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研究(正文)

目录

1引言 (1)

2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进程 (2)

2.1君主立宪方案的一次实践——戊戌变法 (2)

2.2晚清的预备立宪与宪法性文件 (3)

2.3民主共和的宪政目标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4)

2.4北洋政府的制宪运动与《中华民国宪法》 (5)

2.5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5)

3中国近代宪政失败之原因分析 (7)

3.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成为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的自然障碍 (7)

3.1.1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形成推动发展宪政的经济动力。 (8)

3.1.2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尚不具备形成推动宪政发展的政治动力。 (8)

3.1.3近代中国的文化内涵不具备形成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9)

3.2“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导致对宪政本身价值的忽视 (11)

3.3专制阶级在政治上蓄意利用使宪政难以真正实施 (13)

3.4民众对宪政信仰的不足使宪政失去其内在动力 (15)

4中国近代宪政失败之启示 (17)

4.1树立宪政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17)

4.2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 (17)

4.3实现宪政文明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结合 (18)

5结语 (19)

致谢 (20)

参考文献 (21)

1引言

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它的正式确立得益于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演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制宪运动在西方各国的广泛开展。近代宪法首先发源于英国，其由许多分散的、不同年代的宪法性文件、判例和惯例所构成，之后美国与法国的宪法相继颁布实施，几部宪法的颁布实施对西方宪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宪法作为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明确树立了四个重要原则：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原则；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联邦与州的分权原则；文职人员控制军队原则，这四个原则构成了美国宪政的基本框架，其宪政模式大大推动了西方宪政思想发展并完善。总结西方各国宪法制度，虽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造成宪政发展轨迹各有不同，但都共同存在较为鲜明的特色：首先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得到确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民主政治成为宪法正常实施运行的前提。其次，宪法确认和保障人权，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为人权提供基本保障，因而又被看成是“人权的保障书”。再次，国家权力受宪法约束，特别是国家对私人合法权利的干预被严格禁止，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人权的顺利实现。最后，西方宪法多被定位为根本法，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

与西方不同，近代之前的中国运行的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推行的是君权至上的政治观念，法律强调的是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宪法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很难从自身生成，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叩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唤醒了人们学习西方的热情，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审视西方的政治文化法律。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前所未有的宪政思想开始萌芽，随之而来的宪政运动及宪法问题也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西方政治法律文化在移植到我国时，势必会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形成冲击，东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如何认识东西方传统历史的差异，使宪政能植根于我国并发展壮大，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2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宪政的动力源泉并不是单纯的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土壤，来自与外部世界的冲击对宪政运动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不难发现，一方面宪政思想和主张同统治集团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对接受西方宪政成果仍存在较大的障碍，然而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社会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以及思想上冲击改变了近代历史的进程。可以说，这场宪政运动的动力源泉是多元的，是晚清以来社会内外矛盾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晚清专制制度同宪政理念此消彼长、冲突对抗的结果。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是中国近代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振兴民族而斗争的历史。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灾难对宪政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围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一主题，统治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宪政主张。

2.1君主立宪方案的一次实践——戊戌变法

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战败及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告终，列强对我国的野蛮侵略一方面大大加深广大民众的苦难，另一方面丧权辱国之痛，严峻的民族危机唤醒了更多的有志之士，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仅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明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基于宪法建立的法律体系才是更深层次的因素。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以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发起的戊戌变法对近代宪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宪政运动提供了历史性的经验。

戊戌变法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制度的蓝图，其内容主要包括：以进化论的观点阐明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以议会制度改造专制主义，为制定宪法提供前提条件；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为维新大计提供法律依据；行三权分立，改变专制制度下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下的新法制，实行法治。虽然就维新派的立场而言，他们是要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

行一场立宪运动，然而当时的维新派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卷入与自己宏旨无关的政治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最终成为变法悲剧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①。戊戌变法也成为了一场“后党”和“帝党”的一场权力斗争，“后党”将维新派看作是“帝党”夺权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事实上对维新派的立宪主张并不清楚，只是直观上感觉到实行立宪会动摇其统治根基，损害其既得利益。因此，变法主张引起了晚清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针对专制与立宪双方产生了激烈冲突。最终，戊戌变法因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政变而结束，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梁流亡海外。

