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共患病防控情况总结

人畜共患病防控情况总结

人畜共患传染病是指由共同病原体引起，流行病学上相互关联，在脊椎动物和人类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按照病原体的生物属性分类，可分为病毒性、细菌性、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病等。人畜共患病可源于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家畜、家禽和宠物，也可源于远离人类的野生动物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人畜共患病共有800多种，这占到了可感染人的传染病种类的60%，病原体涉及细菌、病毒、寄生虫、真菌等多种生物。在新发传染病有75%都是人畜共患病。据2007年统计，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种有16种为人畜共患传染病。动物是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的巨大储存库，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破坏，动物病原体的遗传变异和跨种传播的风险增大，人畜共患病对人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家畜饲养量不断增加，畜禽及其产品的流通日益频繁，布鲁氏菌病、结核病（以下简称“两病”）和狂犬病等重要人畜共患病出现抬头趋势，不仅严重影响畜牧业生产，并已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畜共患病防控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为进一步掌握人畜共患病疫情情况，科学制定防控措施，现

把我国近年来人畜共患病防控情况总结如下：

一、我国人畜共患病防控总体情况

（一）人畜共患病疫情总体平稳

1.布鲁氏菌病

2011年，全国畜间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疫情形势仍较重，部分地区呈下降趋势。内蒙古、吉林、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3个省（区）335个县722个乡6208个村发生布病疫情，发病牲畜116795头（只），死亡580头（只），死亡率0.5%。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发病羊108633只；陕西省938只，吉林省937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31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牛发病932头，浙江省460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为375头和360头；内蒙古自治区其它牛发生布病716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4头。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南、海南、广东、广西、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19省（区、市）没有发现布病临床病畜。

2.结核病

2011年，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牛结核病疫情上升外，全国其他省牛结核病疫情呈现下降趋势。内蒙古、吉林、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3个省（区）133个县195个乡396个村发生奶牛

结核病，发病牛3394头，死亡51头，死亡率1.5%。其中新疆奶牛结核病发病2230头，死亡39头；浙江奶牛发病401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奶牛发病146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海南、重庆、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甘肃等19省（区、市）无临床结核病畜。

3.狂犬病

2011年，全国狂犬病疫情稍有上升。河北、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云南等9个省（区、市）98个县253个乡325个村发生狂犬病疫情，病犬434条，死亡271条，死亡率67.07%。

4.棘球蚴病

2011年，棘球蚴病发病范围增加、但发病数减少。据内蒙古、四川、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4个省（区）的资料显示，有95个县308个乡2542个村奶牛发生疫情，发病牛2114头，死亡19头，死亡率0.9%；有95个县308个乡2463个村羊发生疫情，发病羊4703只，死亡羊57只，死亡率1.21%。与2010年相比，发病范围增加29个县154个乡534个村，发病数减少639只，死亡数减少了124只。

5.血吸虫病

2006-2010年血吸虫病农业综合治理项目执行顺利，各项农业重点综合治理措施均落实到位，如期完成了农业血防综合治理

任务，实现了《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08）》预期目标，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全国达到疫情控制标准。到2008年，全国所有164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已全部达到《纲要》中确定的疫情控制标准，其中以山丘型流行区为主的四川省和云南省，及湖沼型流行区为主的江苏省已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其余以湖沼型流行区为主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4省已达到疫情控制标准。

二是家畜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家畜阳性率由2006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1.08%，下降了76.5%，病畜数由2006年的51983头降至2009年的26617头，全国已无一类、二类流行村（人畜血吸虫病感染率>10%和>5%），家畜疫情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家畜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三是传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各地不断强化家畜圈养、替代养殖、以机耕代牛耕、封洲禁牧、放牧家畜查治等各项措施。据湖区五省重点流行县统计，已有71%的县级政府发布了禁牧通告，聘请禁牧监管人员2187名。7个疫区省放牧家畜数量、耕牛数量显著降低，特别是阳性家畜数量及家畜感染强度的显著下降，有效控制了畜源性传染源，对疫区人体血吸虫病疫情的降低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部分疫区螺情得到有效控制。农业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使湖区垸内易感地带钉螺孳生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变，有螺面积明显下降。在血吸虫疫区推广水改旱36.9万亩，挖鱼池5.1万亩，共减少钉螺面积共计42.0万亩。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如四川省彭山县、丹棱县，通过水改旱种植水果，钉螺面积下降90%以上。

