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

一、教学要求

1.要求能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主要情节、主题。

2.了解赵武灵王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司马光：字君实，宋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著名国君，其在位时期使得赵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胡服；骑射

2.内容提示

本文介绍了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故事，故事主要围绕赵武灵王与重臣公子成之间的争论展开，主要通过两方面的言论表现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

三、作者生平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死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其父司马池是个进士，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据传他为官清廉正直。他在光山（今属河南）知县任上，其妻聂氏生下了第二子，因取名光。司马光六岁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用功诵读，深思明辨。他后来知识渊博，著述宏富，并非偶然。他二十岁考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写《通鉴》。神宗初年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从此住在洛阳。他六任冗官，致力于编写《通鉴》。元丰七年（1084），完成《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有《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此书呈上之后，他获得奖谕之诏，并迁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高氏不满王安石新法，欲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司马光这时也振奋活跃起来，连上奏疏，要求废弃新法。上下一拍即合。于是高氏起用司马光和吕公著、文彦博等原被压抑的反新法的老臣。司马光于是年五月当上了门下侍郎，又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进为尚书左仆射，在政治上有了一定权力。他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同道的支持下，大行其志，废弃新法不遗余力。同时，他仍然注意于史学，推荐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通鉴》，还编了《稽古录》一书。他因多年用功写书而体质衰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又因近年为废除新法而带病视事，以至心劳力竭，终于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去世，终年68岁。在此前几个月，王安石于四月六日病卒，终年66岁。政坛上两颗放射不同光芒的巨星同年陨落。王氏失意于前，谢世于前；司马氏得志于后，逝世于后，似乎后者命定了历史性的胜局。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生活俭朴，“恶衣菲食以终其身”。他写作认真，字迹工整，著作很多。《宋史?文艺志》著录有三十七种，虽因日长时久有所散佚，到了清代中期，《四库全书总目》仍著录有十六种，其中当以《资治通鉴》为代表作。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决非司马光一人所能胜任。司马光是主编，还有三名助编。他选请来的三名助编是，刘恕（字道原，1032—1078）、刘攽（字贡父，1023—1089）、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1041—1098）。司马光选择这三人参加编写工作，既是因为他们政治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在当时都不赞成王这石变法，企图通过编写史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抱负，又考虑到他们每个人都学有专长或有志于史学。刘恕对几千年的史事了如指掌，刘攽精于汉代历史，范祖禹年轻而有干劲，专治唐代历史。他们掌握了当时官府和私家的图书资料，除采用《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参考了杂史、奏议、笔记、文集等三百多种。

2.重点作品

《资治通鉴》简介

自从司马迁作《史记》以后，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继续再写这样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只有班固汉书以下那些断代史，仅仅保存着《史记》部分的形式，至于《史记》的贯串精神却失去了。就连形式也是勉强凑合，不甚适用的。因为《史记》有它自己的观点，它可以成一家之言，班固以下的史家，往往只能作刻板文章，不能发挥相体裁衣的妙用。所以读史的人大都感觉史书的繁重琐碎，没有头绪，没有重点、没有脉络层次，认为难以掌握。东汉末年，荀悦拿汉书的资料重行拆散，改编成汉纪一书，由八十万字缩八万字，这纔有了用编年体编成可供普通人阅读的一部书，然而内容限于西汉一朝，而且所采取的材料未免过于狭隘。

编年体的史书，有一点是确实胜过《史记》、《汉书》的。这就是：叙起事来按着史事的发展层次、如同影片一般，一幕一幕映了出来，使读者可以有比较明晰的观感。特别是汉以后的史实，情事复杂，头绪纷繁，即使司马迁来编这部通史，恐怕用《史记》的办法也行不通。一直到了宋朝，时在公元一○六六年至一○八四年，才由司马光着手来完成这种新的著作，这就是在史学上放出异彩的《资治通鉴》。