戊戌变法走向失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并未觉醒，只依赖于少部分有识地主官僚和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其基础过于薄弱，；另一方面维新派过于幼稚的相信帝国主义国家为中国革新的“友邦”，对西方列强的本质认识不清。当然在看到其自身缺陷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次宣扬君主立宪思想的政治改革运动，对当时闭塞愚昧的封建统治形成很大冲击，推动了宪政思潮的发展，开启了当时民众的民主意识，在中国近代宪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2.2晚清的预备立宪与宪法性文件

晚清的预备立宪其实是针对严峻的民族危机，以及国内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当时的统治阶级迫于现实压力，对自身统治进行的变通或调整。面对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慈禧被迫实施新政，仿行宪政。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于次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文主要规定了皇帝继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皇权不受任何的限制。对于公民权利义务规定的只是9条空泛的阐述，且只列入附录。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设立责任内阁，任命的内阁中皇族就占有5名，因此该内阁也被讽为“皇族内阁”。1912年，面对革命派的南北威胁，清政府被迫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晚清立宪的一系列举动，只是清朝统治者打着立宪的旗号，来维持其专制统治。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的奏章中说得最为明

①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发生及其反思[J].法学,1997, 8(2):6.

白“以今日之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①。无论是《钦定宪法大纲》对至高皇权的肯定以及对公民自身权利的忽视，还是责任内阁中民众代表的缺席，从宪政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名而无实的，只不过是顽固守旧派不想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做的最后挣扎。至于清政府末期迫于革命派压力颁布的《重大十九信条》虽确立了立宪派倡导的虚君立宪制，但其并未能挽救清朝统治，也并未得到真正的实施，很快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派设立的法律制度所取代。

2.3民主共和的宪政目标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应的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迅速成长，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自己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对清廷统治集团的假立宪进行了揭发，同时他们还同改良派对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问题展开了猛烈地争论。在论及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时，当时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提出了以美国为范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主张应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三个时期。在选择国家政权的模式上，结合我国固有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设立立法、司法、行政、考选权和监察权的五权分立制度。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对于实现国家统治说起的重要作用，强调以法治国。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遵照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原则，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力图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其内容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国家的行政体制。综上，应该充分肯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进步意义，作为第一部以西方民主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宪法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根本法，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新局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20世纪初期亚洲各国中最有影响力的宪章，为近代各国宪政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9.

2.4北洋政府的制宪运动与《中华民国宪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皇帝被迫退位，但其所创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昙花一现，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集团所窃取。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北京政府，通称为北洋政府，其后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执政，历经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国会于1913年制定了《天坛宪草》，其延续了《临时约法》的立宪精神，由于制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制宪主体的地位有所变化，因此在内容上较之前者有了新的发展。然而，袁世凯为实现其称帝的野心，利用政治、军事手段解散国会，将《天坛宪草》扼杀在摇篮中。1914年，袁世凯为实现独裁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其实际体现了袁世凯的个人意志，对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畸形之处在于推翻帝制后要由最有军事实力的能够控制国家统治权的集团或个人来推行宪政，而又绝对不允许倒退到称帝、复辟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去，而潮流虽然畸形，但是不可抗拒，顺者则昌，逆者则亡①。北洋军阀时期的宪政运动对于近代宪政发展来看，更像是一出闹剧，应看到北洋军阀作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其行为与当时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潮流是背道而驰的，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很快遭到了历史的抛弃。随着北洋军阀的覆灭，由他们所导演的立宪闹剧也就随之落幕。

2.5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相继制定了宪法性文件《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至1946年，又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和说制定的宪法，是以孙中山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该时期的宪法精神大致沿袭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理论，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的桎梏，该时期宪法沦为国民党推行恐怖统治的法律依据，其所规定的公民合法权利，主权在民的原则均未曾实现。

《中华民国宪法》作为民国最后一部宪法，从内容上来看，其一定程度①覃劲忠.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J].学术论坛,2004,24(5):156.

上参考了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将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民主制相结合的产物，其对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以及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二者均有相似之处。但是，限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它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呈现了多元化的宪政理论和宪政主张，具体包括了独裁统治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或立宪派三种不同势力所代表的不同主张。独裁统治集团只是借立宪之名来掩盖其专制集权的本质，宪政也沦为粉饰其独裁统治的装饰品，前有清廷统治集团的预备立宪，后期也不乏军阀独裁者的立宪闹剧；革命党人主张暴力推翻专制集团的压迫，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立宪派反对使用革命手段实现宪政，主张支持清政府制定宪法，设立君主立宪制度，自上而下的施行宪政。几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交织，也就导致了清末以来的宪政体制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难以认清，也客观上导致了近代宪政运动跌宕起伏的坎坷经历。

