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综述

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综述

胡　娟Ξ1　刘成刚2

(1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上海,200237)(2唐山师范学院教育系,唐山,063000)

摘　要　本文着重从被压抑的早期记忆、目击者记忆两个角度论述了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本文还从增加有益的错误记忆、区别真实和错误记忆,以及错误记忆实验室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三个方面,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做出了思考和展望。关键词:错误记忆　应用研究　被压抑记忆　目击者记忆

1　引言

记忆是珍贵无价的,它虽来自过去,但它保证了人们时

刻认识当下的自我,以及想象、计划未来。从常识的观点看来,记忆是对过往所经历事件的重现,回忆的过程就是一种再体验的过程。但是自Bartlett 以来[1],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记忆是一种建构性(reconstructive )过程[2,3],回忆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歪曲、虚构。其实,记忆的建构过程不足为奇,试想:人脑若是能够精确记录每一刻的感受、经历,它也必将不堪重负,因为其容量毕竟有限。

错误记忆,作为人类记忆建构性特征的最独特之处,一直吸引着众多记忆研究者。一般认为,当一个人声称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或是声称看见了从未学习过的新词,都可以称为发生了错误记忆。心理学史上,一个经典的错误记忆例子来自于发展心理学家J.Piaget 。据称,他曾清晰记得自己在两岁时被诱拐过,甚至还可以回忆出警察追捕拐卖者的情节。但后来,他的保姆在多年后承认到,是她设计了整个故事。尽管充满着丰富的细节,但Piaget 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份清晰记忆只不过是从来都未发生的事而已[4]。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较多地注重错误记忆的现象和理论解释,而较少关心错误记忆研究的应用价值。本文就将另辟蹊径,从实际应用出发,重点探讨被压抑记忆(repressed mem 2ory )和目击者记忆(eyewitness memory )中的错误记忆,并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取向做出思考与展望。

2　被压抑的早期记忆

压抑(repression )是S.Freud 精神分析体系中的重要概念。Freud 认为,任何容易引发威胁或焦虑的事物均常常不能进入意识层面。Freud 关于压抑的观点源自他的临床经验,他发现,压抑多出现在那些经受灾难性打击的病人身上[5]。Bower 认为,压抑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按照这种理论,一些事件由于发生得过于令人震惊,故而心灵抓住记忆并把它们放在意识不可进入的角度。这些记忆将在余下的若干年、几十年,甚至永远与其他的精神生活隔绝[6]。2.1　被恢复的早期记忆可靠吗

然而,对于那些一直未曾被回忆出,但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催眠或是其他暗示,从而恢复出的早期关于性或身体虐待

方面的记忆真实与否,研究者之间存有不同的看法。

在Williams 的一项研究中[7],她访谈了129名至少在17年以前遭遇过创伤性经历的妇女,这些妇女在遭受侵犯时均不超过12岁。研究发现,有38%的人已经回忆不起她们的遭遇了。这似乎表明,童年的创伤性经历确实能够被压抑。Williams 也曾推断到:“如果对性虐待经验缺乏记忆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后来一些妇女恢复出来的对这些童年期遭遇的记忆,也不应该是令人惊讶的。”

由于创伤性事件多发生在数十年之前,其真实性通常不可考证,那些支持被恢复记忆是虚假记忆的研究者,往往难以找出直接的证据。因而,这些研究者往往通过实验来轻易诱发人们的错误记忆,以此来证明其观点。

Ceci 等热人的实验就是一例。研究者采取反复提问的方式,诱发出了儿童来源错误记忆。实验者要求儿童从一堆卡片中抽出一张,接着由一位成人向儿童读出卡片上所注明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努力回忆,告诉我这件事是否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你能记起手指上夹着捕鼠器去过医院吗?”每周都由同一位成年人反复要求儿童想象一些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经过10周的反复询问,再由另一位成年人来问他们相同的问题。结果表明,58%的学前儿童编造出了虚假的故事,这些故事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件或更多件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而且往往非常生动。例如,一个儿童曾回忆到:“我哥哥科林要从我这里拿走战斗玩具布洛托奇先生,我不让他拿走,结果他把我推进了木柴堆里。那儿有捕鼠器,进去后我的手指就被夹住了。接着我们去了医院,是妈妈、爸爸和科林把我带到那儿的,是坐我们家的敞篷车去的,因为路太远了。到医院后,医生用绷带包扎了我的手指。”面对如此生动的讲述,听众很难有效地分辨真实和虚假记忆。甚至孩子们自己也不能,孩子的父母多次告诉他捕鼠器事件是他想象出来的,但他却抗议说:“确实发生过,我记得![8]”2.2　错误记忆的来源