《通鉴》所包括的时代，从战国初期开始，一直到五代末年，按年叙事，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往上去是和《左传》相衔接的，因为左传最后一段叙智伯的事，而通鉴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叙起，也正是智氏被灭的结果。虽然中间还差七十几年，事实却是一贯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通鉴》是继《左传》而起的一部重要史籍。

这部著作是汇合当时第一流史学家的智慧能力，费十九年不断努力的光阴而完成的。成书以后，又经许多学者钻研讨论，给后来读史的人不少便利。上面所说编年史的要求，从此可以满足了。

五、创作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

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揭开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时代转变为骑战时代的重要一页，并且对中原地区民族融合、服饰制度的演变、思想文化的变革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段历史在《战国策》和《史记》中都有记载，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写得更加生动具体，故事情节性强，成为后世传诵的名篇佳作。

本文是从《资治通鉴》中节选而来，所以文章的开头并没有多少事件的背景，请参考上文的创作背景详细了解一下。文章先从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谈起，对赵武灵王带兵打仗的踪迹描述了一下，从这些地名来看，主要是从东北打到北方，再到西北，这一片地方主要在河北、山西、内蒙、陕西一带，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当时被称作“胡地”。赵武灵王应该是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认识到了胡服骑射的战斗力，坚定了改革的决心。第一自然段等于是交待了胡服骑射在实践方面的由来。

第二自然段是整个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通过赵武灵王及其使者与王叔公子成之间的论战展开。课文的大部分都是对话，且富含感情色彩，令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赵武灵王的形象是一个智慧的有谋略的君王形象，他为了推行改革，先把公关对象放在了大臣之首王叔公子成身上，他认为“从政先信于贵”，所以先从尊贵的王叔入手，想先说服他，以为国人提供一个示范。但是他又是很讲究策略的，他并没有直接去找公子成，而是先派使者去探听公子成的看法，等掌握了公子成的意图之后，他才亲自登门拜访，用过去先王受过的耻辱来激励公子成，使得公子成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计谋深沉、雄才大略的君王形象。此外，本文采取的对话体是古代历史散文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常常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互相论辩，在正反两方面的叙述中，阐明事情的由来、利害以及各种不同势力的立场，从而达到突出人物形象、文章主题的作用。

2.译文：

赵武灵王向北攻占中山国的土地，到了房子一带，接着到了代地，又往北到了很远的地方，往西到了黄河，登上黄华山的山顶。武灵王与大臣肥义商量把胡人的服装和骑射技术教给百姓，他说：“愚蠢的人所嘲笑的东西，贤明的人反而注意它。即使所有的世人都笑话我，胡人的土地、中山国，我一定要占有它们！”于是就改穿胡服。

国人都不想穿胡服，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称病不上朝。武灵王派人请他说：“一个家庭要听从父母亲的话，一个国家要听从君主的话。现在寡人命令改易胡服而叔叔您不穿，我恐怕天下人都会议论这件事。治理国家需要纲常，要以有利于人民为本；处理政事要有规矩，政令畅通才是上策。推崇德政要先从老百姓开始，而推行政令则先要取信于地位尊贵的人，所以希望百姓能仰慕叔叔您的大义而成就改易胡服的大功。”公子成向使者拜了两拜，行稽首之礼说：“臣听说中原是圣贤教化之地、礼乐盛行的地方，远方的国家都来观摩学习，蛮夷民族都来效仿。现在大王想要舍弃这些而学习远方的服饰，变更古代的做法，背弃国人的民意，臣希望大王再深思熟虑一下！”使者把公子成的话带回去报告给武灵王。武灵王亲自去请公子成，说：“我们国家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和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现在没有骑兵弓箭的准备，那靠什么来保卫国土？前些年中山国依靠齐国的强大军队，侵略我国的国土，俘虏我国的国民，放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的神灵保佑，则鄗城几乎守不住，逝去的先王以此为耻辱。所以寡人改易服骑射，是想预备边境的危机，报复中山国的怨仇。而叔叔您顺应中原的习俗，厌恶变更服装的名声，却忘记了鄗城战事辱，这不是寡人所希望的。”公子成听从了命令，于是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第二天公子成穿着胡服上朝。于是才开始推行胡服令，而招募士兵从事骑射。