3中国近代宪政失败之原因分析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宪政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过，然而遗憾的是宪政却总是与国人擦肩而过。近代百余年的历史坎坷更是与宪政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宪政并未向先贤所期盼的那样结出“富国强兵”的果实，在我们觉得实现宪政民主触手可及的同时，却又不由感叹宪政之路原来依然遥不可及。审视近百年来的宪政运动，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宪政与民主缘何难以在我国生根发芽，我们对宪政又是否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3.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成为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的自然障碍

近代宪政产生并完善于西方国家，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宪政的内涵与西方社会的传统经济文化基础相对应。从西方社会宪政制度的诞生过程不难看出，宪政的诞生与发展需要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我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①。关于宪政建设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应当包括：第一，市场经济是宪政建设的经济条件；第二，民主政治是宪政建设的政治条件；第三，宪政观念是宪政建设的思想基础。而反观我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二者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作为西方自生的政治制度也就很难在我国自然诞生。梁治平先生曾经说过，“吾人行宪政之难犹在此理论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故中国之宪政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故今之论宪政者，不仅要熟悉其制度，了解其理论明白其渊源，把握其精神”②。可以说，近代宪政之所以跌宕起伏，难以发展于我国，其根本因素就在于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为宪政移植于我国设立了一条巨大的障碍。

①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J],1996,6(13):25.

②梁治平.宪政译丛[M].北京：三联书店,1997.3.

3.1.1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形成推动发展宪政的经济动力。

西方宪政能产生和有效发挥其根本作用，是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要求商人理性、自由的加入到市场竞争中去，同时又对市场交易提出公平竞争的要求，可以说商品经济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基础就要求社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西方市民和商人实力的崛起使他们成为法律秩序的有力维护者，也使他们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市民和商人的独立地位和他们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努力确保了法治的正常运转，也为宪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然而，近代之前中国始终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从春秋战国开始，封建统治阶层就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客观上形成了具有明显自给自足和封闭性的小农经济。与西方市民和商人近代迅速崛起的情况不同，抑商政策使商人和商品生产得不到有效的认可和保护，严重打击了当时商人生产商品和进行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严格的“海禁”政策隔绝了东方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中国没有搭上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顺风车”。可以说带有严重局限性的小农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直接导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其缓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生产力的低效，商品经济的萎缩，导致宪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与“空中楼阁”，自然也难以在近代中国真正实现。

3.1.2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尚不具备形成推动宪政发展的政治动力。

社会契约论和宪法契约化是西方宪政的逻辑起点，西方契约论的观点上至古希腊末期已经提出，经过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的发展，社会契约思想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卢梭认为，根据自然法的要求，真正合乎理性要求的国家应该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只有自愿平等的社会契约才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合法性提供基础；社会契约乃是人们自身之间基于合意的一种行为，即所谓的“公意”行为，根据“公意”建立的政治共同

体就是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就是民主的权力。①社会契约论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看作是政治契约，国家是由个人自愿组成的政治契约实体，因此国家亦可被视为“契约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关系，基于儒家伦理纲常，上至君主与百姓下至家族内部均奉行宗法关系，忽视个人存在的主体地位。全部的社会集团依照宗法关系组成一个一元化的超稳定的社会金字塔，君主即是该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中的等级制度森严，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威，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不允许存在多余的利益集团分享政治权利，政府的权力得不到限制，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目标是建设一个至善的无限政府。

3.1.3近代中国的文化内涵不具备形成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西方宪政的成长轨迹是一个自然诞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虽然各国尤其是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英美法等国的宪法形式及宪政模式存在不同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宪政思想的发展存在一条相同的文化主线。西方宪政的文化基础建立在悲观的人性论之上，西方基督教的“性恶论”就集中表现为人的原始罪恶潜能和无限的堕落趋势，基督教的中关于“原罪”的解释，即人生而有罪，该罪孽产生自其始祖亚当和夏娃而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就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也正因为对人性的悲观估计针对人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也就只能采取法律的强制形式。故而西方宪政会对于法治的重视也就尤其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西方宪政对权力制衡的重视也是基于此而形成的。法国的孟德斯鸠就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②。于是他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并要求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和平衡。西方洛克、孟德斯鸠等的分权思想对于其宪政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对于中央政府权力的限制，将联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创立了联邦与地方的分权制度，主张人民对国家的监督权利，必须承认其深

①蒋先福.现代法治国家的逻辑构想—社会契约论新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4(13):43.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M].1982.154.

