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劳动市场论

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个特点和致命弱点：考察工资粘性和失业等问题时几乎不讨论劳动市场。这就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劳动市场理论，不仅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阐明了劳动市场失灵、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等问题，而且在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预期假设基础上，解释了劳动市场失灵的原因，较好地说明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现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微观经济学的劳动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的关键性假设是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地调整，工资上升容易下降难。新凯恩斯主义区分了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名义工资粘性是指名义工资不随名义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实际工资粘性是指实际工资与需求的变化几乎没有相关性。

１.名义工资粘性

（１）交错调整工资论

该理论认为，在短期内，不论通过合同机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交错调整工资是指劳资双方通过雇用合同调整工资。由于合同签订的时间不同，工资调整就会交错进行，形成一个交错的序列。

交错调整工资使得工资总水平具有了惯性。工资不仅与以前的工资水平有关，而且与今后的工资期望值有关，而工资的期望值又与总需求的变动有关。不过，合同一旦签订，总需求的变动就对未到期的工资合同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期合同的工资调整。所以，总工资水平有惯性。这种惯性会影响产出和就业，使工资的稳定性和产出稳定性之间有替代关系。

总工资的稳定性和产出稳定性之间的替代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当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与总工资的增长相适应时，货币政策能使总工资水平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其代价是通货膨胀率提高。当工资水平稳定时，货币投放量的变动会引起经济中超额需求较大的波动，总产量和就业率也会发生相应的较大波动。总产量和就业的稳定性就差。总工资水平越稳定，产出和就业就越不稳定。反之，总工资水平越不稳定，产出和就业就越稳定。总工资水平越稳定，名义工资粘性就越大。

合同机制有助于总工资稳定，导致工资出现刚性。当货币政策与工资的相关程度很低时，工资合同能使名义工资随价格水平的改变而作相应的调整，将工资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合同机制维持总工资稳定性的作用越大，总工资水平越稳定，但是就业和总产量的波动就越大。工资越稳定，工资粘性也越大。

工资合同中的期望机制对总工资惯性也有影响。签订合同时，如果双方都重视近期预期的作用，总工资的惯性就大；如果劳资双方都比较重视未来较长时期的理性预期值，那么，总工资的惯性就比较小，工资不太稳定，产出和就业比较稳定。对未来短期内的期望制越重视，工资总水平就越稳定，名义工资粘性就越

大。这样一来，国家稳定工资水平或者理性预期要求稳定工资时，必然要求货币政策与总工资的增加相对应，其结果是出现通货膨胀。由于货币与工资水平相关度高，超额需求波动剧烈，产出会下降，对劳动的引致需求也会减少，失业增加。所以，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交错调整价格论给短期动态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这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理论上稍胜于理性预期学派之处。理性预期学派只是根据自然率假定建立了一个描述通货膨胀过程的模型，说明经济的长期特征。但是，他们忽视了短期的经济动态分析，不能说明通货膨胀为何与失业并存。

（２）长期劳动合同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斯坦利．费希尔用一个长期劳动合同模型说明，尽管有理性预期存在，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能影响实际产出。他从单期合同、交错合同和指数化合同分别说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a．单期合同和理性预期

所有的长期合同都在某个时期中签订，经济中就盛行单期合同。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调整工资，工资水平与某一时期以前的所有的信息相关。就业水平由引致需求决定。当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其工资也提高时，影响总产出水平的只是随机扰动。如果货币是中性的，那么，在充分就业时调整工资，货币对产出就没有影响。因为人们在任何时期都会知道下个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在工资合同调整时，名义工资能反映期望价格水平，以维持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为常数。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产出，却能影响价格水平。所以，货币政策能够调整价格总水平，使价格总水平保持均衡，以减少厂商经常调整结构所付出的代价，增进社会福利。

就理性预期下的单期合同而言，货币政策不能影响总产出，但可以影响价格总水平，并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所以，即使存在理想预期，经济政策还是有效的，应构建和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b．交错合同和货币政策

交错合同指厂商和工人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地签订长期合同。交替长期合同使名义工资有了刚性。在货币供给量为厂商和个人所知晓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仍然会影响产出水平。其原因为：当政府在调整货币供给量时，总有些厂商的劳动合同未到期，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不影响这些劳动合同。与这些劳动合同有关的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只有合同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名义工资可以调整。政府针对经济中的扰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合同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能影响那些合同未到期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而导致产出水平发生变动。

当经济中存在某种特定的指数合同时，货币政策无效。然而，在实际经济中，这种特定的合同通常不存在。所以，一般地说，即使存在指数化合同，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仍然有影响。特定的劳动合同指工资与价格完全指数化的劳动合同。确定这样的合同需要忽略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规模经济效应等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厂商确定劳动合同是十分重要的。如厂商经常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变化来调整工人工资。因此，完全指数化的合同在经济中很难找到。不论单期劳动合同还是长期交替合同，都难以按照精心构造的特定的劳动合同去调整工资。所以，货币政策总是有效的，总能影响实际产出。

