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中国语境看贝克的风险社会与第二现代性理论
从当代中国语境看贝克的风险社会与第二现代性理论［理论视野］
庄友刚 张国华 约4830字
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与“第二现代性”理论提出后，国内理论界关于这一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也日益深入。总体来看，目前尚较少出现从当代中国发展语境出发系统评析这一理论的价值与问题的研究著作。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贝克的理论逻辑给予一个简要的叙述。1986年，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在贝克的理论中。风险社会是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当今时代无可回避的客观境遇。规避和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是当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贝克、吉登斯等人看来，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的危险或危害，而现代性总是意味着风险。他们认为，风险观念的形成和扩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人们用后现代主义来指称对现代性的反叛与批评。在这一意义上，贝克完全认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贝克又不完全同意后现代思潮力图解构现代性的倾向和主张。在他看来，后现代思潮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也摒弃了现代性构思中的合理成分。由此，贝克指出：“对大多数后现代的理论家对宏大叙事、总论和人性的批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会是一种新的思考。”。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贝克并不认为风险社会是与现代社会隔离的，风险社会只是现代社会的新阶段。
贝克把工业现代性称为“第一现代性”，“我用‘第一现代性’来描述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性，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主要是从地域意义上去理解的”。“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和控制能力、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这些是“典型的第一现代性的东西”。。相应地，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被称为第一现代化，或简单现代化。工业现代性的发展孕育了一种可能的趋势，即进步转化为自我毁灭。最终使工业现代性寿终正寝的正是工业现代性的胜利成果。“工业社会的活力削弱其自身基础。”这一趋势的最终后果是工业现代性的终结，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实际上，在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一种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所区别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正在形成”。区别于第一现代性，这种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就被称为第二现代性；朝向
第二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便是第二现代化。
这样，第二现代性理论就在与工业现代性或第一现代性既存在一定关联又根本相区别的意义上被建构起来。与第一现代性相联系的是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性相联系的是风险社会。如果把工业社会当作工业现代性的同义语，那么风险社会就是第二现代性或反思性现代性的同义语。“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制度监督和保护制度。”“风险社会”这一语词并不是单纯被用作反思性现代性的指称，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孩我们可以随便给他取个什么名字一样，这一概念还是反思现代性阶段社会根本特点的表征，风险成为这一社会阶段的根本的和主要的社会现象，“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就是说，“风险社会”概念标明了第二现代化阶段与第一现代化阶段的根本差别。这样，贝克就在理论基点上把第二现代性与风险社会联系起来。第二现代性与风险社会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谈到前者就意味着后者，反之亦然，二者互相补充，互相说明。
用“风险社会”概念标示第二现代性阶段并不是说第一现代性阶段不产生或不存在风险，相反，在这个阶段工业现代性发展本身产生了系统的威胁。但是，工业现代性的积极后果与风险后果比较起来，积极后果更为突出，积极后果一定程度上掩盖、弱化了风险后果。这时风险问题尚未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在第二阶段，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风险成为这个阶段社会的中心特征和中心问题，风险问题取代了工业社会的自我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在风险应对问题上，贝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在他看来。风险扩张与加剧的重要根源即在于制度的失范与消解，他的目标是要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把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界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被放在了制度的中心。”“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围内建构特定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方法以制度的方式和途径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为此，贝克大声疾呼：“为了说明世界风险‘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促进形成应对全球风险的‘国际制度’。”
作为风险社会理论
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贝克在关于风险社会发展的未来逻辑的问题上勾画了“世界主义”的理想蓝图。现代风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风险威胁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治理的主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因全球威胁而产生的震撼总是会激发新型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开放。”这时，世界已经变成为世界主义的世界。“世界主义本身已经成为现实”。这样我们在观察和认识当代世界的时候就需要新型的世界主义的观点，世界主义观点是“感知概念重构的结果和前提”∞。在当代，欧洲正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主义的典型范例。
二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使中国日益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主要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状况所造就的现实后果。有三个方面是我们必须注意而不能忽视的。
第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是局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也可以称其为不均衡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选取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或者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作为发展的突破口进而谋求全面发展，这种发展战略元可厚非，甚至是必需的。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一发展战略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同时，在这一战略推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实施中被片面发展和强化，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演变成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而经济增长又被演变成单纯追求GDP增长，GDP数据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指标。再比如，
在社会发展方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日益扩大。不仅不同社会主体在利益分配上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在发展方略上作出调整。但是长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问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在一定
历史时期内，先前积聚的风险还会进一步展现并恶化。
第二，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而步入风险社会。贝克用“压缩饼干”理论给予了比喻性的说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世界两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历程，其间的震荡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一包压缩饼干，初时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涨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制度规范迅速消亡而新的成熟的制度规范体系却无法立即确立，由此导致制度规范体系的“真空”，这必然增加和加剧伴随社会转型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也使得现代化战略的负面影响和矛盾在早期的发展中在一定意义上被掩盖和滞后，而在现代化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会集中地显现和爆发出来。这必然增加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风险后果。
第三，全球化深度发展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当前的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居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转嫁风险的状况。这必然增加中国的社会风险状况。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说当代中国正日益进入“高风险社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于观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
另一方面，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成果的时候还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
固然，贝克的理论非常强调“第二现代性”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强调二者的共同性——而不是差异性——已成为纠正困扰当代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的偏见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偏见把当代非西方社会贬黜为‘传统的’或者‘前现代’的范畴，因而不是以其本身的术语来定义它，而是把它们定义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或者认为它们缺少现代性。坚定地把非西方社会定位于第二现代性而不是定位于传统的范畴，将实现现代性的多元化”。“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语境的发展，不仅
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验。”。这里，贝克的“现代性的多元化”主张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从他的风险社会理论总体来看，无论是对风险社会成因的分析、应对风险的策略探索还是关于超越风险社会理论出路的思考，都缺少对非西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的分析。概括地说，遮蔽了非西方世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忽视了这些地区与西方世界不同的发展前提和基础。
由于发展基础和前提的不同，在应对第二现代性挑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关闭一个经济效益很好而污染严重、生态效益很差的企业，对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而言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对于发达地区是很小的社会风险，对于落后地区却可能引起重大的社会动荡。在应对第二现代性基本挑战的问题上，把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放置于同一平台而忽视它们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必然使发展中国家要遭受更大的风险。更何况在这其中发展中国家还要遭遇发达地区转嫁的风险。以前西方中心论强调西方与非西方差异是为强化西方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意义上，贝克强调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第二现代性面前的共同性而不是差异性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但是，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不能因此而忽视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差异。西方中心主义是从发展利益、发展价值视角片面强调差异，强调西方中心；贝克则是从面对第二现代性的挑战的角度强调共性，撇开差异。换言之，谈到利益时强调差异性、强调西方中心，谈到问题与代价时又强调共同性、一致性。西方中心主义是在前者上面做文章，贝克则是在后者上面做文章。表面上看，贝克和我们一样反对西方中心论，实质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利益中心的立场。
责任编辑 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