层的考虑是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

另外，对人文精神和人的价值的关注，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西方人文主义的真正崛起，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大力推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康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均主张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康德曾提出人不是他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应该始终把人看作是社会的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的思想①，这是其人权理论的伦理基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建构的人权理论主张宪法和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保护人权的原则也成为了近代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成为宪政的终极目标。从实际情况看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都是将人本主义思想载入人类政治的制度史册。

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自汉朝汉武帝时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其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体系已经渗透都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即是儒家伦理学在法律上的再现，儒家的宗法伦理被奉为法律的最高标准，宗法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说中国古代规范人们行为活动的标准实质并不是封建法律体系，礼法文化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礼法成为法律化的道德，或者是道德化的法律，道德与法律混淆一谈难以区分。与西方相反，在人性论方面儒家主张至善论，典型如孟子就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在此基础上，个人通过自我修养的不断完善，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认为政治必须以道德为指导，才能受到长久拥护，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内圣到外王过程。依据该逻辑，道德修养高的人也就掌握有更高的权力，掌握有权力的人也就代表了道德修养的高低和地位的尊卑，至善论在封建社会也就必然演变为森严的封建等级观。

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族体系和封建等级观致使传统文化对于个人权力的漠视。个体依赖于社会集团和国家存在，个人利益要服从与集团和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平等。“性善论”基于人性所固有的缺陷构建以限权为目的的宪政制度，对人性所固有的缺陷予以弥补，然而“性善论”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忽视了人性的弊端，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素养来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8.

实现权利的合理分配，为人治权力发展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

林语堂先生在比较东西方宪政文化时，认为“在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的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①。从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来看，“性恶论”为防止权力得到滥用，必须建立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性善论”不可能产生以保障人权，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近代宪政理念。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来看，宪政产生的基础在当时的中国很难实现，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的传统社会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宪政的发展。对中国而言，传统文化与先进制度之间、民主法治与礼义文化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追寻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旧有传统的顽强抵抗。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就认为“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②。

3.2“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导致对宪政本身价值的忽视

宪政一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当时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西方宪政所包含自由和人权价值并未成为其终极目标，人们只是热情的将宪政看作是救国的良药。“中体西用”思想最先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得到实现，洋务派出于自强的目的，希望可以通过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单纯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已经难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旧有体制，先进知识群体开始认

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209.

②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94.

识到西方所特有的政治制度才是其之所以强盛的根本。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维新派发展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国势日危，为救亡图存只有改变封建传统政治体制才能救中国。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并非是为了弘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更多的还是为了“救中国”这一主题。区别于洋务运动和维新人士，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伊始，就以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政体为目标。革命党人简单的认为推翻满清政权就可以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推翻满清政权就可以建立理想中的宪政。是故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乐观的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①，其实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都与宪政的要求相去甚远。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以为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以制约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野心，我国之政治制度和社会活动可以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正常运转。遗憾的是，革命派所建立的政权很快被军阀专制政权所取代，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面貌，宪政又一次擦肩而过。

追溯西方的宪政的发展轨迹可知，近代宪政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其价值基础的，而宪政的终极目标并非单纯的发展国力，人权的保障才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近代宪政通过宪法为表现形式确定和保护人权而把这种价值具体化，一部宪法能否得到人们的崇尚和认同取决于宪法规范本身是否含有人权方面的内容，今天，许多国家的宪法中权利法案的部分其实又可以看作是写满了作为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权力清单”。英国的宪法性文件当中就有很多是为保障人权而制定的，如英国的《人身保护法》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在司法活动中的人身权利。1789年制定的美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但1791年的《人权法案》弥补了这一缺陷，作为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请愿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对于这些基本权利，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剥夺。此外，还规定了以下四种权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保护身体、住所、文件、财产的权利；二是程序和诉讼权利，包括正当程序权、被告的受陪审审判权、辩护权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三是人道主义的处罚权，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课以过多保释金、过重罚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权；四是自卫的权利，如公民有备带武器的权利等等。在西方文化

①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２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9.