Loftus 在1993年曾总结了诱发虚假回忆的两大重要来源[4]:2.2.1　流行作品(popular writings )

一些对被虐待者提供指引的自助书籍被认为是错误记忆的来源。Loftus 认为,这些书籍对真实的被虐待者确实存有疗效,但是对那些并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却没有任何帮助。Loftus 援引了The Courage to Heal 一书中的内容:“如果你无

Ξ通讯作者:胡娟。E 2mail :joannahjuan @https://www.360docs.net/doc/135094457.html,

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30(3):643-646643

　

法回想上面提到的具体例子(指被虐待),但你仍然感觉上述事情好像在你身上发生过,那么它可能确实发生过。”显然,这句话是在暗示着人们去回忆“被压抑的记忆”。一方面,这类书籍充满了大量的被虐待事件的细节,这些都可能成为虚假记忆细节的来源;另一方面,这类书籍也隐含了创伤性经验很可能被压抑的假设前提,这一前提很可能错误地暗示了并没有此类经验的人们。

2.2.2　咨询师的暗示(therapist’s suggestions)

一些治疗师通常认为,通过催眠及其他一些暗示疗法可以恢复某些对于童年期遭受的创伤性事件(如遭受性虐待)的记忆。这些在催眠中被恢复的记忆一度曾在司法审讯中被当作可信的证据。在这些案件中,成年人通过心理治疗突然回忆起童年时曾被父母虐待,从而对父母提出控诉。

Loftus援引了一些治疗师的暗示手法。例如,“在我的经验中,许多拥有像你这样症状的人往往在儿童时期有痛苦经历,我想知道这些经历是否也发生在你身上?”又如,“你的症状显示你在儿童期遭到过虐待,你能谈谈这点吗?”更甚者,“对我来说,你看起来就像那种被严重性虐待的人,告诉我那个坏家伙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2.3　小结

显然,关于恢复的被压抑记忆的真实性仍然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有待临床心理学、记忆心理学及法律心理学等多方面人士一起研究。至少在目前看来,对于创伤性记忆会被压抑且在若干年被恢复的观点,人们应该持谨慎态度。关于被压抑记忆的详细讨论,请参见Loftus(1993)[4]、Loftus和Davis(2006)[9]的论述。

3　目击者记忆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最常见的证据之一是目击者的证词。然而,许多无辜的个体只是因为目击证词不利而遭到错误的法律判罚。例如,研究表明,在100多个经DNA验证而豁免的人中,有超过75%的人是因为错误的目击辨认而入狱[10]。我国也曾有杂志报道过此类鲜活的例子:一名叫李天的男子曾在17岁时因错误的目击辨认而被误认为杀手,从而在牢狱中含冤十载,直到10年后被多项证据表明无罪[11]。

下面,将首先从实验室研究角度介绍人类对事故记忆的歪曲,接着将简述影响目击者辨认的因素,最后将介绍不同身份的群体(如目击证人专家、法律人士和普通人)的目击证词知识及其差异。

3.1　误导信息干扰的研究

Loftus的研究表明,事故的记忆可以因随后的询问而被歪曲。其中较为经典的是Loftus和Palmer在1974年的研究[12]。研究者要求被试先看一些关于交通事故的简短录像,然后要求被试回答问题。针对一组被试的问题是:“当两辆汽车“猛撞”(smash into)在一块时,它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而针对另一组被试,“猛撞”被改为了“碰撞(hit)”。控制组的被试则不提供关于汽车时速的问题。结果发现,当动词为碰撞时,被试对汽车时速的估计为34英里;而当动词为“猛撞”时,被试对时速的估计提高到40.8英里。在一周后,向所有三组被试询问同样的问题———“你是否在上次录像中的事故交通现场看到了碰撞的碎玻璃?”事实上,事故现场并没有什么玻璃,问题中包含“猛撞”的被试有32%的人报告看到了玻璃,而问题中包含“碰撞”和控制组的被试分别只有14%和12%的被试报告看到了玻璃。Loftus认为,动词“猛撞”或“碰撞”分别向被试暗示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进而使被试关于撞车的记忆根据其记得的损坏程度发生了改变。可见,我们对事件的记忆是极其脆弱的。

