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 第十讲 沈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讲稿

第十讲沈从文

第一节“凤凰之子”沈从文

一、“乡下人”的传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 1902年出生在凤凰城内一个旧式官吏家中，16岁时参加了本乡土著部队，在部队的六年中，他踏遍湘、川、黔边境各县和沅水流域，领略了数不尽的秀山丽水，见识了古朴奇特的风俗人情，广泛接触到士兵、农民、土匪、流氓、船夫、妓女、矿工、铁匠等下层人民，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受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这些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了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反而促成了他后来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在军队生活的后期，沈从文的性格和经历开始逆转，他逐渐由贪玩转向好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书本知识。五四之后新书报、新思想的影响增长了他支配自己生命的独立意识，给他带来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契机。

1923年8月，沈从文来到北京，先是在北大当旁听生，后来经过超常的刻苦写作，成为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并收获了与大家闺秀张兆和的美好爱情。1933年，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奖，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后来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建国后，沈从文转业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并且在这个领域再创了生命的辉煌，1981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1988年5月去世，终年86岁。

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生长的湘西沅水流域，地处湘、川、桂三省的交界，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方。沈从文身上便有苗族血统。这里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生活中古风犹存，某些方面甚至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在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沈从文出身于当地的行伍世家，青年时当过兵，经年累月辗转于沅水流域各处，稔熟于此地的乡俗民情，热爱这里善良淳厚充满生命活力而又带有野蛮性的民风。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湘西情结”，深深镌刻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也使他站定了“乡下人”的立场，认同于湘西古朴而康健的乡村山野文化，担忧于世事变迁对这种凝固的文化形态的冲击，对立于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畸形文明。由于沈从文的人生理想设置在过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较少对社会人生进行历史评价，而更多采取道德评判的立场。当沈从文宣称“永

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的时候，实际上，他既拒绝了封建正统文化，也拒绝了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文化。他1922年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来到北京，一面在北大旁听，一面开始创作。1926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鸭子》。30年代是他创作最丰盛且走向成熟的时期。1928年后连续出版了《入伍后》、《旅店及其他》、《虎雏》、《都市一妇人》、《边城》、《八骏图》、《新与旧》、《绅士的太太》、《月下小景》等中短篇集。从而成为现代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创作反映生活面相当广阔，除了他最熟悉的船夫、水手、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等也都悉收笔下。

沈从文独特的人生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表现生活。他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这样，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表现人性”，就成了他的创作的中心。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是那些原始古朴的、不带政治功利色彩的优美而自然化的人物。“真实”、“自然”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最显著特色。沈从文自己说过，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让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并进一步探讨民族品德重造的方式。

第二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人生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用充满温情的笔调赞美“过去伟大处”。一类则无情冷峻地讽刺抨击“目前堕落处”。

一、“湘西世界”与理想人性

沈从文曾经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这种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沈从文摄取人性美的镜头对准的都是农夫、士兵、水手、妓女、流浪者等下层人民，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挖掘闪光的人性和优秀的品德。如小说《会明》中的会明，《牛》里的大牛伯，《边城》中的老船工、翠翠、顺顺、商人、水手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正直热诚纯朴而善良的。另外，他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健全的人性"也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勇于表现青年男女之间适当健康而又带有粗犷色彩的性爱和情欲，呼唤人性的复归。如《阿黑小史》、《雨后》、《夫妇》等。在沈从文的心目里，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所以，经过他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都特别运用了浪漫的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的哲学，作品中跃动着青年男女真挚、热烈、活泼的生命情趣与活力。《龙朱》写的是苗族的传说故事，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了黄牛寨寨主女儿，故事中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热情、勇敢、诚实；《媚金.豹子.与那羊》直接取材于一个民族神话，写民间的相貌俊美的英雄豹子和美人媚金约会，豹子因为给媚金寻找避邪的白羊迟到了一会，媚金发生了误会，拔

刀自尽，豹子匆忙中赶来，追悔莫及，也自杀殉情。《月下小景》是直接改写的佛经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和相爱者结婚，所以双双服毒而死。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所写的最美的文字，他所赞的爱和美在这些作品中都上升到了人性的极致，贯穿了人类已有的纯真爱情、纯洁性爱的种种表现。