长期劳动合同论指出，在理性预期存在时，货币政策仍能影响实际产量。这

既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能稳定经济的主张，又局部地修正了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府政策无效的结论，说明政府政策不必通过愚弄经济人来发挥作用。在货币政策已被人们知晓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经济仍有以下作用：第一，对只有单期劳动合同的经济来说，货币政策虽不能影响实际产出，但能影响物价，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第二，在流行交错合同的经济中，货币政策不因经济人的理性预期而失效。它能影响合同未到期雇员的实际工资，从而影响产出和就业。第三，在交错合同指数化经济中，连续几个时期货币存量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导致总产出水平的变动。

２.实际工资粘性理论

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隐含合同论、局内－局外人理论、效率工资论。

（1）隐含合同论

隐含合同是指风险中性的厂商与风险厌恶的工人之间存在的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协议。隐含合同论正是以这种隐含合同来阐明工资与非自愿失业的关系。

８０年代末，隐含合同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从微观经济角度出发理解工资粘性与失业的经验规则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凯恩斯本人以一个复杂的货币幻觉来解释名义工资刚性。他认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工资相对低于其他工人，他们抵制削减名义工资，所以工资有刚性。按照这种工资理论，工资结构的“公正”是计量劳动供给决策的要素。但是，“公正”本身并没有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操作的定义。这种观点没有微观经济基础，是缺乏说服力的。隐含合同论从劳务和企业提供的保险合同来说明工资粘性，具有微观经济基础，弥补了凯恩斯工资论的不足。

阿克洛夫和霍尔(Robert E Hall)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研究发现，在美国，普通工人从事一项工作的时间平均约为10年。这说明在劳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某种工资制度安排，而不是瓦尔拉斯拍卖人。那么，什么样的“经济胶水”将工人和厂商长期结合在一起呢?隐性合同理论(implicit contract theory)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这种隐性合同理论最初是由贝利(M．N．Bailey，1974)、戈登(Gordon，1974)和阿扎里亚迪斯(C. Azariadis，1975)提出来的。

隐性合同理论认为，实际工资粘性是因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一种非正式的合同所造成的；这种非正式合同是由许多企业与工人之间长期形成的一种隐含的默契。之所以要形成这种默契，是因为它符合厂商和工人的双方利益：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保持雇员对他的忠心，而工人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流和消费流也需要在各种情形下保证稳定的工作关系，于是厂商和工人都发现有必要在他们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实际上是劳资双方的“看不见的握手”。在这种隐性合同关系中，雇主愿意给工人支付稳定的并且较高的工资，这种较高的工资不仅是代表了对劳动服务的报酬，而且还是对各种冲击下收入变动风险的一种保险，同时也作为雇主根据企业需要解雇工人的交换条件。

隐性合同理论假定：(1)就业者宁愿选择有失业风险的高工资而不愿意选择低工资但是稳定的工作。而失业者不愿意通过降低工资标准来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宁愿等待高工资就业机会的到来。(2)雇主和雇员都是风险厌恶者，但是雇主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要低于雇员。因为工人的收入是有限的，他们要每月支付房租和为汽车等大件商品分期付款，所以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工资收入经常发生波动。

而且，工人虽然希望为经济困难时期保险，但是他们进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途径是有限的，他们的人力资本不容易被多样化。而雇主通常是富人，他们融资或调节收入的余地很大。

在存在隐性合同的场合，工人得到的工资实际上包含两部分：“市场”工资(或平均工资)和保险费。前一部分是工人在任何企业或行业都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后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失业保险或稳定工作的保险。当实际工资高于市场工资时，工人获得正数的差额，这个差额可以看作是一种失业保险；当实际工资低于市场工资时，工人获得负数的差额，这个差额可以看作是工人为工作稳定支付的保险费。隐性合同模型可以用图6—2来表示。

在图6—2中，企业由三个部门构成：生产部门——它向工人购买劳务，并把每个工人生产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记入这个工人的名下；保险部门——它提供公平的保险政策，并且根据自然状况，把有净保险赔偿(NH)的工人记入贷方，把有净保险费收入的工人记入借方；会计部门——它为每个工人支付工资仙，w＝MRPL十NH。

在隐性合同模型中，工人工资不再由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工人工资通常高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这种工资决定机制和工资粘性会导致失业。因为当总需求减少时，工资不能迅速下降，对劳动的引致需求会减少，从而引起失业。

（2）“失业滞后论”与“局内人-局外人”模型

失业滞后论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观念相反的观点：长期均衡就业与实际就业率的滞后量相关。失业滞后论研究了劳动市场中的失业和工资的相关性，通过局内人－局外人模型阐明：工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工人，而且，长期失业者对工资调整几乎没有影响。

a．纯局内人的工资调整。

局内人是指目前已经在职的雇员，或暂时被解雇但与在职雇员同属于某一利益集团的人。局外人是指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失业工人或短期在职的临时工，局外人不受企业或行业工会的保护。局内人受各种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厂商在用局外人代替局内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

因此，尽管局外人愿意接受比局内人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转换成本较大，压低工资的所得不足以补偿转换成本。所以，厂商不愿意低工资没有经验的局外人，而乐于继续雇用高工资的局内人。这样，与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就具有就业上的实际优先权，从而使局内人在劳动市场上获得市场力量。而且，这种市场力量还因局内人的合作而加强。局内人所拥有的市场力量迫使厂商先雇用局内人，在