此后,Loftus及其同事进行了大量实验,利用误导信息诱发出事件的错误记忆。他们甚至发现,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被完全地“植入”到被试大脑中[13]。

3.2　影响目击者辨认的因素

在目击者记忆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即目击者辨认,它是特指对嫌疑犯的指认过程。其程序一般为:在取得初步线索基础上确定嫌疑人,将嫌疑人和无辜者(或其照片)混合编排组织成队列(lineup),让目击者进行辨认。下面将简述影响目击者辨认的几个重要因素。

3.2.1　种族

目击辨认研究中发现了“本族偏差(own-race bias,简称ORB)”:当目击者与罪犯是同一种族时,辨认效果好;当目击者与罪犯是不同种族时,辨认效果差[14]。Meissner和Chris2 tian在2001对三十年来有关ORB的研究作了元分析,结果表明,同种族条件下比不同种族条件下,击中率更高,而虚报率更低[15]。

3.2.2　罪犯在列与罪犯不在列(culprit-present vs.culprit-absent lineups)

罪犯在列与罪犯不在列,对于目击辨认过程是存有差异的。例如,Wells的研究发现[16],54%的目击者能够从6人罪犯在列的队列中辨认出罪犯,而21%的目击者不能辨认出罪犯;而在5人组成的罪犯不在列的队列时,不做指认的目击者比例仅为32%,而有68%的目击者做了错误的指认。

对于此现象,存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相对判断说,即目击者的判断是相对决策而非绝对决策,目击者实际上在给出的队列中进行比较,选出相对最像的[17]。另一种解释认为,罪犯不在列时,目击者采取了更为宽松的判断标准[18]。

3.2.3　同时队列与相继队列(simultaneous lineup vs.sequen2 tial lineup)

在呈现辨认队列时,可以采取同时队列和相继队列两种形式。前者是较为传统的方法,采取将所有列队成员同时呈现的形式;而后者则是Wells等人所提倡的改良方法,要求将列队成员逐次呈现。Wells认为,同时队列呈现容易导致目击者的相对判断,而相继队列呈现则让被试更多地依据记忆效果做出绝对判断[17]。

3.2.4　指导语

研究表明,在目击者辨认之前的指导语也对目击者辨认的准确性起重要作用[19]。一项元分析发现,呈现“罪犯可能或可能不出现在指认队列中”这句指导语相比不呈现它时:若罪犯不在列,虚报率减少了41.6%;若罪犯在列,击中率仅减少了1.9%[20]。可见,呈现“罪犯可能或可能不出现”这句看似可有可无的话实际上非常有必要。

3.2.5　其他因素

事实上,除了以上四种,还存在大量影响目击者辨认准确性的因素,研究者将它们大致划分为两种:估计变量(est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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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理　科　学

mator variable)和系统变量(system variable)。前者不可人为控制,如目击者的个人特征、事件特征等等;后者可以人为控制,如辨认队列的组织方式、指导语等等。关于目击者辨认的更详细论述,读者可以参考Wells和Olson[10],以及吴杲的综述[21]。

3.3　目击证词知识

除了3.2介绍的实验研究外,一些研究者还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目击证人专家、法律界人士以及陪审团对目击证词的看法。K assin等人分别在1989、2001年就专家对有关目击证词看法的统一性(general acceptance)进行了调查[21,22]。研究者给出了专家赞同率较高的项目,并认为其有理由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例如,2001年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专家认为:目击者的证词会被提问的方式所影响;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被他人建议、同伴压力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目击者的证词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实际看到的,还包括他们随后获得的信息;证人的自信心不能很好地预测他们的辨认准确性等等。这一调查还发现,专家在同意作证之前都具有较高的原则性[22]。

在Benton等人的一项研究中[23],研究者抽取陪审团、法官和执法人员的样本,考察了他们对于影响目击者辨认准确性因素的了解程度。研究表明,本研究中调查对象(即非专业人士)对于目击者辨认准确性的看法,与专家(此部分数据来自上述K assin在2001年的调查报告[22])存在显著差异。陪审团在87%的项目中与专家的答案不同,而法官和执法人员有60%的项目与专家意见相反。研究者认为,这一发现表明,陪审团、法官和执法人员对于目击者辨识知识的缺乏,他们需要专家的帮助来提高他们对于目击者证词正确性的判断。

