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在近代，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的归宿，但是，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开端于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勿庸讳言，他们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期间，人们自然记起了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制改革和政治领域方面，就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与贡献，作初步探索。

一

近代化是指人类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性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但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却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在近代中国，首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是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却在他所治理的长江中下游，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一）张之洞大力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业。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将他从中世纪的治国幻梦中惊醒，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危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近代“文明”，于是，他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步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之中，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他的起点却比较高。他从涉足清廷“自强新政”始，便在着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纺织工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人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办。他认为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离不开钢铁。这样，他就抓住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并不畏艰险，毅然创办钢铁企业。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胆略和魄力，实高出李鸿章、左宗棠一筹。

1890年动工，1893年基本完工的汉阳铁厂包括大小十厂，两座炼钢炉，三千工人。虽然由于经费异常短细，本国又缺乏经营管理近代大工业的经验等原因，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浪费，一度致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毕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工业企业，而且也是当时亚洲第一个钢铁企业。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尽管从1900年起，逐步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但它在艰难喝撅之中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武钢的前身。

张之洞曾经不无自豪地将他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北枪炮厂和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缥丝局、制麻局，这四大重工业和四大轻工业，称作“自相握注”的工业体系。此外，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武汉地区还相续办起了造纸厂、针钉厂、制皮厂、毡呢厂、印刷厂等等。他对修堤、敷设电线、安装电灯电话、自来水等近代公用事业，

也积极给予支持。

张之洞在湖北地区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1、奠定了湖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张之洞赴鄂之前，该地区几乎没有近代民族工业。自从他任湖广总督后，在这片沉睡的土地上才崛起了第一批中国自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使这个地区从手工业生产进人了近代机器生产，并成为我国中部的重要工业基地。

2、促进和刁葺导了湖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先，由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新式技术，不仅开了社会风气，吸引和刺激了部分地主宫僚富商投资近代知识的科技人才和产业工人，积累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从而为近代纯商办的民族工业之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次，张之洞对民族工商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扶助。筹建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之初，他即表示办厂是“官为商倡”，侯有规模，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欲羡”，然后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官商合办之后，他为之奏请免税十年;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后来也都直接转化为商办企业，从而扩大了纯商办的民族资本的阵营。制麻局商办后，张之洞也为之奏请暂免税厘，并建议清廷访各省仿办。张之洞为解决铁厂燃料，晓谕两湖商民，自购机器开采煤矿，“无力者，由宫置买抽水机租与开采”。这些措施，对民族工业的产生，无疑起了诱发和促进作用。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开办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已有四十余家。

3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湖北织布局利用当地盛产的棉花进行纺织，销路颇旺。“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匠，可为明征”。芦汉铁路的钢轨大部分由汉阳铁厂制造。

4、在客观上为湖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造就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张之洞在湖北尤其在武汉地区创办的近代工业，使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较快，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力量也比较雄厚。

总之，张之洞兴办近代工矿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湖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推进了该地区的近代化历程，并对推动全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洋务思想和变法改革的各项主张。他向游廷提出了亚练陆军、圣练海岸、亚造铁路、各省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进商务、讲求工政、派人清历等九项自强救时之策。

在经济方面，鉴于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的严重威胁，张之洞发展民族工业与之商战的思想

越来越清晰。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主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建议清廷于各省设工政局加意讲求，以使“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以广其出”，“以敌其人”，这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海计，而御海自在其中矣”。

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民间兴办近代工商业。为改变“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局面，他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他自己率先筹办苏州、上海、镇江、通州等地的商务局，并将原订纱机拨苏州商务局，作为官商合办。此外，他还奏请规划筹办江浙铁路，主张中国自设邮局，以“挽利权”。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认真执行光绪帝的“振兴商务”、“讲求工艺”的经济政策，派人试办汉口商务局，并具体拟定商务局关于奖励新创机厂，保护体恤民族工商业等八项应办事宜。