所有的局内人都被雇用后，厂商才会去雇用局外人。

纯局内人的工资调整是指局内人在调整工资时，一点也不考虑局外人的利益，仅仅是为了维护局内人的利益而变动工资。比如，工会代表局内人与雇主谈判时，往往只考虑工会的利益，极少考虑非工会成员的利益。在非工会的谈判中，局内人自己也有力量迫使雇主让步。雇主要考虑雇用局外人时他付出的转换成本。

另外，雇用局外人时，局内人不再努力工作而造成效率下降。局内人与局外人不能很好地合作，产生内耗，等等。这些情况都会给厂商带来隐形损失。在每个厂商的局内人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完全不考虑局外人的反应时，局内人就能单方面与厂商进行工资谈判，提高工资。局内人通过调整工资，使期望就业的人数等于局内人成员数。如果经济的冲击仅是名义货币量变动，工会在与雇主谈判时仅关心局内人。那么，总就业等于上一期的实际就业加上名义货币量变动引起的随机扰动。换言之，在忽略随机扰动的情况下，均衡就业等于上一期的实际就业。此时，经济并不显示回到任何固定的均衡就业率的倾向，经济中的就业状态没有传统就业理论所说的自动恢复到原有均衡状态的特征。

上述情况的隐含机理是很清楚的：当需求减少时，在职工人不愿意削减工资。在需求收缩而工资不变时，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劳动引致需求减少，就业率下降。当需求增加时，局内人都被雇用后，仍有对劳动的引致需求，此时，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局外人才会被雇用。这些需求的冲击，形成了就业的实际变化。当冲击过去后，就业并不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仍停留在变动后的实际就业状态，该状态一直持续到另一个冲击来改变它。经过失业的经验数据的检验，证明这种实际就业会持续的结论是正确的。

b．有局外人压力的工资调整。

新建企业中不存在局内人。在新老厂商竞争时，老厂商中的局内人会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此外，局外人还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局内人的工资：第一，较高的失业率意味着被解雇后有令人沮丧的再就业前景。这会诱使局内人接受低工资以维持较高的就业机会。第二，较高的失业率隐含着厂商可以用一组新的较低工资的局外人取代相当部分或绝大部分局内人。这就会大大地削减局内人在工资调整时所拥有的力量。不过，对这两种情况的后果都不能估计过高。搞不好，厂商就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厂商利用失业和就业之间足够大的工资差别，提高其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增强厂商谈判能力。

局外人对局内人的影响与总劳动量、期望的就业水平有关。短期失业对工资调整的影响越强，工人对就业水平的期望值越高，名义工资就越低。有局外人压力时，就业水平遵循一个在劳动总量附近的一阶变动过程。因此，如果劳动力数量随时间变化，失业也可以近似地由一个自回归方程来描述。失业状态的持久度由参数ｂ来描述，它是总劳动与期望就业（或实际就业）之差的稀疏。随着ｂ的递增，失业的持久性减低。如果在一个反向冲击后，实际失业增加，那么，均衡失业也随之增加。在冲击消失后，均衡失业的持续性下降，提高的短期失业均衡，会逐步消失，然后回到某种均衡就业水平。但是，一个同样信号的连续冲击能改变失业均衡，如果ｂ是小的，一旦失业均衡改变后，它只能双方缓慢地回到原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以至下一个经济周期到来之际，失业率还远离原均衡失业态。

c．失业的持久性和工资调整。

失业持续时间影响着工资调整。短期失业者和长期失业者对工资调整有不同的影响。短期失业者能对工资调整施加压力，而长期失业者却不能。长期失业不

影响工资调整，将使某些时期内的失业率提高。

长期失业不影响工资调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因为长期失业如果能压低工资，这将会影响到局内人的工作效率，使厂商蒙受重大损失。第二，长期失业者习惯于失业救济，并对再就业感到希望渺茫。这削弱了他们对调整工资的影响力，增加了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力。

3.效率工资论。

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是指一种足以消除工人偷懒或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实际工资水平，这种工资一般高于与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均衡相适应的工资水平，或者高于劳动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是工资率的增函数；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越高，工人就越努力工作，越少消极怠工，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给雇主带来的利润也就越高。

效率工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1)劳动是不同质的商品，不同的工人在能力上存在着差别；即便是同一个工人，他的劳动生产率也会因其努力程度的不同而不同。(2)工人有偷懒的倾向，如果没有刺激或约束，工人就会偷懒，而不会努力工作。(3)雇主与工人对工人的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因而监督工人是否努力工作的监督成本很高。

（1）工资水平高低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率

第一，更高的工资能够使工人的食物消费增加，从而使工人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健康的工人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企业为了保证有健康的劳动力，愿意支付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第二，高工资会减少工人的流动性或“跳槽”的频率，从而减少了企业寻找和培训新工人的成本。有许多原因导致工人“跳槽”，如改变职业，找到更好的职位，迁移到其他地方等。企业向工人支付的工资越高，工人留在企业的激励就越大。

第三，高工资会减少企业在雇用劳动力上的逆向选择，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生产率。如果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偏低，高素质的工人会“跳槽”到其他企业，而留下来的可能是那些素质较低、没有多少选择机会的工人，这会使得企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降低。