二、“都市阉寺病”与讽刺体小说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对湘西健全人性的讴歌与对城市的憎恶发生了鲜明的对比。他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把城市文化看作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做作的文化。其都市题材的小说属于表现“目前堕落处”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上流社会和上层家庭的无聊甚至糜烂生活的鞭鞑；另一类是对作家、学者、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嘲讽。前者以《绅士的太太》为最有名，后者以《八骏图》为主要代表。这些作品都是作者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暴露、讽刺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矫情、孱弱、淫糜的篇什。《绅士的太太》写的是念经的绅士在外生活荒淫，他的三姨太与他的从国外归来的儿子在家里勾搭，而且把别人家的年轻太太拉下水。在小说开头，作家就表明了这是给高等人造的一面镜子。《都市一妇人》中的女主人公，被引诱，受屈辱，沦落为娼，为不再被遗弃，竟毒瞎了相好的青年军官的眼睛。沈从文对都市生活的描写，是带着乡下人的敌视心态匆促完成的，而且是用来反衬过去乡野的伟大，因此，他不可能对其进行更冷静的历史分析和更深入的文化开掘。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表现湘西乡野的作品。《八骏图》写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个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就在给未婚妻的信中一一刻划了他们的虚假之处，但是，到了结尾，这个第八位教授也受到了海滩上一个神秘女子的魅惑，向自己的未婚妻撒了谎，推迟了归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则提出了都市的“阉寺病”的问题。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某种倒退，形成近于被阉过的侍宦观念，具体表现为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等违反人性的病象，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点，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生命力萎缩这一广泛的文化现象，肯定了人的自然、和谐而健康的生命。

三、沈从文的作品分类

沈从文赞美“过去伟大处”的作品，是对在历史发展中逝去的善良美好的伦理道德的追寻。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均已失望的情况下，沈从文却在古朴原始的湘西，发现了村夫野老身上野蛮却强悍、卑微而真挚、古道热肠、舍己为人的人性美。他想借重这种原始美好的人格，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虽然沈从文的理想世界设置在偏僻的湘西和遥远的过去，但还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他的这类作品，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以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理想的层面上，编织出梦幻般优美的爱情故事。《龙珠》、《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化的，对作品中的一切极尽美化之能事，景是美的，人是美的，情是美的，歌也是美的，

存在皆美，婉转动人。由于作品借用了民俗、宗教、神话传说的材料，所以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理想色彩和抒情意味。《月下小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品看似写原始野蛮的婚姻陋俗，实际上是写发生在傩佑和女孩子之间的纯真爱情。婚姻陋俗并不是实有的，作品只不过借其使这对青年人的爱，不但绕过一切功利因素的干扰，而且绕过家庭的羁绊，升华为纯粹意义的男女之爱，并且通过他们的殉情，使作品成为一曲哀婉壮丽的永恒爱情的绝唱。第二种情况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的再现回忆中的湘西人物的生活和心灵状态。《萧萧》、《丈夫》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嫁到婆家，小丈夫不到3岁。后来她被外乡来的手艺人花狗唱开了心窍，禁不住与其相爱并怀了孕。按老规矩，她应该受沉潭或发卖的惩罚，但因为她生的是儿子得以幸免，并最终与小丈夫圆了房。她的大儿子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大6岁的媳妇。萧萧像当年抱着丈夫一样抱着她更小的儿子在一旁麻木地观看。作品虽然借萧萧的悲剧写出了旧式婚姻的不合理性，但是却弱化了主人公的不幸和悲苦，在自然平静的叙述中还透露出几缕温馨。《丈夫》写由于贫困，妻子经丈夫同意外出卖淫挣钱，丈夫终于不能忍受妻子堕落带来的痛苦，于是带着妻子回家。事件本身是严重冷峻的，而作家也采用了温和的笔调。第三种情况是作家将其理想人生与回忆中的湘西现实人生交汇出的哀婉凄丽的田园牧歌，这些作品承载着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和民族品德的内心追求。这是沈从文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类作品，《柏子》、《边城》以及长篇小说《长河》可为代表。《柏子》写水手与江畔吊脚楼上的妓女粗野的欢会，但在作品中几乎看不见玩弄与出卖的关系。柏子是粗犷豪放的水手，然而，他却能思念专注，重情义轻钱财。甚至妓女也被塑造得满怀温柔的脉脉痴情。写于抗战时期的《长河》（第一卷）是在动态的现实中展示乡野素朴的人生形式的。在年高德劭的乡村长者老水手与青春娇美、活泼潇洒的村姑夭夭身上寄寓了作者对理想人性的赞美与高扬。这类小说与湘西题材的散文一起，构成了沈从文理想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除小说外，沈从文还创作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大量散文。同小说一样，以素淡而秀丽的文笔，饶有意味地描写湘西沅水流域独异的山光水色和风俗民情，是沈从文散文的特有风格。沈从文魅力独具的散文，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第三节《边城》