谱系之下，宪法或者宪政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深厚土壤，宪法或者宪政与此文化下的公民生活丝丝相扣、圆通无碍①。近代西方国家的富强与其宪政的发展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宪政文明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达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统一。

出于对民族存亡的高度关注，近代学者在研究和引进宪政时，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舍本逐末的误区。“富强就是一把悬于理论家和革命家之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斩断了理论家一切‘非理性化’的思考，强迫革命家回到民族主义立场。②”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始终是中国近代的主旋律，对宪政价值的设定亦不能不受其制约。近代以来宪政一直被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歌颂为富强救国的灵丹妙药，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宪政的核心价值基础。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力的追求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追求，它只是人们对国家独立和利益追求的附带产品。乃至于孙中山甚至曾提出“中国用不着自由，中国需要的是国家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③。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往往着眼于国家富强的要求对人权的价值进行取含，因而他们的潜意识中是认为宪政价值与富强目标是存在冲突的。不得不承认的是，宪政价值就在于国家富强的观念以及为了国家富强而需要牺牲个人权利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但毕竟不符合宪政本身的价值规范，容易导致人们对于宪政文化的误解，也导致了近代宪政价值的贫困。

3.3专制阶级在政治上蓄意利用使宪政难以真正实施

如果说清末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代表的，旨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宪政方案，那么分析晚清的预备立宪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运动不难看出，以上一系列的宪政运动最后都沦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用工具。晚清以来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积极宣传引导，可以说宪政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是否维护宪政制度

①路常青.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 6(5): 83.

②王人博.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73.

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492.

已经成了当时良政于恶政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当时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而颁布的，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宪政只是徒有虚名，只能成为掩饰统治者专制统治的新衣。例如绞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政权在推行预备立宪时，其赋予宪政的目的便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①。此种荒唐的宪政价值观就必然导致晚清的宪政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他们的权力工具，其后于1911年组成的责任内阁被讽刺为“皇族内阁”也就成为了必然之举，然而晚清的宪政闹剧并没有能够延续腐朽的满清政权，宪政闹剧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应看的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了当时对各系军阀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当时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能够领导当时的中国走向宪政文明，寄希望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以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限制，事实证明，北洋军阀利用其军事力量破坏了业已取得的革命成果，近代中国发展和建设宪政的又一良好时机被断送了。正如近代革命家吴玉良所做出的反思“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②，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也没有找到一条实现中国宪政文明的正确途径，我们的宪政又一次遭遇了重大挫折。

应该认识到政治势力的独裁统治对近代宪政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独裁家们一次又一次的打断了我们追求宪政文明的梦想。总之，近代中国宪法不仅没有成为当时所有公民观念和行为上的最高准则，也未能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价值，反而成为了专制者和独裁者争夺权力的工具。清朝的预备立宪、北洋军阀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制宪闹剧不仅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宪

①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A],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647.

②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57.

政文化的价值精髓，失去了在近代中国真正实施宪政的可能性，更严重的是对宪政的利用和对普通民众的欺骗阻碍了宪政思想和宪法信仰在大众中的树立和宣传，更或使近代宪政受到了大众的误解，乃至反感。宪政不仅没有成为公民权力的有力保障，反而成为了当时专制者和独裁者开启战端的借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民众对宪法或宪政问题的漠视，丧失了广大民众对于宪政的信仰和维护，失去群众基础的宪政自然也就难以在我国有效实施。

3.4民众对宪政信仰的不足使宪政失去其内在动力

中国的民众长期处在皇权专制和礼法文化的统治之下，自古以来的传统就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封建社会对民众思想的钳制从未放松过。在当时民众的观念中，规范自身行为的准则并不是法律而是儒家的礼法文化，对政治地位的要求也仅仅是希望可以有“明君”和“清官”做主。普通民众生活的贫困以及五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压制，使得民众对自身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并不是依靠自身力量主动式的斗争来获得，而是寄希望于统治阶层的被动给予，更甚于他们漠视自身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对专制政权的压迫抱有麻木不仁的心态。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面对周围人们的取笑嘲讽，只是置之不理，但对于有伤“读书人”“清白”的话，他却会极力争辩，甚至用“窃”来为自己的“偷”开脱罪责。至于“君子固穷”之类的话，更是纯粹的精神胜利法。这种自欺欺人又执迷不悟的辩白，便是当时儒家思想塑造出的“读书人”的缩影。难怪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史分为两个时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宪政发展模式，中国的宪政运动是依靠少数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来推行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将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在戊戌变法受到顽固派阻挠时，又寄希望于军阀袁世凯的支持，以及当时西方列强的调停支持。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通过暴力方式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只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被革命热潮所鼓舞的广大民众并没有成为共和政府的主宰者，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当时手握军权的军阀窃取

