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 )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 为“统治” 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

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 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 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

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治理” 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

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 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 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 和“缺乏激情” 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https://www.360docs.net/doc/1a17127438.html,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done.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managed most service delivery.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control. We have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摘要】：由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的巨大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消费东部要高出许多,而西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解放前的状态。由于地理文化的差异造成现在的现象。正文更加充分揭示了差异的原因以及实证分析。。【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异引言: 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已有研究中对地区的划分，按划分程度的粗细，通常包括：按行政单位划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沿海和内陆，城镇和乡村。少数研究中也有按华北、东北、东南、南部和西部五大区划分，以及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北。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

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中国的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不管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去查。笔者基于今年9月份2006年的统计年鉴，从实证方面做一个时间上的跟进，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正文：（—）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我国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开放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逐渐凸现出来，同时地域差异被放大。在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全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对生产增长率，也即相对人均产出增长率并不必然位于全国前列，如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广东、浙江、海南、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劳动生产率排在全国前10名之内，而同样是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的劳动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内，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各地的进一步开放做了准备，但总的来说，开放对各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地方优势并未随着开放得到充分发挥，此时开放的地域性差异不显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提要] 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浅谈治理理论

浅论“治理理论” 摘要：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是关于当前政府和政府改革的研究课题。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福利国家失败和市场机制失灵的语境中，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在西方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治理理论虽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治理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做出正确的抉择。关键词:治理理论;理论基础; 一．治理问题的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治理理论十分流行，以治理为研究课题的著作开始涌现，并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分析非洲的发展形势时，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再到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治理”一词在学术界传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治理理论在实践上也被运用到各国的政府和政治改革上，甚至有学者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因此作为舶来品的治理理论是否适应于中国，就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强烈的人文关怀而忽视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理智，否则就会导致对治理理论的滥用和对政治实践的误导，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仍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论证。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以求能把握治理理论的精髓，从而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做一个尝试性的判断。二.关于治理概念的综述在英语中，治理”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中的“操舵”一 “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版)笔记和典型题详解-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Ⅰ)【圣才出品

第八章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Ⅰ） 8.1复习笔记【知识框架】【重点难点归纳】考点一：软权力论（见表8-1）★★★ 表8-1软权力论

考点二：地缘经济学★★★ 1．经济/生态政治学（见表8-2）表8-2经济/生态政治学

2．地缘经济学概论（见表8-3）表8-3地缘经济学概论

3．由地缘经济学引起的思考（1）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斗争将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但其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2）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再不是争夺领土，而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争夺国际经济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因素。（3）在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企业和大公司承担了过去主权国家前台角色的相当部分。现在的国际关系，再不纯粹表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经常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企业和企业、跨国公司和企业、跨国公司和国家，甚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4）地缘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自然会加强，国际市场将越来越开放。在今天的战争中，武装斗争再不是进行战争的唯一方式。在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和战争三者的关系上，过去的公式是：经济利益——政治斗争——战争（武装斗争）；今天的公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为：经济利益——战争（非武装斗争）。考点三：两枝世界政治论★★★ 1．“后国际政治”观和“分合论”世界观（见表8-4）表8-4“后国际政治”观和“分合论”世界观

2．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分合论（见表8-5）表8-5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分合论对照表 3．两枝世界政治概述（见表8-6）表8-6两枝世界政治概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开拓新的道路。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 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浅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

