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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因素支持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2013-06-03 16:54:32 浏览量:210 评论（0）字号：T T
摘要：面对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谁会第一个走出危机”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问题。作者认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有三方面的理由支持中国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复苏:一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具有扎实而稳定的基础优势；二是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拥有相对较雄厚的财政实力；三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较小，中国经济拥有稳定且可依靠的金融体系的强大支撑。
面对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谁会第一个走出危机”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问题。作者认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有三方面的理由支持中国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复苏:一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具有扎实而稳定的基础优势；二是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拥有相对较雄厚的财政实力；三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较小，中国经济拥有稳定且可依靠的金融体系的强大支撑。
今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对70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题为“哪个国家能够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调查，结果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
“谁会是第一个走出危机”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全世界眼球的问题。但是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第一还是第二，我们更关心危机是否能在2009年画上句号， 我们是否能够较快走出危机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当然，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可能较快恢复的条件，或者说中国凭什么占据经济恢复的先机，也是十 分有意义的，至少可以增强我们战胜危机的信心。我们认为，以下三方面的理由将支持中国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复苏。
实体经济 具有稳定的基础优势
第一方面的理由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恢复经济是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搞“虚拟经济”。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最传统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而且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的是最基础的中低端产品部分。
在危机期间，收入大幅下降，购买力大幅萎缩，收入的变化对价格便宜的商品需求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必需的，所以危机期间低端产品 的需求可能更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汽车消费大幅下降，而沃尔玛的销售还是平稳。价格便宜的“中国制造”许多都是必需品，因此“中国制造”的外部市场不至 于崩溃，许多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历这一轮经济“突变”，对高外需依存度增长模式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面拉动内需，防止经济
大幅下滑，推动经济恢复增长已经成为共识。这个共识的重要性有两方面。
首先是顺利找到短期应对危机的切入点。拉动内需就是拉动投资和消费，特别是消费增长方面的拉动。在外需大幅下降，外部消费市场萎缩，如果能迅速稳定 就业，启动新农村建设项目以及公路、电网、供水、水利建设，加大其他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提升农民收入，中国完全可以依靠内部消费增长，特别是边际消费倾 向很高的农村消费增长，吸收出口增长下降部分，稳定经济增长。
其次，在后次贷危机时代，美国可能改变其向全世界借钱，以过度消费的支持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也使得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而拉动内需的共识将兼顾短期应对策略和长期的战略方针，使中国较早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移，真正把危机变成了机遇。
美国近年增长最快的是“虚拟经济”。而其率先走出经济危机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远离实体经济的泡沫破灭，使得过去“虚拟经济”的杠杆增长方 式，不得不转变为去杠杆化的趋势。从就业的角度看，让华尔街的失业人员在重振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重新就业，恐怕比当年冷战结束后，导弹精英们进入华尔街要困 难得多。二是实体经济因为信用泡沫的破灭，失去信用资金支持，受到重创。汽车、房地产行业以及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的金融业都在重新洗牌。劳动力成本和福 利体系问题已经使企业不堪重负，再加上空前的流动性风险和银行惜贷行为，美国企业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举步维艰。三是此次美国走出经济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经济周期的调整，而是要回归实体经济。如果在可能突破两位数的失业率对消费的进一步打压下，占到美国经济超过70％的消费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消费去杠杆 化”，对美国经济的迅速恢复无疑是极大的困扰。
财政状况 操作空间相对较大