（二）积极落实人畜共患病防控措施

1.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实行依法防治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畜共患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把家畜“两病”列入二类疫病防治；随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农业部颁布了《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保障了“两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2.制定防治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防治工作

农业部先后制定了家畜布病“八五”、“九五”防治规划，“两病”“十五”防治规划，每年制定下发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全国家畜“两病”防治工作。疫区各级农牧主管部门根据农业部总体部署和要求，制定本地区家畜“两病”防治具体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实施家畜人畜共患病防治措施

免疫监测，不同病种

据统计，1987-2007年，全国动物布病防治，共免疫动物76656.7万头（次），其中：羊5921.7万只（次），猪2069.1万头（次）；共检疫监测家畜11367.1万头（次），其中：奶牛2474.9万头（次），羊6727.7万只（次），猪425.3万头（次）；共扑杀病畜298546头，其中：奶牛50764头，羊174698只，猪8173头。2000-2007年全国动物结核病防治，共检疫监测牛2123.3万头（次），其中奶牛1703.99万头（次），扑杀病畜48940头（只），其中奶牛47339头。在布病疫情较重的地区，有计划地开展奶牛免疫1496.7万头（次），上述工作措施的落实为全国畜间“两病”疫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4.科技

各种疫苗

4.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防治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每年投入800万元资金用于布病、马传贫、牛肺疫、马鼻疽等防治工作，结核病未投入经费。各疫区省也相应加大了布病防治工作的投入，1987-2007年，地方累计投入布病防治经费22076.72万元用于布病的免疫、监测和扑杀等防控。特别是近年各疫区省对布病防控的投入越来越多，近5年投入经费15893.62万元，占总经费投入71.99%。这些经费的投入有力地保证了防治工作的开展。

5.加强机构队伍建设，适应防治工作需要

按照国务院兽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新一轮的兽医体制改革工作中，各级兽医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农业部成立兽医局，作为全国兽医管理机构。成立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及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作为技术支撑和服务指导机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县建立和完善了动物防疫行政管理、防疫监督和技术支撑三大体系，为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组织和人力保证。

6.宣传培训

7.加强部门配合

（三）回顾我国人畜共患病发展趋势

1.全国畜间布病疫情防控取得成效

与2010年相比，奶牛的发病县减少了56个，疫点529个，发病数减少了4001头，其它牛发病数减少了2186头，死亡数减少86头，阳性率下降了0.47%。羊的死亡率减少1.51%。监测结果显示，奶牛阳性率减少了0.1个百分点，其它牛阳性率减少了0.02个百分点。羊的监测数明显增加了6924910只，扑杀阳性羊数增加了138177只。因此，从牛布病的发病范围、死亡数、阳性数量上看，全国畜间的布病疫情处于平稳呈下降趋势。个别重疫区省（区、市）如内蒙古自治区布病疫情仍居高不下。

2.全国牛结核病疫情呈现下降趋势

与2010年相比，奶牛发病县减少53个，疫点明显减少739

个。除重庆、贵州、湖南、新疆等省区结核病阳性率偏高外，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大部分省区疫情平稳并呈现下降趋势。

3.全国狂犬病疫情略有上升

与2010年相比，发病县减少了83个，发病村减少了104个，发病数减少了214条，死亡数减少了148条，死亡率上升了2.42个百分点。监测数增加了386903条，阳性数增加了2689条，阳性率上升了0.13个百分点。发病县安徽省41个，云南省31 个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病县14个。发病数量最多的安徽省有病犬267只，云南省有病犬83只，广西壮族自治区病38只。