第四，在厂商无法完全监督工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高工资会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在企业无法完全监督工人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工人可能会出现道德冒险——他可能会选择偷懒并有被抓住而被解雇的风险。企业通过支付高工资可以减少道德冒险。工资越高，工人被解雇的代价就越大。企业通过支付高工资，可以诱使更多的工人不偷懒，从而提高生产率。

（2）效率工资的一般模型

假定经济中有大量相同的竞争性厂商，其数量为N。代表性厂商的目标是追求其实际利润的最大化。实际利润(π)由下式给出：π=Y-ωL

如图6—1所示，如果一个厂商向其工人支付市场出清的工资wf，工人就有偷懒的刺激。由于对工人的偷懒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偷懒不易受到惩罚。即便由于偷懒而被解雇，工人也能很快在其他企业找到工作，因为各个企业支付的都是大体相当的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解雇并不能构成对工人愉储的有效约束，因此，他们没有努力工作的刺激。为了激发工人的干劲，厂商必须向工人支付高于Wf的工资，例如We在这种工资水平上，如果工人因偷懒而被解雇，他的跳槽成本就比较高，因为其他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都低于We,这里的We就是效率工资。

如果We与Wf的差距足够大，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人就会被吸引到这个企业中来，企业就可以降低花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支出和培训支出，从而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的长期平均成本。

如果所有的厂商都把工资水平提高到We，工人会不会因为其他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也相当高而出现偷懒或跳槽呢?效率工资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全体厂商都提供相当于We的工资水平，对劳动的总需求就小于市场出清的劳动总供给量，经济中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此，工人如果因为偷懒而被解雇，他就不容易在其他企业找到工作，他将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失业者。

在图6—1中，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假定充分就业的劳动供给为Nf。如果工人不偷懒，均衡工资率为Wf，劳动市场完全出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但是，由于工人存在偷懒的动机，为了诱使工人有效率的工作，现在需要支付的工资水平为We 这个工资水平由对工人的不偷懒约束曲线给出。不偷懒约束曲线S表示厂商为了避免工人偷懒而愿意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假定现在的效率工资水平为We，在这个工资水平下的均衡就业量为N。，这时经济中的失业量为NeNf＝Nf 一Ne

由图6—1可以看到，不偷懒约束曲线不会与充分就业的劳动供给曲线相交，这说明在工资水平为效率工资时，经济中总是存在一部分失业人口。

当经济中存在失业时，厂商会不会降低工资或用廉价的失业者来替代在岗工人呢?效率工资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降低工资使得工人跳槽的机会成本降低，这等于是鼓励工人跳槽；用失业者来取代在岗者既会导致在岗者不好好干活，又可能使企业在雇用劳动人手时不得不进行逆向选择，从而使得企业在存在失业时按低于效率工资的工资水平来使用劳动力或雇用失业工人变得得不偿失。

（4）效率工资的微观基础

这主要有四个模型来加以说明。

a．怠工模型

为防止工人怠工，厂商通常支付给工人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但是，工人总有怠工的机会。不过，一旦怠工被雇主发现，工人就会受罚。这种情况叫做“欺骗－威胁论”。如果厂商对工人的惩罚是解雇，解雇就是工人怠工的成本。工人在被解雇的威胁下产生一个不怠工的刺激。如果所有的厂商都支付相同的工资率，而且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怠工就没有成本。这种状况对磨洋工这是有利的，怠工后被解雇的成本太低，工人被解雇后很快就可以重新找到工作。为了消除怠工，加重对怠工者的惩罚，单个厂商会提高工资。这样，怠工者感到磨洋

工被抓获后的损失太大。高工资就产生了一个不磨洋工的刺激。厂商也明白，如果他以低工资雇用工人，就是鼓励磨洋工者。当所有的厂商都这样提高工资时，平均工资就会上升，就业率就会下降。在所有的厂商支付的工资都高于劳动生产出清时的工资水平时，失业的威胁就成为工人的纪律机制。这时，为怠工而失去工作的代价很大。

效率工资论认为，失业在刺激工人的积极性方面有社会价值的作用。社会上存在失业，就会激励在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这时的失业均衡可以被看作最优的失业均衡。但是，失业均衡通常不是处在最优失业状态。失业压力的存在会有利于厂商协调一致压低工资。

效率工资论也认为，效率工资会引起失业的出现和持续。但是，适当的惩罚性措施会减少或者消除非自愿失业。在欺骗－威胁模型中，引入就业费能使劳动市场达到有效率的出清。于是，就业费和解雇对怠工者就构成了双重威胁。与此同时，对厂商来说，雇用低工资的新工人就比较合算。而且，厂商可以通过向新工人许诺将来会给他增加收入。于是，新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逐步提高。最终，工资水平的下降可能会减少非自愿失业，甚至消除非自愿失业。

