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身体的双重拷问_福柯_性史_解读

理 论沙 龙

权力与身体的双重拷问

———福柯《性史》解读

秦　静

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名著,却以《性史》这样充满诱惑的书名风行于世。当读者们满怀期待地踏入这个思想的迷宫中时,不是失望地半途而归,就是在终于读完最后一行后,发现其中既没有他们通常所理解的“性”,也没有他们熟悉的“史”。不过,他们却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东西,这东西令他们心中原有的“真理”大厦轰然坍塌,它让人有如醍醐灌顶,又让人觉得不知所措。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身上,似乎流淌着浮士德博士的血液。他不停地追寻,甚至不惜与魔鬼签约。他身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却醉心于市井生活的“极限体验”,最后被爱滋病夺去了生命。在学术生涯中,他将研究对象锁定在那些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精神病人、罪犯、性反常者们身上,不倦地思索着疾病与健康、罪与非罪、反常与正常之间的界线,特别是这些界线的由来,由此开展了一场对历史、真理、知识、权力等普世话语的严峻拷问。不过,福柯的命运却与浮士德正好相反。浮士德将灵魂交

给了魔鬼以换得现世的快乐,福柯被魔鬼带走了生命,却在世界上传播了他的思想。他被誉为“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自从他的《癫狂与文明》于1961年出版后,几乎每发表一部著作,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一番震动,特别是他的代表作《性史》,更是受到思想界的推崇。在以季羡林和费孝通为主任的“西学基本经典委员会”选出的25本西方哲学经典中,该书被列为最后一部,可见其学术地位之高。一些西方学者评价该书时,说它“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革命性的工

作”①。

有关“性”的话题,在人类思想史上不知有多少人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思考与探索,福柯的《性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①《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页。

一、身体的历险

《性史》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身体与权力的双重拷问,“写出一部真理的历史”(第149页)。①福柯所谓的“性”,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性”大相径庭,它既不仅仅是性欲,也不仅仅是性行为,而是指“充满欲望的血肉之躯”,即“欲望主体”———我们的身体。福柯的“史”,也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由历史事实构成的文化现象史,而是指真理话语的形成、发展、运作的历史。福柯坦言:“我不想写一部人类性行为的编年史”,“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制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第35、36页)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性史》一书成了福柯对身体与权力进行严峻拷问的思想法庭。他在书中叙述了人类欲望之躯的种种历险,通过对权力的本质、形式与策略的深入研究,实现了对西方性话语生产的历史解构。

福柯注意到,关于性的探讨,是一个涉及到人的本质的大问题。他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第67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性”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性关系在每个社会里都导致一种联姻的展布:一种婚姻体系,一种血亲纽带的确定与发展的体系,一种姓氏与财产的继承体系。”(第92页)正因为性对人类如此重要,因此,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要在现实中完全控制住性,因而首先就必须在语言的层面上制服它,控制住性在语言中的自由流通,将它从言谈中清洗出来,清除太露骨的词,甚至就连在禁律之中似乎也不敢直接称呼其名。”(第13页)但实际上,权力却使关于性的话语成倍增长,人们以越来越清晰的言语和长期积累的无穷无尽的细节来谈论性。例如:天主教的忏悔;国家从人口角度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关于儿童的性教育问题;性医学;性心理学,等等。结果,“自18世纪以来,性一直没有停止过激发人们的论辩热情。这些关于性的话语从未脱离权力或在与权力对抗的情况下增衍,而是恰恰在权力的范围之内并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社会的一切阶层无不齐心协力去鼓动人们开口,到处都有聆听与记录的机构,供考察、讯问与系统论述的程序。性被从隐秘处驱赶了出来,被迫漫无边际地生存。”(第29页)

在福柯看来,人类对身体的态度,曾经经历过一个十分开放的时期。“每个社会———多种多样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爱艺术的遗产。在性爱艺术中,真理直接产生于快感本身,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积累为经验;快感并没有被与准许还是禁止联系起来考虑,也未从功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首先从根本上、从它本身来看的;它只是被体验为快感,对它的评价,只是看它的激烈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它在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反响。”(第49页)那个时候,人们将在性实践基础上获得的性知识视为一种秘密,掌握这一秘密的大师具有崇高的地位,只有少数特殊的人物,才有可能受到大师的点拨,得到密传,并将这一知识再向下传递。“谁要是有足够的运气,据说谁就可以在这一功效的作用之下精神得以升华,得到它的特别恩典:对肉体的绝对掌握,少有的极乐境界、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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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

