就是词根语素加上词根语素构成一个新词。这样得到的合成词又叫复合式合成词，即“复合词”。复合词在各种语言中都有，但在汉语中更是最能产的词的构造类型。构成复合词的词根语素都是实义的成词语素（即不是虚词语素），或实义的不成词语素（即不是词缀语素）。如英语“black-board（黑板）”，“honey-moon（蜜月）”，“rail-way（铁路）”，法语“cure-dent（牙签）”，德语“Panzer-kraft-wagen（装甲车）”，汉语“火车、心疼”，就是成词语素和成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英语“hyop-thesis（假设），aero-plane（飞机）”西班牙语“tocadiscos（电唱机）”，汉语“袖珍、端详”，就是包含不成词语素的复合词。

按照语素与语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复合词可以分成几小类：一是陈述式复合词，即前后两个分别表示被陈述的事物和对这个事物陈述的音义。如英语“earthquake（地震），sundown（日落）”，汉语“胆怯、性急、祖传、口吃”。二是偏正式复合词，即前一个语素表示性质状态或方式程度等意，后一个语素表示被修饰的事物或动作等意义。如英语“girlfriend（女友），greenhouse（暖房），sleepwalk（梦游）”，汉语“布鞋、汉语、狂热、重视”。三是支配式复合词，即前后两个语素分别表示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所涉及事物的意义。如英语“pickpocket（扒手），carryall（提包），pinchpenny（吝啬的）”，汉语“丢脸、悦耳、动人、缺德”。四是并列式复合词，即前后两个语素分别表示相差、相近或相反的事物、性质或动作的意义。如英语“downfall（垮台），come-and-go（来往）”，汉语“裁缝、道路、动静、教学”。此外汉语还有一种特有的补充式复合词，即前后两个语素分别表示动作行为和相差结果的意义。如“改善、证实、纠正、打动、抓紧”等。

对于复合词的“复合”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语素的组合与语素义的组合（即组合后的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对应。一般说语素与语素的组合也就应该是语素义的和语素义的组合，即词义等于组成成分的语素义。如上面给出的复合词的例子，差不多都等于语素义的组合。例如“性急”的意思就是“性子急”，“动人”的意思就是“使人感动”。但也有的词义并不就等于语素义的组合。其中一种情况是语素义比较模糊：像汉语“江米、麻利、大方”等，其中一部分语素的意义不清楚；而像“鱼肉、中肯、染指”等，如果不了解典故、历史及词义的引申，也无法仅从语素义推知整个词义。例如“鱼肉”就并不是“鱼和肉”或“鱼的肉”的意思，实际该词典出《史记.项羽本》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意思是“任人宰割的东西”，进一步又引申出“像对付菜板上的鱼和肉那样欺凌残害人民”的意义。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语素义脱落：像“忘记、窗户、妻子、国家”等词，虽然包含两个语素，但实际上一部分语素义已没有作用了，例如“忘记”的意思是“忘”而不是“记”，“窗户”的意思是“窗”而不是“户”。这种复合词一般称作“偏义复合词”。外语中的复合词也有直接反映语素义组合的情况，如英语“book-case（书橱）”的意思就是“书+橱柜”，“mail-man（邮递员）”的意思就是“邮件+人”。但上面两种语素义模糊和失落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英语“table-land（高原），cat-house （妓院），flat-foot（侦探）”，就是部分语素义或整个词有特定的引申义；而“gooseberry（醋栗）”，就是部分语素失落，其中的“goose（鹅）”没有意义。

二是语素的组合与语素类的组合（即构造出词的词类）也不对应。一般说复合词的词类与组成成分的语素的功能类应该一致，比如作为组成成分的语素都是名词性的，或者中心语素是名词性的，组合后的词也就应该是名词。比如汉语偏正式如“电灯、钢笔、宿舍”等，中心语素是名词性，复合词也是名词；支配式如“留神、冒险、提议”等，补充式如“推广、揭露、说明”等，中心语素是动词性的，复合词也是动词；并列式如“朋友、道路、笔墨”等，语素都是名词性的，复合词也是名词，“打击、爱护、生产”等，语素都是动词性的，复合词也是动词。但汉语中也有大量复合词的词类与语素的功能类组合并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并列式“开头、裁缝、教学、死活”等，语素都是动词性的，复合词却是名词；偏正式“速写、外交、被告、新闻”等，中心语素是动词性的，复合词是名词；特别是支配式和陈述式的不对应现象更普遍，如支配式复合词“领队、绑腿、司机”等是名词，“伤心、丢脸、刺眼”等又是形容词；陈述式复合词“年轻、自信、眼红”等是形容词，“海啸、政变、月亮”等又是名词。可见从整体上说，汉语语素的语法功能与词类没有必然的联系。形态丰富的语言中这种不对应现象较少，比如英语一般情况下复合词的词性就等于最后一个语素的语法功能，如“bathroom（浴室）”就是名词，“photocopy（影印）”就是动词。但同样是陈述式复合词，英语“earthquake（地震）”是名词，“headstrong（任性）”是形容词，“manhandle（手工处理、虐待）”是动词。可见也有语素类的组合与词类不一致的情况。

附加构词就是词根语素加上词缀语素构成一个新词。这样得到的合成词又叫附加式合成词，即“派生词”。派生词的汉语中不多，但的形态丰富的语言中大量存在，是词的主要构造类型，比如英语用前缀“un-（非）”构成的词，的《韦氏大词典》中就有2700多个。构成派生词的词根语素也都指实义成词语素或实义不成词语素，词缀语素就是不成词、黏着、定位和虚义的语素。例如汉语“—子”是后缀，“剪子”就是派生词；英语“un-”是前缀，“unhappy（不悦的）”就是派生词。

按照词缀的词中的位置，派生词可以分成三小类：一是词缀的词根前面的前缀式派生词，如英语“sub-way（地道），un-afraid（不怕的），dis-obey （违背），pre-determine（预定），re-write（重写），anti-war（反战的）”等，汉语“老-虎、第-一、阿-姨、可-怜”等。二是词缀的词根后面的后缀式派生词，如英语“teach-er（教师），typ-ist（打字员），hard-ship（困难），move-ment（运动），king-dom（王国），slow-ly（慢慢地），modem-nize（现代化），desire-able（合音的），boy-ish（男孩气的）”等，汉语“锤-子、木-头、花-儿、哑-巴、绿-化、热-乎乎、沉-甸甸、黑-咕隆咚、脏-里叭唧”等。三是词缀的词的中间或词缀非连续出现的中缀式派生词，如马来语“putuk（啄）”加上中缀就成了名词“pu-la-tuk（啄木鸟）”；菲律宾旁托语“kilad（红的）”加上中缀就成了动词“k-um-ilad（红了）”。此外，像英语的“abso-bloody-lutely（绝对绝对的）”，德语“Arbeit-s-mann（工人）”，汉语“古里古怪、糊里糊涂、吊儿浪当”等也可以看作是加上中缀构成的派生词。上述几种词缀有时可以一直出现，如英语“super-son-ic（超音速的），un-friend-ly（不友好地），un-gentle-man-li-ness（非绅士样的风度）”，就是多重派生词。

词缀语素的作用有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它们本身都没有太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又能表示某种抽象的构词意义（即介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之间的一种意义）的情况下。比如英语的“-er，-ist”本身没有什么词汇意义，但附加的其他实义语素后面可以使整个词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意义，如“writer （作者），pianist（钢琴家）”。汉语“-子”本身也没有任何表示事物的词汇意义，但附加的其他词的后面可以使整个词表示某种事物的意义，如“锯子、刀子”。但不同的词缀的作用也有所差异：一般说前缀的构词中通常只改变词抽象意义，不改变词的词类。如英语“possible（可能的）”是形容词，加上前缀“im-possible （不可能的）”只增加否定义，但仍是形容词。而后缀的构词中除了改变词的抽象意义，也往往改变词的词类，如英语“real（真实/现实）”本来是形容词或名词，加上后缀的“real-ize（实现/认识到）”后，就不但改变了意义，而且也就成了动词；汉语的“-子”也有这种作用，如“剪”是动词，而“剪-子”就成了名词。如果派生词中既有前缀又有后缀，那么也就往往既改变词的抽象意义，也同时改变词的词类。如英语“luck（运气），lucky（幸运的），un-lucky（不幸的），un-lucki-ly（不幸地），un-lucki-ness（不幸）”，就是这样。

如果单从词缀所表示的意义来比较，那么英语的“-er，-or，-ar”等词缀差不多就相当于汉语的“-者、-家、-员、-士、-手、-人”等语素，例如“reader”和“读者”，“worker”与“工人”；英语的“in-，un-，anti-，over-”等词缀差不多就相当于汉语的“非-、反-、超-、泛-、无-、多-”等语素，例如“over-load”和“超载”，“un-luky”和“不幸”，还有“-ize，-ty”等相当于汉语的“化”和“性”，如“modernize”和“现代化”，“elasticity”和“弹性”。但前面说过，英语的这些语素是词缀语素，但汉语的这些语素虽然的定位和表示抽象意义的作用上很接受英语的不词缀，但还还是词缀，而仍是词根语素。这是因为，英语的这些语素永远不成词，而且意义更加虚化，特别是如果把“-tion，-ness，-ship，-ful，-ty”等词类票房也算作词缀，则它们几乎没有词汇意义。而上面汉语的这些语素，则不但可以是独立的词，而且意义相对都比较实在。比如“人”虽然可以大量构成“工人、诗人、商人、爱人、军人、情人”等词，但实际上“人”都有本来的词汇意义。当然从归类的技术角度，把汉语这些语素看作词缀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即使看作词缀，也至少与“-子、-儿、-头、-乎、-咕隆咚”不是同一种性质的词缀。

重叠构词就是词根语素通过重叠形式而构成一个新词。这样得到的合成词又叫重叠式合成词，即“重叠词”。重叠词的其他语言中不太多见，的汉语中也并不是所有的成分重叠形式就是重叠词。比如“猩猩、蝈蝈”等，因为意义不能再分解，本身只是一个语素，这就只是单纯词中的叠音词，不是重叠词。而“看看、试试、个个、次次”等严格说也不是语素重叠构成的重叠词，而是重叠形式的词组或语法的重叠形式。汉语的重叠词主要包括几种情况：一是名词性重叠词，如“爸爸、姐姐、星星、娃娃”等。二是副词性重叠词，如“刚刚、偏偏、渐渐、常常”等。三是多重重叠词，如“骂骂咧咧、婆婆妈妈、形形色色、干干净净、热热闹闹”等。一般说重叠构词既不像语法上的重叠形式，可以增加某些语法音义，也不改变重叠词本身的词类。

上面三类构词都只讨论了两个语素的组合形式。但如果构成词的语素多于两个，这种合成词的结构就比较复杂。复杂的合成词可以是多个词根语素的组合，也可以是多个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的组合。无论哪种复杂组合，其内部都一定按组合的先后顺序形成不同的层次，而每一层次无非就是上面说的几种结构形式中的一种，或者说复杂合成词实际上就是不同类型的合成词的多次组合。如汉语“插秧机”包含三个语素，其中“插秧”和“机”是第一层组合，整个词是偏正式复合词，而“插秧”是第二层组合，又是支配式复合词，但它的这里是以语素组的形式充当构词成分。再如“资产阶级化”包含了五个语素，第一层是“资产阶级/化（后缀式派生词）”，这是词的类型；第二次就是“资产/阶级（偏正复合）”，第三层是“资/产（偏正复合”和“阶/级（并列复合）”，第二和第三层切分出来的都只是构词成分。外语的复杂合成词也是这样，如英语“redd-ish-brown（赭红色的）”这个包含三个语素的词，应分析为第一层“redd-ish/brown（偏正式复合词）”，第二层“redd/ish（后缀派生）”；“un-gentle-ly”应分析为，第一层“un/gentlemanly（前缀派生词）”，第二层“gentleman/ly （后缀派生）”，第三层“gentle/man（偏正复合）”。现将这几个词的结构用图全额方式分析如下：

A. 插秧机

B.资产阶级化

偏正

（4）语法构词（即构形）

构形实际是形态丰富的语言中的一种语法现象。但构形的词尾毕竟也是一种语素，不是独立的词，并且一定是附着的词上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构词的一种特殊形式。广义的构形也包括上面讨论过的附加表示词类特征的后缀形式。例如英语“-tion，-ful，-ly”等，因为这种词缀虽有构词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具有标示词类的语法作用。但狭义的构形实际上只指纯粹的词尾形式，比如英语的“-s（表第三人称单数的动作），-ed，-ing（进行时），-ed（过去式）”等，就是动词的词尾；英语的“-s（表名词的复数形式）”等，就是名词的词尾。这些语素附着的词的后面实际上并不产生新词，也不改变词类，只起某种语法作用，比如动词词尾表示动词的时、体、态等，名词词尾表示名词的性、数、格等。例如“real-ize（实现/认识到）”是加词缀的形式改变意义和词类，但“realiz-ed （实现了/认识到了）”就是加词尾形式，既不改变词义，也不改变词类，只表示动作发生的过去的语法意义。再如英语“read-er（读者）”，“-er”是词后缀的形式，改变了词义和词类，但“reader-s（读者们）”，“-s”“-s”就是词尾形式，不改变词义和奕，只表示名词复数的语法意义（参看第四章第三节）。

3.3 语的构造

语是由词构成的固定词组或熟语，因此语的构造显然不同于词的构造，至少语看起来都要比词长一些。但语也有自己的构造上的一些特点。

每一，语的总体的结构特点是结构的固定性和整体性。

所谓结构的固定性是一种特定的组合形式，大多不能像普通词组那样随意改变，否则改变后的结构形式即使可以成立也不再是语的格式了。这包括：（1）一般不能颠倒原有成分：如“朝思暮想”不能说成“暮想朝思”，“乱七八糟”不能说成“乱八七糟”。（2）一般也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远见卓识”不能加连词说成“远见和卓识”，“世外桃源”不能加助词说成“世外的桃源”。（3）一般不能替换原有成分：如“拍案叫绝”不能改成“拍桌叫绝”，“南辕北辙”不能改成“东辕西辙”，“三个臭叫匠，顶个诸葛亮”不能改成“六个小裁缝，顶个皮尔卡丹”。不过有的语原来就有不同的形式，如“奋发图强”和“发愤图强”，“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这不算改动。很多语的形式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在生活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如“巾帼不让须眉”、“妇女能顶半边天”就是对“子女无才便是德”、“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之类具有封建意识的熟语的否定，这也不算改动。当然极个别的情况下语的原有形式也可能有所改变，但这不仅必须经过社会的广泛使用和认同，而且一定应该是有理由的。其中有的是因为有了某种不同解释，如“难兄难弟”原出典的意义是兄弟们的品德才能难以分出高下，“难（阳平调）”是“困难”义，但以后经重新解释又用来表示兄弟们共同陷入或流过危难的意思，“难（去声调）”就改成了“患难”义了。再有的是因为创造性运用的结果，如根据“知难而退”创造出“知难而进”，改动后了表示更加积极意义的一个新成语。又可能是因为原来的词比较生僻或不通用了，如“揠苗助长”现在一般说成“拔苗助长”，改动后的词语比较通俗常用。另外还有的是经过了一定的简缩，如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改为“前车之鉴”，改动后的结构更加简单，也符合成语的一般格式。至于有些改动虽然有人说，如现在很多人（包括媒体）都把“心宽体胖”的“胖pán”读作“胖pàng”，把“明日黄花”改成“昨日黄花”，但后者在没有真正通行开来之前显然就是不够规范的。

所谓结构的整体性是说语表达的意义不一定就是词语的搭配结果，大多不能简单地像词组那样根据组成成分分析整体的意义，否则即使解释后的意思能够成立也不再是语的意义了。这种意义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语往往有特殊的引申义和比喻义。例如汉语“胸有成竹”比喻有主见有准备，“风声鹤唳”形容惊慌和恐惧，“瓮中捉鳖”表示十拿九稳；英语“at home in”不是“在家”的意思，而表示“精通、熟悉”，“break the ice”不是“打碎冰块”的意思，而表示“打破沉默”，“at sea”的意思表示“茫然无知”。这些都不能只看字面的意义或组合的意义。即使某些语中包括了同样的词语，如“高山流水”、“落花流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其中都有“流水”，但意思也很不一样。如果想当然地牵强附会，比如把“七月流火”理解为七月的时候天气热得像火在空中流动，把“万人空巷”理解为大家都在家里而街巷空无一人，就会闹出笑话了。语的意义的整体性还表现在需要了解形成文献典故和历史事件。如“汗牛充栋”，字面看意思不容易懂，实际是说搬家的时候使牛累得出汗，使房屋塞满了书，用来形容书籍极多；“一尘不染”，表面意思好像只是形容干净整洁，其实“尘”原是佛教用语，指外界的种种影响，整个成语的意思是潜心候选，排除奢欲，保持心地纯洁。只有知道了文献出处才能理解这些语的意思。再如“买椟还珠”表示舍本逐末，“一枕黄粱”比喻好事成空，只有了解了寓言典故才能理解它们的意思。又如“四面楚歌”之所以表示陷入困境，“三顾茅庐”之所以表示真诚相邀，也都需要了解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才能理解它们的意思。另外语的作用虽然比主要形象生动，但基本意思有时差不多相当于某个词，即可以用词来替换。如“推心置腹”等于“真诚”，“风烛残年”等于“晚年”，“聚精会神”等于“专心”，这些也是语的意义有整体性的一种表现。

第二，语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词组或句子的结构形式，但又有各自的特殊格式。

语实际上都是由词构成的，在结构形式上都比词要长，因此一般可以按照词组或者特殊的复合式全盛词的结构形式来分析，有的甚至还相当于句子。例如专有名词多是偏正词组（偏正式复合词），如“中国人民大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机动车防抱死制动系统”等。简缩词语基本上也可以按照词组或复合词分析，如“民警、能源、安理会”是偏正式，“整风、扫盲、出入境”是支配式，“厂矿、语文、工农兵”是并列式。惯用语主要有三种结构，一种是三字格的述宾词组（支配式复合词），如“泡蘑菇、走过场、挖墙脚、和稀泥”等；一种是三字格的偏正词组（偏正式复合词），如“冷板凳、绊脚石、闭门羹、铺路石”等；还有一种是两个成分构成的并列词组（并列式复合词），如“有板有眼、又说又笑、大呼小叫、捶胸顿足、一把屎一把尿”等。成语大多是四字格的，但结