第二方面的条件是从总量上来说相对较雄厚的财政实力。中国近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这对于在危机阶 段，由政府出资解决“民工培训”、“大学生实习”这样缓解就业压力，解决社保、医保这些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加大从消费增长的 角度拉动经济增长等诸多问题，都提供了经济实力的保证。
经济严重衰退，出现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变成最主要的政策工具。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在利率大幅下调至 历史最低水平甚至零利率，在调无可调以后，都启动了财政政策。但是美国已
经面对巨额财政赤字，2008年已经达到GDP的10％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新总 统奥巴马的新政会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有带来更大的经济失衡的风险。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但是为了维护欧元的稳定，欧元区所有成员国被要求不超过 3％的财政赤字。在当前的非常时期，各国政府为拯救本国经济，很可能不顾一切地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欧元的稳定可能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
另外，中国有高储蓄率的民间资源。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处于超过40%的高水平。庞大的储蓄，使得在当前的危机时期，有足够的民间投资资金可以调动。而庞大的民间储蓄，可能成为推动经济恢复的最大的实力和后盾。
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几乎为零，所以恢复经济更多依靠政府的赤字，这可能带来美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失衡。当然，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可能带来的影响。
金融体系 可依靠的强大支撑
第三方面的条件是稳定的金融体系。前几年中国进行了金融体系的一轮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革。而全面的制度建设以及相对较为封闭保守的现实，使得中国金融 业在此次危机所受冲击较小。而中国稳定的金融环境，在保证提供稳定金融服务的同时，也给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支持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且巨大的实施余地，给宏 观调控政策制造了巨大的弹性空间。
以衍生产品的泡沫破灭为特征的此次金融危机，几乎使华尔街、伦敦和其他欧洲的金融市场彻底崩溃。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从资本市场到银行间市场都已伤筋动骨。因其本身还需要政府的大规模的救助，所以欧美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基本瘫痪。
今年初，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调，美国经济的复苏仅靠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靠金融系统，所以呼吁奥巴马政府必须继续大规模地拯救金融体系。这隐含 着两方面的信息，一是金融体系对恢复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金融体系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现在不但发挥不了作用，需要政府的救助。也可能伯南克的主要意思是先 救金融体系，才能救经济。如果是这样，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的恢复之日，才是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之时。虽然我们并不认为伯南克的观点是美国经济的复苏的逻辑 思路，但是危机重重的金融体系，肯定是美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制约因素。
中储粮直属粮库火灾与巡视组进驻本无关系，但舆论将二者联系到一起，反映了民众对中央巡视组的高期望值。
5月31日下午，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当地官方消息称，高温和大风使火情顺
势蔓延，造成连营火灾。而在此前的5月27日，中央第一巡视组进驻中储粮总公司开展巡视工作。
很快，有网友就将中储粮直属库的“火烧连营”，与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储粮“联系”起来。说什么因为巡视组进驻，中储粮下属单位意在以大火遮掩亏空，云云。尽管中储粮一再强调高温、大风的天气原因，但还是难以打消许多人的猜测。那么，二者之间果然有关系吗？潮涌的舆论背后，民众又有着怎样的焦灼与不安呢？
中储粮此次大火，确实让人意外，因为在消防监控上，中储粮有着严苛的机制。根据其内部规定，直属库每季度都要进行一次全面的防火检查，每个月至少一次对消防重点区域进行检查，对非重点区域进行抽查，抽查率不少于50%.此外，粮库消防部门还应该指派专人每天进行防火巡查。而且，储粮囤也都有严格的防火标准。
但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并没有保证储粮百分之百的安全，说明中储粮在制度规章的执行上存在问题，对此，当然有必要检讨和追责。但仅依据一次“火烧连营”，以及时间节点上的前后相承，把火灾与中央巡视组进驻联系起来，目前看来站不住脚。
实际上，公众之所以产生类似的联想，与他们对于中央巡视组缺乏足够了解有关。
中央巡视组进驻一些央企和地方巡视，目的是加强党内监督，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其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的领导干部并不在巡视的视野之内。也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央巡视组与企业及地方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扯上关系。
即便巡视组发现了若干不正常现象，也并无查处的权力，更不能像戏文中所说的“八府巡按”那样，拥有现场处置权，而是应该向中央如实汇报，并由其他机构行使权力、采取措施。
事实上，将火烧连营与巡视组进驻联系到一起，也反映了民众对中央巡视组的高期望值。一直以来，囿于现实的、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反腐败、监督官员、改变作风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民众更愿意相信“中央来人”。这也是民众赋予中央巡视组以神秘色彩、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巡视组很难将触角延伸到一个庞大央企的每一条神经末梢，民众的期待却并未消退。
民众的期待，其实是个提醒，粮库大火暴露出的管理漏洞，中储粮管理层是否有责任，中储粮管理是否有其他类似问题，需要巡视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注意。