二、主要人畜共患病防控情况

（一）布鲁氏菌

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在畜间流行已久。建国前我国布病疫情资料寥寥无几，既不系统也不准确，更谈不上任何防治工作。1905年首次在重庆报道2例布病。此后,相继在福建、河南、北京、内蒙古、吉林、山东、河北、甘肃等省区的人畜中发现布鲁氏菌感染及布病患者,并从感染的人、羊、牛中分离到布鲁氏菌。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布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畜间布病的发生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70年代为高发期。部分省区疫情相当严重，尤其是在牧区，严重地区的人畜感染率

达到60-70%。二是80-90年代为基本控制期。国家增加了一定的投入，采取“免、检、杀、消、处”等综合防治措施，使布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据统计，家畜布病总的阳性率控制在0.09%－0.28%，奶牛布病阳性率由87年的0.46%下降到99年的0.09%。三是2000年以后为反弹期。随着饲养量增加，市场交易频繁，造成布病疫情反弹。特别是近年来，布病疫情出现上升趋势，家畜布病总的阳性率高达0.75％，奶牛的阳性率由2000年的0.09％上升到2007年的0.84％。

近年来，随着布病检疫监测力度的加大，全国畜间布病发病数由2010年的34890头（只）上升到2011年的125030头（只）。同时，监测检出的阳性畜迅速增多，2010年的40448头（只）上升到2011年的132220头（只），增加了30多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1年对布病疫情比较重的内蒙古等7省（区）抽样监测中，布病总阳性率吉林省洮南县最高（6.67%），规模场阳性率陕西省绥德县最高（6.67%），行政村阳性率吉林省洮北县最高（12.5%），屠宰场阳性率青海省乌兰县最高（25%）。从检测结果看，布病在一定区域或个别场内流行严重，大量传染源的存在使得这些地区及附近周边地区发生布病的风险加大，严重威胁当地农牧民的身体健康。

为了探索区域控制和扑灭布病模式，总结布病防治经验，为全国布病净化提供思路和技术储备，农业部启动内蒙古、吉林、北京等省份布病区域化管理综合防控试点工作。实施布病区域化

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是我国探索创新布病防控工作模式的重要工作，试点工作直接关系到全国布病防控工作成效。试点所在盟（市）、县（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布病防控工作，不断完善兽医基础设施、健全防疫技术队伍，提高检验监测技术水平，为布病防控提供队伍和技术保障。积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积极落实试点工作所需的经费、物资等，为做好试点工作创造条件。

三个试点省份，从区域类型看，有牧区、半农半牧区、城市周边地区；从防控措施看，有免疫主导型，有监测和扑杀主导型；从防控畜种看，有奶牛防控试点，也有牛羊等多畜种防控试点，基本涵盖了现阶段我国布病防控的主要模式。根据布病防控工作需要，除试点实施方案确定的措施外，三个省份试点范围内随时承担新型诊断试剂和新型疫苗等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综合防控技术集成研究推广工作。

为加强试点管理工作，部兽医局组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等单位负责同志成立布病区域化管理综合防控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推动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实施司局级负责同志定点联系，布病专家驻点指导制度。依托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布病专家组，成立布病区域化综合防控试点专家组，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导。各地也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指导试点工作开展。

（二）结核病

上世纪50年代(含1949年)，全国牛结核病呈缓慢上升的趋势，阳性率为0.3%。1957年,阳性检出率达该年代的高峰，其中浙江省阳性率最高，为41.30%，其次是北京市，阳性率为9.34%。1959年发病较多，共发生病牛1189头，涉及7个省份21个县。

上世纪60年代，全国牛结核病继续呈蔓延趋势。10年间发病牛21874头，死亡1064头，发病和死亡牛比50年代分别增加190.03%和91.02%，阳性率比50年代增加0.1个百分点。1960年为第二高峰年，在北京、河北等11个省、市、自治区，共检疫牛198462头，检出阳性1639头，阳性率0.83%，阳性率较高的省为浙江，阳性率72.9%。1966年发病较多，11个省共2657头牛发病，发病比较严重的有新疆，发病牛1410头，其次是四川，发病牛543头。