厂商的惩罚性工资措施会引发道德问题。厂商为压低工资会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说工人偷懒，取消工资合同，用缴纳就业费的新工人代替他们。在老工人的工资超过劳动边际收益时，也会刺激厂商不负责任地宣布老工人怠工，以工资低于劳动边际收益的新工人取代老工人。克服道德损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厂商关心其声誉而自觉按照道德规范办事。其二是，依靠终生合同可以有效地解决不道德行为问题。

b．劳动转换模型

该模型考虑劳动力训练成本对于就业的影响。在厂商实行高工资的

情况下，企业内的工人不愿意出去，而外企业的工人却想“跳槽”到该类企业中。其它厂商为防止工人“跳槽”，不得不也实行高工资策略。这样，就会出现所有厂商支付的工资都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劳动市场就不能出清，出现了非自愿失业。这时，厂商支付给新工人的工资会高于其劳动边际收益，工资和劳动边际收益的差额是边际训练费用。劳动边际训练费用是对厂商利润的扣除，所以，厂商不愿意多雇用新工人。这会造成劳动市场上新工人不能全部就业，劳动市场就成为非出清的。

c．反向选择

该模型进一步说明了生产率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假设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工人的能力与他们的最低期望工资正相关。厂商用较高的工资能吸引能力较强的雇员。厂商依据求职者要求的工资高低判断其能力大小。厂商认为，求职者提出低工资是无能的表现，所以，厂商理性地将高工资付给那些能力强的人，并摒弃那些要求低工资的人。这种选择雇员的方法与一般厂商以低工资雇用新工人的方法相反，所以，叫做反向选择（逆向选择）。新雇员进入企业后，厂商要设计自我选择机制，引导雇员显示其真实能力，在了解雇员能力的基础上作出解雇还是继续工作的决策，保证高工资高效率。所有的厂商都作反向选择的结果时，在职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劳动市场出清时的水平。因此，失业率会提高，并且在职工人之间工资存在显著的差别。

d．社会模型

该模型将工资粘性归于社会习惯和适当行为原则。该模型认为，工人的努力程度依赖于他所在组织的工作规范。因此，厂商能通过提高工人群体的工作规范

来提高劳动效率。厂商可以制定一个略高于工人最低需求水平的工资，在这个工资以上，给予一个奖励工资。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通常将获得最低工资的市场定额定得比较低，使大多数人都能超过这个标准，以获得奖励工资。社会模型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计件工资的定额定得比较低，容易为绝大多数工人所超过，工人大多可得到奖励工资，发挥了工资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价格粘性论

价格粘性上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和发展了这一信条。价格粘性是指价格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变化。

粘性价格理论试图说明价格粘性的原因以及它何以会造成商品市场不能完全出清。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的定价方式主要有两种：“边际成本定价法”——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采用的定价方法，和“成本加成定价法”——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采用的定价方法；而成本主要由货币工资和投入品的价格构成，所以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名义工资粘性往往导致价格粘。

价格粘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转换为市场是否出清的问题，即市场机制是否有效的问题。价格有弹性，则市场出清，市场机制有效；而价格有粘性，则市场不能出清，市场机制失灵，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纠正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仅仅指出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或粘性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论证价格刚性或者粘性的原因，所以，他们受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批评，说他们缺乏微观基础。这一批评击中了凯恩斯主义的要害，成为导致原凯恩斯主义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凯恩斯主义为了复兴凯恩斯主义，对价格粘性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说明，试图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理性预期的假定出发，刻意在分析技术上下功夫，建立起复杂的数学模型，以一套形式上比较严谨的说法，给价格粘性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新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较多的使用价格粘性的概念，而较少使用价格刚性概念；凯恩斯主义则恰好相反。在深入剖析价格粘性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区分了名义价格粘性和实际价格粘性。名义价格粘性是指名义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实际价格粘性是指各类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粘性。

1.名义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厂商在调整价格时要遵循“状态依存法则”或“时间依存法则”，才能在调整价格后使厂商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两个法则直接阻碍着厂商调整名义价格。所谓“状态依存法则”是指价格为状态的函数，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关的名义价格粘性理论是“菜单成本论”。“时间依存法则”是指价格为时间的函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改变。与该法则相联系的是名义价格粘性论是“交错调整价格论”。

（１）菜单成本论

所谓“菜单成本”(menu cost)，是指厂商调整价格所花费的成本，包括研究与确定新价格、编印价目表、通知销售人员、更换价格标签等所花费的成本，这

类成本类似于餐馆打印新菜单所花费的成本，所以称作“菜单成本”。

主张用菜单成本来解释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有曼昆、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他们假定经济中的厂商是垄断竞争厂商，这种类型的厂商有一定的控制产品销售价格的能力；当需求发生变化时，厂商可以调整产量或调整价格，由于调整价格的成本和风险高于调整数量的成本和风险，所以厂商选择调整数量而不调整价格，从而导致价格粘性。

曼昆等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小的菜单成本之所以会导致价格粘性，也因为存在着价格调整的外部性：单个厂商降价有利于经济中的其他厂商。当一个厂商降低对其产品索要的价格时，这会使平均价格水平或多或少地下降，从而增加了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引起LM曲线向外移动，这会扩大总收入。经济的扩张又会增加对所有厂商产品的需求。这种单个厂商的价格调整对所有其他厂商产品需求的宏观经济影响称作总需求的外部性。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总需求的外部性，小的菜单成本使价格具有粘性。