3.课文难点讨论

从文章中能看出赵武灵王这个人的哪些特点，请讨论。

答案要点：执着坚定；有创新意识；讲求实用；富有谋略；有政治进取心。

4.相关评论

《资治通鉴》的优点和缺点

《资治通鉴》本身的优点可以约举如下：

毫无疑义，《资治通鉴》用编年的方法叙述，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于史事的发展。但是编年体很容易形成流水账簿式，这点流弊，作者也预料到而且极力避免了。他的心目中本来是以左传为模范的，左传的记事虽然按年排列，可是每遇大事发生，一定要清清楚楚交代前因后果，使读者知道每一事件都不是突然发生、孑然孤立的。特别在政权分裂的时代，彼此之间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件史事固然要知道它的首尾，一个时代也要知道同时各处所发生的情况，这是要在编写的时候极力运用匠心，然后才能表达出来的。此其一。

编年体虽然注重的是史事，但若不明白制度的沿革和它实际运用的情况，还是不能深入了解这些史事的。在史记的各书和汉书的各志中，都有这项极重要的数据，这本不是编年记事所能包括的，但《资治通鉴》却能很扼要地容纳在内。此其二。

正史中还包含大部分的传记文学，特别是史记，次之是汉书，通过细致生动的刻画，将史事的内容更逼真地烘托出来。《资治通鉴》虽然是编年体，可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是从不忽略的。并且还曾经利用各种数据来补充。此其三。

正史固然可靠的成分较多，然而当时人的记载，为正史所不收的，也仍有它各别的价值。特别是唐末、五代的官修正史不能认为完全，因此当时的别史杂史以及其它私人著作，《资治通鉴》都很广泛而且很慎重地加以运用。就以史记的数据来说，有时仍觉得不很充实，例如《乐毅传》就未免过于简略，《资治通鉴》将秦、汉人的传说补充进去不少。据《通考》引高氏《纬略》说，《资治通鉴》所采正史以外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其实正史之中，还有像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之类是现在已佚而不全的，从此可见《资治通鉴》采摭的宏富，为从来所未有。此其四。

宋人修史，往往喜欢在文字上卖弄。《新五代史》以“书法”自矜，《新唐书》好妄改旧文，反致不通，都曾为后人所讥笑。即以《资治通鉴》所奉为榘范的《左传》而论，诚然文章是很好的了，但也有些若隐若现、奇峰突兀的地方，不够明白爽利，读者非细心不能体会。《资治通鉴》却是替读者着想的，叙事只是平平实实，清清楚楚，虽然大体上仍保存原来的语气

和文体。至于前后映带勾勒，却比旧史更为分明。当时剪裁衬帖的工夫的确非常细密谨慎，正如一个巧妙的成衣匠，将一件破烂的衣服，重新修整一番，便焕然改观，穿起来既美观又适体。又如部伍不整的军队，一经名将手里加以号令部署，就变成精神百倍。编年史而兼具文学性，不得不推《资治通鉴》了。此其五。

向来史书所载文章，多半只限于奏议之类，次之则为其人所特别擅长而可以代表其身世的词赋。《史记》创了这种格式，附录的文章有时未免反多于事实。《资治通鉴》于有关系的大文章，所录常较正史本传更多。至于纯文学，尽管传诵古今，却都从略。而其它能反映一时风俗意识的，即使很零碎，也都从史书以外搜来，例如吕才序葬书、聂夷中咏新谷之类。可见司马光手眼所到，既远大而且该传。此其六。

