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涂尔干失范理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失范直接与集体意识相互关涉”；默顿将失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崩溃；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的制度失范理论在继承默顿衣钵的同时，反思了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及其相互关系，着重考查了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进行了思考，主张在一个主客观连续体中考察个体意识、集体意识、模式化期待、制度化手段与失范现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失范；集体意识；文化目标；制度化手段

人们一般将“失范”理解为原有规范失去作用、没有规范的状况或越轨行为，这主要是受美国学者的影响。“帕森斯把涂尔干看成是论述规范的理论家，而按照帕森斯的理解，规范就是…一组规则?（a body of rules）。”[1]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也说：“正如涂尔干首先提出的，失范概念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相对缺乏规范的状态。”[2]他“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派生性的，把“失范”（normlessness）看作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的同义语。”[3]而雷蒙·阿隆认为，涂尔干的anomie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以社会解体和个人与团体间联系脆弱为特征。[4](P361)anomie来源于法语，如果把失范单纯译为normlessness，在涵义上会产生很大的纰漏，因为从词源上说，anomie可以上溯到希腊文的anomois，有着“非等同”、“非相近”、“非相似”的意思，或者有差异和混乱的意思。因此，就这个概念的原意来说，它包含了超出单纯规范意义的涵义。[5](P78)可见，以默顿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失范的理解和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是有差距的。

一、“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框架下的失范

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是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之下展开的，失范就是发生在由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即其整合的基础）逐渐弱化，失去了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性作用；而通过社会分工形成的各有机组成部分在相互需要与依赖中逐渐形成了习惯，并在习惯基础上形成了规范，从而形成新的彼此协调的社会整合状况。问题在于，社会分工发展过快，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这时社会陷入失范（anomie）状态。他在论“失范的分工”时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另一个例子是劳资冲突。工业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资的冲突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第三个例子是科学被分割成为许多狭窄的研究领域，相互之间毫无联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6](P314-316)可见，在运用失范（anomie）这一概念时，涂尔干强调的是功能失调、社会失序的状况。

集体意识这个概念在涂尔干理论中占有首要地位。所谓集体意识，他认为就是“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7](P216)，“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但这不妨碍它具有自身的特性，也不妨碍它形成一种界限分明的实在。……它在南方和北方、都市和小镇都是一样的。它并不会随着世代的更替而更替，而是代代相继，代代相传。它完全不同于个人意识，尽管它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8](P42-43)宗教的衰落导致了集体意识的淡化，从而导致了失范的出现。另外，在关于犯罪与失范的相关论述中，涂尔干认为，犯罪与失范是两种不同的危机，“犯罪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9](P84)，也就是说，犯罪是正常现象。他还认为，犯罪“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就成为有益的，因为与犯罪有密切联系的这种基本条件本身是道德和法律的正常进化所必不可少的”[10](P87-88)。“犯罪不仅是常态的，而且是健康的。因为它是自成一类

的社会所具有的用于保护自身以免集体良知受到摧毁的主要手段。集体良知的摧毁也就是社会自身的摧毁。”[11]“犯罪是对抗危机（失范）的一道篱障”。[12]在关于失范的论述中，涂尔干认为，失范是一种比犯罪更严重的危机，犯罪是常态的，“失范乃是病态的。失范是社会迈向死亡的一种倾向；在其极端情况下，它表明社会的死亡。”[13]总之，他认为，犯罪是正常的、有益的；而失范是反常的、无益的。集体意识的衰落导致失范，极端的失范意味着集体意识的摧毁，集体意识的摧毁也就是社会自身的摧毁，即社会的死亡。

另外，在涂尔干看来，结构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实质，社会的本质是其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其本质而言，超出了结构外在的形式规定性，它所确定的普遍价值和道德，是社会存在的首要前提。相比而言，制度结构则是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它只是集体意识的功能载体。”[14](P56)这是涂尔干和墨顿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带有浓重的本质主义色彩”[15](P35)，认为社会“是…绝对?（在启蒙时代以前，即神或上帝）在…社会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延伸”。[16](P34-35)虽然“失范现象是悖逆于社会目的的过程”[17](P37)，但并不会触及社会实体的本质基础，他把失范看成一种附属现象。另外，因为集体意识的衰落、道德控制的离散而出现的失范，这时，社会既不存在准则，也不存在盛行的判断标准，就纯粹形式上来说，这是一种非现实的状况，它既不是常态的，也不是健康的，是一种虚拟状况。[18]