3.4　目击证词研究的直接应用

在美国,目击证词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1999年,美国司法部出版了《目击证据:司法执行指南》。该指南采纳了目击辨认研究的大量实证大量成果,成为访谈目击证人、实施目击辨认程序的重要操作依据[24]。

4　思考与展望

4.1　增加有益的错误记忆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人们往往只注意错误记忆的负面作用,研究者也是力图探索减少错误记忆的方法。但能否通过增加错误记忆,来产生一定的应用价值呢?试想,假如未来真的有一天,心理学家能够随意将快乐的、有助未来生活的记忆植入人的头脑中,从而替代那些不快乐的、无助于未来积极生活的记忆,那么,诱发虚假记忆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咨询或是心理治疗的手段。

当然,现代的技术还离这一点相差很远。但Bernstein等人[25]的研究似乎表明,这一“离奇”想法并非是空中楼阁。在两个实验中,他们暗示被试在儿童期对育肥食品(fattening food)(指吃了让人肥胖的食品)具有负性体验。一周后发现,少部分被试确实相信,在童年期,他们在吃了草莓冰激凌(strawberry ice cream)后患过疾病,而且这些被试此时相对一周前更不喜欢草莓冰激凌了。作者认为这些发现表明,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他们在早期对某种育肥食品具有负性体验,而这种信念又将导致他们在成年期避免选择此食品。实验得出的结果还启示人们,可以采取暗示的方法,控制被试对营养的选择(nutritional selection),甚至以此提升人们的健康。

4.2　区别真实和错误记忆

一般而言,对于事后回忆的真实性人们往往没有绝对可靠的方法区分。Loftus本人,甚至曾经雇用过私家侦探,来探明其研究对象的被恢复记忆的真实性,她也曾因此惹上官司[26]。

不过,研究者仍然找出了一些指标来区别真实和错误记忆,如信心、生动性和细节多少[27];又如大脑的神经活动指标[28]等等,例如有研究表明,真实记忆比错误记忆具有更多的感知细节。

但是,我们很难采取哪个或哪些指标来区别某一次记忆的真实性与否。Loftus曾论述到[13]:“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关于真实和错误记忆之间的任何差别都来自对许多组真实和错误记忆的比较,这些差异,对于辨别某一单独的自传体报告的真实性来说,显得太小了,以至于并没有特别作用。”另外,还需要值得提及的是,许多有关真实和错误记忆的现象学或是神经生理学上特征的比较都是基于错误再认的,这些结论能否推广至错误回忆,还不确切。

4.3　错误记忆实验室研究的生态学效度

目前大量关于错误记忆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基于单词的错误记忆,如DRM范式[29]。在这些实验中,研究者往往能够轻易诱发出强大的错误记忆效应。这类错误记忆的研究,对于从侧面揭示记忆过程本身的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错误记忆范式得出来的错误记忆特点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具有完全不同的机制[30]。因此,不宜简单的将基于单词或是图片的错误记忆特点和机制,推广到真实生活中出现的错误记忆上。

即使像目击者辨认这样专门的实验研究领域,也存在外部效度的问题。吴杲(2005)在其综述中归纳到:从被试上说,被试与真实目击者的作证意愿不同;被试与真实目击者所承担的后果不同;所处的压力情境不同;多数研究采取方便样本,以大学生为被试,但真实目击者可以是任何人。另外,一个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数量十分有限,可能难于反映出影响目击者辨认准确性的各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21]。

总之,对于实验室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不足。一方面,可以通过系统操纵实验情境来解决;另一方面,需要将现场研究、个案研究和调查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以期更好地探明日常生活、临床咨询和法律审讯等情境中错误记忆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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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pplied R esearch of F alse Memory

Hu J uan 1

,L i u Chenggang

2

(1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ngshan Normal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repressed memory and eyewitness memory ,two important areas of applied research on false memory.In addition ,the article contains three as pects of false memory research :(1)producing false memories ,which may have a positive ef 2fect ;(2)distinguishing between true and false memories ;(3)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false memories.K ey w ords :false memory ,applied research ,repressed memory ,eyewitness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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