构上却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的复合词或词组的形式，如“深谋远虑、呕心沥血”是并列式，“顿开茅塞、另起炉灶”是支配式，“空中楼阁、不速之客”是偏正式，“胸无点墨、草木皆兵”是陈述式，而像“不劳而获、斩草除根、阳奉阴违、图穷匕见、亡羊补牢”，如果在结构和意义上扩展开来差不多就是复句了。谚语的结构形式则大多相当于句子，例如“远亲不如近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瑞雪兆丰年”相当于单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等，就相当于复句。

当然语的结构又有一些区别于一般词组的特殊形式。例如汉语的成语一般都是四字格，惯用语一般都是三字格，惯用语中的比况语通常必须由并列的两项成分组成，这就是某些语的特殊形式的要求。不过比较起来成语的结构限制比较严格，组成成分既不能变动也不能拆开。而惯用语的组成成分虽然也不能变动但却可以拆开，例如也可以说“吹牛皮→吹什么牛皮”、“拍马屁→拍领导的马屁”、“穿小鞋→给他小鞋穿”、“踢皮球→把我当皮球踢来踢去”等。汉语的歇后语的结构形式最特别，因为实际上是一种省略了后一分句的复句形式，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瞎子点灯（白费蜡）”、“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等。汉语的简缩词语与外语的简缩词语相比也有自己的独特构造方式，因为外语的简缩词语通常只是采用把复杂词组中每个或部分组成成分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形式，如“DOS（=Disk Operating System，磁盘操作系统）”，“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飞行物）”。但汉语的简缩词语除了前面举过的例子中取语段中某个字的组合形式外，还较多采用其他的形式，如“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清华（清华大学）”，是截取词组中的一部分成分；“离退休（离休和退休）、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是取词组中不同成分及合并相同成分；而“五行（金木水火土）、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等，则采用的是标数概括形式。

3.4 词语和词组的区别

上面说语是形式上像词组而在音义和用法上更接近词，即结构固定、意义语言单位。这其实就是语与词组的区别，因为词组往往是临时的组合形式，不具有结构固定和意义凝固的特点。除了语，有些词也存在与词组相互区别的问题，即有一部分词同样可能又像词又像词组。比如“唱票”是词，“唱京剧”是词组，但“唱歌”就又像词又像词组；又如“大厦”是词，“大房子”是词组，但“大楼”就又像词又像词组。这些就是词与词组的区别问题。

对于外语中的词，特别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外语的词来说，虽然也可能存在词和词组的区别问题，比如英语“woman about town（交际场上的女子/交际花），lighthouse keeper（管理灯塔的人）”，就既像词组又像词。但总的说外语中的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一方面如英语等语言中的词在构造上与词组很不相同，特别是绝大多数合成词都是附加词缀而构成的派生词；另一方面即使词根与词根组合构成的复合词在书写上也有连写、连接符和词与词之间空格等形式，所以词与词组的区别本来就非常明显。例如英语“girlfriend（女友）”，因为“girl（姑娘）”和“friend（朋友）”连着写，所以就是一个词；“father-in-law （岳父）”，因为有连接符，所以也是一个词；而“good friend（好朋友）”和“teachers in the school（学校的教师）”，因为没有连写或没有连接符，就是典型的词组了。甚至于完全同形的语素组合，“greenhouse（暖房）”是词，“green house（绿色的房子）”就是词组。但汉语则不同，词绝大多数都是词根语素组合构成的复合词，在构造形式上又与词组的构成方式基本一致；同时词又没有严格的形式票房或界限标记，如词在书写的内部没有连接符，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空格等。因此有一部分组合形式的单位性质就很难确认。其中不光是多音节的如“人造毛、高射炮、笔记本、蛋炒饭”是这样，就连双音节的“火车、铁路、车灯、洗澡、推翻、羊毛、大楼、小鸟”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何分析和确定它们的单位性质的困难。也就是：从组成的个体成分看，是语素还是词？从成分的整体组合看，是词还是词组？因为如果看成词，这些单位有的可以像词组那样扩展，如“车灯”可以说“车的灯”，“洗澡”可以说“洗了个澡、洗了个热水澡”等；但如果说是词组，它们的长度又确实与一般的词没什么两样，比如形式上差不多的“彩灯”和“洗礼”就只能是词。

汉语这种词与词组的区别问题目前争论意见很多，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当然对这类问题也可以暂不去细究，即把上面这些组合形式看作词或词组都不无不可，事实上现在一般的汉语词典的处理也不一致，上面这些说不清楚是词还是词组的组合形式，有的词典收了，有的就没有收。但从构词研究的角度，这类问题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对此可以考虑分以下几步来处理：首先是要找出有哪些组合形式可能存在在词与词组的区别问题，即看看类似组合形式的数量有多大；其次是分析这类组合形式内部的不同特点，即看看是接近词的特点多，还是接近词组的特点多；最后再进一步确定这类单位在语汇系统中的地位，即看看是作为词好，还是不作为词（即作为词组）好。

从汉语中哪些语素组合形式才可能存在词与词组的区别问题来说，实际上还是所有的语素、词和词组都难以区分，因为各种语素的组合结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两个成分的组合形式为例，比如“巨大、雨衣、楼梯、教学、企业、人民、聪明、进行、菠菜、画儿、棍子、老鼠、大溜溜”等，因为其中至少有一个成分肯定不能独立成词（只能是语素，或称作“唯素语素”），所以其组合形式如果成立，最大也只能是词，不会是词组。又如“来了、我的、书呢、再说、去吗、把他”等，因为其中至少有一个成分肯定是独立的词（只能是词，或称作“唯词语素”），所以其组合形式如果成立，最小也只能是词组，不会是词。这样把前面讨论过的各种类型的语素分别组合，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两个（或以上）全部为既能独立成词又能够充当构词语素的成分（即成词的自由的实义语素）组合成一个语言片断时，才会存在判定它究竟是词还是词组的困难。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就是这种情况。

再从这种组合形式的性质和特点来说，即使都是成词的自由的实义语素的组合形式，其内部组合的情况也是不一致的。有一部分这样的组合形式更接近典型的复合词：如同样是成词自由实义语素的组合，像“地道、买卖、东西、裁缝、动静、打手”等，其中后面一个语素必须轻读，如“地道≠地.道”；像“小看、大家、月亮”等，其中的语素不能被替换，如“小看”无论替换“小”还是“看”，两个语素的意义和关系都会改变；像“火车、生姜、电灯、钢笔、粗心、演讲”等，其两个语素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如不能说“*火的车、*开和关”；又像“铁路、龙头、大车、开头、大小、天地”等，两个语素中间虽可插入成分（如“的、和”等），但插入后整个组合的意义就会改变，如“大车（一种农用马拉车）”和“大的车（大型的车）”。由于有轻读、替换、扩展和插入等的限制，所以这些组合形式还是差不多相当于一般的复合词，即仍看作词比较好。当然也有一部分这样的组合形式更接近典型的词组：如“白纸、大树、车灯、铁锅、看见、推翻、打开”等，两个成分中间可以插入成分（如“的、得、不”），插入成分后整个组合的意义也并不改变，例如“白的纸、看不见”；再如“写字、唱歌、说话、洗澡、理发、散步、上当、放假”等，整个组合不但可以扩展，而且扩展形式还非常自由，例如“写个字、写了个大大的字、写一手很漂亮的亭子”等。由于可以插入或扩展，所以这些成词自由实义语素的组合确实有相当于一般词组的特征。实际上汉语中真正不容易确定是词还是词组的也就是后面这两小类可以插入或扩展的组合形式。但一方面这些组合形式总体数量并不太多，而且在没有插入和扩展的情况下毕竟又跟一般双音节词的长度差不多，所以至少在没有插入或扩展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作词，这就是所谓的“离合词（可以插入某些成分的词）”和“词组词（可以进行较大扩展的词）”，只有在插入和扩展之后，它们都能成为词组。这样，如果说“语”是形式上或人们的感觉上像词组（因为都比词的长度要长），但在结构的固定性和意义的凝固性上更接近词的特殊语汇单位，那么“离合词”和“词组词”就是形式上或人们的感觉上像词（因为跟一般词的长度差不多），但在结构的组合性和意义的搭配性上又接近词组的特殊语汇单位。

第四章语法

第一节语法的性质

1.1 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

人们平常说话往往脱口而出，即使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字斟句酌，那也主要是考虑表达的内容和挑选恰当的词语，一般都不会在说话先注意说出的话是否合乎某种规则。那么是不是只要知道了词语的发音和意思就可以说出一句句的话呢？当然不是这样。就像下棋时棋子的走法虽然可以千变万化，但还必须有一定的行棋规则一样，人们说话的时候也必须遵守一些公认的习惯和规则。按规则行棋双方都能游戏，同样符合习惯和规则的各种各样的话都是语言中具有交际功能的话，都能被理解和接受。

这一点在使用外语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初学英语的人都有体会，就算知道了若干英语的词语和它们的发音，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还得仔细去想想怎么组织和使用这些词语，稍不留神就可能说错话。例如下面的句子，虽然左右两侧的句子差不多，词语本身也不错，但左侧的句子能说，右侧的就不正确：A1. I love you（我爱你） A2. *I love she（我爱她）

B1. Mary posted a letter（玛丽寄了封信） B2.*Mary writed a letter（玛丽写了封信）

C1. Bill likes to swim（比尔喜欢游泳） C2.*Bill enjoys to swim（比尔喜爱游泳）

同样，中国人听一些外国人说汉语时，除了感觉他们发音不准以外，还常常会发现有些句子听上去就有毛病。比如下面就是外国学生说话或写文章时出错的例子：

A. *昨天我见面了老师和同学。

B. *这事我也以前不十分清楚。

C. *现在我也跟大家想一样了。

说英语的人听到上面第一组例子中右侧的句子或说汉语的人听到第二组的句子，都会感到比较别扭，觉得不像英语或汉语。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因为说英语或汉语的人直觉中有一种“像”英语或汉语的“标准”，并且会根据这种标准去修改上面的句子。比如会英语的人都知道：A2例中代词“she（她）”要改成宾格“her（她）”；B2例中动词的过去时应变为“wrote（写）”；C2例中主要动词后面要用动名词“swimming（游泳）”。而说汉语的人也知道：A例中的“老师和同学”不能放在动词“见面”后面作宾语而应加介词“跟（和、同、与）”放在动词前面作状语位置上；B例中要把“以前”放在“也”前面；C例则可以有多种改法，如“跟大家的想法一样/跟大家想的一样/跟大家一样这么想”等。经过这样的修改，上面这些句子才像英语或汉语了，听上去也才比较顺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说话确实是有规则的。如果说怎么发音是一种规则，怎么用词是一种规则，那么上面涉及的这些内容，即“像”某种语言的格式的一些“标准”，就是关于语法的规则。人们说话，即组词造句时，必须遵守这种规则。

可能有人会说，我从来不知道也没学过语法规则，怎么也能说出正确的话呢。这是因为语法规则本质上是说本族语的人头脑中潜在的一种直觉知识，也可以说是人们说话时一种约定习惯。因此本族人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这种知识的，同时在说话时也就逐步具有了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这种过程通常称作“语言获得”，它无形中就在特定人群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语感”，即强制性地要求说本族语的人都按照某种标准去说话：你如果不这样说，别人就不能接受；别人如果不这样说，你也马上会感到别扭。比如人家都说“把窗户关上”，就不能说成“窗户把关上”；汉语说“刮风了”谁都能理解，说“天刮风了”反而不通，可是英语就非得说“it is blowing”，要是少个本来没什么音义的“it”就不行。这种大家都认可的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的语感，就成了这种语言组词造句的语法规则。前面讲学习外语时常常会出错，就是因为学习外语的人往往没有经过像自己母语那样的语言获得过程，因此也就不会一下子具有该语言的语法规则，其实说到底这无非还是通过某种辅助手段来培养语感。因为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不经过专门学习甚至不知道有哪些语法规则而在语言环境中最终会流利地说某种外语。这时与其说他是学会了这种外语的语法规则，不如说是得到了这种外语的语感。很多外语教师常说，只有不需要想语法规则就能说外语了，那才算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也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语法规则是一种直觉知识和约定习惯，所以有人提出的由语言学家或政论部门对复杂烦乱的语法规则作规定统一或简化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语法规则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既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也不是发个通告就可以改变的。当然语法规则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就不完全一样。但这种改变必须在社会交际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最终也要以全社会共同接受为前提，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历史上有个故事说，罗马帝国有个皇帝有一天主持会议将拉丁语的一个词变错了格，别人纠正说这个词应该是中性的，他竟说我是皇帝，我这么说就是对的。结果当然这个词并没有皇帝说要改就改了，直到今天它还是中性的。现在政论由语言文字部门管语言的使用，语言学家也常常对语言中某些不当用法提出意见，但这种工作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限制大家怎么说话，而正是要在大多数人语感的基础上对个别混乱现象适当进行统一和规范，而结果事实上最后也不要服从社会大多数人的选择。

1.2 语法规则的性质和特点

语法作为人们说话时组词造句的规则，有以下一些主要的性质和特点。

（1）语法规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所谓“抽象”指的是对具体东西进行类的概括。语言中词语和句子无限多，不可能每个词和每个句子都去建立一条规则，这里就需要把各种现象加以归类。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对人们说的话中的单位、结构和关系的某种类的概括。比如“桌子、书包、电影、思想”等词语，虽然意思不同，但根据某种共同特点，比如大都都能受数量词修饰，就可以建立“名词”这个类：这就是从词的用法对语法单位类别的抽象。再如“搬桌子、背书包、看电影、谈思想”等语言片断，它们的具体意义也不同，但结构形式都是“动词+名词”，而且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老是动作行为涉及某个事物，就都可以归为“动宾结构”：这是从结构形式对语法关系类别的抽象。又如英语动词像“look（看），teach（教），wash（洗）”等，后面都可以加上“-ed”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的意义，前后都可以加上“be-/-ing”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意义；汉语动词像“放、贴、挂”等，后面都可以加上“着”并在“桌上放着几本书”这样的存在句中表示动作状态持续的意义：这些是从形态或格式对语法意义类别的抽象。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抽象性，它才成为一种概括的规则，即语法不必去管一个一个具体的词语和句子，而只需处理一类一类的现象。这就有点像数学符号和公式，它不管具体数字是什么，但各种数字又要按照类别和公式代入。有了抽象的语法规则，人们在说话时才可能由此及彼，以类相从，在由各种类别构建的单位、结构和关系的框架内造出一句一句“合格”的话来。

（2）语法规则具有强大的递归性。

所谓“递归”指的是相同的规则可以在一个结构里重复使用。语言中句子格式和长度各种各样，即使抽象也不可能不断增加新的规则，这里就还需要让一种规则多次起作用。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一种有限手段可以反复使用的规则。比如下面汉语（A组）和英语（B组）例子中各个句子长度不同（理论上甚至可以无限延长），但只需应用一条规则就可以说明了，因为它们各自都始终是相同的“主语+谓语”和“动词+宾语”结构的套叠。例如：A1. 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1=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

A2. 小王知道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2=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句子1））

A3 小张认为小王知道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3=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句子2））

A4. 我觉得小张认为小王知道小李昨天来过了（句子4=主语+谓语，谓语=动词+宾语（句子3））

B1. John came yesterday。（S1+NP+VP，VP=V+VP）

B2. Marry knows that J came yesterday。（S2=NP+VP，VP=V+S1）

B3. Ashok thinks that M knows that J came yesterday。（S3=NP+VP，VP=V+S2）

B4. I believe that A thinks that M knows that J came yesterday。（S4=NP+VP，VP=V+S3）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递归性，它才是一种简明的规则，即不必建立许多的不同规则，只需重复使用有限的几条规则就能管住大量的现象。这也就像数学运算，小学时学到的加减乘除等最基础的运算规则，即使到了高等数学阶段仍然用得着；某个或某些规则在开始算一道题的时候有用，算到后面时可能还有用。有了递归的语法规则，人们有说话时才可能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用数量有限的规则手段造出一句一句无限多的话来。

（3）语法规则具有严密的系统性。

所谓“系统”指的是语法规则具有推导性和解释性。语言中每一条语法规则并不是独立起作用的，一条规则之外往往还有另一条规则管着。例如一般都说汉语把字句的结构规则就是把本来在动词后边的宾语名词前移到介词“把”后，即构成“名词+把+名词+动词词组”，如“我洗干净了衣服→我把衣服洗干净了”，“他摔碎了花瓶→他把花瓶摔碎了”。其实光这么说还不够，因为有的句子不能这样变换，如“他喝醉了酒→*他把酒喝醉了”，“我听烦了说教→*我把说教听烦了”。原因就在于其中还受另一条规则的制约，即如果把字句中动词词组是动被结构，其中的补语必须是用来陈述“把”后边名词的，在符合这一条规则的基础上都能应用前一条规则。比如能说“衣服干净了”、“花瓶碎了”，所以前两句的变换能成立，不能说“*故事烦了”、“酒醉了”，所以后两句的变换主不成立。进一步说，因为可以说“我烦了”、“他醉了”，所以后两句中主语反倒可以放到“把”后构成把字句，如“这故事都把我听烦了”、“这点酒就把他喝醉了”。可见用两条规则就要比用一条规则更能准确地说明把字句的构造形式。当然对某一种复杂的现象来说，两条规则也可能还不够用，那么这里就一定还需要另外一些规则，可以说所有的语法规则都是这样互相联系着并共同起作用的。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系统性，它才是一种有解释力的规则，即语法规则实际上环环相扣，这一条规则往往受另一条规则制约，或者说另一条规则可以补充这一条规则。这不是像数学运算，在运用某一条运算规则时又不能违反另一条规则，或者说某条规则在特定条件就不能用了。有了系统的语法规则，人们在说话时都能形散神聚，变而不乱，造出一句一句复杂多样但又严密有序的话来。

（4）语法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所谓“稳定”指的是语法规则与语音、语汇这样一些与地域差异、社会发展关系十分紧密的语言要素比较起来，变化现象比较较少，变化过程也十分