二、社会结构视野下的失范

和涂尔干不同，默顿的anomie是指由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不一致导致的反常行为、越轨行为等状况，他将失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崩溃。“我的主要假设是，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将反常行为看成是文化规定了的追求与社会结构化了的实现该追求的途径间脱节的征兆。……由于对目标和制度化程序如此不同的强调，对目标的强调使后者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许多个体的行为仅仅因为考虑技术上的便利性才受到了限制。……此过程的运行最终导致…失范?……”[19](P264-265)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这部著作的第六章《社会结构与失范》中（尤其是在讨论“创新”这种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时），默顿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讨论和分析失范。

默顿通过失范这个概念直指帕森斯理论的裂痕，他认为：1、“集体意识和道德价值并不能超出结构之外而对结构产生外在的强制作用，相反，意识领域里的价值规范可以构成与社会结构相并行的文化结构，对失范的分析不能还原为纯粹的集体意识问题，而应该着重讨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中介因素或互动过程”。[20](P40)他认为失范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在个体身上呈现的一种紧张状况。“文化结构承载的是普遍的观念、理想和价值，而社会结构则通过身份角色等方式确定某种行动是否被正当的规范所控制。”[21](P55)文化结构规定了行动的目标，社会结构规定了行动的手段。“无论目标的本质如何，文化目标与可行的规范手段之间的矛盾都会产生失范的倾向。”[22](P113)2、失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将偏差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揭示出来，“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张力结

构”[23](P44)默顿在阐述美国的文化目标时，着重分析了美国文化中的成功主题，虽然追求金钱成功并非美国人所特有，“中国封建显宦、古罗马贵族、或现代农民的贪婪，与谁相比都不逊色。而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亚细亚操同样行业的人以及南欧或亚洲各国的手艺人，他们的金钱欲比同样境遇中的英国人更为强烈，………金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24](P30-31)也尽管成功在美国文化中有很多解释（在不同阶层也是众说纷纭），但是，金钱成功的目标尤其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间，“没有任何其它的定义比…把成功等同于赚钱能在美国获得更加普遍的支持?”。[25](P3-4)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金钱而奋斗就并非贪婪心的流露，而是一种模式化的社会期待。默顿认为，“断言财富积累本身就是成功的象征，与否认美国人在价值等级中将积累财富看得很高一样，都是荒唐的。在很大程度上，金钱超越

了它的支付费用及增加权力的功能，本身被当作一种价值而神圣化了。”[26](P266-267)当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由文化结构所规定的文化目标，而没有将由社会结构所规定的达此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内化时；或者，通向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受到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很大限制时，来自失败的威胁就会导致以失范为特征的“创新”这种个体适应模式的大量出现。

有学者认为，涂尔干和默顿之间很少有相似性，如（美）理查德·A·希尔伯特认为，涂尔干和默顿之间唯一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将偏差看成是社会控制的产物（在涂尔干那里，偏差是集体意识衰落的产物，在默顿那里，偏差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在个体身上呈现的一种紧张状况。），而不是看作个体特征的产物。除此之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一种连续性，尤其是不存在那种累积性的连续性。“不仅两种理论都不能从对方中推导出来，而且两种理论几乎毫无干系。”[27]不过，我们都得承认，涂尔干和默顿都是以“共意”的思想来建构他们的失范理论，二者都认可“范”（即社会共意或社会共同价值准则）的存在与作用，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1、涂尔干研究的失范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现象，默顿研究的失范则是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出现的现象，作为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这两种社会失范都存在。2、涂尔干失范理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失范直接与集体意识相互关涉。”[28](P32)这一观点在《论社会分工》、《自杀论》及《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等书中都得到体现。默顿认为对失范的分析不能还原为纯粹的集体意识问题，而应该着重讨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中介因素或互动过程”。[29](P40)3、涂尔干主要从人性的角度来探究失范的根源，认为失范的原动力是人性中的各种欲望和需求，节制这种欲望和需求的集体意识的淡化导致了失范的出现。其实，上溯孔德，下及尼采和贝尔，都试图找出失范在个体人性和心灵层次上的根源。虽然他们都不曾使用过“失范”这个词，“但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和社会弊端的论述中（孔德论及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早期资本主义，尼采论述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贝尔论述的是20世纪后半叶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追求与对人们心态的揭露中，可以觅到失范与道德、宗教（孔德的人道教、尼采的“上帝死了”）、文化（贝尔论资本主义文化高度发达与精神文明衰落的不平衡及文化内核的缺乏）的关系，而内在的结论是社会道德陷落为失范的原因，根源则置于个体内在的心灵需求。[30]默顿不是在人性中找失范的原因，而是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张力中找原因，因而，相对于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来说，他的理论是一种社会性更充分的理论。4、与从人性的角度来探究失范的根源相联系，涂尔干开创了从微观的视角来挖掘失范根源的道路；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默顿则努力从宏观视角来探讨失范。阿格纽（R.Agnew）认为，涂尔干的微观视角与默顿的宏观视角在探讨失范这一问题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31]以默顿为代表的失范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后来其影响力不断下降，梅斯纳（S.Messner）、罗森菲尔德(R.Rosenfeld)和阿格纽(R.Agnew)等人的研究使失范理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重新受到人们重视。