宋朝人很喜欢持正闰之论，一定要说某一朝是正统的，某一朝是僭伪的。于是对于刘备，一定要算他继承汉统，对于曹操却恨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权。司马光虽然也极讲究纲常名教，他对于这一点，持论却比较明达。还有，前史好讲符瑞以及神异怪诞的谬说，《资治通鉴》对此几乎全部削去，这也是司马光卓识之一，因此为历史扫除了不少的迷信色彩。此其七。

《资治通鉴》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的。

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司马光当宋神宗变法之际，代表着保守势力；和王安石立于反对地位，他的保守意识非常强烈，所以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中，一贯设法表现所谓王道政治的主张。任何激进的改革、进步的措施、积极的事业，总是不以为然的，在字里行间，往往流露他的这种意识。这一点在胡三省的自序中也曾经提到。就战国时代而论，在商鞅变法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件事中，主张改革的言论甚多，有几处重要的都被司马光删去。总而言之，司马光是拥护君权的，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主要目的在规劝君主不要变法，不要生事，只要用有德的人，不要用有才的人，这是他一生的偏见。

另外一点是过于轻视文人，这一点前人也已经指出，《日知录》载李因笃的话说：像屈原这样重要的人，居然一字不提。而且关于谏止怀王的话，只采《战国策》归于昭睢，而不采《史记》归于屈原。杜甫的地位也不为不重要，假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诗在王叔文口中念诵过，连姓名也不能在《资治通鉴》中发现。顾炎武却替司马光辩护，认为《资治通鉴》本来是“资治”，的何暇录及文人？固然文人可以不录，但是明明与政治有重要关系的，如何可以凭主观一概加以排斥呢？

批评《资治通鉴》的话，最早出于刘恕的儿子刘义仲。他提出八点，最重要的有下列五点：（一）个人的事迹无关政治的，《资治通鉴》照例不载，如独载薛包、茅容的事迹，屈原反而不载。（二）荀子、孟子书中的话既然被采録，这两个人的事迹却不备载。（三）不书符瑞而书高祖斩蛇。（四）不书褒贬过分之事而载荀淑比黄宪于颜回的话。（五）不书传疑之事，而载魏冯太后鸩杀显祖。这足见《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已经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南宋一朝，纠正《资治通鉴》的，据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书中，有洪迈《容斋随笔》及王应麟《困学纪闻》两种。到了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订正《资治通鉴》及胡注错误的有数十条之多。但这些还都并不是专门替《资治通鉴》作补救工夫的。

真正够得上作《资治通鉴》及胡注功臣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反而不显，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有一篇《严衍传》，据说严氏是万历时嘉定的一个诸生。他认为“温公著书，意在资治。故朝章国政述之独详，而家乘世谱纪之或略；其于人也，显荣者多而遗逸则略，方正者多而节侠或略，丈夫者多而妇女则略。”于是援引正史及他书以补之，或补为正文，或补为分注。而分注之中又包含三种：一是补充事实的附录，一是补充考异的备考，一是补充胡注的补注。严氏有个同志谈允厚帮了他不少的忙，谈氏又指出《资治通鉴》的毛病有下列几点：一是有首无尾，二是有尾无首，三是一事两次记载，四是一人误分作两人，五是两人误合作一人，六是因叙述不明而颠倒事实，七是月日的错误。至于胡注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看出《资治通鉴》的误字脱字，而任意为之解说。他这种锐利的批评，虽古人复起，恐怕也无

词以对。

严氏的原稿因为卷帙太繁，刊行不易，沉埋了多少年，不能问世。道光中张敦仁氏想了一个简便的办法，专取所补正的各条抽出，并且加以压缩单行，而不附在《资治通鉴》原文之内。这部书就名为《通鉴补正略》。虽然对于严氏也不为无功，但是严氏原著的精神面目未免有了损失。嘉、道中江南的名史学家李兆洛氏对于严氏原著之不能刊行极为惋惜，后来虽有江夏童氏将严著全部摆印成书，武进盛氏继之刊板行世。然而始终流传得不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件可惜的事。

