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_文学_观

浅析孔子的文艺观

浅析孔子的文艺观摘要：首先简介孔子的生平和文论思想，他的文论思想被概括成为“诗教”说；其次分三个方面来浅显分析孔子的文艺观，第一，孔子对《诗经》的评价；第二，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第三，“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最后，总结孔子的文论思想，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关键词：孔子、兴观群怨、思无邪姓名：苏晓龙学号：20080341044 班级：08汉语言文学三班孔子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逐渐成形发展的时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方面，都充满了新和旧、进步和保守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孔子的思想也是十分矛盾的，既保留着不少旧的东西，也难能可贵的在他思想中有着新的内容。孔子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重点是谈论文艺和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他这种文艺思想，被概括成为“诗教”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种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影响至深，可以说一直波及到今天。本文就是从三个方面来浅显的分析一下孔子的文艺观。一、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经》是否由孔子删定，难以确定，然而他曾经整理过《诗经》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在对《诗经》的评论中还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批评标准，这就是《论语·为政》中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然而，《诗经》的实际内容则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歌功颂德之作，也有暴露批判之作；既有天真朴素的爱情歌唱，也有严肃庄重的祭祀乐词；既有下级官吏牢骚不满的发泄，也有王公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二、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就是孔子的文艺观，主要眼于文艺的社会教育功用，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着重体现了文艺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力，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孔子的“兴”、“观”、“群“、“怨”是比较典型且有代表性的。 “兴”是作诗的方法，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愤，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按朱熹的诠释意思是：“兴者，先言他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具有含蓄美，又有发散性思维的特点，能给人联想的空间，所以，“兴”这种作诗的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观”的本义是观察，仔细地看，“观”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的三个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

儒家思想分析

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春秋时期，知识分子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儒家学说。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西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

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

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摘要：《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道家文学观；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儒家文学观；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有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关键词：儒家尚文尚用宗经征圣《原道》为《文心雕龙》五十篇之首，其主要内容为探究文的根源。作为儒教忠诚信徒的刘勰其根本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文学观，从而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文学批评回归传统的牵引力。下面就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先秦时期王道失而霸业兴，群雄角力之间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招兵买马引进人才。有志之士各怀一技之长行走于诸候间。为了推销自己，扩大影响力各自著书立说成为百家。一时间学术氛围异常浓厚，出现了一批批职业学者我们称之为“士”。“儒”本身就是文学专业的士，那么作为文学之士的儒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些什么呢？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现代的哲学史家们认为重实用、重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其实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正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儒家文论的源头。他很看重诗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的话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的意思是说,学诗是为了讲话有文采；话说得漂亮才能更有利于道理的传播。不过孔子更重视文学对于修身的意义，这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有关。《阳货》篇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兴”的意思是启示、感发；“观”意为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是沟通感情,增进团结；“怨”即批评时政,抒发怨情。这里说的是学诗对于修身的好处。学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就是诗的功用了。 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对文的孜孜追求同时表现了儒士们处世求达和极积入世的人生态度。之所以要有言，言之所以要行而远之，从表面上看是追求言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某种功能上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折射出的是儒士们“有为”的人生追求。为这一理想“上下求索”，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Microsoft Word 文档 (3)

（史海钩沉）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摘要：先秦时期在我国北方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在与中原华夏族交往的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发表了关于包括北方民族在内的一系列民族看法和主张，初步奠定了儒家民族观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先秦时期北方民族儒家民族观一、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先秦时期，在我国就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在先秦时期又被称作诸夏。据《尔雅·释语》：“夏，大也”。[2]《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3] “诸夏”之外的民族，则被称为“戎夷蛮狄”。传说时代最早的民族族称是夏、夷、蛮、狄、戎。其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为狄，西北方的为戎。他们的族称涉及时代最早的见于《史记》有关尧舜的记载，如“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等等。[4] 在夏朝时，关于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记载很少。《竹书纪年》在后相和后泄时，提到畎夷，云：“帝癸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路史》云“癸不务德……于是犬戎侵岐居之。”[5]《路史》说的犬戎，就是《竹书纪年》的畎夷。《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也有相关记载，说明与夏朝同时存在的民族称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有畎夷、皮服岛夷等民族，这从游牧民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分布可以证明。