梅斯纳（S.Messner）和罗森菲尔德(R.Rosenfeld)于1994年正式提出了制度失范理论，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默顿的衣钵，认为特定的文化目标导致了失范压力的产生，“美国梦”

引起并增加了取得成就的压力，但是却减少了通过制度化手段达到成功的压力。当人们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时，失范就会产生。[32]制度失范理论与默顿的社会结构失范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1、用制度手段获取物质成功的美国社会文化必须修正；2、以家庭、学校、政府机构等为代表的美国非经济制度过分受到经济的影响，必须加强这些非经济制度的功能。[33](P294-295))和默顿不同，梅斯纳（S.Messner）和罗森菲尔德(R.Rosenfeld)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性质中找失范的结构性原因，尤其注意从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中找失范的原因。[34]阿格纽(R.Agnew)则从微观或个人层次把默顿的社会结构失范理论发展成为一般压力理论，将失范视作产生愤怒、害怕、挫折等消极性情感的社会状况的产物，如果这些消极

性情感在应对策略中得不到改善，那么就会产生失范行为。在他看来，在争取有价值目标的过程中，愤怒、害怕、挫折等消极性情感与评定压力的源泉及影响的社会关系和认知工作有关，并由它们决定。如果这些社会关系和认知工作不可获得或失败，试图改善这一状况的行为就会发生。如果通过制度化手段不能争取到文化目标，相反，采取“创新”的办法却能实现这一目标时，猛烈抨击压力源泉的行为就会产生，从而导致犯罪。[35]

三、关于社会失范的本土化反思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主张在一个主客观连续体中考察个体意识、集体意识、模式化期待、制度化手段与失范现象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集体意识被内化之后成为个体主观因素的一部分，成为个体自我的一部分，并且今天国民的个体意识日益凸显，因此，笔者将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成对地进行考察。

针对“把个体连接为社会的纽带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涂尔干认为就是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团体意识、共同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较好地回答了人何以成为具有团结精神的“社会人”这一问题。集体意识这个概念在涂尔干理论中占有首要地位。所谓集体意识，他认为就是“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在“机械团结”的社会里，集体意识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宗教、信仰、行为规范、价值目标、道德标准甚至情绪情感等，它是维系社会的最主要因素。借鉴涂尔干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从宗教、信仰、行为规范、价值目标、道德标准甚至情绪情感等方面来考察当下我国的集体意识状况。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集体意识主要体现于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已不如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正在和继续努力的一个前进方向，它的灵魂和本质是诚信、法治，信托责任和法治理念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集体意识，政府、学界和社会都在呼唤建构这种集体意识，并且已付诸行动，但是，真正要让这种集体意识深入人心，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个体意识是指社会中的个人的意识，它是个人的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独特实践的产物，健康的个体意识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履行个人的义务。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集体意识总的来讲比较强大，而个体意识一直较为微弱，并且常常是以自我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话语下的个体意识则一直没有发育起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带有个体印痕的私人话语逐渐不再是禁区，个体意识渐渐有了发育和成长的土壤。