上世纪70年代，结核病的流行达到了历史高峰期。10年间，发病牛59154头，死亡5913头，阳性率0.23%。1978年，牛结核病发病达到历史高峰，共计流行93个县(次)，发病15954头，死亡1693头，比较严重的省有西藏自治区，发病10346头。1979年阳性率达到该年代高峰，阳性率为0.83%，阳性率比较高的省有浙江(28.85%)、湖北(27.11%)。

上世纪80年代，牛结核病的流行有所缓和，但其感染率仍然比较高。临床发病牛57584头，死亡4045头，比70年代分

别减少2.65%和31.59%。1983年为该年代的发病高峰年，发病牛7262头，死亡404头，比较严重的省有吉林(18.6%)、云南(12.09%)、四川(10.29%)。此外，一些奶牛场感染十分严重，如湖南省常德乳品场奶牛阳性率高达81.09%。1989年发病较多，有28个省（区、市）检出结核病阳性牛。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牲畜流动和交易频繁，奶牛结核病疫情又呈上升趋势。据2000年对北京等16个省、区、市的疫情统计，结核病阳性率在1-10%之间的有10个省（市区），低于1%的省（市、区）有6个，阳性率最高的为黑龙江7%，吉林、云南、四川、湖南、新疆、江苏、甘肃等省的奶牛结核病疫情也有回升。

（三）狂犬病

狂犬病俗称“疯狗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致死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以恐水、畏光、吞咽困难、狂躁等临床表现为主要特征。一旦发病，病死率高达100%，是迄今人类唯一病死率高达100%的急性传染病。中国是全球受狂犬病狂犬危害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的年报告的狂犬病死亡人数在2500例以上（仅次于印度），居39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前三位，不但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而且在疫点周围的人群中产生恐惧与恐慌，尤其是那些曾被动物伤害的人群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及精神障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犬与猫等的饲养量快速增加，从而导致了全国每年被犬与猫等动物伤害的人数不断增加。根据我国每年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销量，专家初步估算全国每年受动物伤害的人数不少于3000万。

建国后我国狂犬病出现了3个疫情高峰。第一次高峰出现在50年代中期，年报告死亡数达1900多例。之后病例数逐年下降，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维持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年报告230例左右）。从1962年开始，我国狂犬病疫情开始出现持续20年的增长，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时疫情上升明显加速，1981年全国报告因狂犬病死亡7037人，为建国后至今死亡数报告最多的一年。整个80年代，全国报告死于狂犬病的人数都维持在4000人以上，年均报告5537例，为我国狂犬病疫情的第二个高峰。

90年代开始，我国的狂犬病疫情明显下降，但1996年至2007年，人间狂犬病疫情重新出现连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5-2007年年均报告死亡3000人以上，为我国狂犬病疫情的第三个高峰。2008年我国狂犬病死亡数有所下降。

近年来，卫生部和农业部就人兽工患病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了合作和信息沟通。自2007年8月起，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控中心定期编写《主要人兽共患病通报》，对狂犬病和布病等主要人兽共患病信息进行分析，互相通报，及时掌握疫情情况。

（四）棘球蚴病(包虫病)

棘球蚴病呈全球性分布。重要流行地区有东亚、中亚、西亚、南美、大洋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我国是包虫病高发国家之一，主要流行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其中西藏、青海、四川、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最为严重，畜间部分地区牛羊感染率高达50%，家犬的平均感染率为35%，猪为13%；人间人群平均患病率为 1.08%，四川甘孜州的某县人群包虫病的患病率高达14.99%，是国内外罕见的包虫病高发地区。目前包虫病由牧区向农区和城区扩散加快，并呈由西北部向东南部蔓延的趋势。