商时北方游牧民族成了威胁中原的重要力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狄、戎等字。商时，在商的北方和西北方，甲骨文记有土方、鬼方、邛方、御方和狄之称，如己酉卜，宾贞，鬼方易无祸，五月。[6]“鬼方距商朝更远，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盗的游牧部落”。[7]商周时期，李家崖农牧文化其主人被认为是商周的鬼方，还可能与西周的猃狁有关。[8]文献记有商时的北方民族有薰育、猃狁、鬼方、犬戎、畎夷、狄（翟）等称。周时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也有很多记载。周人的祖先就曾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据《史记》记载，公刘时还在不窋所居住的地方“犬戎之间”。后来，因受薰育或北狄南下的压力，迫使周祖从“戎狄之间”迁居岐山下周原。《吕氏春秋》云：“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 [9]至周王朝时对北方民族的记载更多，《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西方曰戎，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0]《竹书纪年》云：“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入侵。……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遁。”《史记》云：“周避犬戎乱，东徙雒邑。”[11] 春秋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称谓有戎和狄。戎又分别称为戎、北戎、山戎；狄又分别称为狄、赤狄、白狄、长狄。《左传》从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起，明确的将北方民族统称为狄。在此之前，称北方民族为戎、北戎、山戎；在此之后，称狄、赤狄、白狄、长狄。戎狄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华夏族交往的各少数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是对华夏族最重大的威胁。《左传》宣公十五年曾历数了伯宗所举的狄之五罪，其一便是嗜酒，《左传》中还记载有魏绛的一段话，“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外土可贾矣。”[12]这说明当时的戎狄部族基本上是以游牧为生的，重视财物，轻视土地。《春秋》云：“僖公三十有二年（公元前628年）秋，卫人及狄盟。”杜预注云：“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孔颖达疏云：“狄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13]反映了北方游

儒家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解读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略谈儒家的正义观

略谈儒家的正义观蒙培元正义观是古今、中西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之一，但是理论形态不尽相同。儒家也有正义伦理。但是，儒家的正义伦理，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西方的社会规范伦理。所谓社会规范伦理，是建立在外在的社会规范之上，而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称之为德性伦理。虽然如此，它同样具有客观普遍性，在社会实践中能起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广义的规范伦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即孟子与告子关于“义内”与“义外”之辩。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义的客观性、普遍性有分歧，而是辩论这样一个问题：义究竟出自人的内在德性还是外在的社会法则？这实际上是伦理的道德前提的问题，直接涉及对人性的看法。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或是无善无恶的？抑或是善恶混杂、有善有恶的？这是先秦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孟子之后，儒家主流派选择了性善论，以此作为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当然，与性善论传统并存的还有性恶论及其相应的正义观。按照性恶论的说法，正义原则是与社会的礼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礼义”。礼是社会制度及规范，是客观的，正义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公正原则，人人必须遵守。礼是有等级的，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所谓正义就是在社会等级之上维持一种基本的公平。荀子说：“公平者，职之衡也。”（《荀子×王制》）公平是衡量官职的标准，因此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要公平。只有“刑政平”，才能“百姓和”（同上）比如减轻田税、平摊关税、减少力役（《荀子×富国》）等等，都是公平的措施，为的是维持社会的和谐。性善、性恶的问题，只是一个理论前提的问题，也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无从证实。这同西方伦理学正义伦理从某种假设出发是相同的。重要的是对正义本身的理解、论述和应用，在这一方面，无论性恶论还是性善论，都有共同的理性原则。儒家有“四德”（即仁、义、礼、智）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说，代表儒学的核心价值。其中，仁是“全德”，其他三德或四常是仁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和表现。其中的义，便是儒家的正义观。义本来指人的内在德性，来自“羞恶之心”，即羞耻感，这是人人具有的，其人性则称为义理之性；其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则为伦理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正义原则。构成五伦中的一伦。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这种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原罪感）有所不同。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可说这是一种自律伦理，而非他律伦理。 “义者宜也。”（《中庸》）“宜”是适宜、适当的意思，其价值意义就是“应当”，是说，人应当如此行为、如此做事。义的实质，就是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正义原则。孟子将其比喻为“人路”，即行走时所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是一条唯一正确之路，也是正义之路，因此又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既是正确之路、正义之路，就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否则，社会就会乱套，陷入无序状态，人性也会被扭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思想(儒家、道家、法家)

专题一人文思想综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当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派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发展繁荣，和儒家共同给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浸透着浓郁的人文思想。一、儒家基本思想：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人为贵"为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其核心思想的学说。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体现着人文精神。思想演变：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以仁的学说奠定基础（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孟子提出仁政，荀子则提出性恶论。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 （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思想。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移花接木。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相结合。代表人物及作品：孔子和《论语》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章摘要】文学是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概念，文学自起源起，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的重要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反映着思想，而思想反过来哺育着文学，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它虽然比文学产生晚，但它对中国文学发展以及成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无不体现着儒家仁、义、礼、治的思想，无论是唐韩愈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还是现代“国学”教育的火热进行，都可见儒学思想在几千年的浮浮沉沉中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保存下来。【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中庸之道《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先秦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国优秀的文化开始逐渐融于世界华化的长河中，中文优秀的文化也日益被全世界人所接受，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的“仁爱”、“爱民”、“忠恕”、“中正”、“忠孝”、“内省”，思想日益影响后代人的言行举止，因而一所所孔子学校纷纷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说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教化作用非常大。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并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流派。孔子的思想并没有用书直接记录下来，而是孔子的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论与事迹记录下来著成一本书《论语》。孔子逝世后，儒家学派开始分化。《韩非子?显学》谓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回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在理论上对对儒学贡献较大的是以孟轲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因为古代儒家的思想是以孔孟的儒家的思想占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所以这里的先秦思想文化主要是讲孔孟之道，孔孟的思想。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孔子和孟子的儒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思想分别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