可见，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中法战争后都有所发展，其社会影响也更大了。如果说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主要致力于自己兴办企业，那么，甲午战争后，他已开始注意运用政权的力量推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为促进近代经济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努力。当然，由于他封建地主阶级的属性，对民族工业的支持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甲午战争后，江南绅商投资修筑苏沪路、宁沪路的积极性很高。可是张之洞强调仍须官为督理，坚持“商能争利，不能分权”，挫伤了绅商投资筑路的积极性。

（三）在义和团运动浩大声势和八国联军炮火的震撼下，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政”。清末“新政”实质上是清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施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而张之洞是清末“新政”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串联，张之洞于1901年7月发出三个关于遵旨筹议变法的独奏和会奏折，提出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明确指出：“整顿中法者可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要求清政府以西方的“吏治、财政、学制、兵备”改造贫弱落后的中国。

他特别强调农业的重要，明确地阐述工农商的关系。他说：“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所以，“欲图本富，首先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

张之洞也特别重视工业。他说：“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所以工是关键环节。他具体提出了推进工业生产发展的几项措施，其中提到设工艺学堂，培养技术工人;设劝工场，陈列本省生产货物、工作机器，使人参观，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细，使工人自相勉励。

张之洞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路矿利权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国路矿“久为外人垂涎”，特别是近年来，各国纷纷集股来华，“或籍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尤其《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公司更必接踵而来，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⑥。他建议清政府制定矿路章程，“务使界址有限，资本有据，兴办有限”，华洋商人一律均沾，致使中国“自然之大利不致为中国无穷之大害”。此外，他还主张制定限制洋商，保护和鼓励华商的“商律”，制订“照会各国颁行天下，一体遵守的”交涉刑律。他还反对列强各国在中国自设邮局，“侵我主权”，力主内地必由地方官自行兴办，以免凯舰。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列强在中国疯狂掠夺工商路矿利权的严酷现实，使张之洞产生了如何维护国家利权的思想主张，这即是他力主制订各种章程、律例的基本出发点。他企图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立法和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护和发展中国的各项利权。清政府为形势所迫，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的建议。1903年以后，清政府相继颁行了商律、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刑律等等。勿庸讳言，这些章程、律例，既包含着对列强侵略势力妥协的因素，但也蕴含着奖励民族工商业，图谋抵制外资扩张的成份。《中国矿务章程》明确规定:“各国人民必能遵守中国法律，乃准其承允矿商。又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他的指导思想是既“藉资”于外商开采地下资源，又“不令外人独专其利”以“保利权”。而且，这些律例章程，使中国的工商路矿司法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带上了近代化的色彩。实际上促进了20世纪初全国范围内振兴工商业的热潮，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迈进的历程。

二

近代史上，凡是具有政治远见的人，都十分重视教育。而张之洞可谓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突出代表。早在中法战争后不久，他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就将“储人才”作为向清廷提出的“救时之策”之一，奏请设立水陆师学堂。1889年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地区创办了一系列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甲午战争前，曾设立方言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战后又设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从1902年至1907年间，全省最高学府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中学堂，武备学堂、防营将弃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后改为武师范学堂，两湖高等学堂改为两湖师范学堂，并创设武普通中学堂、湖北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复设方言学堂。并于湖北洋务局附设路矿学堂，还有模范小学蒙养院、医学院等等。各府、州、县的中学、师范、高等小学校达70多所。张之洞是洋务派中创办新式学堂最多的一个，而且学校类型比较齐全。此外，他还举办湖北官报、湖北农学报、商务报，设立省图书馆、江楚编译局，同时多次派人赴日本和殴美国家留学。清未湖北留学生占全国四分之一。

张之洞在湖北举办文教事业，虽然主观上是为维护和强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他有通过这些开拓性的措施，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提高这个地区的文化素质，改变封闭守旧的社会风气，以便顺利地效法西学，着意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以达到“自强”目的的用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不仅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新型知识分子、革命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后来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这些文教设施对推动全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清未“新政”期间，他于1901年建议清政府停罢武科，酌改文科，设立文武学堂，奖励游学。1903年，他与袁世凯奏请“试办递减科举”。但在改革科举制的过程中，张之洞逐渐认识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终无成效”。于是，他在1904年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清政府在形势的逼迫下，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下诏令“著即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推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废除，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而张之洞从变科举到废科举，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对师范教育尤为重视。1902年他在奏折中提出：“师范学第一”，因“师范学堂是教育造端之地”。小学第二，因小学为“培养人才之源”。同时将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都列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1903年，他又参与各类学堂章程的重订活动，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即清政府颁行全国的癸卯学制。这些学制、章程的制定，虽然把旧学放在第一位，读书时间占总学时四分之一，而且对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严加限制，但它毕竞是“博考外国各种学堂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而制定的，它使新式学堂制度化、体系化，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这些学制章程，名义上是张之洞与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共同制定，其实主要出自张之洞。