建议中央巡视组以更严密的明察暗访，以更顺畅的信息渠道，以更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做好下一阶段的巡视工作，既消除公众眼中的神秘，也为民众的期待解疑释惑。同时，不妨
也以这次“蹊跷”的火烧连营为契机，展开个案调查，解剖麻雀，正本清源，给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说法。
民众才是最合格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 回应前日南都短评《袁岳请辞，红会社监委如何突围》
2013-06-03 09:43:27 浏览量:373 评论（0）字号：T T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王振耀、袁岳、张勇，相继被爆与红会有利益往来，前三位委员一再否认和红会的利益关系，而袁岳声明退回红会博爱家园评估委托款，并请辞社监委委员一职，表明其在逼仄的辩解空间中良知尚存，也表明红会所谓社监委自始至终都是一出闹剧。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王振耀、袁岳、张勇，相继被爆与红会有利益往来，前三位委员一再否认和红会的利益关系，而袁岳声明退回红会博爱家园评估委托款，并请辞社监委委员一职，表明其在逼仄的辩解空间中良知尚存，也表明红会所谓社监委自始至终都是一出闹剧。
这出闹剧的性质极端恶劣，也表明红会在人事调整后没有诚意，反而在忽悠民众的手段上煞费苦心。事实上，红会社监委16名委员都由红会确定，未见聘前公示，聘任过程等相关信息只字不提，这在一开始就玷污了“社会”二字，是即使其委员当真独立也不能被接受的程序硬伤。至于红会官员及其社监委成员多次声明，委员不在红会领取报酬，因而极具独立性云云，以此对照“利益往来”丑闻，还有红会对社监委的经费保障，只能说某些人睁眼说瞎话已臻“化境”。
自选社监委委员而且其中多有利益关联者，假借“社会监督”之名虚构自身合法性，这是不堪忍受的“被代表”，令红会和民众两方面都遭受侮辱。红会确有必要采取措施逐步恢复社会信誉，民众也期待红会走上正路，以便放心大胆地释放博爱之心，但是此类措施理应满怀诚意，至少做到善款进出信息高度透明和彻查郭美美事件。红会社监委这出闹剧都足以显示，某些官员的智商和道德有多可怜。
社监委委员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等界代表，享有列席红会会议、查阅红会文件、对红会进行质询等权利，负有对红会实施监督和调查等职责，却未曾对红会实施有效监督，大不如靠内线和网络信息就犀利质疑的网友“落魄书生周筱赟”。郭美美事件按说是红会重整信誉的重大节点，然而即使个别监委提议重新调查，包括与红会关系暧昧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媒体揭露并非社团而是商业公司)秘书长王永，那些头衔堂皇的委员却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装聋作哑，这就颇似一出红脸和白脸的闹剧。同样成疑的是
，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推出将近2年，至今还是“青海玉树地震”在“试运行”，“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继续空挂，新近发生的唯一变化是查询条件加严，却从未有社监委对此发出半点催促，足见权力的天性就是顺从其赋予者。
既然社监委先天具有从属于红会的性质，其表现跟红会一样缺乏公信力，其委员袁岳请辞恐怕就难成反思和完善的契机。红会社监委是怪现象，十几个委员即使心存良知，也难胜任监督职责，因此问题不在于怎样重组社监委，全体民众才是最合格和最合法的红会社监委。当务之急是高质量公开信息并强化问责力，依照国际惯例取消对红会的财政拨款，严惩强捐逼捐，用竞争的力量促使红会走上正路。
成长如此“烦恼”，“公务员热”会降温吗？
2013-06-03 09:40:33 浏览量:646 评论（0）字号：T T
摘要： 公众印象中，公务员是“高地位、高稳定、高收入”的理想职业，然而《瞭望》新闻周刊通过走访多省，却发掘出了青年公务员的另一种状态：他们好不容易闯过了惨烈竞争，还没来得及品尝喜悦，就患上了“生活高压、工作高压、舆论高压”的“新三高”症。《瞭望》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公务员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公众印象中，公务员是“高地位、高稳定、高收入”的理想职业，然而《瞭望》新闻周刊通过走访多省，却发掘出了青年公务员的另一种状态：他们好不容易闯过了惨烈竞争，还没来得及品尝喜悦，就患上了“生活高压、工作高压、舆论高压”的“新三高”症。《瞭望》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公务员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新三高”，这样一个标签贴在公务员身上有点出人意料。但真正熟悉公务员行业的人就知道，因为地域、岗位、职务、职级的不同，“压力巨大、苦熬升迁”的公务员其实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基层，在青年公务员中，除了极少能够“火箭升迁”的幸运儿之外，大多数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当媒体不断曝出有的公务员“工资基本不动”时，事实是还有很多公务员买不起房，就像记者采访的那个已工作了3年的青年公务员小陈，“积蓄付不起几十万元的房子首付”，“相亲20多次都未成功”；当媒体披露有的公务员上班的地点就是茶馆等娱乐场所时，事实是还有很多公务员连法定节假日的休息都没法保证，就像记者采访的在贵州省委工作的青年公务员李雷，“熬夜写材料，一改十几遍，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收入不高压力大，这就是媒体归纳的青年公务员所谓“成长的烦恼”的主要内容。烦恼
的人都应该得到安慰，何况公务员因其职业的特殊性，个人情绪的波动与公众福祉大有关联呢。青年公务员的“成长的烦恼”还真不是一个小事。
如何化解青年公务员的“成长的烦恼”？众所周知，人的得意或失意几乎都缘于与其他人等的比较，报道中的一位研究生公务员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工资收入只是律师同学的零头”而失落吗？因此要解除其心结，不妨让他和另外的群体再比较一下。“收入不高压力大”，哪个行业的“资浅人员”不是如此？就拿采访他们的记者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刚入职者，又不幸服务于一个市场化媒体，他的压力相信绝不会比青年公务员小，其日复一日熬夜写稿挣工分的滋味，与青年公务员们“熬夜写材料”相较又如何呢？青年公务员苦熬升迁，但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还不健全，其最坏的结果无非不升迁而已，而其他行业的年轻人却可能不进则退呢。
因此，要说“成长的烦恼”，任何一个职业概莫能外。青年公务员固然不是最无烦恼的群体，但肯定也非烦恼最多者，青年公务员明了这一点，庶几可以恢复对职业的激情。
正因为哪行哪业都有“成长的烦恼”，单独拎出一个群体渲染其烦恼似乎意义不大，但鉴于这个让人烦恼的行业每年吸引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媒体为其“祛魅”是否有利于为高烧不断的“公务员热”降温？若真能如此，《瞭望》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也可算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