一、儒家思想对当今政治的影响儒家产生的时代，社会正处于强烈的变革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与之相应的，西周赖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宗法制”和礼乐制度也开始崩溃，周天子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控制，整个社会陷入了所谓的“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各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兼并战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儒家对此感到不满和忧患，抱着救世的目的，决定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天下有道”的正常的秩序。在儒家看来，当今社会的失范的根本原因是人心不古，抛弃了西周初“敬得保民”的传统，导致社会制度的崩溃，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重提“敬得保民”的思想，重建礼乐制度，于是他们就秉承西周初的文武周公之道，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要的政治主张：为政以德，反对刑杀；为政要从修身做起；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选贤任能，使能者在其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建立以工农联盟的基础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谋福利。从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实行分土地，大力发展经济，实行五年计划建设国民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办试点，以深圳为窗口，实行改革开放，很快让中国沿海富起来。到了21世纪，又实行“三农”政策以及社

儒家文化

【摘要】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儒家文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人们崇尚和平、追求自强、实现自我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掘儒家文化，对于现今时代有着重要意义。【关键词】儒家文化精髓现代意义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它的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重道德，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儒家注重的是大方向，重视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关心的是健全人格的培养和正确人生观的建立，即教导人成为正人君子。儒家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这是追求进步的人们重新关注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沉积了几百年韵儒家文化又被人们热情地发掘出来的原因所在。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它以心灵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为主要目的。而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仁、礼和中庸这三个方面，一直绵延至今。其具体意义如下： 1.儒家文化的“仁” 儒家文化中“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家文化的“礼” 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儒家文化的“中庸”

论孔子的文学思想

论孔子的文学思想摘要：孔子不仅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孔子的文学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以往学者多是了解研究孔子政治哲学思想, 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有所忽略。我将从孔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原则与标准、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四个方面，对孔子的文学思想进行解读，稍作介绍。关键词：孔子；文学思想；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纵观我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史长河,出现过浪漫主义等诸多流派,但现实主义却是这条长河中首尾贯通的主流.《诗经》虽在文学创作方面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先河, 然而一部诗集只能成为创作的楷模而已, 而为现实主义古典文论奠定基础并对些一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算是孔子的文学思想。（一）文学具有实用性文学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实用于政治;孔子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非常直接。他认为从事政务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就是要“诵诗三百”。不然等做了官再学习,势必走弯路。他说: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他选用人才的态度很鲜明,宁选择先具备文学修养的常人, 也不录用做了官再学习文学的卿大夫子弟。因为没有必要的文学修养, 就不具备从政的起码的能力和资

格。其次，从政者必须把所具有的文学修养灵活地卓见成效地用于政务的处理, 就是授之以政而达,使于四方而能专对。不然,“虽多, 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孔子聚徒讲学,也正是为了培养从政的人才。对于那些善于把文学修养运用于政务并取得政绩的学生, 孔子总给予热情的鼓励。他夸奖子贡为宗庙里盛黍樱的瑚琏,赞扬子路“片言可以折狱”, 甚至把侄女嫁给了“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南宫适。二是文学实用于风化;天下之所以动荡,社会之所以昏暗, 孔子认为根源在于“礼崩乐坏”, “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 他充分认识到文学在改革世风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他说: “博学于文, 约之以孔, 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颜渊》) 不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 言行便不切仁义之道, 世风便恶浊不堪。孔子的这一认识, 早已为古今史实所证明。只有能动地发挥文学的“兴”“观”“群”“怨”的积极功用, 社会的风气才得以淳厚, 人民的精神才归于文明。三是文学实用于教育;孔子兴办教育, 意在培养以仁义治国的人才, 不断扩大宣传和推行“忠恕”之道的队伍。由于认识到文学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除了直接向学生教授政治之外, 孔子把文学作为重要课程。 (二)文学具有现实性《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主张以“仁”治天下, 反对依恃暴力。认为以力治国,百姓慑于严刑峻法,仅能短期内不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而以“德”、“礼”治国, 百姓便“有耻且格”了。文学必须紧紧围绕现实社会中各类重大问题进行反映。脱离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