菜单成本理论旨在说明，当经济中的总需求发生变化时，厂商做出的反应是不调整价格而只调整数量(调整就业量和产量)——尽管调整价格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如果全体厂商都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必然造成就业和产量的周期波动。曼昆因此把“小的菜单成本和大的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

（2）长期合同论或交错调整论

这种理论认为，价格之所以不随着总需求的下降而及时下降，是因为厂商之间存在长期的供货合同，这种合同可以保证买主按照会同签订时的价格购买到所需要的产品的任何数量。所以，长期合同包含长期的价格协议。合同虽然允许价格将来可以随着成本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价格并不随着对这种产品需求量的变

化而进行调整。

这种理论实际上认为企业的定价方式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在这种定价方式下，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

P＝C(1十r) (6—22)

其中，P表示产品价格，C表示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r表示成本加成的比率，rC构成企业的利润。这个加成方程说明，价格随着成本的变化作同方向变化，但是与需求的变化没有关系。只要成本和加成比率不变，即便需求发生了变化，价格也不会变化。

这种长期合同的签订和到期不是同步的，而是交错进行的，因此，对于单个厂商来说，他的产品定价和调价是不连续的，他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迅速地调整价格；对于全体厂商来说，即便供货合同到期的那部分厂商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了价格，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还是变化缓慢。

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企业之间即便不存在公开的长期供货合同也不会轻易变动价格。因为企业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就有动力建立按成本定价的声誉。如果企业由于其他原因而变动价格，客户就会认为他们上当受骗了，原来的主客关系就可能难以维持。如果供货方要证实他调价的合理性，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企业来说交易费用太高。因此，建立长期稳定的主客关系对企业和客户双方都有利。这种长期的主客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合同。

２.实际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鲍尔和罗默认为，实际价格粘性在解释名义价格粘性和名义冲击的非中性时有重要作用。实证分析也表明，没有实际粘性，菜单成本论等名义价格粘性模型只有在非常不合理的参数下才能成立。所以，分析实际价格粘性是必要的。

新凯恩斯主义的实际价格粘性论包括：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需求非对称论，厂商信誉论，投入产出表理论。

（1）厂商信誉论

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引诱厂商实行优质高价的定价策略，从而导致实际价格有粘性。优质高价的信念使价格具有选择效应，同时，也产生一种对厂商维护自己信誉的激励效应。这种情况下，厂商采取优质高价的定价策略将是适当的。当经济发生衰退时，厂商也不会降价而是调整产量。而这时由于产量减少，成本上升，实际成本也是较高的，因此，这时的价格粘性就是实际的。

（２）需求非对称论

这是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等人根据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的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来解释价格粘性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仍然被新凯恩斯主义者用来解释价格粘性的原因。

这种理论假定厂商是寡头垄断厂商。这种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并且带有一个折弯的拐点的需求曲线。如图6—4。P1为这个市场上的厂商接受的现行价格水平，与这个价格相对应，需求曲线在尺点折弯向下倾斜。

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试图说明，寡头市场对单个厂商提价和降价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导致企业提价和降价的结果大不相同。(1)如果一个企业提高价格，他的竞争对手不会跟随提价，顾客将大量购买价格保持不变的产品，提价的那个企业的销售量将因为提价而大量减少，即需求曲线在价格大于P1的范围内有较大的需求价格弹性。(2)当一个企业降价时，其他企业为了保持其市场份额将被迫跟随降价，因而通过降价所能增加的销售量很少，即需求曲线在小于P1的范围内弹性较小。

由于这两个原因，厂商将倾向于把产品销售价格稳定在某一水平上，如图6—4中的P1。在这种情况下，厂商的边际成本变动只要不超过一定的范围(如图6—4中MR曲线的虚线部分)，价格就不会变动。

布兰查德和费希尔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由于调整价格是有成本的，这使得企业在不连续的时间间隔内变动价格。这时企业按照两种不同的规则来调整价格。如果价格调整的成本主要是来自收集信息，则企业使用“时间相关价格规则”，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变动价格，可能是最优选择。相反，如果调整价格的成本主要是物质的，例如“菜单成本”，那么，企业使用“状态相关价格规则”，即将价格变动作为状态的函数，可能是最优选择。

时间相关价格规则和状态相关价格规则的区别是：在时间相关规则下，价格是时间的函数，即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在存在长期合同时，工资和价格随着固定的时间间隔加以调整。在状态相关规则下，价格是状态的函数，即价格随着状态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对于大多数目录价格来说，调整的时间长度有很大的随机性，可以认为这类价格调整是状态的函数。

（３）投入产出表理论

该理论从厂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实际价格粘性。由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复杂性，厂商难以承担巨大的工作量去计算和预测供求变化，从而独立制定适当的价格。这时，厂商最佳的行事方式就是，依据直接供给要素的厂商所提供的信息来调整价格。由于需求变化对单个产品价格的影响在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联系中传递十分缓慢，所以，需求波动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非常缓慢。当上游厂商不能迅速调整价格时，下游厂商的成本变化也会很慢。成本与总需求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依据成本加成原则定价的厂商也不愿意经常变动价格。所以，各厂商之间的相对价格比较稳定，价格就有了实际粘性。