缓慢。从语法变化的现象看，很多语法规则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多少年一直保持下来。以汉语为例，距今三千多年前甲骨文中就有“癸卯卜，其自西来雨”这样的刻辞，这跟现代汉语的句子根式没有太大区别。《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论语》中“三思而后行”等名句，在今天读来仍是琅琅上口，理解起来也不大费力。外语也是如此，比如拉丁的语音和词汇从古代到现代印欧语系各语言已有很大变化，甚至今天的人已经不会说也看不懂了（这与它们的词语要随着读音而发生拼写变化有关），但拉丁语名词有性、数、格，动词有时、体、态，造句有一定的格式等等，在现代印欧语中却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从语法变化的过程看，实际上即使十分微小的语法现象的出现或更替，都得经过语法系统内部的重新调整，甚至长时间的拉锯战才可能完成。比如据考证，汉语的“把”字句式从最初出现到现在成为最常的句式前后差不多经过了一告多年，而且现在这种变化还在缓慢进行中。再如本来英语跟德语、俄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名词都有全套格标记，所以语序和句法结构形式在语法规则中并不重要，但后来英语名词的格标记慢慢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代词还有主格、宾格等的区别（如“I，me，my，mine（我、我的）”，因此也就越来越需要依据成分位置来判定主语、宾语、定语，这里语序和句法结构形式就成为重要的语法手段了。英语语法的这种转变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至少在几代人之中是感觉不出来的。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稳定性，它才成为一种有效的规则，即规则一旦形成就不大可能随意增加或废止。这也就像数学中大家认识的运算符号或一些基本定理，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不可能轻易改变。有了稳定的语法规则，在相当时期和范围内人们在说话时才可以心照不宣，运用自如，造出一句一句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和相互理解的话来。

1.3 语法和其他一些现象的关系

虽然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即它应该是只管词的构成、变化和词构成词组和句子的规则，但实际上语言现象是一个整体，语音、语汇等和语法互相都有联系，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因为语法规则一方面不同于语音、语汇等规则，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语法与其他现象的联系，甚至从较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语法规则是与语音、语汇等相互作用的规则。下面举些汉语的例子来说明。

（1）语法和语音

语音是指语言的声音，包括字词的发音、音节的轻重，单位之间的停顿、句子末尾的语调等等。但语音形式有时也可能影响到语法，或者说语法现象就表现为语音差别。比如“想起来了”有两个意思（回想起/打算起床），也是两种结构（动补/动宾），这种区别在语音上就表现为“起来”要分别轻读和重读。再如“你今天怎么来呢”，“怎么”重读和“来”轻读时问“来”的方式，“怎么”轻读和“来”重读就问“来”的原因。又如“我们两个人一组”，如果在“我们”后停顿表示有很多人，每两人一组；如果在“我们两个人”后停顿就表示只有我们这两个人，也只有一个组。至于同样的一句话，如“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句末语气词的情况下，句末用低调或降调（书面用句号）表陈述，句末用高调或升调（书面用问号）就表疑问，这更是汉语中语法与语音结合的一种普遍现象了。

（2）语法和语汇

语汇是指语言中使用的词语，包括词语的意义、用法和类等等。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也往往影响到语法，因为某些特定词语会造成语法上的差异。比如“长2米”和“短2米”，前句是两个意思两种结构（主谓：长度是2米/动宾：长出了2米），而后句只一个意思和一种结构（动宾：短少了2米）。这种意义和结构区别就是因为“长、短”这对词语中只有“长”才具有“长度”的意思造成的。再如“过意不去”的两个意思也会造成语法差异：在表示“不安、抱歉”时，只需要联系一个名词（如“我很过意不去”），但在表示“刁难、苛待”时，就必须引出另一个对象（如“他跟我过意不去”）。又如“差别摔倒”和“差别没摔倒”意思一样，都是“没摔倒”，而“差点考上”和“差点没考上”意思就不一样，前句是“没考上”，后句是“考上了”。这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对“差点”这个词语理解的不同而造成语法上肯定和否定的不对应现象。

（3）语法和修辞

修辞是对语言中表达的要求，包括词语选用、辞格运用和句式调整等等。修辞现象有时也可能影响到语法，即为了修辞需要有时可以超出语法规则的限制。比如在“别这么近视眼”、“太阿Q”、“很女性”这样的句子里，名词就活用为动词或形容词而作了谓语。“多美啊，黄山！”是感叹句特定的主语和谓语倒装的格式。至于像“两个红领巾走了过来”、“花儿绽开了笑脸”这样的句子，更是利用借代、拟人等故意违反语法上词语搭配规则的手法来增强表达效果的常见用法。

（4）语法和语境

语境指说话时的环境条件，包括特定的场所、对话人和上下文等等。语境对语法的影响有时也很大，即在特定条件下常常会再现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比如“一张动物园”，看起来是量词误用，其实是“我要买一张去动物园的票”这句话在特定场所（公共汽车上）的成分省略现象。再“上课了，已经”、“干干净净的，洗得”，看起来是违反了副词作状语必须在动词前面和状态词作补语必须在动词和“得”后面的语法规则，但在说话匆忙时这种因为追加补正而造成的语法成分易位现象还是是很常见的。

（5）语法和逻辑

逻辑是语言表达内容的规律，语法是语言表达形式的规律，因此二者的关系非常紧密。语法中“主语、谓语、宾语”等概念就是从逻辑术语中借用的；复句的语法关系实际上也就等于逻辑了复杂判断的关系。逻辑对语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语言成分之间搭配关系的制约。从基本要求看，一般人们说话不但要合语法，也要合逻辑。比如“风把门吹开了”，即合语法也合逻辑，所以才是正确的，但“门把风吹开了”，虽然格式不错，但由于不合逻辑，所以就不是正确的句子。但个别例子有时看似不大合逻辑，但大家都这么说，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就不能完全用逻辑来苛求。像“好热闹”和“好不热闹”意思一样，本来该说“来北京以前”，但人们反而常常说“没有来北京以前”，就是这种情况。不过不合逻辑的现象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有的找得出原因：比如“太阳从东方升起”，用现在的眼光看不科学，但最初造这种句子却是符合人们当时的认识的；还有的的一时说不出什么原因：比如“打扫卫生”、“救火”，逻辑上好像不能（“打扫”的不是“卫生”，“救”的也不是“火”），这里也就只能以习惯为准，不能说是错句。就好像现在有人把“我非去不可”说成“我非去”，如果今后这种用法固定下来，且后人又不知道产生这种句子的原因，那里候也会形成看起来是否定却有肯定义这样的不合逻辑的格式了。

第二节语法研究的内容、类别和音位

2.1 语法和语法学

上面说过，语法就是说本族语的人说话时组词造句的习惯或标准，用术语下定义就是：语法是语言中关于词的构成、变化和词构成词组和句子的规则。但不管哪种说法，大家可能都会进一步问，语法规则到底有那些，我们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些语法规则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语法”的两个不同概念：一种是客观存在的语法，即人们说话时直觉和习惯上所遵守的某种语感。这里说的“语法”就是指语法规则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叫作“语法规律”。对于说本族语的人来说，语法规律只有一种，只要能正常说话的人都具有运用这种规律的能力，或者说共同受到这种语法规律的制约。另一种是主观认识的语法，即语言学家对于人们组词造句时的语感或习惯进行研究后作出的归纳和说明，这才是所谓的“语法规则”。这种意义上的语法又可称作“语法学”。人们平时据说的“语法”一般是指后者，即语言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的关于语法一些规则。不过大家通常说“语法”时，并不特别区别上述两个概念。这是因为语言学家说的语法虽然指的是某种主观认识，但又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尽可能一致，即最大限度地去描写各种语法现象，提示客观的语法规律。

2.2 语法研究的内容

我们随便翻开几本语法书，都会发现不同的语言学家据说的语法规则可能很不一样。就拿汉语“饭吃过了”这种句子来说，有人说它是受事宾语倒装的变换句式，有人则说它本来就是受事名词汉主语的句式；有人从表达角度说这是话题句，有人从语义角度说这是被动句，还有人从结构角度说这是省略句等等。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如语言学家主观认识会有某种局限，即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语法规则都说得很清楚、很准确；又可能因为语言学家采用的理论方法和语法体系有所不同，即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作出说明和解释。不过即使不考虑上述原因，语法研究的结果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不管谁来研究语法首先都要限定某个范围，不可能包罗万象什么都说，比如把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放在一直就不如分开来更容易说清楚；另外讲语法也必须限定某种目的，不可能对谁都讲一样的话，比如给中学生讲课说的语法和给机器翻译用的语法各自的要求就肯定不同。正因为这样，语言学家研究语法就首先必须确定自己研究的内容：包括研究侧重哪方面，研究限定什么范围，研究做什么用途等等。研究的内容不同，所说的语法规则就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是根据语法研究的不同材料区分历时语法与共时语法。历时语法指的是从语法发展变化角度纵向地、动态地研究语法，研究的重点是某些语法现象在特定时间过程中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和规律。比如一提到古代汉语，大家都会想到“之、乎、者、也”这一套语气词，但在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中它们却已经全部消失，并变成了“的、了、呢、吗”等另一套语气词了。为什么原来的一套语气词会被新的一套语气词所取代，这中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这种成系统的变化有什么规律等等，这类问题就是历时语法要研究的。共时语法指的是从某一时期存在的语法现象的角度横向地、静态地研究语法，研究的重点是某一语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语法表现形式和语法规则系统。比如研究汉语一般把汉语分成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其中古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大些，但现代汉语就指“五四”以后至今不足百年的汉语白话和后来的普通话，所以一般说的现代汉语语法就是一种共时的语法系统。当然历时和共时又是相对的。以方言语法现象为例。广义的现代汉语既包括官话（即普通话），也包括方言，它们从空间上看是共时的，但因为它们都是从古代汉语这个老祖宗发展演变过来的，而变化的过程又有快有慢，其中有的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少些，差异大些，还有的则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多些，差异小些。例如普通话中的词缀“的”有三种用法，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副词性成分，如“不断的（地）、渐渐的（地）”；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形容词性单位，如“好好的、热乎乎的”；还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词性成分，如“吃的、干净的、他的”，但这三个词缀语音形式相同，所以很难说到底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从但广东话看，分别起这三种作用的后缀是不同音的“咁、哋、嘅”很明显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后者的区别其实就正是反映了古代汉语（至少唐宋时）的情况，可见普通话与古代汉语比较起来变化较大，而广东话离古代汉语则更近些，也就是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共时差异就恰恰反映了汉语的历时语法变化。

再一种是根据语法研究的用处区分教学语法和面向信息处理的语法。教学语法研究的结果面对的是人，即建立一套用词造句的语法规则体系用来进行语言教学。教学语法的特点是规范和实用，定义和说明要求具有简明性和可接受性。或者说这种语法系统要充分考虑人的特点：一方面因为人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不能太复杂，另一方面又因为人毕竟有一定的理解力而不需要太多太细。比如长期在中国的中学教学中使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近年修订的“中学语法教学系统提要”就是一种专门用来教学的语法系统，其中对名词和动词等词类都从音义上来定义，如“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词，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词”等，对结构中主语、谓语和定语、状语等都放在同一层次来分析，如“我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就是“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这些虽然不够精确，但在教学中比较容易理解，对于掌握和运用一种语言的语法也基本够用了。面向信息处理的语法也称作计算机语法，它的研究结果面对的是机器，即建立一套可以自动识别和操作的语法规则体系用于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面向信息处理的语法的特点是精确和可靠，定义和规则必须具有推导性和可验证性。或者说这种语法系统要充分考虑计算机的特点：一方面计算机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这就允许给出的语法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另一方面计算机却不像人那样具有某种智能，所以提供给它的语法规则又必须是非常严格和细致的。现在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各国目前都在抓紧面向信息处理的语法研究。中国也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详解词典》等著作。例如把常用的几千个动词分成十几种小类，同时每个动词都给出了多达几十个特征定义和搭配规则，这与教学语法对动词的简单定义比较起来当然就有天壤之别了。

还有一种是根据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区分普遍语法与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指的是对人类语言的语法共性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发现人类语言中共同的语法机制。从比较大的范围看，普遍语法研究为什么儿童能够在短短几千年内学会一种语言，为什么人们能说出他从未学过的话，为什么有些本来能正常说话的人会产生各种臭味相投的语言障碍，这是从心理、生理、病理等学科角度来证明语法具有某种普遍制约因素。从比较小的范围看，普遍语法研究为什么人类语言都有相似的结构层次和关系，为什么才会有名词、动词等实体词和某些起功能作用的虚词，为什么都有表示时态的语法手段，为什么都有语序变化等等，这是从语法现象本身的角度来证明语法具有某种普遍内容和形式。个别语法指的是对个别语言语法的研究，它既包括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如汉语语法、英语语法等，也包括研究一种语言中与其他语言不同的语法特点，这类研究的音义在于发现各种语言独特的语法现象。举例说，任何语言的结构都可以分析为状语还是出现在中心语前面，就是出现在中心语后面，这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普遍原则。但具体到某种语言，比如英语的定语和状语，既可以出现在中心语之前，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语之后，例如“The good suggestion/The suggestion which is good（这个挺不错的建议）”，“He came yesterday/Yesterday he came（他昨天来过了）”；而汉语不管多长的定语和状语，就都只能出现在中心语前面，不能出现在中心后面，例如“一个挺不错的建议/他几年前提出的建议”，“他昨天来过/他去年专程利用暑假的机会来过”。这是是英语和汉语在普遍原则制约下的个性差异。

2.3 语法现象的分类

不管是上面说的哪一种语法研究，都要面对十分复杂的语法现象，因此还都得先把语法现象分成一些大的类别。这种划分也可以多种多样的。就像我们说到“房子”可以按照材料看作是由石料、木料、钢材、玻璃等构成的；也可以按照功能看作是由庭院、客厅、卧室、厨房等构成的。语法也是这样，从不同的角度就可能切成不同的几块。这一方面是为了对语法现象的描写和说明更有条理和更容易说清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发现和提示语法规律内部的系统。语法研究中对语法现象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种研究是把语法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词法部分，一个是句法吩。这种分法是传统语法学提出来的。“词法”也称“形态学”，主要描写词的形态特征和变化规则。“句法”又称“造句法”，主要说明句子成分和句子类型。因为传统语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印欧语，分析标准主要是形态，而形态变化都是附着于词上，甚至句法结构也都离不开词的形态变化（如主语和谓语就必须考虑主谓的形态呼应，动宾结构的宾语必须变格等），所以传统语法讲词法的内容很复杂，剩下的句法部分则很简单。词法既然是形态学，顾名思义应只研究跟词的形态变化有着的现象，即只是构形问题。像俄语的名词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有阳性、阴性和中性等性的区别，还有主格、宾格、属格等格的区别等，动词的形态变化甚至包括时、体、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横竖交叉共一百多种形式，这些都是典型的构形现象。但由于印欧语言中构词单位、构词方式和词类也都无不与形态变化有关，所以构词问题和词类问题也就都成了词法的一部分。如英语的“slow，slowly，slowness”三个词的音义都是“慢”，但由于形态变化不同，构词就可以看作是词根加词尾变化，词类则可以根据词性分别划归形容词、副词和名词。即使后来很多语言的构词现象和词类现象与形态变化脱钩了，如现代英语很多词虽属不同词类，但其原型已没有什么区别，如“water（水/浇水），fire （火/烧火）”就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还有些语言如现代汉语本来就没有形态变化，不同词类的区分其实就不再是构形问题，而是句法问题了。但受传统语法分类的影响，至今很多语法书仍把构词和词类问题归入词法。实际上，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词法问题并不像印欧语那么重要，而像语序、虚词、结构等句法问题在语法中占据了更大的分量，所以划分词法和句法对汉语就一一定适合了。

再一种研究是把语法分成两种规则：一种叫组合规则，另一种叫聚合规则。这种分法是结构语法学提出来的。因为就所有语法成分（小到语素和词，大到词组和句子）之间的关系而言，从线性的不同位置看都是相互如何搭配的关系，这就是组合规则；从线性的某个位置看都是相互能不能替换出现的关系，这就是聚合规则。比如汉语“我/买/书”这三个词，理论上可以有六种搭配组合，但只有“我买书”是成立的，不能说“书买我”，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说“书买我”、“买我书”等，但意思也不一样。至于像“我/把/窗户/关上/了”这六个词搭配的可能性有上百种，但却更是只有一种组合形式能成立。这种哪个成分在前哪个成分在后的问题就由组合规则来管，所以组合规则实际上就是语法结构的构成规则。不光句子的组合是这样，词和词组的组合等也是如此。说话不能只说一句，但并不是每说一句话就得有一条组合规则。比如“他写字”、“我们唱歌”、“小张主持节目”教师按照“我买书”的组合规则说出来的。它们之所以教师正确的句子，还因为这种组合形式实际上存在三个可替换的位置，比如在“我”的位置上可以替换出现“他、我们、小张”，在“买”的位置上可以替换出现“写、唱、主持”。如果不同同类成分就不能替换出现在同一种位置上，如“写、唱”就不能替换出现在“我”的位置上，否则就会出错。可见组合其实不是一个一个成分的组合，而是一类一类成分的组合，这种什么样的成分能替换出现在某个组合位置上的问题就由聚合规则来管，所以聚合规则实际上就是语法成分的归类规则。不光这种结构是这样，所有的词、词组和句子形式也都是这样。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是相互依存的：两方面可以说每个语法成分都处在既可能跟别的成分替换（聚合），又可能跟别的成分连接（组合）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可以说聚合规则是潜在的，就像机器零件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仓库里，组合规则是现实的，就像按图纸把零件组合成机器中。把语法分成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就没有必要特别考虑形态了，前面说的词法中的构形问题和词类问题可以归入聚合规则，而构词问题和一般说的句法结构问题就属于组合规则。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划分似乎更适合汉语的情况。