第10卷第6期2008年12月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URNAL OF GU I Z HOU UN I VERSI TY OF TECHNOLOGY(Soc i a l Sc i e nce Edi t i on)(B i m ont hl y) Vo.l10No.6 Dec.2008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闵军 (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自然美学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09(2008)06-0127-03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孔子之前,人们对自然美的丰富感受1进入到艺术作品之中。诗经中千古传诵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即生动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自然在经过人的实践的人化的基础上,已成为能够在情感心理上感染人的、具有美的意义的东西了。诗经中对各种草木鸟兽的描写,虽然大多是作为形象的譬喻而出现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人们对这些自然物的美的感受的萌芽。诗经硕人一诗对女性形体美的描绘,更是充分地说明人的自然形体本身已成为人们所欣赏的美的对象,不带有任何神秘的色彩了。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明确地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但从他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其对于山水自然的一些看法。论语雍也中有孔子的这么一段话: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寿。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释之曰: 知者乐水者,乐谓爱好,言知者性好运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不知已止也。仁者乐山者,言仁者之性好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知者动者,言知者常务进,故动。仁者静者,言仁者本无贪欲,故静。知者乐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乐也。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老也。这里,孔子的话本来是从君子的人格修养上来说明知者与仁者所具有的各有侧重的品质特征。他认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只是为了以此来说明知者和仁者的不同特征。但在他的这种说法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人们的精神品质不同,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也就不同,二是一定的自然对象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其具有某种和人的精神品质相似的形式结构的缘故。知者之所以乐水 ,是因为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知者不惑 ( 论语子罕 ),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特点。仁者之所以乐山 ,是因为长育万物的山具有阔大宽厚、巍然不动的静的特点,而仁者不忧 ( 论语子罕 ),宽厚得众,稳健沉着,同样具有静的特点。这里,实际上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有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审美的一种心理特点。[1]孔子在论语中还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论语为政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论语子罕 )等语,同样是从人的伦理道德观去看自然现象,把自然现象看做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不论山、水、北斗、松柏抑或是其他自然现象,只要它同人的某种精神品质、情操有同形同构之处,都可能为君子所乐。这种乐显然不是某种功利上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感应和共鸣,也就是人对自然美的感受和愉悦,亦即审美。从历史上看,孔子这种审美观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源于诗经中的比兴。在诗经中,我们已能看到不少用自然物来比拟、赞颂人的精神品质的作品。如诗卫风淇奥 :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璋。这里以金、锡比君子的纯粹美好,以圭、璋比质地纯洁美好,正是刘勰所谓: 金锡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 ( 文心雕龙比兴篇 )其他如鲁颂閟宫 :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周颂天作 : 天作高山,大王荒收稿日期:2008-04-10 作者简介:闵军(1964-),男,贵州人,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儒家经典中的文体与文体观念_1000003863504911

，Array光来探讨儒家经典与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一、五经为“文章之渊府” “文本于经”、“文体原于五经”等观念是在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五经”之说，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典籍，其中《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并《左传》而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学批评中便出现了依经立论的风气，如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明确提出《离骚》与五经的关系。魏晋之后，人们往往以文论经，从经书中发现文章之美，遂使五经成为文章写作之渊薮。如晋傅玄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符”，“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陆机“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等，都是主张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写作养料。至刘勰作《原道》、《征圣》、《宗经》篇，将天道、圣人、儒家经典三者明确联系起来，高倡五经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构筑了文学批评史上系统的宗经说。文本于经，五经为群言之祖等，遂成为文学批评史和文

体学史上的基本观念。刘勰、颜之推等，于五经，如《文心雕龙·宗经》说：“论、说、辞、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启疆，所以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此即“不断补充、发挥刘勰的观点，如元郝经《来５８种文体，分别系于《易》、《书》、《诗》、《春秋》艺流别》则将古今１５０余种文体归入《诗》、《书》、《秋》六艺之下，构建了以“文本于经”实事求是地说，五经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记载的思想观念与文章形的影响。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且为早期文章的典范，也必然在后世文章写作中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就文体言，诗、歌、盟、铭、诔等文体成熟极早，大量载入儒家典籍中，已成其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至于后世各种文体因素的萌芽，在儒家经典中更是不胜枚举。传统诗文文体，很少有不受儒家典籍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于经”、“文体原于五经”等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当然，文体之发生渊源复杂，不能绝对化与简单化。如果把历代所有文体的渊源一一归于五经，则不免失之牵强。二、儒家经典中的文章文体先秦儒家经典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记载，包含着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文字制作和作为其载体的相关文体。以诗歌文体为例，《周易》保存了不少远古歌谣。如《周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周易·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种简短的二言诗体是与当时简单劳动和思维相对应的原始诗歌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和人类思维、语言的发展变化，诗歌的句式逐渐发展，如《尚书·皋陶谟》载帝舜君臣倡和之歌曰：“元首明