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明页

数,不另注释。

记了时空、获取人生的极致、是一种对死亡和死亡威胁的回避。”(第50页)福柯的这个观点使我们想到了中国的彭祖与玄女,以及黄帝从他们那里学到御女术而得以治国安邦并最终升天成仙的故事。

然而身体注定要成为权力的对象。早在古希腊时代,理性就开始了对性欲的征服。崇尚理性的希腊人,以“节制”的理念控制着身体的挥霍。福柯发现,在古希腊-罗马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后来被基督教伦理观所继承和发展了的道德中心主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性消耗身体的恐惧,二是将保持婚姻美德作为一种理想的品行,三是将同性恋者描述为一种与耻辱相联系的形象,四是将那些善于克制自我、保持贞洁的人物塑造为一种楷模。这些与“节制”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成为对身体的一种道德审视。

到了古罗马时期,来源于父权的君权,以剑取得了对臣民的生杀大权。“在那里权力主要是作为一种剥夺的方法,一个削减机制,一个窃取部分财富的权利,一种向臣民征收的产品税、货物和服务税、劳动和血汗税来行使的。权力在这里是本质上一种强占的权力:对东西、时间、肉体乃至生命本身的强占。它最终成为一种为压制生命而牢牢占据生命的特权。”(第117页)政治权力的技巧与时俱进,向两极形态发展,一方面通过对肉体能力进行最佳化的训练,使它与高效率的和经济的控制系统融合;另一方面,通过对人口的控制,将繁衍、生育、健康水平、寿命、死亡等等,统统纳入国家的监管之下,“这个权力的最高功能也许不再是杀戮,而是彻底地占有生命。”(第120页)

身体从此踏上了苦难的历程。中世纪,身体又成了基督教忏悔的一个中心内容。人们被迫向神权“坦白”自己,这种“坦白”起

初必须详尽到这样的程度:“性交时双方各自的位置,所取的姿势、姿态,接触的部位,抚摸的情况,快感的确切时间等等”,(第15页)后来出自对性的语言控制的需要,渐渐变得“婉转和含糊”,但范围却越来越大。“根据新的教规,性不得冒昧地提及,但性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种种影响则须追根究底,直至细枝末节:白日梦中的一个影子,一个迟迟驱散不了的心象,身体和欲望的邪恶联系,等等,一切都必须全盘托出。这双向的发展使肉欲成为罪恶的根源,将犯禁的最重要时刻由性行为本身转向欲望的萌动,而这萌动却是最难摸得准说得清的。”(第16页)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进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权力话语,它在性问题上的干预作用日显突出。“人们总是宣称自己是本着科学的观点来谈论性的,崇高而客观。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事实上,这种科学不过是由一种回避组成,因为,由于它不能够或拒绝谈论性本身,它只能把目光主要集中于心理失常、性变态、怪癖、病理性障碍、病态的邪行等等。由此看来,这种科学根本上是依附于道德指令的,它只是在医学规范的掩饰下再三申述道德的方方面面。”(第46页)科学为身体带来了新的道德限制,这种限制比宗教的力量更为强大,因为它将性提高到了一个有关正常与反常、真理与谬误的高度。福柯特别从妇女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教育机制、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反常快感的精神分析四个方面,分析了科学话语的权力内涵。

既然性的历史就是身体的历史,而身体是权力支配下的身体,因此福柯《性史》中对权力的研究,就必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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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的策略

福柯在谈到他的研究方法时曾说,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寻找权力的各种形式,权力作用的渠道;寻找权力为了达到最为模糊、最为独特的行为模式渗入各种话语之中的途径;寻找权力得以到达几乎难以察觉的欲望形式,揭示权力如何渗透并控制日常生活中的快感———所有这些随之而来的作用都可能成为拒绝、阻碍、无用的作用,但也可能成为诱发、强化的作用。总之,寻找‘权力的多面技巧’”。(第11页)

福柯所理解的权力,并不仅仅指政治权力,“在我看来,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颠倒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系列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之中、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仅仅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第81页)