在当今这个急剧的大转型时期，集体意识在逐步消解，个体意识日益张扬。笔者丝毫没有阻止个体意识发展的企图，相反，认为要继续培育和发展个体意识。因为市场经济是个体意识发展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个体意识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欧美的发展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恰恰相反，先由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才慢慢培育个体意识，今天要继续培育和发展个体意识的道理就在此。问题在于：张扬个体意识的同时却丧失了集体意识（或集体意识过于淡漠）的个体太多了！缺乏集体意识的个体不是一个健康的个体，只能算极端利己者，丧失了集体意识的个体意识是极端利己主义意识，这样的社会成员多了，长此以往，就会危及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所以，独立与社会共处的健康个体必须兼备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

借鉴墨顿的“文化目标”概念，结合我国的国情，本文提出了“模式化期待”的概念。它是指某一文化背景下的意义系统所持的社会期待。它是一个比集体意识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是集体意识里价值目标内容的具体体现，但又有区别。集体意识包括多个价值目标，而模式化期待指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特定时期根据其意义系统而努力奋斗的某一主要目标，在主客观连续统中，它更靠近客观的一端，具有客观性特征。在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

是那个时期的文化背景，这一意义系统下的模式化期待是争做革命新人。在改革初期，“四有新人”成为全社会的模式化期待。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失误，也由于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四有新人”模式化期待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成经济成功的模式化期待。齐美尔担心货币已经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演化成为生活目的本身，他在19世纪所担心的问题正逐渐在我国当下成为现实，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益严重，形形色色的失范现象逐渐增多。

制度化手段和同时期的集体意识有紧密的联系，同一谋生方式在不同阶段的集体意识观照下，其合法性地位截然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长途贩运普通商品的行为就有完全不同的遭遇，前者认为它是应当打击的投机行为，后者认可它为致富的制度化手段之一。制度化手段受集体意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因素共同影响，并由它们决定。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在生活中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强。生活用品、生产资料都需要用货币购买。耕地面积少，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持续低迷，这些因素使农民难以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生活，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依赖非农业经济。在城市摆地摊，又受到城管人员的追赶，被逮住的还得缴纳罚款，下层农民和下层城市居民的谋生途径亟待扩展。

概而言之，隐匿的集体意识与凸现的个体意识，欠妥的模式化期待，供给不足的制度化手段共同促成了当今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

小结

涂尔干失范理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失范直接与集体意识相互关涉”，宗教的衰落导致了集体意识的淡化，从而导致了失范的出现；默顿将失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崩溃，认为失范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在个体身上呈现的一种紧张状况；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的制度失范理论在继承默顿衣钵的同时，反思了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着重考查了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可以在集体意识的衰落、个体意识的无节制张扬、模式化期待的欠妥、制度化手段的欠缺等方面就失范理论的本土化进行探讨。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梅斯纳（S.Messner）和罗森菲尔德(R.Rosenfeld)等人的制度失范理论得到启发，和发财致富一样，诚信、孝顺父母、团结邻里等也应是我们的模式化期待的一部分，只是后者还需要大力提倡和落实；家庭、学校、媒体、政府机关等过于受到经济的影响，以后需要加强这些非经济制度在社会化等方面的功能。

参考文献：

[1][3][11][12][13][18] [27]（美）理查德·A·希尔伯特著,黄炎平译.涂尔干和默顿论失范——一种未经探讨的对比及其来源[J].国外社会学,2001,(1-2).

[2][19][2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

[4] ][7]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14][15]16][17][20][21][23][28][29]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8]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三联书店2000.

[9][10]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2]科学和社会行为[M]（Science and Social Action）（伦敦：瓦茨出版有限公司，1954）,第113页.转引自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体、译林出版社,2006.308页.

[2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彭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欧文·戈登·怀利.靠自己而成功的美国人[M].（新布伦斯威克：鲁特杰斯大学出版社,1954）,第3-4页及全书.转引自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体、译林出版社,2006,308页.

[30]陈涛.社会失范:晚外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陷阱”[J].社会学研究,1990,(5).

[31] Jon Pettit. Nikos Passas and Robert Agnew,editors,The Future of Anomie Theory. 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1999;31,2.

[32][34]Jon Gunnar Bernburg. Anomie,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utumn 2002; 42, 4.

[33]李捷理主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方人文社科述评/鲁曙明总主编）2007.

[35]Mark Konty..Microanomi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omie. Criminology; Feb 2005; 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