（4）信息不完全、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种理论假定厂商是寡头垄断型的，厂商做出调价决策会面临着“囚犯难题”，价格变动的后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一个厂商降低其产品价格时，他的销售量从而利润能否增加取决于这个市场上其他厂商和消费者的反应。如果竞争对手跟随他以相同的幅度降价，他的市场份额不会增加；如果竞争对手以更大的幅度降价，他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将会减少。如果竞争对手不做出反应，他降价的后果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厂商降价会使消费者认为这家厂商的产品质量下降了，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消费者也可能把率先降价的行为看作是今后其他厂商也会降价或价格会进一步下降的信号，从而做出持币待购或推迟购买的决策。

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厂商一般倾向于回避风险；当需求变化时，调整产量的风险总是小于调整价格的风险。如上所述，厂商调整价格的后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当一家企业减少产量时，只要不是减少得太多，它的风险只是存货减少到正常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它下一期扩大生产把存货提高到正常水平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生产成本一直变化不大，那么，减少产量的风险就很小。而且，产量减少导致存货减少的后果以及生产成本的变化是厂商自己可以控制的、可以解决的，价格调整的后果是厂商自己无法控制的，因此产量调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要小于价格调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

信息不完全也是造成价格粘性的一个原因。当需求变动时，企业并不清楚需求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往往把这种需求变化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变化，因而认为没有调整价格的必要。企业通常是通过观察需求变动的程度和持续性来决定是否调整价格，这就使得价格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的变化。

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信贷配给论

新凯思斯主义的信贷配给理论试图证明为什么在金融市场上会出现信贷配给以及利率的自动调节并不能出清资本市场。

在宏观经济学中，通常用货币存量和利率这两个变量来描述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是通过这两个变量作用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仅用这两个变量来刻画金融市场是不够的。因为，货币存量是内生的，金融体系在发行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内部货币时是充分灵活的，因此，货币存量对于决定价格水平和产出来说不是一个关键变量。并且，在经济活动中通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货币政策虽然对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影响很小，但是却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仅用利率不足以说明金融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信贷的可得性和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投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于是产生了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配给理论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前提上。其基本观点是，资本市场不但是连接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媒介，而且还涉及借贷双方由于对投资项目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许多问题。这些信息问题，不仅形成了资本市场结构和债务手段，而且还影响货币政策向商品市场传导的方式。

1.信贷配给及其原因

所谓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是指金融市场即便处在正常运行的状态，借款者也不能从银行那里借到他想要借的那么多款项。布兰查德和费希尔区分了

两种类型的信贷配给：第一种信贷配给发生在借款者不能在现行的利率条件下借到他想要借的那么多。第二种信贷配给发生在在同样的借款者中间，借到而另一些人却借不到。

发生信贷配给的原因在于：

(一)信息不对称和银行厌恶风险

一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借方总是比贷方有更多的关于还款或违约概率的信息；借方比贷方更多地了解投资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贷方只能在事后确定哪些人违约和借款者有多大的还款能力，银行无法了解贷款的具体用途和具体用法。

无论从利润目标来看，还是从外部竞争来看，或者从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来看，银行都是一个风险回避者。银行只有通过降低不良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才能使破产机会最小化，才能使自己稳定发展，才能使预期利润最大化。因此，银行并不是把利率高低作为是否贷款和贷款多少的惟一指标，也不论当前的利率是否能够使信贷市场出清。

(二)逆向选择

银行的利率既有正向选择作用，也有逆向选择作用。如果利率提高使得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或投资者获得贷款，银行的利润就会增加，这就是正向选择效果。如果利率提高吓跑了低风险的投资者，而提高了高风险投资者的借款比例，银行的利润会因为借款人还款能力低而减少，这就是逆向选择效果。

(三)道德冒险

当贷方和借方之间的合同是一个允许破产的债务合同时，贷方提高利率会增加借方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刺激。这是因为借款人与银行的利润函数不同，借款人的预期利润是投资风险的递增函数，高风险往往有高回报；银行(贷款人)的预期利润则是投资风险的递减函数，投资风险越大，还款的概率就越低，银行收回贷款本息的可能性越小。如果投资方破产，银行只能获得抵押品，而抵押品的价值总是低于贷款本金。

2.信贷配给模型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冒险，银行贷款的预期利润并不总是与利率的高低

p

新凯思斯主义者认为，信贷资金供给增加，贷款的成本降低，银行对借款人的投资风险和违约概率的乐观预期，都会使得银行的预期利润下调。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银行预期利润降低会使信贷配给面扩大，更多的借款人可以获得贷款。

在银行预期利润为π＊时，第1组借款人之所以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可能是因为：(1)银行认为他们的投资项目的风险过高；(2)他们的资信度较低；(3)银行认为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难以控制；(4)银行难以识别他们的还款能力。

因此，在可以识别借款人的特征时，银行将愿意把资金贷放给那些风险小、还款概率大的借款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借款人即便愿意支付高于金融市场的利率或提供更多的贷款抵押或担保也得不到贷款。这说明，资本市场并不仅仅是在利率的调节下实现均衡，而且还在数量调节下达到均衡。当资本市场存在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往往不是采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而是采取信贷配给的办法强制使资本市场达到均衡。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这时候的资本市场处在非出清状态。