由于西部地区受经济、动物饲养生产方式及生活习惯等的影响，包虫病的广泛流行危及人畜健康。每年，全国患包虫病的家畜在5000万头以上，因家畜死亡和脏器废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逾30亿元。目前，包虫病流行区受威胁人口达6600万，未经治疗的泡型包虫病患者10年病死率高达94%，被称为“虫癌”。包虫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给畜牧业来带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导致我国西部农牧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新疆和甘肃等省在动物包虫病的诊断、治疗和防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采用牛、羊预防免疫、屠宰管制和犬的强制管理等综合防治模式是防制包虫病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我国动物包虫病防治中，仍存在控制传染原困难、动物包虫病的治疗药物有待开发和畜牧从业人员包虫病防治知识普遍缺乏等问题。

我国非常重视包虫病的防治工作，2010年11月农业部等

14部委下发了<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0--2015年）>，该计划强调，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方针，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采取以控制传染源为主，中间宿主防制的综合性防治策略；大力开展区域合作和联防联控，注重科研攻关，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五）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是由人或家畜（牛、羊、猪）等感染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曾在我国南方12省（市、区）454个县（市、区）流行，全国有血吸虫病人1100多万人，病牛120万头，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一亿人受该病威胁，是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经过几十年的积极防治，我国水网型流行区血吸虫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江湖洲滩型和大山区型流行区，因血吸虫病传播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间宿主钉螺难于消灭，家畜这一最重要的传染源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血吸虫病防治成果难以巩固。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后，由于生物、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在部分地区出现回升，一些疫区疫情出现反弹，急性血吸虫病人也不断增加。据统计，2003年全国仍有80多万血吸虫病病人，钉螺面积37.8亿平方米，受威胁家畜1000多万头（其中放牧耕牛150万头，病牛5万头），受威胁人口约6000万，已经达到血吸虫

病传播阻断标准和传播控制标准的县（市、区）中有38个县（市、区），出现疫情回升。为遏制血吸虫病回升势头，2004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通知》；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9月，卫生部、农业部等六部委又联合制定《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规划纲要（2004-2008年）》。在血吸虫病疫区推广应用血吸虫病农业综合治理防控技术，切实有效控制畜源性血吸虫病传染源、改变钉螺孳生环境，对实现全国血吸虫病控制目标、保障疫区人民身体健康、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病牛是我国血吸虫病最重要的传染源，以及钉螺是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的流行特点，农业血防部门联合攻关，提出了农业血防技术体系，包括家畜诊断、病畜治疗和扩大化疗技术、以机耕代牛耕控制血吸虫病技术、兴建农村沼气池杀灭虫卵技术、家畜圈养减少感染和传播技术、发展水禽限养易感家畜等畜源性血吸虫传染源控制技术，以及水田改旱田或水旱轮作、低洼有螺地带建设鱼池等改变钉螺孳生地的技术，这些防控血吸虫病的核心技术已先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二等奖（农业血防综合防治新技术，1997）和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重流行区动物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技术研究，2002）。为进一步有效控制畜源性传染、消灭中间宿主钉螺、保障疫区人民身体健康，农业部下达了《全国血吸虫病农业综合治理项目（2005-2007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农业部联合下达了《全国血吸虫病农业综合治理重点项目（2006-2008年）》，在全国血吸虫病疫区，大力推广畜源性传染源控制技术和农业灭螺工程改变钉螺孳生环境等农业血防技术。

三、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重视程度不够，影响防控力度

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着“重视人医、轻视兽医”、“重视治疗、轻视预防”、“重视重大病、轻视共患病”等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对畜牧业危害程度较大的一类动物传染病如口蹄疫、禽流感能给予高度重视，但没有认识到人畜共患病疫情回升的严重性和防治工作的迫切性，使得对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疏于有效管理。

（二）防控经费严重不足，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

目前国家仅对布病、马传贫2种疫病每年投入800万元防疫经费，对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还没有专项经费投入，这些少量的防疫经费远远不能适应近年来家畜数量的连续增长和防治工作量急剧增加的需要，严重制约了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人畜共患病的监测、检疫、净化是个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必须投入资金和人力。由于投入经费太少，监测、净化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由于没有足够专项扑杀补助经费，发现的病畜和检出的阳性畜得不到及时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畜主对扑杀阳性畜严重抵触，甚至将病畜和阳性畜转移或卖出，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更为严