还有一种研究是把语法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核心语法层面，一个是外围语法层面。现代形式语法学较多采用这种办法。核心语法仅指句法结构规则，外围语法则包括与语法有着的词语知识、说到底知识和语音知识。这种分法两方面把语法的范围缩小了，因为核心语法只管语言片断是不是合乎结构上的规则，而规则本身又只有非常抽象的几条，这就是所谓小语法；另一方面又把语法的范围扩大了，因为外围语法要管词语的搭配（选用什么词），意义的表达（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语音的实现（能不能说出来）等，这就是所谓大语法。这种分法的好处是一方面通过建立核心语法使得语法规则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构成简单、严格的原则系统，使规则在各种语言中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外围语法使得很多与语法有关的因素，特别是词语本身的构造和词类问题，词

语之间的意义和搭配问题，句子的表达和理解问题等，都被分离出来，这些则在不同语言中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特点。这种语法分类是一种较新的观点，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也适用各种语言。

2.4 语法的单位

人们说话时的长度各不相同，小到只有一个词，大到一句话或一段话，这些可以总称为语言片断。这些大大小小的语言片断之间有联系，因为大的语言片断可以分解成更小的语言片断，或者说小的语言片断可以组合成更大的语言片断。比如“我粉刷了房子”是由“我”和“粉刷了房子”构成的，“粉刷了房子”是由“粉刷了”和“房子”构成的，“房子”又是由更小的“房”和“子”构成的。可见一个语言片断中可以包含另一些语言片断。这些大大小小的语言片断之间也有区别，因为不同的语言片断在性质和作用上也各不相同。比如“我粉刷了房子”是说出来的完整的一句话，“粉刷”和“房子”不是一句但可以在语句中独立使用，“房”和“子”不能独立使用，但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可见一种语言片断并不完全相当于另一种语言片断。正因为这样，语法研究还必须首先把上面说的这些大小不同或性质不同的语言片断分成不同的单位，这就是语法的单位。有了语法单位，才便于描写和说明各种语言片断的类型和关系。

遮语法单位通常分成四级或四种，即语素、词、词组和句子。如果把比句子还大的一段话或一篇演讲（书面上就是一个段落和一篇文章）叫作句组（又称句群、语段和篇章），也算作语法单位，那么就一共有五级或五种语法单位。

“语素”的定义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比如上面例子中“粉”和“刷”就是语素，因为它们都有意义且各自不能在音义结合的角度再分解。“房子”中的“子”也不能再分解，它虽然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还是有某种特定意义，所以也是语素。其他语言也是如此，如英语“worker（工人）”可以分解成“work”和“-er”两个语素，“-er”也是没有太实在的意义的语素。

“词”的定义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能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一般说词都要比语素大一些，比如词“粉刷”比语素“粉”和“刷”长，或者说是由“粉”和“刷”两个语素构成了“粉刷”这个词。但词与语素真正的区别还不是看彼此的长度，而在于词比语素多了“能独立使用”这一条。“能独立使用”的意思是说这种成分在语句的某个位置上可以自由地替换出现，比如“粉刷了房子”中的“粉刷”可以用“购买”替换，说成“购买了房子”，而且“粉刷”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挪来挪去，如“房子粉刷了”、“请人粉刷过”、“粉刷的费用”等，所以“粉刷”就是一个词，从这个条件看，词有时也就不一定比语素长，如“我粉刷了房子”中的“我”可用“他”替换，“我、他”就都是词，但“我、他”又不能再分解，又是语素，因此就既是语素又是词，或者说这种语素本身就是可以成词的语素。其他语言也是这样，如英语中“I（我），go（走），big（大）”等，就既是语素又是词。词也不一定非得有实在的意义，如“粉刷了”中的“了”可以被“过”替换，尽管“了、过”都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仍有某种特定意义，所以也都是词，这就是虚词。其他语言也有这些区别，如英语中“in，on，of”等就是虚词。

“词组”的定义是“有意义的能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它跟词的相同之处是都能够独立使用，区别则在于词组肯定要比词大一些（不是“最小”），或者说凡是由词和词组合起来的语言片断就是词组。词组可以由两个词组成，如“粉刷房子”是由“粉刷”和“房子”两个实词组合的词组，“粉刷了”是由“粉刷”和虚词“了”组合成的词组。词组也可以由许多词即若干个词组组成，如“粉刷/了/房子”就是包括了三个词和两个不同层次词组日复杂词组，“我/刚刚/粉刷/了/的/房子”就是包含了更多词和更多层次的复杂词组。其他语言也是这样，如英语“my father（我父亲）”就是两个词组合成的词组，“my father who worked hard（辛勤工作的父亲）”就是好几个词组合成的复杂词组。

“句子”的定义要稍微复杂一些。虽然一般句子要比词组更长，即是相对完整些的结构，比如“我粉刷了房子”就可以说是一个句子。但实际上一个语言片断再长，结构再完整，如果没有单独说出来，就还不是句子而只是词组。所以句子的定义是“由若干个词或词组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成的，能表达相对完整的意义，前后有较大的停顿并带有一定的语气和句调（书面上用句号、问号等表示）的语言单位”。可见句子和词组的本质不在于结构的长短，而在于是不是独立说出来并用于交际。比如在“你知道我粉刷了刷子”中，“我粉刷了房子”就处于被包含的状态，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句子。有些语言对句子的结构形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如英语就必须是完整的主谓结构才能结成句子，如果缺少某些成分就不能算句子，那么结构完整性也是句子的必要条件。例如“I painted the house（我粉刷了房子）”是句子，“I painted（我粉刷了）”或“painted the house（粉刷了房子）”就不能成为句子，或者说作为完整的句子在语法上不合格。但有些语言的句子结构形式要灵活些，比如汉语就常常有省略了某些成分的句子形式，像汉语对话中说“房子粉刷了吗？”——“粉刷了。”这些语言片断就都可以看作是句子。

“句组（句群、语段和篇章）”的定义大致可以表述为“由多个句子组合而成，表达相互关联的比较复杂的意义，书面上表现为一组句子、一个段落或一篇文章的语言单位”。句组的共同特点就是包含多个独立的句子。其中句群、语段和篇章没有截然区别：句子少一些、意义不太复杂但联系紧密一点的是句群；句子多一些、意义更复杂但联系稍松散些的叫语段；更的语言片断就叫篇章。

从上面说的语法单位的定义可以看出，各种语法单位相互之间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关系。一种是量变关系，即语法单位之间只是所含成分数量的增减，但性质和作用不变。如词与词组之间就是是这种关系：因为词组一定由多个词组合而成的，即词组总要比词长些；但它们的作用都是作造句的材料（独立使用），这一点相同。还有一种是质变关系，即语法单位之间表现为所起作用的差异，但成分数量未必变化。如汉语中词和词组与句子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因为词和词组没有表达功能，句子却要求必须说出来和用于交际（前后停顿和语气句调），即它们有不同的功能；但句子中成分数量及时雨可以与词或词组相等。这一点又是相同的。根据语法单位的这些特点，可以把语法单位表示为以下三级五种（由于单个语素和语素的组合都可能成为词，也可以增加“语素组”这个概念，这样就共有三级六种单位）：

第一级：1a. 语素→（1b. 语素组）

第二级：2. 词→ 3. 词组

第三级：4. 句子→ 5. 句组

可以这样来理解上图：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差别是数量性的，即彼此有不同的长度：第一级中语素组是由语素组成的，第二级中词组是由词组成的，第三级中句组是由句子组成的。不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差别是功能性的，即各自有不同的作用：第一级语素和语素组的功能是用来构词；第二级词和词组的功能是用来造句；第三组句子和句组的功能是用来表达。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量变关系也可以叫组成关系（单箭头表示），“组成”指的是大单位由小单位组合而成，如语素组一定包含多个语素，词组一定包含多个词，句组一定包含多个句子。不同级语法单位之间的质变关系也可以叫形成关系（双箭头表示），“形成”指的是下一级单位获得上一级单位的功能，如语素和语素组获得造句功能就成为词，词和词组获得表达功能就能成为句子。因此语文中某个语言片断到底属于哪种语法单位，既要看它们的长度，更要看它们的功能。

第三节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3.1 形式和意义是语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语法是关于词的构成、变化和词构成词组和句子的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只是关于形式的规则呢，不是也包括意义的规则呢？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语法。

语法首先是关于语言形式的规则。比如词的形态变化，词与词的排列组合，结构中的虚词等都是某种形式，语素、词、词组和句子等语言单位也是某种形式。这样当然都是语法问题。但语言除了形式还有意义。比如词的形态变化有意义，词与词的排列组合有意义，结构中虚词也有意义，前面提到语素、词、词组和句子等语言单位的定义中就包括了它们必须有意义。这些当然也是语法的内容，因此语法也是关于语言意义的规则。不过更准确地说，语法管的形式不是指语言中所有的形式，而只是能体现语法意义的那些形式，语法管的意义也不是指语言中所有的意义，而只是语法形式所体现的那些意义。这种定义一下子不容易理解，下面就先分开这两个概念，举些例子来说明。

什么是语法形式呢？从字面上看，既然说是语法形式，就不该是其他的形式，如不是语音的形式，也不是词语的形式等，但实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般的语音现象当然不是语法形式，如汉语“看”读作kàn，“上海”读作shànghǎn，都只是若干声母、韵母和声调组合的个别语音形式，这与语法无关。但由于有些语音形式能产生某一类意义或有共同作用，如“看看”两个动词重叠时，后一个“看”就要读轻声从而产生尝试性动作义，汉语所有的动词重叠都是如此；又如“上海”在单独说出来时若读成高调或升调“shànghǎn↑”就有疑问的作用，汉语所有的词语在形成疑问句时都是如此：因此这些语音变体形式就是语法形式了。同样一般词语形式也不是语法形式，如英语“worker”的意思是“工人”，“work”的意思是“工作”，它们只有词语个别的写法和意思，与语法无关。但由于有些词语的词形变化产生某一类意义或有共同作用，如“workers”因为后面加词尾“-s”就表示复数（工人们），英语大多数名词都这样；“worked”因为后面加词尾“-ed”就表表示过去的动作（工作过），英语几乎所有的动词都这样：所以这些词形变化也就成了语法形式。当然语文中也有一些与语音和词语变化无关的形式，同样可以表示某一类意义或有共同作用，这就更只能是语法形式。如汉语“看、吃、玩”等一批词，本身的发音和词形虽不像英语那样可以性变化，但它们都可以作谓语，如“大家看”，都可以前置“不”表示否定，如“不看”，都可以加“了、着、过”表示时态，如“看了”，同时都能涉及到某个事物，如“看书”，也就是都可以归入动词这个词类：这种能共同与某种成分组合和能共同归为某种类别的形式也就是语法形式。据此就可以这样说，语言中不管是语音的表现形式，词形的变化形式，还是成分的组合和类别形式，凡是能够体现一类意义或有共同作用的形式，就都是语法形式；反之只体现个体意义或只有个别作用的形式，就不是语法形式。这也就是前面定义的“语法形式就是能体现语法意义的形式”的意思。

什么是语法意义呢？从字面上看，既然说是语法意义，就不等于其他的意义，如不等于词语的意义，不等于句子的意义，但实际上也不能笼统地这么说。因为词本身就是语法的单位，而每个词语都是有意义的，如“街道、楼房、汽车”当然都有意义。但词语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只属于个别词的具体意义，如这三个词分别表示不同的东西，这种一个词区别于另一个词的意义中词的词汇意义。另一种是从一类词的共同形式抽象出来的意义，比如这在个词都可以受数量和性质词语修饰，如“一辆汽车、高级汽车”，都可以受动作词语支配，如“开汽车、买汽车”，这些形式就给了三个词能称数、有属性、受支配及都表示事物的意义，汉语大多数名词都是如此：因此这种意义就是词的语法意义。同样，句子也是一种语法单位，而每个句子也都有意义，如“妈妈扫街道”、“爸爸盖楼房”、“我开汽车”都有意义。但句子的意义也有两种：一种只属于个别句子即只是词语搭配所表达的意义，如这三句话分别表示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这种一句子区别于另一个句子的意义叫作结构的语句意义（或叫词语搭配意义）。另一种是从一类句子的共同形式抽象出来的意义，比如这三个句子都是“名词+动词词组”，动词词组都是“动词+名词”等。这些形式就给了这三个句子某些共同的意义，如“名词+动词词组”有主谓关系的意义，“动词+名词”有动宾关系的意义。动词词组前面的名词是施事成分，动词词组中动词后面的名词是受事成分等，汉语所有的同类结构形式都是如此：所以这些意义就是结构的语法意义。当然语文中也有一些词语形式和结构形式本身并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或词语搭配意义，它们作为一种形式所产生的意义就更只能是语法意义。如汉语的虚词“的”，它本身没有词汇意义，单独也不能说，但放在词与词之间就可以使前后两个成分之间具有领属、性质等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如“我的帽子，学校的图书”，英语中“of”也是如此。因为虚词的特定形式都是对一类结构适用，并能使该类结构获得某种共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语法意义。再如汉语的句子结构“客人来了”和“来了客人”，词语的搭配意义一样，说的也差不多是同一件事，即使分别分析成“主谓”和“动宾”，其中的“客人”都是施事但两个结构的意义仍然有区别，比如“客人”在动词前是有定的（等于英语“the guest”）。在动词后就是无定的（等于英语“a guest”或“some guests”），这种相同名词出现在动词前后的形式适用于一批结构而且都能千万名词有定无定的区别，这种意义也就是语法意义。据此就可以这样说，语文中不管是词语意义，不是结构意义，凡是通过一类形式或共同功能所获得的意义，就是语法意义；反之只属于个别词语或个别句子的意义就不是语法意义。这也就是前面定义的“语法意义就是语法形式所体现的意义”的意思。

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就像是语法这一张纸的两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可以说语法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发现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对应关系，即抓住一种不甘落后时候要问这种形式有什么用处，发现一种意义的时候要问这种意义是怎么来的。当然各种语言的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又有不同情况，彼此有错综的表现。比如同样表现动作发生在过去的意义，英语用动词加词缀“-ed”的词形变化形式，汉语就用动词后面加虚词“了、过”的形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也并非简单对应，相互有复杂的关系。比如有的是一种形式对应一种意义，例如英语中定冠词“the”只表示后面的名词是有定的或特指的，如“the house（这所房子）”。也有的是一种形式对应了多种意义，例如德语中的定冠词除了表示名词定指，还表示名词的性或数，如“der Tafel（桌子，定指/阳性/单数）”，“die Tische（桌子，定指/阳性/复数）”，“die Tafel（黑板，定指/阴性/单数）”。还有的是多种形式对应一种意义，例如汉语中表示名词的定指意义，既可以通过语序形式，即出现在动词前的光杆名词就是有定的，如“房子（塌了）”，也可以通过加指示代词或特定介词的形式表示名词是有定的，如“（喜欢）这房子”、“把房子（卖了）”。正因为如此，在讲语法的时候一般还只能是把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分开来说，比如先形式归纳出有哪些语法形式，或先意义上概括出有哪些语法意义。

3.2 语法形式的几种主要手段

根据上文的定义，语法形式就是能体现语法意义的形式。但这么说还过于概括。要了解什么是语法形式，还必须具体说明语言中到底有哪些语法形式，或者语法形式是一些什么样的形式。人类的语言各种各样，语法形式也就多种多样，为了能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一般都根据某些语法形式的共同特点，把语法形式归并为几个基本类别。这种语法形式的类就叫作“语法手段”。

语法手段又可以先分成“词法手段”和“句法手段”两大类。即凡是通过词的变化来表现语法意义的形式就是词法手段，凡是通过结构的变化来表现语法意义的形式就是句法手段。当然说词法手段也并非跟句法无关，只是说这些形式是围绕着词而表现出来的，它们也叫综合性手段；而句法手段就是不直接依附于词的形式，它们也叫分析性手段。

词法手段主要包括“词形变化”、“词的轻重音”和“词的重叠”三个小类，有的小类内部还有一些不同表现。

（1）词形变化

词形变化就是指通过词的形态变化产生一定语法音义的形式。世界上很多语言，尤其是印欧语，很多采用这种语法形式。具体说词形变化又包括附加、屈折、异根和零形式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附加”，即在词的前面、中间或后头加上词缀。词缀一般指在词典中不显示但在句子中系统出现的附着于词的部分。例如英语名词“book/books （书）”，“tree/trees（树）”就是加上后缀“-s”来表示复数；动词“work/worked/working（工作）”是分别加上后缀“-ed/-ing”来表示过去时和进行时。有些语言的名词有格的变化，如俄语名词有六个格，都是通过词的后缀（也叫词尾）来表现的。汉语基本上没有这种语法手段。虽然宽泛地说，汉语动词加“过、着”也表示动词过去时和进行时，如“去过、走着”，这些后附成分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词缀，但毕竟还不是印欧语那种严格的词形变化。

第二种是“屈折”，即词的内部发生语音的交替变化。屈折与附加的作用相同，只不过一种是给词的外部加点东西；一种是改变词的内部的某个东西。比如英语表示名词的单数和复数，有时也用屈折形式，如“man/men（男人）”，“foot/feet（脚）”，“mouse/mice（老鼠）”等。再如英语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有时也用屈折形式，如“sing/sang（唱）”，“get/got（得到）”，“write/wrote（写）”等。上面是改变词中某个元音的情况，而英语“build/built（建造）”，“send/sent （递送）是改变辅音的例子。汉语也基本上没有这种语法手段，但个别方言如客家话的人称代词在分别做主宾语和做领属性定语时，韵母和声调有某种差异，也可以算是一种屈折变化，而这种声调型的屈折形式在印欧语系语言中则很罕见。

第三种是“异根”，即换用不同的词根构成相同意义的词。异根也有跟附加和屈折相同的作用，但这种形式并不像前两种那么活跃，只涉及到个别现象。例如英语只有极少数动词的过去时用异根形式表示，如“go/went（走）”，不过英语“是”这个动词现在时过去时的异根形式“be/am/is/are/was/were”却非常典型。异根在印欧语中更多的是用于人称代词的变格，如英语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分别是“I/me（我）”，“she/her（她）”，“we/us（我们）”等；德语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分别是“ich/mich（我）”，“sie/ihr（她）”，“wir/uns（我们）”等。印欧语的形容词和副词有级的区别，其中也有用异根形式表示的，如英语“good/better/best（好）”，“little/less/lest（不）”等。汉语没有这种异根形式。