权力是谁赋予的呢?福柯回答说:权力并非是某种获取、夺取或分享的东西。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是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的。权力关系并非处于其它种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之外,而是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它们是种种关系之中发生的分裂、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后果。权力来自于下层,“人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形成并作用于各生产组织、家庭、集团和公共机构的多重力量关系是造成弥漫于整个社会机体的分裂的广泛影响的基础。”(第82页)“权力的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万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的地方。”(第45页)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社会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存在,每个人都在行使着一定的权力,同时也在受着另一些权力的制约。在《性史》中,福柯重点讨论了权力是如何通过对话语的清洗,来强化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力的。福柯说:“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第6页)

福柯指出:在每一个时代,权力都起着一种鼓动性话语生产的作用。牧师在忏悔中鼓动人们反省自己的性渴望,科学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划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又是不正常的性行为,国家从人口、管理、教育等方面,将性纳入它的严密控制之下。于是,有关儿童的性教育、妇女的性心理、同性恋、性变态、节育避孕等等有关性的话语,到处泛滥起来。正是在这种性话语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形形色色的话语,法律对轻度性反常的惩处大幅度增加了;性行为异常归入了精神疾病;从童年时期到老年时期,一个性发展的规范得以界定,所有可能出现的偏差都被小心仔细地加以描述;教育控制和医学治疗也组织起来了;围绕最轻度的异常性行为,道德家们,尤其是医生,玩弄着一整套强有力的憎恶词汇。……简而言之,就是构建一种在经济上有用、在政治上保守的性。”(第32页)于是,“自从古典时代以来,人们对于有关性的话语不断得到最佳化,并越来越使之变得稳定;这种谨慎的分析话语旨在产生多重效果,使欲望本身移位、强化、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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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以及得到节制。”(第19页)权力就是这样通过话语的生产与价值判断,对性实施了有效的控制。

在福柯看来,权力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和权力的结果,也可以是障碍、绊脚石、反抗点和相反的策略的起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第88页)“话语是在力量关系领域中起作用的战术因素或组合,在同一策略中可以存在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话语;相反,它们却可以从一种策略流通到另一种对立的策略而不改变自己的形式。”(第88页)正因为话语具有两重性,所以,谁掌握了对话语进行评判的权力,谁就可以生产真理。而不同时代的真理生产,也通过对话语的生产与评判来完成。

三、真理的生产

福柯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对普遍性真理的置疑:谁对普遍性感兴趣?普遍性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其中的行动者以普遍性的保卫者自居?所以他在1976年发表的《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愿》中,起初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这样的:“简而言之,目的在于界定我们这部分世界中支撑人们对人类性行为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系统。因此,最后,我的根本目的将不在于确定这种论证的结果和这些权力的作用是否将引导人们确立有关性的真理,或者相反导致表达旨在掩盖真相的谬误;而是在于激发‘认知的意愿’,使之成为人们的支柱和工具。”(第11页)但到8年后他发表第二卷《快感的享用》时,他却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方向。他说:“旅行更新了事物,岁月改变了我,于是我坚信:我从事这一研究课题的目标是要写出一部真理的历史。……这一研究既不是对行为或观念的分析,也不是对社会及其思想的研讨,而是要透析种种置疑赖以形成的基础———实践。”(第149页)

福柯相信,真理首先是一种权力。他在回答采访时说:“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致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①

权力作用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知识。每一时代的所谓“真理”,其实都是一种“知识型构”,这种知识型构是“指某一时期自成体系的价值判断体系,或通俗地说就是某个时代人们的‘群体共识’。它按照自己设立的一套标准构造知识。”②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被隐藏在背后的“知识型构”塑造成的结果。“知识型构”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而且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本身。例如学术论文,实际上是学术机构按照自己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塑成的产品。个人的存在是由某种特殊的知识构成的,但这种知识却要听命于由社会关系和习惯事物产生的权力作用。在学术领域,不仅有是否正确与科学的问题,更有谁有权决定哪些是正确与科学的问题。

知识与权力间联系的公理是:知识由权力赋予合法地位。权力通过掌握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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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转引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2页。