浅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公共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摘要：1887年，现代行政学鼻祖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了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之研究》，他将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行政学与美国本土特色相结合，借鉴法国和德国行政学的长处，将欧洲大陆的行政学本土化，使之具有美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他反思了当时的美国行政学研究中的不足：“行政科学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很少使用英国或美国式的语言规则……如果要应用这种科学，我们必须使之美国化，不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加以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 后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这门产生于欧洲而被美国本土化的新型学科在20世纪初期得以创建。在这门学科创建之时，也正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完成之时，西方国家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也正是在这场工业化的进程中，先觉的威尔逊借鉴欧洲大陆的行政学，促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得以使得美国行政学领先于世界。目前谈到西方行政学，也即美国行政学。20世纪后期，世界掀起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运动，中国应把握住这次社会转型的机会，借鉴西方国家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公共行政理论，使之本土化，具有中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这也是我国行政学学者们应肩负的使命，夏书章于1982年早就指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张成福在分析中国行政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中指出：“本土化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中国应当把握住后工业化带来的机遇，本土化西方公共行政学前沿理论，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后工业社会的背景，而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则是本土化的首要任务。本文所说的本土化既指理论的中国化，也指理论的应用化。理论的中国化与应用化是以我国实际为出发点，本土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因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分析“行政学研究只有面向本土经验，了解和解释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分析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工具。” 如果说行政学的本土化是为了借鉴先进理论指导我国政府改革并解决我国实际问题，那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我国行政学科构建、社会转型和我国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学术背景：“他山之石”与中西差异。“他

领导理论综述

领导理论综述（应用心理学姜婷婷201042067）摘要：本文从领导的概念出发，详细介绍了领导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要理论，探讨了领导理论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形势走向，从而启发我们以后的研究方向。关键词：领导理论；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最新进展领导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讨论和争议最多的热点之一( A volio, Sosik, Jung, &Berson, 2003; Bass, 1990; Bennis, 2007).关于领导理论的研究开始于一项关于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以及解释领导者的个人效力的遗传特性研究(Galton &Eysenck, 1869)。 1领导的内涵领导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领导, 包括领导职位、职务和领导活动及领导者的研究。狭义的领导, 是指影响和支持其他人为达到目标而富有热情的工作的过程。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者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狭义的领导。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是较早研究领导理论的人，他指出：“领袖是权利的行使者，是那些能够利用技巧和手段达到自己目标的人。”孔茨( H. Koontz) 等认为“领导是一门促使其部属充满信心、满怀热情来完成他们的任务的艺术。”。赫姆菲尔( J . K. Hemphil ) 认为“领导是指挥群体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坦南鲍姆( R. rannenbaum) 等认为“领导是在某种条件下, 经由意见交流的过程所实行出来的一种为了达成某种目标的影响力。”弗兰奇( J . French) 和瑞文( P . Raven) 把领导的影响解释为“一个人所具有并施加于别人的控制力。戴维斯( K. Davis ) 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追求一定目标的能力。”泰瑞( G. R. Terry) 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自动地达成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科·杨( K. Y oung )认为:“领导是一种统治形式, 其下属或多或少的愿意接受另一个人的指挥和控制。” 目前在学术界引用较为广泛的是是斯蒂芬·罗杰斯的定义:“领导就是影响他人实现目标的能力和过程。 2领导理论回顾领导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至今日，领导理论发展已经经历了特质