第四种是“零形式”，即相对于词形变化的词的原形形式。前面说附加、屈折和异根等形式可以产生某种语法意义，那么相对说词在变化前的形式，即原形，当然也有某种语法意义，所以原形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词形变化，或者说变化的是一个零成分。例如前面提到的英语名词“books（一些书）”是通过加词缀“-s”后表复数，那么相应未加词缀的词“book（书）”就是表单数，因此单数就是用零成式表示的。同样英语动词“work/worked”分别表示现在时和过去时，现在时也用零形式表示。除附加形式外，屈折和异根的原形也都同样表示一定的语法音义，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广义的零形式。有了零形式这个概念，词形变化形式就更加系统了。不过有的语言如英语的名词有时单数和复数都用同一种形式，如“fish/fish（鱼）”，英语有的动词的现在时、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也

都用一种形式，如“cut/cut/cut（切）”。有人认为复数“fish”是词缀“-s”的零形式，过去时“cut”是词缀“-ed”的零形式。这种把零形式看作类似于省略的说法比较勉强，因为这是与别的某类词比较而言的，实际上词形变化并非一种情况，很难说一定是附加形式的省略。倒不如只把零形式这个概念用于词形变化的原形，而把复数“fish”和过去时和过去分词的“cut”等看作是不规则的屈折形式。

（2）词的轻重音

词的轻重音是指通过词的某个部分重读或轻读而产生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一般说轻重音中重音形式更重要，所以可以叫作“重音移动”。“重音移动”一方面强调移动，即不固定的重音。因为在很多语言中，词的固定位置的重音并不产生语法意义，只有自由的即位置移动的重音才能产生语法意义。另一方面也更强调重音，即还是轻音。因为在很多语言中只有重音能产生语法意义，也就是重音位置必须重，轻则只是相对的。例如英语有时可以用词的重音区别动词和名词，如“re’ord（记录，动词）/record（记录，名词）”，“in’port（输入，动词）/’import（输入，名词）”等就是这种情况。但从整个这类语法形式看，叫作“轻重音”更有系统性，因为有些语言中的轻音也有语法作用。比如汉语就较多利用轻声的形式，也就是轻音音节必须轻，而重音则只是相对的。如汉语有些相同语素的组合形式，既可能是词组也可能是词，音义也不同，往往就可以利用是否包含轻声的成分来区别，如“东西/东.西”、“买卖/买.卖”等。另外，汉语中词的重叠用法可以表示某种语法音义，重叠词中后一个词就必须轻读，这就同时利用了重叠和轻声两种形式。

（3）词的重叠

词的重叠是指通过词或词中某个语素重复使用而产生一定语法音义的形式。表面上看，词的重叠已超出了一个词，但词重叠和语素重叠不仅形式相同，而且重叠的形式往往都有相当于词的独立用法，它也还是词的五种变化形式。重叠形式在汉藏语系语言中使用比较普遍。东南亚的许多语言都用重叠来表示复数或“逐个”的意思。如马来语名词重叠表示复数。越南语和日语名词重叠都表示“逐个”的意思。汉语更是较多利用重叠形式，包括词的重叠和用语素重叠构造某一类新词。例如名词或量词重叠“人/人人”、“天/天天”、“件/件件”，都有“逐个”的意思。动词或动词语素重叠“看/看看”、“说/说说”、“研究/研究研究”、“休息/休息休息”、“帮忙/帮帮忙”、“游泳/游游泳”，都有短时和尝试等量小的意思。形容词或形容词语素重叠“大/大大（的）”、“高/高高（的）”、“清楚/清清楚楚”、“安静/安安静静“、喷香/喷喷香”、“雪白/雪白雪白”，都有程度加深的意思。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境内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也大量存在重叠形式，但所表示的意义与汉语有所不同。如苗语形容词重叠不表示程度加深，反而表示程度减弱。景颇语量词重叠不表示“逐个”，而是表示“某些”。另外独龙语代词重叠表示反身，彝语动词重叠表示疑问，纳西语动词重叠还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等。这些都是重叠形式的特殊用法。印欧语中重叠形式用得不多，只有俄语有些动词可以重叠，用来表示动作的持续。

句法手段主要包括“虚词”、“语类选择”、“语序”和“语调”四个小类，各个小类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1）虚词

这是通过使用虚词来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语言中凡是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的词就是虚词。因为虚词不依附于某个词，其语法意义又不是通过虚词本身表示的，而是在它与别的词发生关系时才产生的，所以使用不同的虚词就是一种句法手段。如“我和老师”如果被替换成“你和学生”、“我们和领导”，它们之间的词汇意义改变了，但词与词之间的联合关系却不变；而如果把“和”替换成“的”，如“我的老师”、“你的学生”等，词与词之间就成了领性修饰关系：就是是虚词“和”和“的”的作用。

虚词可以再分为两小类。其中一类叫“辅助词”，指多多少少与另一个词的变化还有些关系的虚词，或者只要有别的词就需要同时出现的词。比如英语表示动词现在完成时，动词需要用“to have V-ed”形式，如“I hqve worked（我已经做完工作了）”，其中“-ed”是动词的词缀，同时出现的“have”就是辅助词中的一种，叫助动词。类似的助动词英语中还有“shall，should，will，would”等，只是同时要求后面动词用不定式形式。俄语、德语等中都有这样性质的助动词。汉语中类似意义的“将、会、可能”等也不妨看作助动词。辅助词中再一种是冠词，如英语的冠词“the”和“a（n）”分别表示它后面的名词是有定的或无定的，如“the boy（这个男孩）”，“a boy（一个男孩）”。一些语言中的冠词还可以区别动词和名词，如英语“to play（玩/演出）”，“to answer （回答）”是动词，“the play（比赛/剧本）”，“the answer（回答）”就是名词；德语、法语中的冠词也都有这种作用。前面说过德语和法语的冠词，除了表示名词的有定和无定，还可以分别表示名词的性或数。冠词是英语、德语等语言中名词本身要求的，凡名词都需要与冠词一直出现，所以归入辅助词。汉语中没有必须跟名词同时出现的冠词，但有时可以用有词汇义的“这、那、一个”等词表示名词的定指或不定指，如“这孩子、一个孩子”，不过这些词不能算冠词。

虚词中另一小类叫“功能词”，指与另一个词没有必然联系的虚词，或者说是不由别的词决定而又决定别的词的关系和意义的一种词。各种语言中功能词的各类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介词、连词和语气词三种。“介词”是表示事物与动作之间特定关系的词，通过介词可以引出动作的时间、处所、工具、原因、方式、手段、目的等等。例如英语“He lived in the room（他在这屋子住过）”，“He cut the beef with a knife（他用刀切牛肉）”，其中的“in（在），wyth （用）”就是介词。汉语也用介词表示类似的动词与名词的关系，如上面几句话的汉语译文里也用相应的“在、用”等介词。在有的语言中，如英语、德语、俄语和汉语，介词大都出现在名词之前，因此又叫前置词；而有的语言如陛塞拜疆语、芬兰语中类似的词可以出现在名词之后，又叫后置词。广义的后置词还可以包括汉语“书中、院子里、五年前”里的“中、里、前”这种方位词，但这样定义的后置词就不限于介词了。“连词”或“连接词”是表示成分之间组合关系的词，通过连接词可以使词与词或句子与句子具有联合关系或偏正关系。前面提到汉语“我和老师”中的“和”就是表示两个成分之间具有联合关系的连接词。英语“a table and a chair（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中的“and”也是这样连接词。前面提到汉语的“我的老师”中的“的”就表示两个词之间具有偏正关系中修饰关系的连接词，而“跑得很快”中的“得”是表示两个词具有偏正关系中补充关系的连接词（汉语的“的、得”等一般称为结构助词）。汉语连接句子的连接词有“因为病了，所以没来上班”中的“因为、所以”和“如果、那么”、“虽然、但是”等，英语的“because（因为），if（如果），although（尽管），but（但是）”等也是这种连接词。“语气词”是突出句子语气意义类型的词，通过语气词可以表示句子的不定、肯定、疑问、祈使等用途的意义。汉语“你去吗？”中的“吗”就是表示疑问意义的语气词，类似的还有“的、了、吧、呢”等。其他语言归入语气的词，有的更多，如俄语把很多在汉语、英语中用副词表达的意义也用语气词表示。有的极少，如英语就几乎没有语气词，像强调的语气“I love only her（我只爱她）”，是用副词“only”表示的；疑问的语气“How do you know？（你怎么知道）”，是用助动词、语调和疑问代词前移等形式共同表示的。

（2）语类选择

这是通过选择句法结构中可以组合的词类或词组的类来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语文中各种结构教师词或词组按照一定的语法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不等同于词义搭配，而主要取决于参与组合的词或词组的类。比如“读书”是动宾结构，“好书”是偏正结构，之所以它们是正确结构，就是因为“读”和“书”、“好”和“书”分别所属的词类能够组合。语类选择从词对结构要求上说是看什么类的词能进入某个位置：如“从、把、和、的、吗、因为”等虚词不能进入任何基本结构位置，“水、苹果、太阳、思想”等一般说的名词能进入主谓结构的主语位置，但很少能进入谓语位置。从结构对词的要求上说是看哪些词类的组合能够成立：“妈妈来”能说，是因为名词后面能加上动词而构成主谓关系，“张老师的妈妈从山东老家来”也能说，同样是因为名词词组后面加上动词词组也能构成主谓关系，这说明相同词类或词组类的组合能构成相同结构。“洗衣服”能成立，是因为动词加名词能构成动宾关系，“洗干净”也能成立，是因为动词加形容词能构成却动补关系，这说明不同词类成分的组合又可能构成不同结构。各种语文的句法结构形式有相同的，如汉语“唱了支歌”是动宾结构，英语“to sing a sang（唱了支歌）”也是动宾结构，汉语“他已经走了”是主谓结构，英语“He has gone（他已经走了）”也是主谓结构。但不同语文也有不同的情况：包括对同样词类却要求不同位置，像英语的副词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而汉语的副词就只能出现在动词前面，例如“He grows up gradually（他渐渐长大了）”；也包括同样位置却要求不同词类，像英语只能是名词或部分有特定形式的动词和动名词才能作主宾语，而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就可以直接作主宾语，例如“I enjoyed swimming（我喜爱游泳）”。

（3）语序

这是通过句法结构中词语的位置顺序来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语序和前面说的语类选择有相同的语法作用，只不过语类选择是讲词的类别，语序是讲词的顺序。各种语文都要利用语序的形式，但语序的作用有所不同。如果词与词的关系主要靠形态变化表示，语序所起的作用就小；相反如果缺少形态变化，语序的作用就大些。汉语等大部分汉藏语系语言属于后者。汉语常常利用词语的顺序表示语法关系，如“天气好”是主谓关系，“好天气”是偏正关系；“猫捉老鼠”和“老鼠捉猫”都是主谓关系，但出现在动词前面的名词一定是施事成分，动词后面的名词一定是受事成分。俄语则属于前者。当然上面只是说有的语言语序更重要，有的语言形态更重要，而不是绝对没有另一种形式。比如汉语也存在像“客人来家里了”和“家里来客人了”这种语序变化了而语法关系不变的情况。俄语中当主语和宾语的词形相同时，也就不得不靠语序来区别主语（施事）和宾语（受事），在以语序为主的语言中语序的安排也有区别，其中最受到关注的是谓语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汉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宾语在动词后面，如说“写字”、“吃饭”，但在日语、朝鲜语、维吾尔语等语言中则宾语在动词前，例如说成“字写”、“饭吃”。前面被称作“SVO（主动宾）”型语言，后者就是“SOV（主宾动）”型语言。

（4）语调

这是通过整个句子的音高、重音、停顿等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语调实际上已经是表达层面上的一种语法手段了。句子的语调与前面说的语气词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他去吗？”、“你去吧！”分别用不同的语气词来表示疑问、祈使语气。但在不使用语气词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使用语调来表示这些语气意义，例如“他去？（高调）”、“你去！（低调）”等。各种语言都要利用语调这种形式表达语气意义，一般说，陈述句和祈使句用低调或降调，疑问句用高调或升调。另外像汉语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前一句句末有大的停顿，同时用低调，则两句之前表示并列关系；“你不去，我也不去。”前一句句末只有小的停顿，同时用平调，则两句之间表示的就是因果关系。这里的前一句的语调形式既表示不同的语气意义，也表示构成复句时与后一分句间的关系意义。

上面举例介绍了可归为七种语法手段的形式，肯定还不全面。但即使就是这些语法手段，不同语言也并不一定都采用，而问题各有取舍或有所偏重。一般可据此把人类语言分成两大类：主要使用词形变化、词的轻重音等语法手段的语言，如俄语、德语等，叫作综合性语言；而主要使用虚词、语序等语法形式的语言，如汉语、英语等，叫作分析性语言。这就是前面说词法手段又可以称作综合性手段，句法手段又可称作分析性手段的意思。

3.3 语法意义的几个主要范畴

根据上文的定义，语法意义就是语法形式所体现的意义。但这么说也过于笼统。要了解什么是语法意义，还必须具体说明语言中到底有哪些语法意义，或者语法意义是一些什么样的意义。语言中语法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甚至不易捉摸，为了能描写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一般都根据某些语法意义的共同内容，把语法意义概括为几个基本类别。这种语法意义的类就叫作“语法范畴”。

一、语法范畴

语法范畴也可以大致分成“词法范畴”和“句法范畴”两大类。即凡是主要由词的变化形式表示的语法意义就属于词汇范畴，凡是主要由结构的变化形式表示的语法意义就属于句法范畴。当然说词法范畴也并非就跟句法无关，只是说这些意义是围绕着词形变化即综合性形式而表示出来的，所以也可以叫作属性范畴，而这些范畴意义在分析性语言中则可能用词汇和句法形式表示；而句法范畴就是不直接由词的形态变化而是由分析性形式表示的意义，所以也可以叫作类别和关系范畴，同样这些范畴意义在综合性语言中则可能就是用词形变化的形式表示出来的。

词法范畴主要有“体词属性范畴”和“谓词属性范畴”两大类。当然有些语言中的某种范畴也可能同时涉及到体词和谓词。比如俄语的“性”就既与名词有着，也与动词、形容词有关（即相差的动词、形容词也可以说有性的范畴意义），英语主语名词的“数”，也影响到谓语动词启词尾的变化（即相差的动词也可以说有数的范畴意义），但毕竟“性”和“数”道德还是名词的属性范畴。就好像反过来说，英语的一般现在时谓语南通市在主语是复数名词时，动词用原型，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名词时，动词要加词尾［-s］，虽然“时”和“体”跟主语名词也有关，但其本身仍主要是动词的属性范畴一样。这样大致上就可以把“性、数”归入体词属性范畴，把“时、体”归入谓词属性范畴。具体说来，两大类语法范畴内部都还分别包括一些内容。

（1）体词属性范畴

这是指由名词的词形变化形式表示的意义。综合性语言中的名词都有词形变化，主要表示四种范畴意义，即性、数、格和有定无定。

第一种是“性”范畴，即在某些语言中表示人或事物有关性属的一组特征。俄语、德语名词都分阳性、中性和阴性三类，法语有阳性和阴性两类。俄语用词尾表示，德语和语法用冠词表示。名词的性与自然界的性有些是一致的，如动物词语的性往往就跟动物本身的雌雄性别有关。但其他词语就可能不一致了，比如德语“Das Weib（妇女）”就是中性名词。德语“Das Sofa（沙发）”是中性，但法语“le fauteuil（沙发）”是阳性。“太阳”一词在德语、语法和俄语中分别是阴性、阳性、中性。古英语也曾有过性的范畴，但在现代英语中已消失，只保留在个别词的词缀形式上，如“waiter（男服务员），waitress（女服务员）”。汉语同样不用词形变化表示性，如果要表达自然的性别就要加上特定的词语或语素，如“男人”、“母鸡”等，但这已还是语法的意义了。至于代词“他、她、它”则只是文字的分化形式，连词汇区别都算不上。名词的性尽管属于语法范畴，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历史遗留现象。除前述个别语言如俄语，动词要跟着相差的名词的性发生变化表示一致关系，形容词也要跟着所修饰的名词的性发生变化表明是修饰关系外，如俄语“房子”、“房间”、“楼房”分别是阳性、中性和阴性名词，所以“新房子”、“新房间”、“新楼房”中的“新”都要有相应的词尾变化。但总的说，很多语言中性范畴的语法作用已不很明显了。

第二种是“数”范畴，即表示事物数量的一组特征。与词汇上表示事物具体数量的数量词不同，一些语言的数范畴只是把可数的名词分成单数和复数。数大多用词缀表示。如英语“house/houses（房子）”，前者是单数名词，后者是复数名词。在古英古俄语中还有过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在一些语言中名词的数与动词的时态有一定关系，比如英语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现在时就要用加词缀“-s”的形式，例如“He sleeps in the morning（他在早上睡觉）”。另外俄语如“。。。（年轻的姑娘）”，因“姑娘”是阴性和单数名词，形容词“年轻”就不但要有性的变化，也要有相应的数的变化。有人认识汉语指人名词后面也可以通过加上虚语素“—们”表示复数，如“学生们”，其实除了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等确实是“我、你、他”的复数外，其他名词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学生们”固然是复数，“学生”也完全可以表示复数，如“学生都来了”，所以在汉语中并没有严格的数范畴。

第三种是“格”范畴，即表示名词与其他词的语法结构关系的一组特征，在很多综合性语言中这都是重要的名词属性范畴。例如前面说俄语语法结构不讲究语序，原因就是结构中所有的名词都已由词缀（或词尾）给出格的标记，如作主语用主格形式，作直接宾语用宾格形式，作间接宾语用与格形式，作定语用属格形式。印欧语各种语言中名词格的数量不行，如俄语名词有六个格，德语名词有四个格。格最多的语言像芬兰语的名词有二十几个格。这些语言通过格表示的语法意义当然就相当复杂。而英语的名词除了用加“-’s”的形式表示所有格，另外代词还有主格、宾格等区别外，格的形式已经相当弱化了，甚至疑问代词虽然还保留了格形式但也很少用了，例如“Who（=whom）did you see yesterday（你昨天见到了谁）”。正因为如此，现代英语的语序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必须通过名词的位置来确认格的意义（即施事主语、受事宾语、领属定语等）主要靠虚词和语序等隐性的句法形式来确定。