张之洞在文教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不仅推动了湖北地区的文化教育，而且对推动全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和近代新型军队的创建，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还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他“溃兵事之不振”，率先向清廷提出了照西法编练新军的建议，并着手在江宁创办自强军。自强军由德国少校来春石泰为首的35名外国军宫负责训练，完全模仿德国陆军的操练方式和战术，大多数下级军官由广东水陆师学堂毕业生担任。至1895年12月，这支新军已组编完成，包括步兵、炮兵、骑兵三个基本兵种和一支工兵队，共有13营2680名官兵。它突破了清军的旧营制，是中国南方陆军近代化的开端，对长江流域各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回任湖广总督后，他以从江宁带回的500名

自强军为基础，扩建成湖北护军前后营，史称这支新军为湖北洋枪队。后来以它为核心又发展成“湖北新军”。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三

政治民主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张之洞作为封建清王朝的重臣，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冲击下，他经历了从反对民主化到基本顺应民主化潮流的过程。不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阶段属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象一条无形而巨大的绳索，禁锢着他的思想，使他步履缓慢。综观张之洞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影响，远远逊色于他在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作用。

早在维新运动高潮期间，张之洞虽然基本执行了光绪的变法诏令，但他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也存在着原则的政见分岐。他因《时务报》“多言民权”而干涉甚烈，亦因《湘学报》“推崇摩西或主张民权”而拒绝在湖北“代为传播”。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只有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方能“强中御外”。可见，张之洞当时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民权说是采取否定和抵制态度的。

中国要不要兴民权，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斗争的焦点。正当“百日维新”即将开始之际，两派的斗争也即将进入决战阶段，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抛出了与民权说相对立的“正权说”，并拾出三纲五常作为反对兴民权的思想武器。这对封建顽固派无异是一针强心剂，它增加了维新派攻坚的难度。这就使他在客观上充当了顽固派的旗姐，不能不对运动的深人发展起到恶劣的影响。这是除了暴露他敌视人民群众的反动阶级立场之外，也还有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认为，民权说“必埃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这即是说，在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兴民权、设议院，条件不成熟。这一点与封建顽固派的认识是不同的。他虽坚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此时他的“新学”已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较为广泛的内容。他的“西政”虽然还没有冲决“伦常名教”之藩篱，对“西政”的核心资产阶级议会制仍怀着恐具心理和抵制态度，但他主张“政艺兼学”，而且承认“西艺非要，西攻为要”。“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在这一点匕他不仅比顽固派进步，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比前期洋务派前进了一步。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化和历史潮流的推动，到1901年，他便明确提出，“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想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于是，他提出了“中法”和“西法”并列

的两套改革方案。此时，张之洞还进一步认为：“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可见他的思想认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也在缓慢地变化着。虽然他对西方议会制的理解还是肤浅的，甚至是曲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种主张作为各省督抚会奏变法建议的内容提出来，向各省同僚征求意见的。当然，他的建议在诸督抚中不会通过，所以在后来的会奏中不见了此项内容，但可窥见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到1905年7月，张之洞则与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联衔，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对敦促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起了一定的作用。张之洞晚年虽有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但是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迟缓。他始终未能脱离封建官僚的阶级属性。

综观张之洞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并向资本主义方向缓慢挪动的时期。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晚清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造就了他独特的政治品格。他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重要首领，其为维护清朝统治，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大力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工矿交通业、近代文教事业、编练新军以及诸多方面的改革建议、措施，都在客观上滋长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近代经济、近代教育、近代军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4月在武汉曾“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柞，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比较客观地肯定了张之洞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