现代西方的领导理论

第一章第三节详案：现代西方的领导理论一、现代西方领导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况现代西方领导科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 世纪的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时期，迄今为止，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研究人员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对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其基本情况如下：1．一个研究的基本宗旨现代西方领导理论的研究不论有多少流派，有多少观点，经历了多少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不论其理论的差异有多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其研究的基本宗旨就是一个：通过辨识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各种因素，寻求提高领导绩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目的而展开，无论是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还是领导的权变理论、价值理论，都概莫能外。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和宗旨，研究者不断探索制约领导有效性的各种因素，从领导的素质特征到领导的行为模式，从领导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到领导的价值取向等，拓展了领导科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在领导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领导科学研究的方法上也不断创新，使领导科学的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2．两大研究领域西方领导科学的研究从诞生起就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企业领导理论研究领域和政府行政领导理论研究领域。其中，企业领导理论的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富，也最引人注目。如：世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管理实践》、《有效的管理者》等，K.布兰查德和S.约翰逊的《一分钟经理》约翰．科特的《总经理》、《领导变革》、《变革的力量》、《现代领导的艺术》等，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等。在政府领导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就少一点，如塔克的《政治领导》，尼克松的《领导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领袖论》等。这种状况与西方社会实际的生活特征是一致的。西方社会企业高度发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规模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企业的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这迫使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改进管理方式，不断创新领导模式，这推动了企业领导科学的深入发展。西方一般领导理论主要来源于企业的领导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的领导改革，推动政府行政领导科学的发展。企业的领导活动与政府的行政领导活动有着许多共通的地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如企业要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战略发展计划，政府也要为国家确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社会的发展战略；企业要为顾客提供优质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政府也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企业要关注效率，政府也要注重效率，等等。因此，在西方的政府行政改革中经常借鉴企业领导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当前西方比较盛行的“政府再造”活动，就是运用企业的领导方法和精神来改造政府，提高政府的效率，改善政府形象。但是，毕竟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在领导的本质、领导的原则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能完全等同与互相照搬照抄，只能借鉴和改造。 3．两种研究范式西方尤其是美国领导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从研究领导者（Leader）的角度入手来研究领导理论（Leadership），二是从领导活动（Lead ）的角度来研究领导理论。领导科学创立的初期，主要是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不仅时间长，研究者多，而且成果多，影响大。西方领导理论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从领导主体的角度来研究领导素质、领导作用、领导方法的。尽管研究者也离不开领导活动，但研究的重点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和素质、领导权力和权威、领导方法和艺术等，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领导理论的传统内容，而且成为领导理论不断创新的生长点。近20 多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少学者从领导活动的角度来研究领导理论。尤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科技经济市场 1引言 500年至1500年，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出只增长了3倍，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1939）和Domar （1946）的基础上，按照Harrod-Domar模型，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同时，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1）总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2）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3）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1）自索罗模型开始，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2）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3）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4）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并且是外生给定的，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无限斯界模型）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 Horizon M odel）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Ramsey,1928），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佘时飞（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2）摘要：在哈罗德-多马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基础上，索罗将资本进行了内生化，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和戴蒙德则将储蓄进行了内生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后沿着内生化方向，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内生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本文将对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经济研究趦趻 2009年第8期

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小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这句话表明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起决定的作用。这句话间接证明了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在这篇报告中详细说明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将中国经济史分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力图从这些历史冰山一角展望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个重要的部分。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从先前至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富民强，稳定政权。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所必需要具备的条件即是适应当下的国情，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历经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详细的在报告中已写出，以下是一些总结：

秦朝的经济制度是由商鞅变法打下的基础，其目的是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政治的控制之下。它的不利影响是因其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的盲目干预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的不满以及社会的动乱。但他在经济上所做的“同一”模式又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汉袭秦制，自不必详述。跳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首先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了与北方齐肩的程度，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再者，随着唐代与外国的交流日益繁密，中国的两条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往来车马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且，唐代的生产力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的曲辕犁，筒车。手工业诸如丝绸，唐三彩也各有发展，还出现了银行的雏形柜坊。宋代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漫长过程。。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有历史学家说宋朝时藏富于民，应当不差。讲到宋代，不能不提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的推行最终以失败告终，是因为王安石只是一味的想着扩大政府的收入，从商人地主手中获取利益，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王安石把改革的内容单纯的依靠理论来建立，有悖实际反而动摇了宋朝的根基。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doc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目录理论概述理论内容理论思路理论概述理论内容理论思路展开编辑本段理论概述内生增长理论概述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编辑本段理论内容储蓄率内生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劳动供给内生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Ehrlich and Lui(1991年)，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生技术进步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要素报酬不变：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一）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以“governance"(“治理” )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 为“统治” 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

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 的治理框架。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 的治理框架。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作业题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姓名：郝飞飞学号： 2014822012 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目录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及涵义 (1)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1)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 (1) 二、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1)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 （二）发展观念的模式的统一 (2) （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统一 (2) 三、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2) （一）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 （二）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 （三）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 （四）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 (3)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 (3) （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 (4) （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5) 参考文献： (5)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当下我国正处于提速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照党的十八大指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伟大部署，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系，立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出发构思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与方法。即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生增长理论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 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 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 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 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