第四种是“有定和无定”范畴，即表示名词指称性质的一组特征。在印欧语的很多语言中都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来表示名词的有定和无定意义，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意义。例如英语“I have just read the book（我刚读完这本书）”，“the book”是有定的，即特定的某本书；“I bought a book yesterday （我昨天买了一本书）”，“a book”是无定的，不特指哪本书。上面句子翻译成汉语，要用“这本书”或“一本书”等指量词或数量词表示名词的有定或无定。另外前面也说过，汉语动词后面的“数量名”名词往往是无定的，如“买了一本书”中的“一本书”，而在动词前的名词，无论什么形式（加“这/那”或光杆名词形式）都是有定的，如“这本书读完了”中的“这本书”，以及“书买回来了”和“我把书弄丢了”中的“书”。

（2）谓词属性范畴

这主要指动词的词形变化形式表示的意义。综合性语言中的动词也都有词形变化，主要表示的范畴意义有时、体、态和人称。

第一种是“时”范畴，即表示动词所反映的动作发生的时间和说话的时间的关系的一组特征。很多语言中都以说话时间为坐标确定句子中动作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语法范畴。一般可分为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俄语一律用屈折形式表示动词的时。英语则现在时“He works（他工作）”和过去时“He worked （他工作过）”用屈折形式，而将来时“He will work / He is going to work（他将去工作）”用助动词形式。有些语言中还可以以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间为坐标表示动作的时间，如英语“He was going to go to bed when she called him（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要去睡觉）”就表示过去将来时。汉语没有通过词形变化表示的动词时范畴，但也可以用词汇形式表示类似意义，如“他将去上海”，就用“将”来表示与英语“will，shall，be going to”差不多的意义。

第二种是“体”范畴，即表示动词所反映的动作行为进行的状况的一组特征。这也是有重要作用的语法范畴。常见的有进行体、完成全和未完成体等，个别语言还有表示瞬间的动作、一次或多次发生的动作、断续的动作等的体范畴。俄语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前者表示已经完成的动作，后者表示未完成的动作。英语动词主要有进行体和完成体，例如“I am reading the book（我正在读这本书）”是进行体，动词用“be V-ing”形式，“I have written the book （我写完了这本书）”是完成体，动词用“have V-ed”形式。当然体范畴和时范畴常常是结合起来的，如上面两个英语例子严格说就应该是“现在进行时”（现在时加进行体）和“现在完成时”（现在时加完成体）。再如“I was weading the book then（我那里正在读书）”就是“过去进行时”（过时时加进行体）。汉语可以在动词后面加助词来表示相应的动作状况的意义，如“—了”表示持续，“—过”表示经历，“—起来”表示动作开始，“—下去”表示动作继续，动词的重叠表示短时和尝试动作等。

第三种是“态”范畴，即表示动词与主语名词之间的施受关系的一组特征。这种语法范畴各种语言都具有。主要分成主动态和被动态两种。也有的语言如俄语还有反向态（互动态）。主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施事，被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受事。有的语言只用动词词形变化表示主动态和被动态，如拉丁语“amo （我爱）”是主动态，“amor（我被爱）”是被动态。有的语言则不限于纯粹的词形变化，例如英语“Mary broke the cup（玛丽打碎了杯子）”是主动态，动词用一般形式；“The cup was broken by Mary（杯子被玛丽打碎了）”是被动态，动词用“be+动词过去分词”的形式。上面两句的汉语译文是汉语主动句和被动句的例子，除动词没有词形变化外，两种句式的语序跟英语类似，即主动句用“施—动—受”语序，被动句则是受事成分当主语，并用介词“被”引出施事。

第四种是“人称”范畴，即表示动词与主语名词之间一致关系的一组特征。但这种范畴的语法作用不明显，只有少数语言中动词的人称形式必须与主语的人称一致。俄语在这方面比较典型，动词在单数和复数的三个人称后要发生六种变化。英语动词与主语名词的人称一致现象不系统，例如现在时且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时动词加“-s”，例如“He plays football every Sunday（他每个星期天踢足球）”；将来时主语是第二人称用助动词“shall”，其他人称用“will”，例如“He will play football tomorrow（他明天要踢足球）”。汉语动词与主语名词没有人称的一致变化。

二、句法范畴

句法范畴可以分成“类别范畴”和“关系范畴”两类。但因为过去一般都只把词形变化形式表示的意义类型称作语法范畴，而非形态形式表示的语法意义就不算了，因此句法范畴的研究目前还不够系统，这只是一个大致与前述部分句法手段（即语类选择、虚词、语序）相对应的语法意义分类。

（1）类别范畴

这是由语类和语类选择形式表示的语法音义。从词的类别看，各种语言都需要词的语法类别意义，比如建立名词的类表示人或事物的意义，如“工人、英语”，建立动词的类表示动作行为的意义，如“工作、学习”等。但不同语言在语类意义上也有差异。比如俄语、德语中所有修饰名词的词都必须是形容词，英语也大致如此，即修饰名词的如果本来是别的词类，大都要变成形容词都能有修饰意义。像英语“military telephone（军用电话），digital telephone（数字电话），recordable telephone（录音电话）”就是这样。但汉语修饰名词的词就不需要词形变化，原来是什么词类还是什么词类，如“军用电话、高级电话、数字电视、录音电话”，其中只有“军用”是相当于印欧语形容词类的词，而“高级、数字、录音”等教师其他类的词，所以汉语的不同词类都可能表示修饰义。另一方面从词与词的类别选择看，各种语音也都要求某类词与某类词组合的意义，比如名词加动词就产生人或事物被陈述的意义，如“工人工作”，动词加名词就表示人或事物被支配的意义，如“学习英语”。但不同语文在语类选择的意义上也有差异。如形态丰富的语文像俄语、德语的名词前需要修饰义的成分时只能选择形容词，即修饰和被修饰义的语类选择范畴比较严格。而汉语的名词需要修饰义成分时可以选择形容词，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词类，即修饰和被修饰义的语类选择范围比较灵活。

（2）关系范畴

这主要指通过虚词和语序表示语法结构关系的语法意义。有些缺少形态变化的分析性语言中词与词的组合构成句法结构时，由于语类意义还是单一的，语类组合也比较灵活，因此就必须通过虚词和语序来表示特定的语法关系意义。例如汉语“学生家长”都是“名词+名词”，但既可能是联合关系也可能是修饰关系，通过加上连接词“和”和“的”，如“学生和家长”、“学生的家长”，就可以区别这两种关系意义了。再如汉语“晚上联系”、“电话联系”、“大家（多）联系”，都是“名词+动词”，但表达的语法意义却不同，通过能不能加介词和加不同的介词就可以区别动词前的名词是表示“时间”（在晚上联系），表示“工具”（用电话联系），还是表示“施事”（大家多联系）。除了虚词，有些语文更多是通过语序变化来确定结构的语法关系意义。例如英语“动词+动词”可以表示不同的结构关系意义，如“stopped talking（停止说话）”是动宾关系，“talking stopped（谈话结束了）”是主谓关系，“stopped to talk（停下别的事开始说话）”是先后动作的关系，但这主要是通过动词的词形变化表示出来的。但汉语同样是“动词+动词”，也同样可以表示这三种结构关系意义，可是由于无论哪个动词的词形都不发生变化，就只能靠语序和其他办法来区别不同的结构关系了，如“停止说话”就表示动宾关系，“说话停止”就表示主谓关系，“停下来说话”就表示先后动作的关系。

上面只是举例讨论了可归为四大类范畴的某些语法意义，当然也还很不全面（比如根据语调形式也可以概括出相应的语法范畴意义，即语气范畴，只不过对此目前尚无宝座，所以暂不列入）。但即使是这些语法范畴，不同的语言也并完全相同，而问题或具有某些不同的范畴意义，或用不同的形式表示某种类似的意义。一般来说：主要使用形态变化等综合性手段表示语法意义的语言，词法范畴的内容就比较丰富，或者是用词法范畴覆盖了在另一些语言中属于句法范畴的意义；而主要使用虚词和语序等分析性手段表示语法意义的语言，句法范畴的内容就比较丰富，或者是用句法范畴覆盖了在另一些语言中属于词法范畴的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综合性语言和分析性语言在语法范畴方面的差异。

第四节语法单位的聚合和组合

4.1 词和句子是语法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单位

前面说过，语言中大大小小的语言片断可以分为语素、词、词组、句子和句组等语法单位，而这些不同的语法单位又都具有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所以我们还需要从语法单位的聚合和组合角度来进一步了解语法。

无论哪种语法单位都必须符合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因此可以五种单位一种单位来讨论语法，比如先讲语素，再讲词，再讲词组，再讲句子等，而每种单位都包括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反过来说，无论聚合规则还是组合规则都必须适用于种种语法单位，这样又可以一种规则五种规则来讨论语法，比如先讲聚合规则，再讲纵使规则，每种规则中都涉及语素、词、词组、句子等。但实际上语法单位中最重要的是词和句子这两个单位，也可以说语法规则主要是指应用于词和句子这两级单位的规则。

为什么说词和句子是最重要的语法单位呢？这是因为词和句子都既是基本单位，又是最终单位，它们可以把种种语法单位联系起来。表面上看，语言中有语素、词、词组、句子和句组五种语法单位（加上语素级就是六种），其中好像语素最小，句组最大。其实严格说，语素只是构词的基本单位，而词则是造句的基本单位，句子则是表达的基本单位；从另一角度说，语素或语素组可以形成词，所以词又是构词的最终单位；词或词组可以形成句子，所以句子又是造句的最终单位。这样从构词和造句看，词就既是构词的最终单位，又是造句的基本单位；从造句和表达看，句子就是既是造句的最终单位，同时又是表达的基本单位。也可以说词和句子既是能联系低一级单位又能联系同级单位的语法单位。

为什么说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主要是指应用于词和句子的规则呢？这是因为词和句子都同时可以建立聚合类和组合类，它们可以把两种语法规则联系起来。虽然任何一级语法单位都既是聚合关系的类，又是组合关系的类，但并不是所有语法单位都需要建立这两种类。因为一方面聚合关系就是相同功能成分的替换关系：构词单位语素与语素组功能相同，就只需要建立语素的聚合类；造句单位词与词组的功能相同，就只需要建立词的聚合类；表达单位句子与句组功能相同，就只需要建立句子的聚合类。另一方面组合关系就是不同关系成分的结合关系：语素与语素可以组合成语素组，而语素组的再组合相当于语素组合关系；词与词可以组合成词组，而词组的再组合相当于词的组合关系；句子与句子可以组合成句组，而句组的再组合相当于句子组合关系。所以词是造句层级聚合类和组合类的核心单位，句子是表达层级聚合类和组合类的核心单位。也可以说词和句子是既能联系组合规则的语法单位。

语素是最小的一种语法单位，但它在语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特别重要。一方面从形式角度说它只是用来构词的单位，本身很难建立聚合类和组合类。另一方面从意义角度说语法分析也不太需要语素这个单位。比如汉语“大家学哲学”这个结构，它包括“大家”、“学”、“哲学”三个词。一般只要知道这三个词的聚合关系，如分别是名词或动词；进一步知道这三个词的组合关系，如先后是“主谓/动宾”结构。语法分析到这下一步就足够了，而且整个结构的意思也就很清楚了。如果再要分析到语素，比如“大家”中的“大”和“家”，“哲学”中的“哲”和“学”，那不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比较复杂，而且语素义与整个结构意义的关系反而不容易说清楚了。正因为这样，语素的聚合分类和语素与语素的组合关系，也可以看作是语汇问题，不在语法部分讨论（参看第三章第三节）。

现在就分别讨论词和句子这两个语法单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即词的聚合与词类，词的组合与词组，句子的聚合与句类，句子的组合与句组。

4.2 词的聚合和词类

词类这个概念在语法上十分重要。前面说过，词类选择是各种语言都要使用的语法手段，词类意义是各种语言都要建立的语法范畴。要进行词的类别选择，要体现词的类别意义，就要给词分类。

词类是词在语法上的分类。因此像“一朵花”的“花”（花1）和“花钱”的“花”（花2）在语音上是同音词，“一朵花”的“花”和“花布”的“花”（花3）在词汇上叫多义词，就不是语法上的词类。而这三个词中“花1”是名词，“花2”是动词，“花3”是形容词，这种分类就是词类。词类可以这样定义：它指可以替换出现在语法结构某些共同组合位置上的词的类，即具有聚合关系的词的类。讨论词类其实主要就是要搞清楚词的各种聚合关系。但淆这个定义还太笼统。所以下面要再具体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类和总共能得到多少这样的类。

前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够得到词的类”，实际上是关于划分词类的标准。这方面有很多争论，也有提出不同的办法。这些分类办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种意见是说可以根据词形变化来确定词类，这就是形态标准。这个标准对于形态丰富的语言来说，确实简单管用。比如俄语、德语等印欧语语言，名词都有性、数、格的词形变化，动词都有时、体、态的词形变化，形容词都有级的词形变化等。这就很容易根据不同的词形变化区别这三类词。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动词也有时、体、态的词形变化，如可加“-ed”等，名词虽然没有性和格的词形变化，但还有单复数的变化，如复数加“-s”，所以也很容易根据词形变化来区别动词和名词。如果广义地把构词词缀也算作形态变化，那么英语名词大多有“-tion，-ness，-ment，-ship”这样的后缀，形容词大多有“-ful，-able，-al”这样的后缀，副词大多有“-ly”这样的后缀，这也可以帮助区别词类。用词形变化来区别词类，就好比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就佩戴什么标志，这样不必观察他的工作情况，单凭标志就可以断定他的职业了。但显然这种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比如汉语几乎任何词类就都没有词形变化，即使把“子、儿、头”算作名词后缀，把“了、着、过”算作动作后缀，但“子、儿、头”并非所有的名词都有或都能加上，缺乏普遍性，而“了、着、过”也不是词形的变化，而是动词以外另一个独立的词。因此汉语的词类就像各行各业的人都穿同样的衣服，从外表也就看不出他的职业了。

再一种意见是说可以根据词的音义来确定词类，这就是音义标准。这个标准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感觉很有用。因为说到“桌子、大楼”很容易想到某种具体的东西，所以是名词；说到“吃、走、玩”很容易想到做什么事，所以是动词；说到“漂亮、干净”很容易想到人或东西是怎么样的，所以是形容词。事实上最早的词类概念，即古希腊罗马语法的几大词类，基本上就是根据概念和意义建立的。但是根据意义确定词类又是不太可靠的。前面说过，词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词汇概念意义，一种是语法范畴意义。根据词汇的意义确定词类肯定行不能，比如英语“develop，development”的意思都是“发展”，但分别是动词和名词。汉语也是这样，如“突然、忽然”意思一样，但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副词；“聪明、智慧”意思差不多，却分别是形容词和名词。那么根据语法的意义建立词类行不行呢？比如说，名词就是表示人或事物的词，动词就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词，形容词就是表示性质状态的词等。这些确实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词，形容词就是表示性质状态的词等。这些确实是一类词的共同意义，用来定义词类也并不错。但这不是要涉及到怎么确定事物、动作、性质状态等。这种问题对于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还比较好办：因为这些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仅有词形变化，还与主语、宾语、谓语、定语等句法成分有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所以当了主宾语的词就表示事物，也就是名词；当了谓语的词就表示动作行为，就是动词；当了定语的词就表示性质状态，就是形容词。比如英语“fly”这个词，作谓语时得说成“（I）fly the plane（我开飞机）”，“fly”就表示动作，所以是动词；作主语时得说成“Flying the plane is easy（开飞机很容易）”，这样“flying（the plane）”就表示某种事物性动作，也就可看作名词。俄语、德语等名词当了定语，得加形容词词缀，同时也就表示性质状态，也是这种情况。可见印欧语言的词形变化、句法位置与语法意义大多一致，根据语法意义确定词类当然也可以。但用意义标准确定汉语的词类还是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根据词的聚合位置来确定词类，这就是分布标准。聚合和分布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比如前面说过，汉语“木头烂了”中“木头”的搁置可以用“房子、道路、轮胎”等词语替换，“烂”的位置可以用“塌、通、漏”等替换，这些可替换出现的词之间就具有聚合关系。词类本质上就是这种聚合关系的类。不过更准确地说，确定词类还不能只根据某一个聚合位置。比如这些结构中“木头、房子、道路”等都是作主语，但不能说作主语的词就是名词，因为作主语只是名词能替换出现的所有位置中的一个，或者说在具体的语言片断中某个个体的名词只是实现了名词所有分布位置中的一种。但对于整体的名词来说，却不能出现在别的许多位置上，例如汉语名词还能作宾语，如“锯木头”，能作定语，如“木头房子”，能在数量词后面，如“一根木头”，能在介词后面，发中“把木头（锯断）”等等；汉语名词也还有很多位置还能出现，如不受“不、很”修饰，不能说“不木头、*很木头”，还能带“了、着、过”还能说“*木头了”，还有大多还能作状语和补语等等。把所有这些可能或不可能的位置加起来，就得到了汉语名词的一级聚合位置，这就叫作名词的分布。名词就可以根据这种分布来确定。按照这条标准的意思，词类就是根据一类词的所有聚合位置的总和即分布来确定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分词类太麻烦了，因为一类词能出现的位置或能结合的成分相当多，而不同词类又可能出现在相同位置，一般人怎么掌握呢？其实各个词类的分布中都既有相同的交叉位置，也有不同的对立位置，所以只要把其中最重要的分布差异作为分类标准，那么各种词类不是很容易区别的。比如定义汉语名词的分类标准是能受数量词修饰，但还能受“不、很”修饰，并且常常作主语和宾语，那么如果有的词与此相反，如能说“不去、不干净”，“去、干净”就不是名词而是别的词。又如动词、形容词的分类标准都是常常作为主，能受“不”修饰，但动词能带宾语，不受“很”修饰，而形容词还能带宾语，可以受“很”修饰。那么能说“去上海，”不说“很上海”，能说“很干净”，但不说“*干净房间”，所以“去”是动词，“干净是形容词。汉语的其他词类都可以根据某种分布来划分。从整体上说，汉语的词类划分似乎只能用这种标准。