一、《边城》的意蕴

著名中篇《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她既是人性美的颂歌，也是人性美的哀歌。作品在诗意流注中，显示人性的光芒和人情的淳厚。作家明确表示，写《边城》不是为了带领读者去边城旅游，“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时间之所以被凝固在原始古朴的时代，正是因为作家有感于历史发展带给农民品德的负面影响，他说：“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和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边城》所表现的美好淳厚的人性、人情，是作家救正民族品德滑落的一种对策。因此，《边城》描绘的是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醒目的就是东方人格理想与湘西风情画卷交融，以及由此产生的边城“神韵”。

二、《边城》的故事与人物

1、《边城》的故事

《边城》的基本情节是二男一女的小儿女的爱情框架，同时包括了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的已去世的父母的故事。

在湘西边境有一座小山城，名叫茶峒，城边的小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的只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一个少女和一只善解人意的黄狗。老人是溪边渡口摆渡的老船夫，勤劳纯朴、为人热诚、撑船摆渡50年如一日，深受乡民的爱戴，十五岁的孙女翠翠是他的帮手，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纯朴的生活。在茶峒临水的地方设了一个码头，掌管码头的名叫顺顺，开朗公正、热情好客、事业顺手，广交朋友，能济人之急，是水面船只间排调一切事务的德高望重的中心人物。顺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天保像爸爸一样豪放豁达，小儿子傩送像妈妈一样眉清目秀，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人送外号"岳云"。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祖父的心事也由此而一天天加重，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翠翠的妈妈的故事：翠翠的妈妈17年前和一个屯防军人相恋，并怀了孕，曾想双双逃走，但是翠翠的母亲舍不得丢下孤独的老父，那个屯防军人也不愿意损害军人的名誉，于是首先服毒死去，翠翠的母亲生下翠翠后也自尽而死。老船夫深恐悲剧在外孙女的身上重演，所以处处留心，希望能让翠翠有个好的归宿。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内心却只深深地爱着傩送，只是这种爱是朦朦胧胧的，连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天保婉转托人提亲，爷爷不知翠翠的意思，提出要么由顺顺正式派媒人来提亲，要么由天保自己到对面山崖上，给翠翠唱三个月的歌，让翠翠自己选。天保先是选择了前者，而翠翠的态度却让老船夫摸不着头脑。乡绅王团总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给女儿作陪嫁和船总顺顺结为亲家，但是傩送的心上却早就有了美丽的翠翠。哥哥自知爱情无望，于是便坐下水船离开了茶峒远行去做生意，不料在行船途中掉入水中遇难。老船夫得知小孙女原来对傩送有意，赶到顺顺家探听口气，结果顺顺和傩送遭此变故后迁怒于他，使老船夫遭到了冷遇。与此同时，老船夫又误听了傩送决定娶王团总之女的谣传而受到了刺激，在一个风雨之夜一命归天，留下了孤独的翠翠和一只渡船，而这时的傩送却已经坐船下桃园好些日子了。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祖父死去的那个夜晚突然倒塌，翠翠也成了一

只孤雏，由当年追求过她母亲的杨马兵陪伴，仍旧留在碧溪，她未来的命运如何，作品没有去写，它只让女主人公在孤独中期待着。

小说情节简单，画面纯净，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充满诗情画意，而笼罩在全篇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在作者的笔下，边城的人们都具有美好善良的天性，悲剧的起源似乎是一连串的误解，虽然其中也蕴含了自然灾害、封建迷信、落后习俗对湘西人民生存的危害、地位、财产对追求自由爱情的羁绊，但是，作者真正的用意却在于建构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