重的是部分兽医工作者对防疫工作产生了畏惧心理，工作积极性受挫。

（三）部门协调不畅，人医兽医缺乏合力

由于人畜共患病自身特点，仅靠兽医难以有效控制。传统思想和隶属关系导致人医和兽医之间缺乏合作和沟通，在技术、人员、研究方法和防控手段上很难实现优势互补。在人畜共患病防控方面，防控措施缺乏统一规划、有效衔接，疫情不能及时通报和交流，影响了防控效果。

（四）流通环节监管不利，防控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后，由于动物及其产品全国大流通，检疫净化工作的难度加大，致使人畜共患病传播机会增多，防治难度加大，仅凭一个省（市）或几个省（市）之力效果甚微。目前，家畜流通环节上的监管能力和防治措施不能适应防控形势的需要，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和消除人畜共患病在流通环节上传播的机会和风险。一些地方的检疫人员, 法制观念淡薄, 工作不负责任, 在进行所谓的“产地检疫”时, 只收费、盖检疫章, 不予检疫或不认真检疫, 导致病畜进入流通环节, 使检疫程序流于形式。加之有些布病病畜和免疫家畜无明显区别标志，给产地检疫和流通环节监管带来了困难。有的检疫后, 对检出的阳性奶牛不处理或处理不及时, 畜主则转移病牛,易地销售,起到了传播疫病的作用。

（五）基础数据不清，难以制定科学的防控规划

人畜共患病在我国仍然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全国

范围内“两病”的定性和定量流行病学数据。尽管有一些零星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除此之外，根本不清楚我国人畜共患病流行菌株的遗传变异、遗传多态性分布及其与细菌致病性和免疫原性的关系。

（六）防控措施不得当，防控技术相对滞后

目前，防控布鲁氏菌病的措施是：在一定区域不接种疫苗，采取检疫净化的综合性预防措施，这些做法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对于预防该病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饲养量和家畜流动的加大，疫情出现回升，不免疫的畜群缺乏对布病的特异抵抗力,尤其地处疫区的畜群处在高危环境中。同时由于检疫技术落后,目前我国牛布病监测主要是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试管凝集试验和补体结合试验等。平板凝集试验由于其特异性不高，主要用于初筛；而补体结合试验和试管凝集试验操作繁琐、费时费力，同时存在着人为判定的因素及敏感性差,可能出现漏检(假阴性)，且无法区分苗源性抗体和自然感染抗体。牛结核病的监测方法采用牛型结核分枝杆菌PPD皮内变态反应试验，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诊断试剂检测结果差异很大，科学性和准确性难以保障。加之检出的阳性畜没有经费扑杀，达不到净化效果，加重了疫情的扩散。

（七）基层防疫队伍数量和质量不高

一是有的地方基层防疫人员力量薄弱，福利待遇差，影响了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防疫人员技术水平较差，急需培训提高，三是设施设备简陋，实施检疫净化工作有难度，与人

畜共患病防控工作的实际要求差距较大。以上原因，致使各项防治布病结核措施得不到有效落实，发生疫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而任其扩散，使防控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八）养殖户认识不足，自我防范意识差

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人对人畜共患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自我防范意识差；有的从个人利益出发，发现饲养的牛羊发病后，不仅不上报不扑杀，还出售转卖病畜，造成危害。也有的用老残牛致病，骗取国家补偿费。

（九）饲养管理不到位，加重疫情传播

一方面随着动物高密度集约化饲养，而饲养管理水平跟不上、防疫工作不到位，导致交叉感染，疫情加重。另一方面，散养畜群，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养殖环境恶化，也加重了疫情的传播。

四、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为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饮食结构的调整，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量将会大大增加，乳制品具有很大的潜在市场。这预示着我国奶牛业的前景十分广阔，发展空间巨大。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我国奶牛养殖业处于起步阶段，是发展奶牛业最有潜力的国家。随着奶牛饲养规模的不断扩大，疫病防治尤其是“两病”的防控问题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