上面讨论的三条划分和确定词类的标准中，表面上看好像前两条标准比较适用于印欧语，后一条标准比较适用于汉语。那么能不能干脆就说，有的语言就用这种标准，有的语言就用那种标准呢？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从词类的内存属性看，这三条标准中只有分布都是反映词类聚合关系本质的特征，而形态变化和语法意义都只不过是这种聚合关系的体现。事实上并不只是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必须靠分布来确定词类，即使是可以用形态和意义标准确定的词类，归根到底也都必须符合词类的分布要求，或者说正是因为某类词有共同的分布，才可能有共同的词形变化和共同的语法意义。例如英语的名词除了词形变化，也肯定有诸如作主宾语、受数词修饰、受形容词修饰和不受副词修饰等分布限制。更不用说形态丰富的语言中的虚词，如介词、连词等，也没有形态变化，仍得靠分布标准。说上面那种对，是因为从词类的具体判定上，比如让你说出某个词是什么词类，那么如果碰到英语、德语的词，一看到某种词形变化或特定的词缀，马上就可以知道属于什么词类，这里只要根据形态标准就可以了，一一定要考虑分布。事实上汉语也不一定只用分布来确定词类，比如“汽车、书包“这样的词，本来的词汇意义就表示具体的物体，那么直接根据这些就能知道是名词了，这里连词汇意义也多少有点用处。所以虽然分布是词类的本质属性，但在具体区别词类时，形态和意义也可以作为参考。

后一个问题“总共能得到多少词的类”，实际上是关于划分词类的结果。由于不同语言中各类词的分布有差异，例如英语、德语中只有名词和非限定动词才能作主语，而在汉语中能俄语的除了名词，还可以是动词、形容词等；俄语中作定语的只能是形容词，而在英语、汉语中名词也可以作定语。这样各种语言分出词类的数量就不会完全一样。例如英语一般认识只有九种词类，即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代词、数词、连接词和叹词。但汉语差不多有十几类。

总的看，各种语言的词类划分结果往往都有这么几个特点：

每一个特点是各种语言都有一些共同的词类，也都有一些特殊的词类。比如已知的人类语言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代词、数词、连接词等，这就是各种语言共同具有的一些类。共同性词类与自然界的某些基本属性有密切关系：信息反馈任何语言都得表示人或事物，所以都要有名词；都得表示动作行为，所以都有动词；都得表示性质和状态，所以都有形容词和副词；此外要称数就要有数词，要指代就要有代词等。但是不同的语言也往往有一些特有的词类。比如汉语的量词、助词等就是其他语言很少或没有的词类；而如德语、英语名词前面的冠词、动词前面的辅助词，日语主语、宾语名词后面的标记助词等在汉语中就没有；也有的词类几种语言都有，但范转不同，如汉语的语气词主要用于句末表句式类型，而俄语的语气词还包括表示运方式的词等，这些就是某些语言的特殊词类。存在特殊性词类的一个原因是相同的语法音义在不同语言中可能用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比如汉语名词的有定无定主要靠语序来表示，如主语名词或介词“把”后面的名词教师有定的，例如“（把）钱包丢了”，宾语名词或“数量+名”就往往无定，例如“丢了（一个）钱包”，所以一需要冠词；而英语则必须靠不同的冠词来区别名词的有定和无定，上面的话要分说成“the wallet has been lost（钱包丢了），lose a wallet（丢了个钱包）”，所以就有冠词这个词类。再如英语中的不可数名词因为不具有固定的量，所以需要借用名词充当量词，如“a bottle of water（一瓶水）”，可数名词则因为表示具体的人或物，就不需要量词，如“a person（一个人），two cars（两辆车）”；但汉语不管可数名词还是不可数名词多数得加上量词，像上面汉语译文中的“个、辆”就是专用的量词，所以量词就成了汉语一般独特的词类。千万特殊性词类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是否严格区别不同的小类。比如传统上把汉语“漂亮、雪白、彩色（的车身）”这种当定语的词都归入形容词，但由于这三种词的分布和音义都不一样，所以还可以再把它们细分为几小类，比如“漂亮”是形容词，“雪白”是状态词，“彩色”是区别词等。汉语的“了、着、过”也是这样，把它们看作动词后缀，就不必作为一种词类，如果看作是独立的词，那就得建立有别于印欧语动词构形词性的动态助词这一词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词类可以分得粗一些，也可以分得细一些，如母语教学语法的词类可以分得

粗一些，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语法的词类就要分得细一些。因此，大类和小类并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语法体系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再一个特点是各种语言的主要词类都可以根据某种共性往上归大类，也可以根据某种修改往下分小类。比如一般语言中的词类都首先可以分成两大类，或者说各种词类都可以向上归为两大类，即实词和虚词。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共同点是可以充当主语、谓语、状态、定语等句法成分，都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位置不固定，数量开放等。而虚词如助词、介词、语气词、连词等的共同点则相反，一般不充当句法成分，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位置固定，数量封闭等，实词和虚词都可以再往下分成次一级的大类，如实词一般可以分成分布性质对立的体词和谓词两类。体词主要指名词、代词等，常作主宾语，不能作谓语；谓语包括动词、形容词等，主要作谓语，一般不能作主宾语。很显然体词和谓词还可以再往下分成刚刚说到的名词、动词等词类。但到这一级其实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比如动词在各种语言中教师内部最复杂的词类，往往还需要一层层往下细分。例如英语的动词根据能不能带宾语可分成及物（vt）和不及物动词（vi）两类。不及物动词包括不带宾语的，如“He died（他死了）”，和带表语的，如“He seems sad（他显得悲哀）.They became friends（他们成了朋友）”两种。及物动词也分两类：（1）只带一个宾语；（2）在宾语以外再带一个名词。前者又可以再分两类：（1a）宾语名词移至主语位置时要变为被动句，如“They saw her（他们看见了她）→She was seen（她被看到了）”；（1b）宾语名词移至主语位置时不必变被动句，如“He stopped the car（他停下了车）→The car stopped（车停下了）”。后者也分两类：（2a）名词可以改为代词，如“I gave her candy（我给她糖果）→I gave her it”，（2b）名词不能改为代词，如“They elected her mayor（他们选她当市长）→*They elected her it”。汉语的动词也可以这样细分，比如及物动词可以分成带体词宾语的动词和带谓词宾语的动词；体宾动词可以分成单宾动词和双宾动词；单宾动词可以再分带受事、结果、处所、工具等不同宾语的动词等等。可见各种语言的词类划分结果都可粗可细，无非是根据不同的组合要求建立不同的聚合类罢了。

还有一个特点是各种语言中都有一些词是典型的某类词，也有一些词则可能是边缘的或跨类的词。英语“table（桌子），person（人）”是典型名词，“read（读），buy（买）”是典型动词。但“fire”可以是名词（火），也可以是动词（点火），这种词就是跨两类的词。汉语的实词缺少形态变化，同一个词的句法功能往往有比较大的灵活性，因而跨类的现象就更多。如前面说过的“一朵花、花钱、眼花”的“花”就跨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布，但因为彼此意义对立，只能算作三个不同的词。“机械、科学、青春”等，一般看作名词，但偶尔也跨形容词的分布，如“一种机械、很机械”，这是边缘类的词。而像“学习、批评、调查”等，也跨动词和名词的分布，但因为无论作动词，如“学习外语”，不是作名词，如“政治学习”，意义都差不多，它们就是兼类的词。

4.3 词的组合和词组

词与词的组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特定的词类与词类的组合，就构成词组。前面说过，语序和虚词是很多语言都要使用的语法形式，结构关系是各种语言都要建立的语法意义。要了解语序和虚词的作用和结构关系的类型，就要研究词组。

前面说过，词组作为一种语法单位，它与词这种语法单位实际上是同质不同量的关系：从聚合角度看，词组与词相同，它们具有相同的句法功能；但从组合角度看，词组与词就不同，它们具有不同的成分数量。例如“看小说”中的“小说”可以用“武侠小说”替换，如“看武侠小说”，“看”可以用“经常看”替换，如“经常看小说”。替换前的成分是词，替换后的成分就是词组。可见词“小说”与词组“武侠小说”，词“看”与词组“经常看”，它们的聚合关系相同，都可占据相同位置，也不改变与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但它们的组合关系不同，因为一个词，如“看”或“小说”，本身不存在词与词的组合关系，而一个词组，如“经常看”或“武侠小说”，因为包含了两个以上的词，就有了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讨论词组主要就是要搞清楚词与瓬的各种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是两个词构造的只有一种关系的简单词组可能有哪些组合关系；二是多个词构造的有许多关系的复杂词组可能有什么样的组合关系。

前一个问题“简单词组的组合关系”，实际上是词的组合的结构类型。广义地说，只要是词与词组的组合，即两个词合乎规则地结合在一直，就都是简单词组。比如汉语的“吃”是词，“饭”是词，所以“吃饭”是词组；又如“吃”是词，“的”是词，所以“吃的”也是词组。但“吃饭”是实词加实词（动词+名词）的词组，“吃的”是实词加虚词（动词+助词）的词组。这样就可以先把词组分为两大类：前一种词组主要利用了语序的语法手段，叫作基本词组；后一种词组主要利用了虚词的语法手段，叫作特殊词组。

（1）基本词组

基本词组的“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因为实词都是可以充当句法成分的词类，实词与实词的关系音义比较实在，所以语法分析时都必须作为组成成分；二是因为实词差不多是各种语文都有的词类，所以这种词组也是各种语言几乎都具有的结构类型。基本词组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暂不考虑例子中的虚词）：

主谓词组。即两个成分之间具有被说明和说明关系的词组，被说明成分是主语，说明成分是谓语。如汉语“他很聪明、火车开了”，英语“he has slept （他睡了），the door opened（门开了）”，都表示人或事物怎么样，就是主谓词组。汉语确定主谓关系的唯一根据就是语序，即一定是前主后谓，比如“我吃了”是主谓词组，而“饭吃了”中的“饭”是“吃”的受事，但它出现在“吃”前也就成了话题性主语，所以一般也认为是主谓词组。对于主语和谓语有形态一致关系的语言，谓语动词要根据主语名词的人称和数发生形态变化，那么，不管这个名词出现在什么位置，都与相关动词构成主谓词组，例如俄语中“。。。（我读书）”就是这种情况。

动宾词组，又叫述宾词组。即两个成分之间具有动作和所支配事物的关系的词组，动作成分是述语，被支配的成分是宾语。如汉语“修理汽车”，英语“to repair the car（修理汽车）”，都表示做什么事情或动作涉及什么事物，就是动宾词组。对于很多语言，如汉语和英语这种SVO型语言，像汉语“吃面条、吃火锅、吃馆子”，尽管动词与名词的语义关系很不不同，如“吃面条”是动词+受事，“吃火锅”是动词+工具，“吃馆子”是动词+处所，但都是动宾词组。但对于德语、日语等SOV型语言，动宾关系则是前宾后动，而且宾语往往要有一定的标记。还有的语言，宾语都有格形态变化，因此虽然宾语的位置比较自由，但始终与相差动词构成动宾词组，上面举过的俄语“我读书”中的宾语“书”就是这样。

偏正词组。即两个成分之间具有修饰限制和被修饰被限制关系的词组。偏正词组又分两小类：一种中心语是体词（整个结构是体词性的），修饰语是定语，如汉语“优秀教师、学术会议”，英语“pretty girl（漂亮姑娘），personal bomputer（个人电脑）”，表示什么样的人或事物，这可以叫作定中偏正词组。另一种中心语是谓词（整个结构是谓词性的），修饰语就是状语，如汉语“马上出发、十分紧张、在家休息”，英语“very good（很好），just left（刚离开），quickly responded（快速地反应）”，表示怎么样的性质状态和怎么样做某种动作或行为，这可以叫作状中偏正词组。汉语的偏正词组一定是前偏后正，但英语的从句性定语一定在中心语后面，如“the hope that he may recover（他康复的希望）”，副词性和时间、处所状语则可在中心语之前，也可在中心之后，如“（he）quietly entered/（he）entered quietly（悄悄地进来）”。德语、法语的定语、状语则基本上都是放在中心语后面。

动被词组，又叫述被词组。即两个成分之间具有动作行为和补充说明关系的词组，动作成分是述语，补充成分是补语。如汉语“洗干净了”、“抬进去”、“摆得整整齐齐”、“饿得发呆”等，补语就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趋向、状态和程度等。其他语言很少有汉语这种动被词组。但如果把前述英语、德语等置于中心语后面的定语、状语也叫作中心语的补充成分，如英语“she sings beautifully（她唱得很动听）”的后置状语就差不多相当于汉语的补语，那么可以把动补词组改称补充组词，即还包括其他语言中修饰语在中心语后的偏正词组，而原来的偏正词组就只指修饰语在中心语前的定中、状中词组。当然也可以说汉语的动补词组与英语等的这种补充词组（即定语、状语后置的偏正词组）是语法关系不同的两种词组。

联合词组。即两个成分之间具有并列的或互不从属关系的词组，一般都需要用连接词连接，而且前后两个词可以互换位置而音义基本不变。如汉语“能源（和）交通、策划（并）组织、坚定（而）觉着”等，英语“boys and girls（男子和女孩），to read and write（读和写），beautiful and interesting （美妙而动听）”，都表示两个并列的事物、动作、状态、性质等，就都是联合词组。这种词组的构造形式各种语言都差不多。

（2）特殊词组

特殊词组的“特殊”也有两个意思：一是因为虚词一般不充当句法成分，实词与虚词的关系音义比较抽象，所以语法分析时虚词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因为虚词常常包括各种语言中专有的虚词词类，所以不同语言就可能有不同的特殊词组。例如英语的冠词词组（冠词+名词），如“the house（这所房子）”；汉语的助词词组（动词+时态助词），如“吃了、说过”；汉语的语气词词组（谓语+语气词），如“去吗、走吧”；汉语的方位词组（名词+方位词）如，“桌子上、屋里、路边”等，就是一些特殊词组。下面是汉语中另外三种比较重要的特殊词组：

介词词组。汉语常常需要用介词来引导表处所、时间、工具、方式、对象等的名词来充当状语，如“在增上（写字）”引出处所，“用毛笔（写字）”引出工具等，这些就是介词词组。其他很多语言也都有介词词组，如英语“on the table（在桌上），with a pen（用钢笔），to her（对她/给她）”等，语法作用与汉语的介词词组差不多，也常作状语，区别在于汉语的介词词组更多出现于所修饰动词的前面，如“在增上写字”，英语等外语的介词词组更多出现在动词的后面，如“to write on the wall（在墙上写字）”。

数量词组。很多语言中除逻辑量词外，如英语“a（一个），some（一些），all（所有），a little（一点儿），a lot of（很多），many（不少）”等，没有专门表示量的词；而且即使有借用量词，“数+量+名”也可归入偏正词组，如英语“two bottles of milk（两瓶牛奶）”。但汉语不但数词后面一般必须有量词，如“一个人、三本书”中的“个、本”，而且很多相当于名词，例如“一个（都不能少）、（买了）三本、（说了）几句”等。另外汉语的数量词组还可以表示动作的量，如“（看）一眼、（打了）一顿、（去过）三次”；和表示时间的量，如“（歇）一会儿、（哭了）一天、（学过）三年”等。

“的”字词组。即“X+的”构成的词组，“X”既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实词，也可以是各种词组，如“公家的、吃的、新鲜的、我的、他买来的、买了票的、洗干净了的”等，“的”字词组也都可以独立使用，并专指某类人或某种事物，例如“买了票的”就指某些人，“他买来的”就指某种东西。这也是汉语中一种作用相当于名词的词组。

上面是各种语文中词组的主要组合类型。前面说过，词组与词的语法功能相同，因此词组（特别是实词词组）当然也可以建立类似词类的聚合类型。词组的聚合类型有两种分法：一种是分为“体词性词组”和“谓词性词组”。体词性词组指整个词组的功能相当于体词的词组，如“微型汽车”是个定中偏正词组，但整体相当于名词，就是体词性词组，除定中偏正词组外，还有体词联合词组，以及汉语相当于名词的“的”字词组、数量词组、方位词组等。谓词性词组指整个词组的功能相当于谓词的词组，如“慢慢走”是个状中偏正词组，但整个相当于动词，就是谓词性词组，除状中偏正词组外，还有动宾词组、谓词性联合词组等，主谓词组、介词词组和汉语的动补词组等也是谓词性词组。另一种中分为“向心词组”和“离心词组”。向心词组指整个词组的功能相当于词组的中心语功能的词组，如偏正词组的功能与中心语相同，例如“木头房子”等于“房子”，“仔细看”等于“看”，就是向心词组，还有动宾词组、动补词组、联合词组等也是向心词组。离心词组指整个词组的功能不等于词组中任何成分的功能的词组，如汉语的“的”字词组的功能既不等于“的”前的成分，也不等于“的”，例如“吃的”，不等于“吃”，也不等于“的”，就是离心词组，还有主谓词组、介词词组等也是离心词组。平两种词组分类都只考虑词组的聚合性质，即与其中的核心词有什么样的替换关系，不再区分词与词的组合关系。

后一个问题“复杂词组的组合关系”，实际上是词的组合的层次关系。表面上看，复杂词组是多个词成线性排列的，例如“北京大学/有/许多/外国/学生/”共有五个词，受发音时间和发音器官限制，说话时是说完一个词再说一个词。但实际上复杂词组的关系却并不就是一个词与紧接着的下一个词相互组合的。比如上面的这个语言片断，就道德是“北京大学”与“有许多外国学生”组合成的主谓词组，因此“有”并不是先与“北京大学”组合，而是先与“许多外国学生”组合，即谓语是“有”与“许多外国学生”组合成的动宾词组；同样宾语“许多外国学生”又是“许多”与“外国学生”组合成的偏正词组；“外国学生”是更低一层的偏正词组，这样可以一层的偏正词组，这样可以一层一层地一直分析到词。反过来也可以说复杂词组总是与词先组合成简单词组，如“外国”与“学生”先组合成偏正词组，这个词组又作为一个整体成分与另外的成分再组合成更多的词组，比如与“许多”再组合成“许多外国学生”这样的上一次偏正词组，依此类推就可以逐步扩展成复杂的词组。这就是复杂词组的层次关系。这种把复杂词组逐步切分，一直切分到词为止，或从词开始逐层组合，一直到复杂词组为止的方法，就叫作“直接组合成分分析法”或“层次分析法”。上面这个词组的层次关系可以用下面三种等价图形显示：