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承认，产生总量扰动的冲击之源可能来自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然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在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摩擦和缺陷，它们将放大这些冲击从而导致大的真实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对于新凯恩斯主义者而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冲击来自何方，而在于经济如何对其作出反应。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就总量波动问题有过两条研究思路。力量较大的一派强调名义刚性的重要性。而另一派则追随凯恩斯(1936年)和托宾(1975年)，探讨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destabilizing impact)。

（1）名义刚性下的经济周期模型

我们将依次考察它们。考虑图7.8，在图(a)中我们要说明的是货币供应下降的作用，此时总需求曲线从AD0移至AD1。如果菜单成本和真实刚性的共同作用使得价格水平在P0处保持不变，那么总需求的下降将使经济从E0移至El点。

产量的下降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在图(c)中，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曲线Dle 表示不同的产量水平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如图所示，生产Y1的产量需要L1的劳动力。因为价格水平和真实工资分别固定在Po和Wo，企业就偏离了对劳动力的

观念(notional)需求曲线DL，而处于图(d)中以NKL1表示的有效劳动力需求曲线上。在刚性的真实工资w0下，企业愿意雇佣L0的工人，但是如果多雇工人的话，他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卖不出去。总需求冲击导致的非自愿失业的增加量为L0-L1。在固定价格水平下，新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P0)是完全有弹性的。最终，在(a)中，价格和工资向下的压力将使经济从E1点移至E2点，但这个过程可能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因此与凯恩斯一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倡将总需求曲线移回E0的措施。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冲击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尽管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如图中垂直的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所示。

即使降价最终对所有企业都有利，企业也可能不降价，这是协调失灵的一个例子。如果所有当事人联合采取某个策略，那将产生一个好得多的(也是人们所喜欢的)结果。但是，却不存在这样做的私人激励。其结果却产生了对所有当事人都不利的结局。这就出现了协调失灵(见曼丘，1994年)。在一个分散化的经济中，当事人之所以无法成功地协调他们的行动，是因为在假定其他当事人都不采取行动的前提下，任何单个的企业都没有削减价格增加产量的激励。由于一个企业的最优策略依赖于其他企业采取的策略，就出现了策略互补性，因为如果降低价格增加产量所有企业都将获益(阿尔维，1993年)。对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协调失灵问题有关(见鲍尔和罗默，1991年；

莱荣霍夫德，1992年)。

（2）灵活价格下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二条思路认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不是主要的问题。即使工资和价格是充分灵活的，产量和就业仍然可能极不稳定。的确，价格刚性可能大大降低总量波动的幅度，凯恩斯在其《通论》的第十九章提到过这一点，但经常被人们忽视(《通论》第269页)。在托宾(1975年)的论文发表之后人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见谢夫林，1989年，该文讨论过这一争论)。托宾自己对那些继续强调名义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持强烈批评态度(托宾，1993年)，而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这种经济周期模型——它不依赖于名义价格和工资惯性，尽管真实刚性很重要——的发展中，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发挥过重要的影响。

在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年a，1993年b)模型中，企业被假定是风险规避的。由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金融市场缺陷对许多企业的权益融资产生了约束。权益配给的企业只能通过部分多样化降低其面临的风险。由此而来的对债务而非新权益发行的依赖使企业更易于破产，尤其在萧条时期每家企业的需求曲线都左移时。在此情形下，一个风险规避的、受权益约束的企业将更倾向于削减产量，因为与价格灵活性有关的风险大于来自产量调整的风险。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认为，随着企业生产的增加，破产的概率也增加，而由于破产造成成本，在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将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边际破产成本(marginal bankruptcy cost)衡量由破产造成的预期额外成本。在衰退中，边际破产风险增加，而一个风险规进的企业对此的反应是每降低一价格水平上的产量(给定工资)。企业净值的任何变化和企业对其面临的风险的认识的任何变化对企业的生产意愿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并将由此而来的以风险为基础的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其结果，需求引致的衰退很可能导致总供给曲线的向左移动。这些事件的结合可能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尽管在此模型中没有阻止价格调整的任何摩擦。的确，价格灵活性通过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将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在格林沃尔德一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互相依赖的，而“需求”和“供给”冲击的两分法可能充其量是一种误导”(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年b，第103页)。

图7．9所示为总需求冲击使总供给曲线左移的情形。尽管产量水平从Y0降至Y1，但价格水平保持P0不变。由于碎觉到风险增加，总供给曲线左移，这也将使劳动需求曲线左移。如果真实工资受效率工资诸因素的影响，那么非自愿失业将增加，而真实工资不会有任何显著变化。

除上述影响之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考察了信贷市场缺陷的后果，这种市场缺陷使得风险回避的贷款人以使其资产组合更安全的方式对衰退作出反应。这种行为可能通过提高金融中介的真实成本来放大一个经济冲击的影响。由此而来的信贷挤出可能将衰退转化为萧条，因为许多受权益约束的借款人发现信贷过于昂贵或难以获得，从而导致破产。因为高利率可能增加违约的可能性，风险回避的金融机构常常采取信贷配给的办法。伯南克(1983年)认为，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经济中信贷体系的崩溃，而非货币供给的下降(贾菲和斯蒂格利茨，1990年，该文考察了信贷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