《边城》写的是作家的一个梦，其创作目的在于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探索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的问题。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农村社会那种正直朴素的人性美，正在日渐消失，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可以鼓起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的信心和勇气。这部小说，完整地表现了作家企图重造的理想道德模式，小说中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体现出了作者的这个意图。

2、《边城》的人物

《边城》成功的塑造了许多保持着忠厚善良、诚挚淳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渗透着作家的人格理想。老船夫重义轻利，忠于职守，古道热肠。船总顺顺虽是富户，却能敬老恤贫，慷慨豪爽。他的两个儿子也知情晓义，英俊倜傥。酒家屠户、往来渡客也都乐善好施，具有君子风度。作品中的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小说中最迷人的形象是翠翠。她生长在人间，却也是大自然的女儿，“在风和日丽里长养着”，得山川灵气，秀外慧中，又继承了她外公的高尚品德，天真、温柔、忠贞、乖巧，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和《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等，都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是美好而自然的人性的化身。她自幼失去父母，与外公相依为命。她喜欢劳动，在劳动中享受自然的快乐。爷爷去世，她一个人挺立渡口继续摆渡，等待傩送的归来。对于人生责任的勇敢承担，显示出她生命的光辉，青春的华丽；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和执著，使这个形象更加楚楚动人。翠翠的天真纯洁在小说中尤其表现为她的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沈从文用平实的语言，把一个生活、浸染在古老风俗环境中，长久将自己的爱情心思埋藏极深的小女子，写的极有诗意。作品写出了翠翠性格的微妙变化：情窦初开时的若有所思，倾心于傩送却又怕见傩送的仓皇羞怯，以及对于人生百味的沉思咀嚼，都表现得自然天成、淋漓尽致。翠翠信赖古老的人生法则，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她都能镇定自若，就像大自然怀抱中的一株幼苗，虽有风雨侵扰，却总能茁壮成长。翠翠活泼单纯的身影溶入了东方民族人格理想，成为深厚丰盈的形象，显示出东方少女的神韵。小说着力塑造的女主人公翠翠，纯净、如果说沈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翠翠就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边城》中的东方理想人格光彩，既是沈从文对渐已逝去的美的哀惋，对现实道德沦丧的愤怒；也是重建民族人格和道德的理想设计。从民族传统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助力，重建理想世界的愿望和热情是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但是，他“返朴归真”的策略，把理想寄托于与原始封闭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道德

型范，只见“现代”堕落，而不能发现“现代”的进步和走向新的美好的可能，这些无疑都削损了他的作品的历史纵深感。

三、《边城》的艺术

《边城》中湘西风情民俗的生动画卷，是作家理想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东方人格理想。这里的景物是独特的，酉水岸边的吊脚楼、竹林、白塔、碾坊、小街……这里的风俗是充满活力的，舞龙耍狮，龙舟竞渡、泅水捉鸭，还有竞歌定情的婚俗，以及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情，这一切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人格化的人文环境。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溶入了山水风景、民俗事象，又获得了客观的环境品格。“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的古风浓郁的整体生活风貌，承载着作家的人生理想，也将沈从文风格推向更成熟的审美境界。

在小说艺术上，《边城》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首先，沈从文擅长于将人物和景物交融在一起的写法。在他笔下，人物是自然化的，而景物又是性格化的。天人合一，景物与人物达到高度的和谐，共同构成纯真的理想世界。其次，在结构上，不追求情节性，而看重抒情性，他往往将散文笔法和诗歌的抒情方式引入小说。因此，《边城》中经常出现散漫而从容的铺叙、插叙，而不照顾情节的连续与完整。如作品第二节对茶峒酉水上游的地理形势、历史风物的详细介绍就是如此。而意境的组合与转换，一组组诗画的衔接，更是作品倚重的艺术手段。再次，在语言上，作品将活泼的口语和简朴的古语，以及时而出现的欧化句式结合起来，平淡中有绚烂，朴讷而又清新灵动，令人耳目一新。最后，在风格上，《边城》于节制中见浓郁、在平淡里显奇崛，质朴掩盖不住超逸，散漫却更显边城神韵。沈从文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抒情小说开辟出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其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