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研究

新形势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研究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关系着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否，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一、新形势下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政治发展意义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是中央与省级辖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政府间关系相比，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侧重于政府体系的垂直结构的层级节制，而不包括水平性的政府间横向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是当前政府间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基于利益关系之上的权力分配关系，它既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分配关系。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将政府权力视为封闭体系，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视为对立竞争的状态。其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应该是开放体系，是处在不同层级的平等的行为主体。从博弈的角度看，其关系是“非零和”博弈，是能够达到双方“共赢”。

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几乎看不出地方利益和自主权力的诉求和体现。中央政府虽然也主动尝试了对地方权力的调整，但以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放权和60、70年代的“收权——放权——再收权”的失败收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体制转型初期简单的放权让利到分税制改革后的选择性再分权，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权力下放的力度加大，中央向地方和企业双重放权，并扩大了大中城市的管理权限，地方利益诉求随着地方权力和职能的扩大而膨胀，促使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区域内独立的具有经济发展目标和自我利益诉求的行为主体。由于权力下放较快，约束不足，由于利益驱动，有的地方各行其是，在一些干部身上暴露出来本位主义、分权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从政府的结构来看，我国中央政府缺少自己的执行机构，中央政策的执行依赖于地方政府。我国中央行政机构国务院的部、委、局、署是分别履行国务院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这些部门的职责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以及宏观规划与指导，几乎都没涉及到政策的执行。我国的国务院主要起一个政策的宏观调控和指导以及总的最高的监督职能的作用，中央的政策是通过中央——省——市——县——乡（镇）这种金字塔式的层级逐级向下执行的。地方政府毕竟不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执行部门，代表地方的利益并更容易产生自己独立的利益（分税制加剧了这个情况）。中央立法不执行，委托各地方政府执行，在执行上，中央依赖于地方，这是中央政令不畅的重要原因。中央受制于地方，地方也受制于中央，做事的时候两级政府很难行动，难以发挥“两个积极性”。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

1、非政治因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的国家，山峦江河的纵横交错，使许多地方被分割成彼此隔离、经济上相对封闭且有独立性的区域。这些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政府间纵向关系。为了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统一，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特别是落后偏僻地方更优惠的财政补贴。也因为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各地方发展极不平衡，在资源贫乏的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就更多，所以，在这些地方实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方针更容易，而在资源丰富的经济发达地方，往往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极大挑战。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有效的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因素，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变化与经济发展周期是同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反复变化，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紧张，发展落后的地方对中央产生怨恨，以为中央政府分配的资源不公平，经济发达地区对中央产生离心，不愿将财富分与他人共享。还有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也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拉近了各地的距离，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便利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方针能更有效的实行。

2、政治因素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权力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划分形式，但是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政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机制。在中央集权制条件下，中央政府集中国家权力是最主要的方式，地方受中央的制约，中央政府负责协调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全国性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地方所制定的政策不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违背。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派出和代理机构。改革开放后，由于“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在很多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权利，而地方政府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扩张，改变了它们在政府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这当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放弃了经济上统管权力，地方经济自主能力的增强无疑扩大了自己的权力领域，使得它们由集权体制下单纯的中央政府的派出和代理机构转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从而也就极大地改变了垂直控制模式下那种被动执行政策，消极执行命令，不独立思考和行事，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的行为模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运行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制约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没有两个国家的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模式完全相同。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相当于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滞后的，这给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政府间纵向职能配置、权责分配、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也不够彻底，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色彩，所有这些都成为了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协调发展必须克服的症结。

三、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适度放权，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

关系来看，应该是中央集权结构有向均权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只是趋势而已，总体上来讲还是集权（人大立法权、国家的司法权、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行政权、经济上的宏观调控），然而，高度的集权却在一定程度讲中央欠缺权力，很多的政策没有足够的权力使它们得到落实，即使中央有权力，但权力在传送的过程中在一步步地被拦截，很多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人管或者管不了，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部门争着去管，导致权力的施行的相互冲突以及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改革开放后，政府关系改革中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适度分权缺乏民主。当然中国政治制度在理论上高度集权，但改革开放后权力在慢慢分散化到目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毛泽东时代的已经存在着分权运动，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经济上改革开放下，分权改革则使得分权状态深化了。为了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权力从中央政府分到各级地方政府甚至是社会，但在分权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制度保证和制度下的民主，使得一方面，由于权力已经分给地方政府使得中央政府感到没有足够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抱怨没有权力，因为所有权力从理论上说仍都属于中央政府，地方只有使有权，且没有制度保障，中央政府随时都可以把权力收回。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加上中央的放权使得当前地方保护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设置直接抗衡中央的调控；各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攀比，盲目发展，大搞形象工程，政府行为短期化；为了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经济封锁，人为的割裂市场，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央让权过程中的非制度化，使得很多权力被地方滥用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也有其内在原因。

中央的缺权和地方觉得无权这种现象的产生，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存在的这些怪象，不能说是因为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它可以说是不正确分权下伴随的产物，一方面，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作保障，使得权力从中央到地方运作的过程中没有一套很好程序或制度来保障权力顺利运作，为民服务以及避免权力被拦截，同时中央缺权也是因为权力中央性的流失，中央不断给地方政府权力，而人民的力量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为中央权力的有效性提供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这样单孔的输出无疑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减少。另一方面，分权时没有制度下的民主和对民众负责的机制，中央在分权时没有培养地方政府对民众负责的意识，其实中央增强地方的权力目的是让民众在生活中更好的体验到国家的权力，让地方政府更接近民众，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未能很好的体现“集中”和“民主”的有效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缺乏集中的制度方法，也缺乏民主的制度方法。合理的分权以及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既集中又民主的，需要从集中和民主方面做文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毫无疑问，地方经济权力在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利益也在不断的独立化，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这样一种经济的分散化也一定程度导致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和分散化，影响了集中性，即中央的权威性，权力在地方政府一层被割断，民主没有完全对理性的人们所开放，所使得人民性不好发挥。

四、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对策

1、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打破“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权力结构，将奠定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的框架性基础。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权力结构框架，即要在实现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基础上，强调中央政府的“再集权”，促进政府间合作与互相依存关系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间纵向权力监督保障体制。

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首先应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归根到底是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决定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利益均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动态平衡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权威的、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是社会变革时期能以较小代价赢得快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应属于中央的那部分权力，而不应是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央不应侵犯依法应属于地方的那部分权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形成的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的一种制约能力。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行使的相对平衡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限划分所应达到的直接目标。当然，这里说的权力行使上的相对平衡，并不是说中央与地方在权力的种类和数量上必须相同，而是说与它们各自的职责相对应的权力平衡。

2、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

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则是经济关系合理化，目的是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制度化安排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央权威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秩序安排，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权威保证，我国市场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权化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义的封锁，也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改革的深入，市场作用的扩大，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不同地区、行业、经济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扩大、收入悬殊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的资本结构重组，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不断强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损害国家经济的统一性。同时，通过权威来激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政治，又是使发展中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此，制度化过程中必须有中央的权威。其次是秩序供给，国家必须在现代化的快速变革的过程中，提供社会有序发展的秩序结构。

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监控机制

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并不是让地方不受制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因此中央政府负有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和监督的重要责任，实际上在实行分权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要变直接的行政干预为间接的法律监督、则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要变事前行政审批为主为事后合法性监督、效率监督为主的监督手段，以保证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权力，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