图形A-括号分析图：

［SP（主谓）北京大学［VP（动宾）有［NP（偏正）许多［NP（偏正）外国学生］］］］

图形B-倒树形分析图：图形C-正树形分析图：

SP（主谓）北京大学 / 有 / 许多

/ 外国 / 学生

主谓

NP VP（宾）动

宾

V NP（偏正）偏正

偏正

N NP（偏正）

N N

N V N

北京大学 /有

/

许多/外国

/

学生

从上面的图形可以看出，这个由五个词组合成的复杂词组实际上可分为四层，也一共包含四个不同的词组。这些词组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如果是联合词组也可以分成三个以上部分），这两部分就是这个层次的词组的“直接组成成分”

。不同层次的直接组成成分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只是成分不是组合，如“外国学生”中的“外国”和“学生”是成分，但本身不再包含别的成分，即不是组合；再一种只是组合不是成分，如“北京大学有许多外国学生”在没有与其他成分再组合的情况下，就只是组合，不是成分；还有一种既是成分又是组合，如“许多外国学生”中的“外国学生”，它是成分，但本身又是词组，即包含其他成分，所以又是组合。

复杂词组的层次，即各级直接组成成分，不能任意切分。比如如果把上面这个复杂词组切分成“北京大学有/许多外国学生”就不正确，因为切分的两边无法相互组合，即不能构成词组结构。再如把其中宾语切分成“许多外国/学生”，也不正确，因为不但切分的两边无法相互组合，切分出来的“许多外国”也不是词组中本来的词语搭配意义。

由此可见，层次分析必须依据两条规则：一是“成结构”，即任何时候切分的两边都必须能互相组合成词组结构；二是“有意义”，即任何时候切分的两边都不但要有意义，而且必须是本来词组中词语的搭配意义。下面的例子虽然看起来左边和右边差不多，但必须作不的切分才正确：中国革命的经验祖国壮丽的山河

偏正偏正

的字偏正

偏正的字

发现敌人哨兵发现敌人的哨兵

偏正动宾

的 字 偏 正

动 宾 的 字

层次分析法和上述句法成分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汉语，其他语言中也是这样。下面是英语复杂词组分析例子： These boys play the football everyday （这些男孩每天都踢足球）

主

谓

偏 正

动 宾

冠 词 4.4 句子的聚合和分类

前面说过句子的定义，即某些词和词组，能够表达相对完整的意义，前后有较大停顿，有特定的语气语调（书面上有句号、问号等句末符号），就是句

子。这个定义的意思就是，造句层级的语法单位词和词组具有了表达功能，即说出来，就成了句子。句子与词和词组比较，有相同的一面，即同样需要采用语类选择、语序和虚词等语法形式，体现词的类别和关系意义。但句子与词和词组又有不同的一面，即增加了语调的形式和语气的意义。因此句子又是最基本的表达单位。

虽然从表达功能定义句子可以不考虑结构形式，但前面也说过，实际上在各种语文中都并不是所有的词组都可以形成句子，因此句子也有结构上的要

求。比如英语中就必须是主谓齐全的结构即主谓词组才能形成句子，其他词组就不大能形成句子。也正因为如此，英语中当一个主谓词组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等成分时，如“Mary knows that I have written a book （玛丽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其中“I have written a book （我写过一本书）”，因为具备了句子的结构形式，所以又可以叫作“从句”或“小句”。汉语在句子的结构形式上比较灵活，比如在特定的对话语境中，像“我写过”、“写过一本书”甚至“我”、“一本书”等都可以把汉语的这些句子看作是由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主谓词组构成的，比如“我写过”省略了宾语，“写过一本书”省略了主语等。因此也就可以这样说，完整的主谓形式也是句子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英语等语言中，只有主谓词组才能形成句子；而在汉语中，主谓词组是最经常形成句子的结构形式，但在特定语境中也会由其他类型的词组即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主谓词组形成句子。

既然句子的内部结构与词组（特别是主谓词组）一样，那么当然就不需要再区分句子的组合类型，即句子的结构形式就相当于某种词组，如“她考上

大学了”是主谓词组，“考上大学了”是动宾词组。但句子的外部作用又与词组（包括主谓词组）不一样，而是多了表达功能，如“她考上大学了。”是陈述一件事，“考上大学了（吗）？”是提出一个疑问，“大学她考上了。”就是“她考上大学了”平个主谓词组中宾语移至句首改变话题而形成的句子。所以要了解语文的表达作用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要了解句子层面的特殊结构变化，就要在表达层级建立不同于词组的句子的聚合关系类型。句子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最重要的有句型类、句式类、功能类和简繁类等四种。

（1）句子的句型类，即句子的基本结构分类

前面说很多语言中句子都必须是主谓词组的结构形式，而汉语的句子虽然可以由不同的词组形成，但也可以看作是主谓词组或主谓词组的成分省略形

式。所以不管是外语还是汉语都可以根据评为词组的形式给句子进行结构分类，这就是句子的句型类。

句型类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完全主谓句，即主谓词组形成的句子。由于主谓词组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因此完全主谓句内部又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类。

平些小类可以分得很细，比如“妈妈来了”、“妈妈来北京了”、“王老师的妈妈来北京了”、“王老师妈妈从山东老家来北京了”、“王老师的妈妈终于从山东老家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了”，如果都看作是不同的主谓结构，那么主谓句的句型小类当然就很多。但通常说的句型都只指某些大类，这样上面几句就可归为同一种句型，即都是完全主谓句中的动词谓语句。主谓句的内部大类划分各种语言有所不同，比如汉语除动词谓语句外，还有形容词谓语句，如“平孩子真聪明”，“房间里干干净净的”；名词谓语句，如“她都大学生了”，“平姑娘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但动词谓语句在各种语言中都是最主要的主谓句类型，因此内部往往又分成若干更小的句型类。比如英语的动词谓语句一般可以再分成七种主要句型。例如：SV 句型“Prices rose 。（物价上涨上）”，SVO 句型“Mary enjoyed classical music 。（玛丽喜爱古典音乐）”，SVC 句型“He looks tired 。（他看上去累了）”，SVAd 句型“My sister lives next door 。（我姐姐住在隔壁）”，SVOO 句型“He gave her a ring as birthday present 。（他给她一枚戒指作为生日礼物）”，SVO 句子“The president declared the meeting open 。（总统宣布会议开幕）”，和SVOAd 句型“The doorman showed the guests into the drawing room 。（门房领客人们进了客厅）”。汉语的动词谓语句的句型分类跟英语略有不同，比如可以先分出无宾语句和带宾语句，前者如“物价上涨 ”、“爸爸正在休息”，后者再分成带谓词宾语和带体词宾语句，谓宾句如“弟弟喜欢踢球”、“哥哥打算出国”，体宾句再分出带单宾语句和带双宾语句，单宾句如“孩子看电视”、“妈妈织毛衣”，双宾句如“妈妈送我一样礼物”、“学生问老师许多问题”。动词谓语句的分类实际上跟动词的类型有密切关系，因此，根据不同的动词，上面这些句型类都还可以再往下逐级细分。平一点在前面介绍动词的小类划分时已经举过一些例子。

与完全主谓句相对的就是不完全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平两种情况在某些语言中比较少，比如拉丁语族的大多数语言因为谓语动词和主语、宾语有强制

性联系，所以很少有非主谓结构的句子形式。但也有些语言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句子就常常可以省略主语，斐济语中所有的及物动词都可以不带宾语，汉语句子中的主语、宾语在特定语境（特别是对话）中更几乎都可以省略，所以在这些语言中就还有大量不完全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的句子形式。汉语中不完全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有时不太容易区分，例如“下雨了”，因为可以补出主语，说成“天下雨了”，不有俗话也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所以“下雨了”就是不完全主谓句。但跟平种句子差不多的“刮风了”、“打雷了”，因为肯定不能补出主语（最多在前面加上表时间、处所的词），所以就是非主谓句。因此大致上说，只要能够补足缺少的成分而构成主谓句，或者说需要依赖一定的语境和上下文的补充都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就是不完全主谓句，或者叫作省略句。例如“（我）有点不舒服”、“你看过（这本书）吗”等。而一些不具有主谓词组的结构形式但一般又不需要或不能补出成分，或者说不需要依赖语境和上下文的补充就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就是非主谓句。例如“禁止吸烟”、“有人来了”、“你的车呢”等，是不需要补出缺少成分的非主谓句；“热得我满头大汗”、“多聪明的孩子”、“出太阳了”、“就这样吧”等，是不能补出缺少成分的非主谓句。非主谓句中由一个单词直接构成的句子，如“谁？”“好。”“进来！”等，又叫“独词句”。

（2）句子的句式类，即句子的变换形式分类

各种语言中除完全主谓句这种基本结构形式（即“基本句”）外，都有一些特殊的句子形式。比如英语和汉语都有被动句，像“The house was washed

away by floodwater （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就可以产是一种特殊的句式。再如英语的“There be X ’存在句式”，如“there are many cars coming and going on the highway （公路上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汽车）”，“’It is X that Y ’ 强调句式”，如“It is China that invented printing （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就是英语的一些特殊句式。汉语中的“把字句”，如“我把那幅画挂墙上了”，“存在句”，如“墙上挂着一幅画”，“话题句”，如“那幅画我挂墙上了”等，也是汉语的一些典型的特殊句式/各种语言都可以分别归纳出这样一些句式，这就是句子的句式类。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句式实际上又都可以看作是基本句的变换形式，或者说是通过主谓结构中句法成分的位置变化或删略添加等形式构造的。因

此也可以从结构变换角度说明这些句式的变换类。句子的变换形式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XY →YX 变换”，即成分移位千万的句式。像汉语的话题句（有人叫主谓为主句）就都是由主谓结构中某个成分移至句首构成的，例如“我认识这个人→这人人我认识”（宾语前移），“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它（前语前移，代词复指）”，“ 在这间屋子堆东西→这间屋子我堆东西（处所状语中的介词宾语前移）”。英语的疑问句都必须把所问的主谓结构中的某个成分变成疑问词并前移至句首，如“I know this person （我认识这个人）→Who do you know （你认识谁）”，这也是一般移位变换。二是“XY →X 变换”，即成分删略造成的句式。很多语言的祈使句都不需要说出主语，如英语“set down （坐下）”、“go away （滚开）”汉语“进来”、“休息休息吧”，就都是删略主语构成的。三是“X →XY 变换”，即成分添加造成的句式。英语的疑问句除了疑问词前移，在原来主谓结构前面还要添加一个助动词，如上面“Who do you know ”中的“do ”。汉语的疑问句常常需要在主谓句后面加上语气词，如“你去上海→你去上海吗/谁去上海呢”。这些者是成分的添加。四是“X →X 变换”，即成分替换造成的句子。英语和汉语的疑问句都需要把所问的成分替换成疑问词，如上面例子中“this person →who ”和“你→谁”，就是成分替换，汉语“你去上海→你去不去上海”中“去→去不去”也是成分替换。有了这些变换类，就可以把各种语言中所有特殊句式都分析为运用上述变换形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而构造出来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英语和汉语的被动句，就综合运用了成分的移位（受事宾语移至句首，施事主语移至介词“by ”或“被”后）、添加（助动词和介词）等变换形式。英语的“It is X that Y ”强调句式的构造过程就是“China invented printing →It is China that invented printing ”，即综合运用了添加（添加“it is …that ”）、移位（被强调的成分移至“it is …that ”之间）等变换形式。汉语存在句的构造过程就是“我在墙上挂了一幅画→增上挂着一幅画”，即综合运用了移位（处所名词移至句首）、替换或添加（动词后“了→着”）和删略（删除施事主语名词，删除“了”）等变换形式。前面讨论过的汉语把字句等句式的构造情况也是如此。

（3）句子的功能类，即句子的用途和语气分类

如果不考虑句子的结构形式和变换形式，只看句子的不同表达功能，那么也可以从句子的用途和语气给句子分类，这就是句子的功能类。 各种语言句子的功能类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陈述句，即报导一个事实的句子。如英语“He is sick 。（他病了）”，“I have just finished my work 。

（我刚做完了我的工作）”；汉语“今天星期一。”“昨天凌晨台湾发生了强烈地震。”二是疑问句，即提出一个问题的句子。如英语“What did he say ？（他说了什么）”，“Can he take photos ？（他会照相吗）”；汉语“你知道这件事吗？”“为什么你不去呢？”三是祈使句，即表达一种意志（包括请示求、命令、商量等）的句子。如英语“Let ’s go ！（我们走吧）”，“Handle with care （轻拿轻放）”；汉语“别闹了！”“请把这件事尽快办一下。”四是感叹句，即抒发感情的句子。如英语“How beautiful the city is ！（多美的城市啊）”，“It ’s great ！（太棒了）”；汉语“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啊！”“敬爱的周总理，你安息吧！”还有一些句子从表达功能上看也有某种特点。例如呼应句，即呼唤和问候的句子。如英语“Hello ！（你好）”，“Good bye 。（再见）”；汉语“喂，老王。”“你好。”再如反问句，即通过疑问形式表达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句子。如汉语“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又如口号句，即呼喊和宣传用的铁路职工，如汉语“热烈庆祝澳门回归！”“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当然呼应句也可以归入祈使句，反问句也可以归入疑问句，口号句也可以归入喊吧句，但它们都是这些功能类中的特殊小类。

（4）句子的简繁类，即句子的单句和复句分类

上面说的句子都是指简单句，即都是由一个主谓结构（或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主谓结构）构成、表达的意思也相对单一的句子。如果从一个句子中包含

的结构是否比较多，表达的意思是否比较复杂的角度看，那么句子还可以分成单句和复句两大类，这就是句子的简繁类。

单句从字面上看好像就是指结构比较简单和意义比较简单的句子。不过更准确地说，结构简单和意义简单的句子，如英语“He ran away （他跑了）”，

汉语“我病了”，当然肯定是单句。但单句不一定就是结构简单和意义简单的句子，即实际上单句也可以包含较多的结构，表达较多的意义。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就某个句子看只是一个主谓结构，但充当句子中某个成分（如主语、宾语、定义、状语或补语等）的也是主谓结构，也就是说在这个句子中还包含着从属或降级的主谓结构。例如“我听说今年大学扩大招生了（‘我听说’的宾语=主谓结构‘今年大学扩大招生了’）”，“我交学费的钱还不够（‘钱’的定语=主谓结构‘我交学费（的）’）”，“妈妈累得心脏病又犯了（‘妈妈累（得）’的补语=主谓结构‘心脏病又犯了’）”。这种包含着从属或降级主谓结构的句子还是单句，但就是一种内部结构复杂的单句，所以双叫复杂结构单句。另一种情况是，就某个句子看不止一个主谓结构，其中任何一个主谓结构也不是从属或降级的主谓结构（即不能分析为主语、宾语、定语、状语或补语等），但这些主谓结构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句子中间没有停顿，书面上没有标点符号），也就是说这几个主谓结构说的差不多就是一件事。例如“我下了课去图书馆（句子=我下课+（我）去图书馆）”，“老师鼓励我考大学（句子+老师鼓励我+（我）考大学）”，“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句子=你说+我明白）”。这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下关系非常紧密的主谓结构构成的句子也是单句，但是一种外部结构复杂的单句，所以又叫复谓结构单句。刚才举例的这三种汉语句子又分别称作“连动句（即两个动作行为连续发生）”，“兼语句（即两个结构有连锁关系）”。上面说的是汉语的情况，外语也有类似的单句类型。比如英语“I saw what he did （我看见他做了什么）”，“Give me the book you hold in your hand （把你手里的那本书递给我）”，“The light came straight towards where I was standing （光线直直地照到我站着的地方）”，就是复杂结构单句；“I have been down town to buy a book （我去城里买了本书）”，“Professor Li invied us too attend the meeting （李教授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I am glad that he came （我很高兴他来了）”，就是复谓结构单句。

复句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从属的主谓结构（包括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主谓结构）组成，表达多个相互关联的较完整的意义，并且中间有较小停顿（书

面上用逗号、分号等标点符号表示），或有特定的连接词连接，句子前后有较大停顿（句末用句号、叹号等标点符号表示）的句子。

关于复句的定义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根据前面讨论的单句的情况，复句并不是复杂句的意思，而是复合句的意思。因此有多少主谓结构或表达多少意义

并不是复句最主要的标准，而句中的停顿和关联词才是复句最重要的标志。例如同样意思的几句话，“他今天有病没去上病”，是前面说的复谓结构单句；而“他今天有病，没去上班”，因为句中有了停顿（逗号），所以就是复句；“因为他今天有病所以没去上班”，虽然句子没停顿，但有特定的连接词（因为……所以……），所以也是复句。英语也是如此，例如“He did not go to work for illness yesterday （他昨天有病没去上班）”是单句，而“He was ill ，and did not go to work yesterday （他昨天病了，没去上班）”“He did not go to work yesterday ，because he was ill （因为他昨天有病，所以没去上班）”就是复句了。二是根据前面讨论的句子的定义，复句只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前后有较大的停顿，句末只有一个语调（句末用句号等标点符号表示），因此严格说只有整个复句，如“（因为）他今天有病，（所以）没去上班。”才是一个句子，而复句中由小停顿和连接词隔开的几个主谓结构中的几个主谓结构不是充当句法成分的词组，而是一种表达一定音义的、前后有较小停顿的、又有相对独立性的语言音位，因此这样的单位一般又叫作“分句”。分句可以理解为结构上相当于主谓句，而音义和功能上还不完整的句子。

复句根据所包含的分句与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类。比如表示并列关系的复句，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是革命

的乐观主义者，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表示选择关系的复句，如“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表示递进递进关系的复句，如：“我们不但关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关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一味把责任推给别人。”表示连续关系的复句，如：“大堤决口了，洪水进村了，房屋冲塌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向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以上几类可以统称为联合关系复句。又比如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句，如：“因为担心疯牛病，法国政论一直禁止进口英了牛肉。”“既然知道做错了，就应该尽快改正。”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表示条件头条的复句，如：“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都能做群众的先生。”“无论遇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