①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20.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压迫导致了近代以来法律信仰的缺失，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运动多是少数精英自上而下所推动的，对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群众发动不够。反观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可以发现，西方宪政运动的内在动力来自市民和商人的努力抗争，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大大提升了西方市民阶层和商人群体的力量，也就促成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正是宪政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基础。所以说近代中国广大民众宪政意识的淡薄以及近代的宪政运动大多脱离了民众的支持，客观上就导致了宪政运动内在动力的缺失，也是近代宪政运动最终无法成功的又一原因。

4中国近代宪政失败之启示

4.1树立宪政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近代宪政之所以被西方各国接受采纳，正是因为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能最大限度的确保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分析西方的宪政建设思路不难看出，近代宪政价值基础的核心便是保障人权，一部宪法制定和运作的目的便是保障人权。分析宪法是否含有保障人权的内容规定，已成为人们崇尚宪法，认同宪法精神的决定因素。获得社会中大众的广泛认同正是宪政形成的重要基础，反之，失去了民众的信仰，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宪政建设也就失去了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宪政的有效实施也离不开追求法治，对法治的追求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应交由法律来支配，这与宪政对国家权力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人治”思想的高度发达，然而“人治”所带来的君权神授，封建等级观等价值体系都是被宪政的价值取向所反对的。因为从主体构成上看，宪政体现的是：人民是国家的统治力量。而从主体行为上看，宪政的本质在于主体行为之发起、选择和评价不是依君主或个别人的意志为依据，而是以法律为依据。法治是区别宪政与其它政治体制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宪政价值之实质①。综上所述，在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时，应时刻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自由和平等权利为核心价值，以对法治的追求为实现宪政的依据和保障。

4.2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

宪政是民主政治的宪法范式化，是宪法规范下实践中的民主政治运作模式。民主要求社会各个组成部分按照他们的共同意愿，即以契约的形式组成国家，这就必然要求依据人民意愿所制定的宪法，要反映或引导公民的正确价值观。在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上，民主是宪政的前提条件，成功的宪政模式

①肖北庚.近代宪政价值及构建[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8(3):298

无不是民主通过宪法构建的现代国家最理想形式。失去了民主为前提，宪政就成了无根之木，从根本上难以发挥其精神价值。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不难看出，忽视广大民众的宪政的支持，单单依靠上层阶级的推行模式，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标志即是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使公民关心民主宪政的建设和发展，可以促进宪政思想的传播，树立公民对宪政的信仰，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

4.3实现宪政文明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结合

近代宪政难以成功的历史告诉我们，简单地照搬西方宪政文明的模式是行不通的。西方宪政在中国出现的“南橘北枳”，正是由于当时的构建者们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或者即使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并未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此，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立宪政治并非可于短期内专凭理想创造之物。立宪政府必须出一国之人民原有之文物及传统之理想中逐步形成发展，决非一种长成后可任意由一国移诸他国之物”①。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制定宪法和发展自身宪政模式上，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现有设想，而应考虑我们当下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正如谢晖教授在谈及法治在中国本土化问题时提出：法治在中国的本土化也要求法治精神及其规则必须获得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对法治并不排斥的文化内容的支持，任何一种在特定文化中不具有主导性的外来文化要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生根、生存、成长，必须在该特定文化中寻找可以搭建的桥梁。

②而具体到当前环境，便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通过建设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机制，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作用，加强社会保障立法，落实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等途径，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不受侵犯。

①马小红.百年中国宪政反思[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4):33.

②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40.

5结语

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它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又是弥足珍贵的。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宪政挫折经历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宪政的本质内涵，更有利于我们将宪政文化同中国的实际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总结起来，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之所以举步维艰以至于最后失败，其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来说东西方文明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礼法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体系从本质上就与宪政文明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截然相反，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结晶要想移植适用到中国的社会中去，势必会引起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另一方面近代宪政在具体实现模式上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然型宪政，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型宪政受到了当时统治势力的很大影响，统治阶级对宪政文明的认识正确与否，对宪政文明的实施适当与否，都是宪政能否移植并壮大于我国土壤中去的重要因素。如今，进入21世纪的我们又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何落实依法治国和宪政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总结和分析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制约因素，以近代宪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鉴，必定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受限于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知识面，文章在仍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在对宪政问题的思考存在漏洞，对某些观点的阐述有失偏颇，但作者真心希望通过对近代宪政问题的研究，能对当下的宪政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