将某些知识上升为“真理”,并以此规范人们的生活。福柯曾发表过《癫狂与文明》和《监禁与惩罚》,分别研究精神病人在不同社会中的历史和现代刑罚制度的起源。他发现不同历史时期中,人们对精神病人、罪犯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并对其有不同的态度。疯人院、监狱、医院这些机构是社会用来进行监视和放逐的。在现代社会,监视与惩罚的机制被内在化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监视者,于是权力就越来越能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广泛的实施。知识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虽有“指鹿为马”式的暴力方式,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一种精致细腻的合理化过程。如社会生活中,国家统治者是权威的来源,它通过各种手段把本是限制臣民的规范自然化、合法化,使他们觉得某种制度是最合理、最好的制度。如资本主义将剥削制度的合理化。

在《性史》中,福柯通过他的所谓知识考古学,考察了性真理的生产过程。他发现,古希腊人特别关注休生养息之道、家政管理之法和性爱之术,由此发展出生活艺术、行为艺术和享乐艺术。在希腊思想中,上述三种艺术的共同准则是“适度性”。在他们看来,性行为是一种“aphrodisia”,即一种类似于发生在竞技场上的快感行为,按照适度的原则,“他们把性行为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考虑,不是为了考证这本身并证明它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制定强加于每个人头上的禁令,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生存美学,即把自由看作权力游戏的艺术。”(第376页)换句话说,古希腊人强调节制,但并不强制,他们只是从生存质量的角度,来限制性的放纵。他们在节制的同时,也十分看重性爱的艺术。“而我们的文明,至少在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竟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第50页)他将古希腊与基督教世界的两种不同性真理进行了比较,“在古希腊,真理与性是通过一个肉体向另一个肉体传授宝贵的知识,以教育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性是一种启迪人们学习的媒介。对我们来说,真理与性是在忏悔之中结合起来的,其间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彻底坦白说出个人的隐秘。”(第53页)

福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的真理发生了两次断裂,他说:“如果我们从压抑机制这一角度来看性史,那么就可以说性史曾有过两次断裂。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其特点是以大量的禁令将性严格限制在成人的婚姻之中,强制人们守礼,强迫人们遮掩肉体,迫使人们保持缄默,谨言慎行。第二次则是20世纪的现象……这个时期压抑的机制似乎开始松动它的控制;人们从坚持性禁忌过渡到对婚前或婚外关系的相对容忍;对‘性反常’的否定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指控也部分取消了;许多围绕儿童的性禁忌被解除了。”(第101页)他认为目前人类正在经历一次崇高的回归,这一回归的标志是“生存艺术”,“这一术语是指那些带有意向性的自愿行动,通过这些行动,人们不仅给自己制定了一整套行为准则,而且试图改造自身,把自身的生存变为带有某种审美特征并符合某种价值取向的艺术品。”(第148页)

纵览《性史》,我们可以将全书看作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一个深入研究的个案。我知道,考古学是从现有的文物去探求往昔文明的遗迹,从而重新构建历史的学问。福柯却透过人类不同时代的知识遗留,通过对权力、话语和真理之间关系的追溯,去重建人类主体将自身变为知识客体的历史。这样,他就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位置颠倒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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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正如有学者评述的那样:“过去,考古学为历史学服务,将考古挖掘出来的遗迹、文物都当作历史学的文献看,去研究这些文物所体现出的意义关系;而如今要将关系颠倒过来,要将历史学的文献当作考古学的遗迹、文物来看。”①

福柯不仅在方法论上体现了他的独创精神,而且在学术精神中贯穿着对人类生活与文化的人道主义关怀。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知识不仅能够增强人类的能力与进步,而且也能用来支配他人,限制他人的权力。因此,他反对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法官和先知出现的姿态,这些人由于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知识获得了一种权威的身分,从而对有关人类存在的种种问题说三道四。他认为批评家的主要责任是对产生真理的过程提出疑问,以揭示所有参与制造真理的那些东西,如未被讨论过的假定、未被提问而又可疑的基本原理、以及着眼于自身的动机等等。福柯对权力压迫和排挤下的弱者有着近乎天然的同情。他的思想方法与人文精神,将永远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不过,福柯著作中虽对真理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解构,但他美化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及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向古代回归的思想,却应该受到质疑。他怀疑真理的可信性,从思想到行动都放纵不羁,最后终于死于爱滋病,我们更应该引以为训。

(作者秦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陈启能)

(责任校对:王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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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