如果将严著细细探讨，就知道读《资治通鉴》而无严著辅助，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严氏之补通鉴，并不是矜奇炫博而广搜《资治通鉴》以外的数据来充实其内容。他的用意是将《资治通鉴》所不应遗漏而遗漏的地方指出，根据原资料补充完整。往往虽只补一二字，若与《资治通鉴》原文相对勘，就知道《资治通鉴》原文不是有误字，就是有脱字，或虽无脱误而意义不完整。这些往往是在读《资治通鉴》时所不及觉察的。在钱大昕氏的《严衍传》里举出《资治通鉴》的严重缺点，有些的确不能诿过于传写传刻之误而实在是由于编书时之率臆妄改。尤其是卷一百七十三一例：周宣帝问郑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译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本来句读应该是这样的，而胡三省误以宇文孝伯属下句读，因而造成可疑的事实。在这里不但行文有欠妥之处，胡氏又不加详察而曲为之说，更不能不承认应当有一部细心纠正的书。

总之，《资治通鉴》所采用的旧史，经过剪裁以后，有本不误而误改的，有本误而未改的，有意义不明至今还或为疑问的。不但胡氏未经一一看出，即后人专治通鉴之学者也并不能发觉解决这些问题。

七、练习

1.选择题

（1）下列属于编年体通史的是( )

A.《史记》

B. 《汉书》

C.《资治通鉴》

D. 《三国志》

答案：C

（2）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的是( )

A. 司马迁

B. 司马光

C. 司马相如

D. 司马懿

答案：B

（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要是通过（）方式进行叙事的。

A. 对话

B. 议论

C. 铺陈

D. 对比

答案：A

2.填空题

（1）“侵暴吾地，系累吾民”中“系累”的意思是( )

答案：捆绑或俘虏

（2）“制国有常，利民为本”的“常”的意思是( )

答案：纲常

（3）课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选自（）。

答案：《资治通鉴》

3.简答题

结合课文，简要介绍一下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所采取的策略。

答案要点：抓住朝中要臣公子成为突破点，耐心说服，以理服人。

八、研习与思考

1．赵武灵王和公子成分别代表了变革和保守的两面，他们分别阐述了自己主张的哪几项理由？你觉得公子成听服于赵武灵王的原因又有哪些？

答：公子成的理由：中原大同为礼乐中心，不能效法蛮夷之道，否则人心不服。

赵武灵王的理由：（1）加强军备可以抵御外辱；（2）前有中山国侵鄗的历史教训；（3）叔父保守，拘泥于旧俗。

公子成听服于武灵王的原因：（1）武灵王使之请之在先，又亲自前往劝说，能礼遇自己；（2）武灵王从国家大局利益为重，言之有理。

2．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历史却一次次地证明没有冲突的变革，便没有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异曲同工，一个是主张胡族向汉人学习，一个是主张汉族向胡人学习，前后相映成趣，都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资治通鉴》对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也有详细的记载，阅读下列文字，谈谈孝文帝是怎样让大臣们听从他的主张的。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迅之卜筮。”帝曰：“昔周、邵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何为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

……

魏主欲变易旧风，（十一月）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卷一百三十九）

（建武二年五月）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

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卷一百四十）

答：第一步，说服尚书于果和平阳公两位要臣，讲明治国不应墨守陈规，也不能诉诸迷信。第二步，在朝廷上，当众问明群臣意见；采用严厉的措施，命令全国上下坚决执行，违者治罪。

孝文帝也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是最主要的；其次，他能抓住主要官员进行劝说，讲明道理；对一般臣民，则采用严厉的惩罚制度，迫令执行。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之《赵武灵王》（1－3）

主演：刘威郭涛等

十、延伸阅读

石凌虚《三晋历史人物》(节选)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

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